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唐朝演义
七唐朝演义
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有一个先导，汉朝的先导是秦朝；唐朝的先导是隋朝。秦朝和隋朝都在全国混乱中统一了局面，它们虽然短命，却为跟进的汉唐两朝立下基础。反过来说，没有秦朝隋朝的开拓与规模，汉朝唐朝可有的忙的。
唐朝的盛世，又跟它“对老外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唐太宗的妈妈就是胡人，严格说来，他是杂种。他对中土的和四边的，“视之如一”。老外到中国来，可以一同上朝、一起做生意、一起开胡姬压酒的酒吧。这种自信与度量，使唐朝文化多彩多姿，十分“西化”。
但是，文化上的混同，并不表示可以免除武力上的混战，唐朝对“四夷有勿率者，皆移兵讨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这是很不爱好和平的。
相对方面，唐朝因为先天不足，也极易跟胡人纠缠不清。唐高祖打天下的时候，曾向胡人借兵。这种模式，引出了用回纥平安史之乱；用沙陀平黄巢之乱，以至于亡国。结论是：唐朝在文化上能够大力胡化，但在武力上未能力大化胡，这倒是一个“文武分离”的好例子。
唐朝的另一大手笔是它“对人才的态度”。魏元旷《蕉厂随笔》说：“唐时才士，无不遇之叹。”可见唐朝的人才政策，当时是成功的。
读唐朝历史，应该特别注意它的文化面。唐朝在文化上为旧中国转型，为“可怜‘玉环’倚新装”。如今唐朝已经“内库烧为锦绣灰”了，但它的文化面，却万古长存，我们忘不掉。
八五代演义
综合“五代”、“十国”的大局，可称得上是中原残破、民不聊生。内战使中国百姓吃尽苦头。例如朱全忠为了抵制朱克用，竟决黄河来淹对方，受害最多的，是老百姓；又如契丹灭晋，军队没有补给，每日数千骑，分道抢掠，称为“打草谷”，受害最深的，是老百姓；又如“五代”国都，四个在汴梁(开封)，一个在洛阳，当时洛阳已经残破不堪，居民不满百户，成了“瓦子堆”。全国人口，比唐朝末年少了三分之一。受害最惨的，又是老百姓。到了“五代”结束，宋朝一统天下的时候，中国的战乱，自黄巢以来，恰好已一百年。老百姓受害一受就是一世纪，这一惨象，说明了做中国人是多么不容易!
“五代”也有一个“好处”，它促进了中国南方的开发。中国文化南移，在“五胡乱华”以后，这时又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十国”中除吴越外，其他九国君主，都是北方人，光这一片落叶，就可感到北方的秋色了!
九宋朝演义
宋朝是一个对内神气对外窝囊的朝代，也就是一个“在羔羊前是勇士、在勇士前是羔羊”的朝代。
由于夷狄认为“中国人难制”，且对太南太远的土地，兴趣不高，使宋朝得以从容苟延残喘。于是在又磕头又作揖、又称臣又纳贡、又呼叔叔又叫伯伯的和战之下，居然北宋拖了一百六十八年，南宋拖了一百五十二年。窝囊如彼，却长寿如此，真是千古妙事!读《宋朝演义》的有心人，可别忽略了这一点。
十元朝演义
元朝在中国史上，曾被严重的曲解。首先是种族上的曲解，一开始就以“汉人”的眼光，把“蒙古人”当“异族”看。其实“汉人”的本身，早已是异了又异了。当时的汉人，就包括北方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南方的汉人，反不叫汉人而叫“南人”。今天我们回顾元朝历史，必须注意摆脱名词的纠缠，而该中华民族一家人式的，以博大观点，谈古论今。
其次是政治上的曲解。由于元朝的后代是明朝，明朝在宣传上，很容易用曲解手法，来搞“民族大义”与“夷夏之防”。这种曲解走火入魔，甚至有“根本不承认有元朝”的妙事出现。明朝进士王洙，写了一部《宋史质》的书，书中根本直接以明朝接宋朝，把元朝全部出局了事。元朝历史在有意曲解下，自然以讹传讹，变成了中国史中的黑暗时代。
事实上，元朝历史中有许多光明面——至少比较说来，是光明面。例如元朝在刑狱方面，从来没有过文字狱一类的大狱，承平时期处决的人，也比较少；在财政方面，元朝只有正税，没有苛捐杂税。正税也不算高，商税只三十取一。……大体说来，元朝政治相当宽。所以明太祖征召元朝故臣时，马翌的对话是：“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足见元朝并不“黑暗”。
十一明朝演义
明太祖(朱元璋)以强大的特工政治维持政权，导致了明朝政权的先天恶性膨胀——特工(锦衣卫)膨胀，自明太祖时的五百人，直到达日后的十六万人!掌管这些贴身○○七的，都是贴身的太监，所以明朝的宦官○○七，变得空前绝后，这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
这种特色的起因，是明太祖起，厉行中央集权。一般说中央集权，是中央政府集权；明朝的中央集权，却是皇帝一个人集权，是中央独夫集权。明太祖连象征性的权力都不愿给丞相，他废掉丞相，直接以皇帝带各部会，政府的体制给弄乱了，自然就因不是大臣当国而是小人当道，而闹出无法无天的闹剧。……最后胡闹到全国为太监魏忠贤立“生祠”(为活人盖庙)，“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毁民舍二千余间”。祠盖好后，举行落成典礼，有的要“迎忠贤像，五拜三叩首”，要“文武将吏，列班阶下”。这种全国大拍马，实在太不成体统，实在是另一大闹剧。
看明朝历史的人，必须特别注意明朝政治的闹剧一面，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大耻辱，中华儿女们别忘了老祖宗们作的孽!
十二清朝演义
清朝是满人的朝代，对清朝的论定，自辛亥革命以来，由于“种族”的偏见，未免有太多汉人本位的错误，就像明朝汉人论定元朝蒙人的错误一样。这种偏见，是应该取消的。读清朝历史的人，先得注意这一点。
取消“种族”的偏见以后，我们发现，清朝的政治，大体上，要比明朝等朝代像样得多。……(康、雍、乾)形成了盛世时代。三个皇上，在位共达一百三十四年，占了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天下的一半。在中国历史中，一个朝代的盛世能够持续得这样长、这样久，实在是老百姓的造化。
乾隆统治中国，有文的有武的，文的是《四库全书》；武的是“十全武功”。十全武功是两定准部(蒙古)、一定回部、二扫金川、一靖台湾、降缅甸、降安南、两降廓尔喀。在完成“十全记”纪录的后两年，英国的使臣到了中国。中国的真相，开始在英国鬼子眼中亮了起来。这对中国说来，是一个恶兆。
过了不到半个世纪，这个恶兆变成了厄运——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大觉悟。中国人觉悟到，原来几千年的“夷夏之防”，防来防去，竟防的都是自己人，实在不算是什么“夷狄”!这回来的金发碧眼的英国鬼子，才是真正的夷狄!
可是，一切都太邪门了一点，中国人简直不太能应付这种新局面，其困难情形，恰如李鸿章说的，一方面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是“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种“变局”和“强敌”，都被清朝政府倒楣碰上，结果只好丢人现眼。现在我们看清朝历史，在对他们论定的时候，也该注意这一点。
十三民国演义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辛亥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就职的，阳历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这一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结束并不在同一天，清朝结束是辛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阳历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前后相差四十三天。
这四十三天中，南方北方之间达成一项重要的认同，就是民族观点的博大化。……二月十八日，发表“孙大总统布告天下电”，表明“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很博大的。清朝主政者开始“人心思‘汉’”和民国主政者停止“人心不‘满’”，停止“驱逐鞑虏”的时间性政治性号召，大家以博大观点示人以广，这是民国成立的第一步。
不错，“亡国未有若此之易者”，但是国“亡”了，旧政权和新政权之间，竟能以“优待条件”达成博大观点的和平解决，这真是中国人的政治技术!
中国人的政治技术，千百年来，一直表现在帝制王朝里，民国来了，对中国人是一种难乎为继的新经验、新试验、新考验。中国的先知告诉中国人——“革命尚未成功”，中国的前途，还需要顺天应人的革命!
——中国历史演义总说批判中国传统李敖语萃批判中国传统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层层累积这个烂摊子上的文献典籍，至少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对这个浩如烟海的重担，我们一定要问：这些遗产，对新时代的我们说来，究竟有些什么积极的意义?换一种问法是：这些遗产，能不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新世界里得到好处?
这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想要求得答案的问题。
几年来，我以一个关心中国思想趋势的人的身分，很想给这个新的答案求得解答。在白天、在深夜，在活着的中国人的嘴上，在死去的中国人的书里，我练习呼吸中国人所呼吸的空气——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呼吸的结果，我发现这种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百分之四的比例。换句话说，空气中所以有这么多的害人的“二氧化碳”，因为它们不是新鲜的，是被两千五百年来的人呼了又吸，吸了又呼过的。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两千五百年后的中国人，呼吸着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时代的空气”，这怎么能够生活?怎么能够不糟糕?
无疑的，这个答案是一个令我们不快乐的答案。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想到，两千五百年来累积的二十五万三千种的文献典籍，在新的世界里，竟然对我们没有什么积极的用处。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一开始就不及格，我们的祖宗著书立说，绝大部分都没有运作的意义，没有认知的思想，没有推理技术和科学知识，没有新观念和新气魄。所以，尽管他们很努力，替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但在起码的逻辑解析、语意剖析和心理分析下，在起码的现代学术的光照下，在起码的现代人的标准下，它们都已经不住考验了。换句话说，它们已经发霉了、腐烂了。
让我们不要再呼吸这些旧时代的空气吧!与其做旧时代的孝子，何如做新时代的烈士?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
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颟顸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佬。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不合逻辑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大毛病，是立论推理不合逻辑，经不得方法学的解剖。
——寻乐哲学
儒与道的“不死思想”
不死的思想，细分有两派，一派是指形骸不死，一派是指灵魂不死。中国的儒家接近形骸不死，道家接近灵魂不死。
儒家像埃及人一样，希望保存形骸，儒家提倡厚葬，就是对形骸的重视。儒家宣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在”字，有它相当的具体性。
道家就比儒家彻底得多、进步得多。道家相信形骸和灵魂是两分的，灵魂的存在，无须倚靠形骸的具象。《庄子》里写庄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他，他就反对。
——不老·不死·尸不死构想
不死的构想，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有着深远的来龙去脉。传说里西王母有不死药，后羿讨了来，自己还没吃，就给嫦娥偷吃了，演出了嫦娥奔月的故事。证明了为了争吃不死药，中国第一场太太离家出走的戏，就这样构想出来了。
这种不死的构想，在中国文献里经常流露：《山海经》里有“不死民”、“不死之国”的话；《吕氏春秋》有“不死之乡”的话；《淮南子》有“留不死之旧乡”的话。这种构想是很普遍的。
这种构想，到了帝王大脑里，由于他们有力量、有权势，倒真的想如何可以长生不死了。于是，长生骗子就出现了。
——不老·不死·尸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古时邮差
古时的邮差
古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事，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的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支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在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式的，日夜不停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在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荔枝，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人和马的血汗与辛酸。那时候的邮差，真他妈的太苦了!
——传令——全国大跑马
大人物生时“不简单”
中国人几千年来有一个大传说，人人都信。
这个传说就是：凡是有点名儿的人物，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都不简单。
所谓不简单，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他的家人总要碰到些怪事，或是看到些怪光、或是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些怪梦，……总之非常那个。
所以大人物，生起来皆吓人倒怪。
可是，中国人并不说这些事情怪，他们说这是“祥瑞”，祥瑞就是“可喜可贺的征兆”。
每个大人物生时都有“可喜可贺的征兆”，这叫“生有异禀”。
所以，按照这种说法，一个人到世界上来，若来得稀松平常，那就前生注定没发展。
所以，你看到这里，应该赶紧把这本书放下，快到厨房去，问问你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跟你老子有没有碰到些怪事?看到些怪光?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了些怪梦?
如果她说没有，你千万拜托她仔细想想看，如果实在一点也没有印象，那你就糟啦!——你这辈子，休想成大人物啦!
祥瑞是表示这个人的来头可不小，背后有鬼神撑腰。古人都疑神疑鬼的敬鬼神而不远(孔夫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其实没人敢远)，所以一个人一出生，就跟鬼神搭上关系，自然就得天独厚，不由你不另眼看待、不由你不服。
祥瑞外一章是身体上的特征，所谓“圣人皆有异表”。……什么南北朝陈武帝“日角龙颜，垂手过膝”，什么唐高祖“体有三乳”等等等等，鬼话连篇，翻翻古书，就不难碰到。身体上的特征，在古人看来，虽是祥瑞的一种，但一经科学检定，就毫无道理。即以“舜目重瞳”为例，古代名流，重瞳的，帝王级有虞舜、项羽、王莽、吕光、李煜；臣子级有颜回、沈约、鱼俱罗、朱友孜等人。但重瞳是什么?只不过是白内障而已!如果重瞳算是伟人，那么眼科医生整天要被伟人烦死了。
——征兆——来头可不小
旧传统与新观念
在旧的传统里面，有许许多多“持之无故”、“言之无理”而不能使人心服的霉货，但是经过一些异端与急进者的“推陈除新”、“除旧布新”的鼓吹，许多旧的恶习被淘汰了，许多新的规范树立起来了，例如在旧观念里，结婚要“拜天地”，但是当新观念来的时候，新郎新娘甚至相对行礼都没有意义了，这不是“新教条”所具有的意义么?
——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可做道德判断的条件
中国人不太清楚“道德的”和“不道德的”以外，还有一种“跟道德不相干的”东西，中国人不太承认有这种东西，总是“二分法”的把任何东西都分成道德面或不道德面：例如，“玉”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玉石之美有五德”；例如，“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鸡有五德”；又如，“天”、“地”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天地不仁”或“天地大德”。并且天地只是大类，细节可以分到“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以致道德无所不在，若有不在，也不会空白，一定就有不道德在。这样泛滥的结果，中国人看事情，总把不该被道德判断的客体，也大力加上道德判断。
——张小兰冤在哪儿?
吃人肉
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她虽是咸丰皇帝的老婆，但不是大老婆，大老婆是慈安太后。传说咸丰皇帝临死前，怕慈安被慈禧欺负，特别给慈安一个密令，内容说如果慈禧欺负人，就可以把她宰掉。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对慈安非常尊敬，目的就是要骗慈安，使慈安毁掉那个密令。有一天慈安病了，慈禧竟在胳膊上割下一块肉来熬药，送给慈安吃。慈安很感动，认为慈禧简直是她的亲姊妹，对亲姊妹，还要密令干嘛?决定把密令烧掉。谁想到慈安把命令一烧，慈禧再也不买她的帐了，再也不听话了。后来传说慈安的暴毙，还是被慈禧下毒的。说来说去，这一切，都是当时吃人肉惹来的麻烦。
吃人肉，不管是什么理由，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真没想到这种荒唐的事情，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那么多的血淋淋的纪录。现在人唱“满江红”，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竟然洋洋自得，大概是传统老毛病的发作吧?不然的话，怎么这样莫名奇妙?
——吃人——动物吃人，人也吃人
娱乐并非大逆不道
中国传统文化看轻娱乐，是一件很不幸的演变。中国的正统思想家们，他们的普遍特点是鼓吹严肃哲学，他们铸造的标准人像是正襟危坐、肃穆森严的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没有轻松也没有娱乐。他们的习惯是把一切都纳入“道德”的规范，常常用道德标准量来量去，甚至量到跟“道德”并不相干的事物上。例如吃一块切不正的肉，有何道德问题?可是古人却坚持“割不正，不食”!又如吃的东西的好与坏，又有何道德问题?可是古人却责备吃好东西的人，认为只有吃着“恶食”，才能“志于道”!
——寻乐哲学
师道之下无是非真理
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唯一“当仁不让于师”的牌子，只是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来耍。凡是傻头傻脑，便将《论语》的教条拿来实行，不想“托诸空言”而要“见诸行事”的，那他一定是傻瓜，一定要被围剿。
——师道与是非
中国“赌”
“赌”这个字，它的原始意义叫“钱戏”，见于“一切经音义”。“赌博”两字连用，见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文字，赌就是“博”。“博”是最早的一种赌具，靠打射投掷定输赢，这种赌博，至少远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到了南北朝时候，才不流行。中国古书中有很多记“博”的材料，如《家语》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管子”中“……发五政，一曰‘禁博塞’”；《史记》中“荆轲与鲁勾践博，争道”等等，都是指赌而言。这些材料，都证明了中国人尚赌历史之早，证明了我们的老祖宗们，除了大谈仁义道德者外，固不乏有大赌徒存在。
另有一种流行的赌叫“摴”，照《博物志》的说法，此物乃老子李耳所发明，如果属实，倒真是士林佳话。老子不但写《道德经》，还发明大赌具，这种赌具，最为晋朝的陶侃所恨，陶侃说：“圣人惜寸阴，众人当惜分阴。……摴者，牧猪奴戏耳!”所以他要把这种赌具丢到河里，以示痛绝。其实当时的赌徒们大可提出异议：“你陶先生喜欢搬砖头，难道算惜分阴吗?把砖头由屋里搬到屋外，再由屋外搬回屋里，难道比赌更有意思吗?”
——中华大赌特赌史
国粹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国”字当头的伟大民族，别人有内外神经，我们有“国医”；别人有拳击角力，我们有“国术”；别人有声光化电，我们有“国学”；别人有交响重奏，我们有“国乐”。——总之，凡是别人有两下子过来的，我们都有两下子回敬。但回敬尽管回敬，有时候，我们未免觉得实在不如人。例如我们的“国医”还在寸关尺阶段，我们的国术还在打花拳阶段，我们的国学还在理气一元阶段，我们的国乐还在丝竹入耳阶段。……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唯我独尊，想来想去，有一件真正可称得上舍我其谁的“国宝”，那就是“麻将”。
——中华大赌特赌史
“麻将”东征记
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又继薛平贵之后，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钓鱼、喝茶、写字、下棋等等清爽之事，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牴”而成为日本国戏，理当在此。
至于麻将军西征的情形，比东征更糟。洋鬼子们更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吃碰和”、来“海底捞月”、来“杠上开花”，所以“麻疯”无法广被。——麻将军只会害我们，却害不了人家!
——中华大赌特赌史
“国”字号
咱们国内“国”字号的“国粹”太多了，外国有戏剧，咱们有“国剧”来挡；外国有拳击，咱们有“国术”来挡；外国有绘画，咱们有“国画”来挡；外国有音乐，咱们有“国乐”来挡；外国有新学术，咱们有“国故”、“国学”来挡。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床
床
话说我大中华老祖宗，从树上下来以后，到底拿什么东西当床用，这个答案，可真不简单。要了解这个真相，首先得放弃我们现在对床的定义。不放弃这种定义，我们无法了解老祖宗和他的床。
老祖宗给床下定义，说：“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下一句一看就很邪门，有问题，“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这种定义，与其说是指床，倒不如说是指棺材。好，不再说不祥之言，就通过这种定义吧。
就这样的，问题的开始，就是学问的开始。有学问的答案是：——古人没有板凳、椅子、沙发，古人坐在地上，坐了好久好久，才学会坐床；一坐上床，床就坐卧两用；所以才叫“人所坐卧曰床”。
——床上功夫
席
古人坐在地上，屁股底下有块长方形的草垫子，叫做“席”(蓆)，席是老祖宗表达尊卑、区分人我、划清势力范围的一个妙单位。这个单位，可以在必要时候一分而二，叫“割席”。任安与田仁在平阳公主家，被安排“与骑奴同席而食”，两人大不高兴，就把席一割，表示不同席；管宁与华歆在一起念书，门外有车马之声，华歆起来去看热闹，回来就被管宁割席，说你格调这么低，“子非吾友也”!这两个故事，都含意很深，都说明了“同席”是有规矩的。
不但同席有规矩，同席的细节也多得很，东边主位的是“首席”，西边敬陪末座的是“席末”，我们现在常用的“出席”、“入席”、“筵席”、“酒席”、“离席”、“逃席”、“缺席”、“主席”等等，都是从这儿变出来的。因为席有这么多名堂，所以有“避席而请”、“越席而对”、“侧席而坐”、“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席不正不坐”等种种典故。
——床上功夫
椅子的由来
床的体积太大了，总是难免惹人同坐或鼾睡，殊嫌美中不足；何况庙堂之上，摆个大床，实在也不好看。这时候，西方文化帮了大忙，一种叫做“胡床”的东西，传到了中国，时间在二世纪尾、三世纪初。胡床并不是床，而是一种像胡金铨他们专用的导演椅，只能老子一个人坐，这就是椅子的前身。中国人接受了椅子的西方文化，到了北宋末年，全国大流行，统治者有御椅，大富翁有檀香椅，大强盗有第一把交椅，于是，全国男女老少，都从此坐有坐样，卧有卧样，不再坐在床上，更不席地而坐了。床和椅子，从此也变成两件家具，不一物两用了。
——床上功夫
中国人喝酒的故事
一个三国时代的郑泉(孙权的吴国人)，临死以前，要求把他尸体埋在做陶器的工厂旁边。他说：“以后我的尸体真成了土，土又可被陶器工厂做成酒壶，那样我多过瘾呵!”
这是中国人爱酒的故事，也是中国人的幽默。
喝酒一件事，本来是一种享受，但是中国人却把它过度礼节化，弄得反倒不自然，反倒逼出些纵酒吐酒的酒鬼。一个攻击酒礼的故事，很有意思：钟毓和钟会兄弟小时候，以为爸爸睡觉了，一起偷酒喝。其实爸爸没睡，正在偷看他们的偷酒表情：钟毓喝酒的时候，“拜而后饮”；钟会呢，却“饮而不拜”。爸爸奇怪了，便起来问理由。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可是钟会却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历史上，用酒来办事、来避祸的例子也很多。曹参为了怕官吏打扰老百姓，整天喝酒示范，表示我们做官的，只要喝酒就好了，别去找老百姓麻烦；陈平也为了对政事不表示意见，整天喝酒装糊涂。很多人很多人，他们在酒中得到了真理与存在。历史上禁酒的工作都没有成功，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酒——如果喝得好、喝得少、喝得巧，到底是一个不会出卖你的朋友。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说“酒”
“酒”字的历史既然这么久，喝酒的人既然这么多，所以，在历史上，酒所占的重要地位，所发生的微妙影响，自然也就多得不得了。
酒在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大的作用，是它一开始就弄亡了两个朝代。中国夏朝最后的皇帝叫姒桀(姒是他的姓，桀是他的名)，据说，他后来造了一个大池子，全装满了酒，叫做“酒池”，整天喝呀喝的，结果把国家喝丢了。
夏桀和商纣的故事，本来不必轻于相信，因为很可能是他们的敌人编造的。但故事的一种作用，都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喝酒过度的害处。
由于一开始，酒就在中国历史上闯了大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警告喝酒的文献。文献中最有名的就是《酒诰》，就是劝人戒酒的文章。
尽管劝来劝去，古代人还是喜欢喝酒，喝酒如故。
古代人喜欢喝酒，所以喝酒的名堂也最多，喝酒的家伙比现代人还丰富。以商朝而论，当时光是酒杯和装酒的，就有许许多多花样。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中国人的婚姻观与恋爱观
我们从老祖宗时代开始，就是一个讲道统的社会，在上层社会里，婚姻是一个合二姓之好的外交关系，有着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大使命，在下层社会里，婚姻又带给婆家一个不花钱的小女工，完全脱不掉宗法和经济的目的，从来没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更别提什么恋爱了。
所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想法里，在“男女不杂坐”的纪律里，在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风俗里，卓文君固然是淫妇；贾充的女儿也不是好东西。
人人都限定要“以礼自防”，没有人敢露出真感情，经书里告诉我们叔嫂不但不能通问，寡妇甚至也不能夜哭!几千年来，感情早就被我们放到冰箱里!所以在中国历史中，我们找不到几个正常的爱情故事，更没有罗曼蒂克的真情。
——爱情的刽子手
中国传统“爱情”
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是不平等的、缺少相对主体的、人格分裂的、胆怯的、娼妓本位的、男色的、没有人权的、缺少罗曼蒂克的、病态的。我读古书，少说也有三十年，我实在无法不做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结论。
从古书中，我实在找不出中国男人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气质，所以，根本上，严格说来，他们形式上的“爱情”也简直不成其为“爱情”。吴伟业、陈其年歌颂的“王郎”、曾国藩歌颂的“李生”，我总恶心的感到，这些都是变态，不是爱情。一如《红楼梦》里演戏过后的柳湘莲，被薛氏之子误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一样。你不能说这些是爱情，爱情不该这样陈旧、这样粗鲁、这样拙劣。只要稍用水准，稍讲情调，你就会发现：过去中国式的爱情，实在不及格、不及格。中华文化复兴吗?在爱情的范畴里，我们能复兴到什么?
——大中华·小爱情
中国人的“贞节”观念
“贞节”观念是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这本是古代中国人认为的美妙理想，到了一千年前的宋朝，才开始大行特行起来。大行特行的原因，是由于宋朝的“哲学家”程颢的一段话：有人问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的时候，那可怎么办?谁想到程颢老夫子的不近人情的答复是：“饿死就饿死算啦!饿死是小事情，可是失掉贞节却是大事情!”
程颢有一个大徒弟叫朱熹，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朱子”的，在程颢以后大力宣传他老师的这种错误说法，从此以后，中国人便中了他们的毒，着迷起来，中国的女人便在盲目的宣传下，不断的做着不近人情的维护贞节运动：有的甚至被男人拉了一下胳膊，就气得自己把胳膊砍下来，认为那只胳膊，已被那男人弄脏了；有的甚至要和未婚而死的丈夫——死人——结婚，抱着死人的灵牌举行婚礼。……提倡贞节提倡到这个样子，你说荒唐不荒唐?
政府方面，为了奖励贞节，有所谓“贞节牌坊”，是用石头架起来的牌坊，鼓励那些守寡守得最久的女人，或是那些为了维持贞节而死的女人。
——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泛处女主义
在已婚妇女中，有的为一言之“辱”而自杀(如秋胡妻)；有的为被劝改嫁而割鼻子(如梁高行)；有的割手指(如廖伯妻)；有的朝脸上涂大便(如崔绘妻)；有的为证明不怀二心而割耳朵(如刘长卿妻)；有的被人偷看洗澡而上吊(如王凝妻)；有的被人拉了一下手腕就大喊：“吾腕为人所污矣!”而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杨炯妻)；有的耳闻别人说她闲话，她就割下一只耳朵来(如林国奎妻)；有的在大水来时，为了不愿自己的手被救灾的人拉住，宁肯淹死(如王京娥)；……这一切不近情理的“节烈”举动，哪一件不是受了观念的害?中了观念的毒?
所以我说，这些统统都是“泛处女主义”的泛滥结果，这种“主义”的过度泛滥，自然就会把任何抽象的、实际的或偶然的无妄之灾，都当成了“断臂自矢”或“痛不欲生”的条件，都认定有伤她的尊严，都咬定那是“羞”、是“辱”、是“耻”、是“无面见人”，因而非诉诸激烈的行动就无以白其贞烈，这不是可怜复可叹吗?在“泛处女主义”的笼罩下，每个女人不但有肉体上的“处女膜主义”从一而终，并且还有精神上的“处女膜主义”不容侵犯，谁在侵犯她精神上的处女膜(不管她是否有过性关系)，她都是哇的一声叫起来，然后生闷气、寻短见——这真是高度的东方精神文明!
——论“处女膜整型”
娼妓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中国民族职业分类，大类是士农工商，中类是三百六十行，小类没分，要分也有一千三百六十行，其中有一行，就是娼妓业。粉饰家不愿承认这种靠粉饰卖人肉的行业是一种行业，其实粉饰家忘了自己和娼妓同行，只不过前者粉饰灵魂出卖；后者粉饰肉体出卖。后者的职业道德远高于前者，身世且大可哀。可哀的身世，只有在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才能研究、呼吁、改善，一路粉饰的行为，固然不足自欺；若想欺人，也差上一大截。
现在粉饰中的卖人肉行业，形式上只妓女户，骨子里却包括酒家、地下酒家、舞厅、地下舞厅、理疗院和马杀鸡性起的理发厅。我们细察这些粉饰中特色，穷本溯源，会有“手足之情”式的发现，就是：现在妓女户与酒家等的演变，有固有文化的背景——有的与固有文化貌合神离，有的与固有文化貌离神合。它们在许多方面，蔚为中国文化的特色，而被洋鬼子望“中”兴叹。
——且从青史看青楼
中国的娼妓业
有谁想得到——娼妓在中国，竟是“公营企业”!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分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且从青史看青楼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可耻的娼妓制度
可耻的娼妓制度
在号称“礼义之邦”的中国，我们还背负着祖宗们遗传给我们的可耻的娼妓制度，这是很没面子的事。但是我们比祖宗强，我们在改善。例如祖宗们以“平康狎妓”为士人“雅事”，甚至把这种事“诗酒唱和”，恬然不以为耻；今天的士人们呢?他们再也不会如此这般的蔚然成风了，他们再也不敢在小报上公然为名妓颂诗代启了，他们逐渐知道这是既不名誉又很残忍的事了。这些现象，岂不是观念的进步吗?
——瑞典与废娼
工业社会与大家族
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是大家庭，家庭愈大愈好。所谓“九世同居”、“三代同堂”等是。但是这种大家庭，在农业社会里就麻烦丛生，进入工业社会，自然就更无法适应。工业社会家庭的基本型态是两代血统关系(父母和子女)，而中国传统的理想大家庭则是两代以上血统关系，即所谓“族”(clan)制。而中国的许多道德标准、社会规范，也就从此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