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在许多方面，显然已跟工业社会发生冲突。例如工业社会的家庭经济，只是两代，只能下“蓄妻子”而仰不足“事父母”，这时候，道德标准(例如“孝道”)就不得不被逼得打折扣。不了解这种变化，而硬以“孝道”律人或以“不孝”自责，是很不公平的事。
——中国的家
中国家族的流弊
由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强，它的流弊，也就多得不得了，变成了中国进步的障碍。综合它的大缺点是：
一、 年轻一代没有自由。
二、 年轻一代容易养成倚赖心，缺少开创精神。
三、 男女不平等。
四、 婚姻不自由。
五、 容易伤感情，把八十岁到十八岁的女人，挤在一起，自然“妇姑(姑是婆婆)勃溪”、“妯娌不睦”、“姑嫂口角”、“兄弟阋墙”了。
六、 太重“家法”，忽视法律。
七、 太重自己家族的利益，缺乏公益和爱国观念。
中国家族的流弊，可真不少。家族观念走火入魔的时候，还要进一步“开祠堂，执家法”，包括依“族规”第几条第几款，应该打多少大板或别的。
——家族——人愈多愈好
中国家族关系
中国人喜欢称道的亲属关系是“九族”，九族的关系是：
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自己→子→孙→曾孙→玄孙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个人，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他的家族；他不代表他自己，代表的也是他的家族。所以，当一个人犯了罪，惩罚的对象并不止于这个“罪人”自己，而要连累他的家。秦始皇帝时代就有“诛三族”的法律，要杀一个“罪人”的时候，他的父母一族，他自己和太太一族，他的儿女一族，都要杀得光光光。这种残忍而不人道的法律，一直流传着，甚至还变本加厉。隋朝时候，杨玄感造反失败，所受的惩罚，就是“诛九族”。明朝方孝孺为了反对明成祖篡位，大骂成祖。成祖问他说：“你难道不怕杀九族吗?”方孝孺说：“就杀我十族，又怎么样!”成祖说“就杀你十族!”于是，除了方孝孺的九族外，连他的学生，也当做一族被杀光了!
这就是由中国畸形的家族关系，演变出来的畸形法律和残忍事实。
——家族——人愈多愈好
五代同堂
中国的家的特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大家庭的结构”。所谓大家庭，就是家中不只父母子女两代几个人的小家庭，而是要所有有亲属关系的人住在一块儿，大家谁都不要跑。“大家庭”的理想型态是“五代同堂”，堂是家里的大庭，大庭中有五代的亲属，才算过瘾。……中国人对这种大家庭，最着迷不过，他们对“五代同堂”的希望是“五世其昌”——五个世代代代代代代都繁荣而有福气。当然，搞不好，也可能五世其“娼”。
“五代同堂”，只不过是一个标准型态，当然还有“四代同堂”、“六代同堂”等等。反正代愈多，愈证明了老公公老婆婆们的长寿，和小孙子小孙女们的早婚。
——家族——人愈多愈好
牵骆驼——中国民族的托古病
我们中国的湖北人，有一句土话，叫做“牵骆驼”。
谁都知道骆驼有两种，一种叫“单峰骆驼”，一种叫“双峰骆驼”。
湖北人大惊小怪的原因，一来是因为他们少见多怪；二来是骆驼本身也着实令湖北人惊怪。骆驼是个庞然大物，斜鼻孔、慢吞吞，又有唐朝好汉的本领，可以力托千斤，看起来的确叫人惊佩。骆驼除了有这些特征之外，还有一个大特征，就是虽然它的外表巨大古怪，心地却非常顺良。顺良得可让任何三尺童子牵着鼻子走，绝不会像湖南驴子一样的反抗。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掌握一条骆驼，毫无难事。但是，这个秘密，聪明的湖北人竟不知道。于是，一二走江湖的湖北人，便利用他们同乡的无知，开始诈欺，开始做买卖。
例如，一个卖草药的，他做走方郎中，没有人信他的草药能医百病；可是当他背后牵了一匹骆驼来卖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人们看到他能把这么又大又怪的家伙“驯服”，心里立刻肃然起敬，心想此公一定神通广大。于是，在五体投地之余，自然连带对他的草药也相信了。
因此，流风所及，在湖北卖草药的人，经常总是牵了一匹骆驼，湖北人一看骆驼，立刻就狂起俄国老毛子巴甫洛夫所搬弄出来的“连锁反应”，自然也就狂买草药。
用上面这个“牵骆驼”的故事，来印证中国的民族病，最有意思。中国的一个民族病是“托古病”。中国人一说话，最爱上托古人。例如孔夫子牵尧舜为骆驼，卖草药；朱熹又牵孔夫子为骆驼，卖草药；钱穆又牵朱熹为骆驼，卖草药。……又流风所及，“今”人总是爱牵“古”人为骆驼，卖那与骆驼毫不相干的草药。
——“古今”与骆驼
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
研究中国人想什么，怎么想，一定得注意中国人的怎样想什么。中国人有时候会发伟大的奇想，这种伟大的奇想，想入非非，使人怎么也想不透人为什么要这样想，能这样想，这样想又何苦来。
中国人怎样想什么，七想八想，其中妙的很多。最妙的一则是，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相信自然现象有时是受了人的感动而生，感动到火候十足的时候，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可以“天雨粟，乌白头”，可以“天地含悲，风云动色”。
别以为这是中国民间愚夫愚妇的迷信，别以为这是我开玩笑，中国的第一流知识分子，的的确确把这种怎样想什么，郑重其事的认真处理。我举一代大儒顾炎武为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一篇“人事感天”，……就是第一流知识分子满纸荒唐言的第一号证据。
——人能感动蝙蝠论
“中国”太难了解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人巫医不分家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以若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问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从这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中国人的“文化沙文主义”
所谓“沙文主义”，它的来源是法国那个名叫沙文的老兵，这个老兵在拿破仑失败后仍然效忠而狂热，盲目而排外，是个标准的义和团哥儿们。“文化沙文主义”的目的，无非在想用中土之光，光被四表，使万国衣冠，尽拜中华冕旒之下。有这种如意想法的人，他们最初的目的是想用“武功”征服世界，在“武功”所及的边缘，再开始用“文化”来招降，这时候司马相如等御用文人便派了用场；可是事实上，往往“武功”并不称心，“武功”所碰到的，不完全是有眼不识泰山的“夜郎”国，所碰到的，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夜郎真的很大”，大到鸦片战争时被金发碧眼的“夜郎”打进家门来，这时候情况自然严重。最后八国联军一次，“夜郎”们逞尽了威风，于是中土沙文之士，乃纷纷宣告打洋鬼子们不过，于是又想出自慰的法宝，放弃束“补亡诗”中所谓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政策，改行“文化外悠”政策。掩武功以和平，敷文化以柔远，“文化沙文主义”，便于头破血流之日，开始大行特行了。
“文化沙文主义”和“义和团思想”，在二十世纪开始以后的六十五年来，我们都随时可见，随处可见。“文化沙文主义”的表现是“文场”，是托诸空言；“义和团思想”的表现是“武场”，是见诸行事。
——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女人的小脚传统
中国女人的小脚传统
小脚是把小女孩的两只脚，用布带用力裹起来，裹到骨头也断了，肉也烂了，可是不管断不断、烂不烂，还是要裹下去，直裹到一个畸形的新脚长出来，才算完事。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再也不会活活泼泼的蹦蹦跳跳了，她走路都走不好了，更谈不到跑来跑去了。
原来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老实”了。还有的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美”了。审美的眼光可真他妈的怪!正确的说法，这不是审美，是审丑。
中国人骂人写文章又臭又长，讲演又臭又长，说是“王母娘娘裹脚布”。王母娘娘传说是黄帝的老相好，那个时代，还没流行小脚，太早了；宋朝人的笔记里，说小脚起于五代“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后主，可能又太晚了。因为它无法解释一千四百年前“双行缠”“履头皆锐”“底平趾敛”“弹弦纵足”等现象。小脚的形成，是慢慢演变的，但在中国，起码已缠了一千年!
缠小脚，除了道德上的和审美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性的，就是“足恋”。古代罗马、中古西班牙，都有足恋的现象，汉朝成帝对“可怜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曾有过这种喜爱。中国性变态的文人，很多都喜爱小脚——尤其是臭的小脚，难怪他们作品臭不可闻。中国文人为了喜爱小脚，要写《香莲品藻》这种书，对小脚大做科学分类，分为五类十八品，整天向往“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至于性变态的武人，就没这么风雅，他们要把小脚砍下来吃，“足下”害人，一至于此!
——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改名学
“改名学”，就是“老子改你小子名字的学问”。
“改名学”是对抗“命名学”的一种思想战兼宣传战。“命名学”本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人给人起名字，要讲究排行、讲究笔画、讲究字形、讲究音调、讲究犯不犯冲、……一名之立，有时真经过旬月踟蹰，所以立定之后，相沿不改，也不宜改、不必改。随着统治技术的推演与方便，衙门又有了自行立法，由官方强制严禁，竟一变而成不准改，如果我李敖不叫李敖，而叫“李万林”，我发了财，想在名字上来点泽被群生，而想改名“李万霖”，衙门是不准的；又如我李敖不叫李敖，而叫“李万财”，我当了民意代表，想把大名学术化，减少一点金玉满堂，而想改名“李万才”，衙门还是不准的。如果我能改成，那是我另有神通，内幕自非你“张乞食”之流所能洞鉴，不必多言。
——罗斯福路该改名罗斯祸路
罗斯是“祸”不是“福”
当年用罗斯福路做路名，的确莫测高深，我们自己的民族英雄，像黄兴、像蔡锷，都在大街上分不到路名，怎么有余额“挟外人以自轻”?所以，罗斯福路是该改的，但改的理由该和当年根本不该用的理由一样，而不该随一时一地的政治情绪而转移。如果一切都要符合政治情绪，那我就要提议改名“罗斯‘祸’路”，以为口诛，以为笔伐，以为知过必改，以为上当学乖，以为复兴固有的“改名学”文化。
——罗斯福路该改名罗斯祸路
中国人与游泳
中国古代的雅人们，对水的看法，可有点特别。“沧浪之水清”的时候，他们要“濯我缨”(洗帽子)；“沧浪之水浊”的时候，他们却要“濯我足”(洗脚)，他们从未想到要洗洗身体，更甭谈“游泳”了!
“游泳”在中国传统中，不属于正统运动范围，也不属于一般娱乐范围，“游泳”这玩意，至多是“浪里白条”式水上人家的专技，任何身强体壮的大汉，只能在陆地上展览他的阔臂肌，一旦不幸下水，就只有口吐白沫的分。《水浒传》里的黑旋风李逵，本何等威武，可是一落清波，就被浪里白条张顺灌得“喘做一团，口里只吐白水”!李逵皆如此，其他大汉可以想见!其他大汉皆为此，其他小娘子更可想见。故总而言之，中国古人对“游泳”这一门学问，实在差劲，因而从尾生以下，被淹死的记录，也就颇多。奇怪的是，尾生明明不会游泳，却偏偏跟女朋友在“水门”旁边约会，结果竟送掉老命一条，真是哀哉!
——写给模特儿看的
中国思想史里的“泛孔系统”
“泛孔系统”是中国思想的“正宗”，它的特点当然是“子曰”、“诗云”、“圣人言”的逻辑。在这个系统里面，一个人，不论说话、放屁、写文章，都要先顶上孔子的帽子才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方东树所说的，“得圣人之真”。于是，你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我，我也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你，闹做一团，大家都咬定自己说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真”。
“圣人之真”云云，早就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打了转，大家都分别来了一番加工或改造，故同一个孔子，刘邦可以利用，董仲舒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人自然也可以利用。
所以我说，所谓“泛孔系统”，并不一定是孔夫子的原装系统，它是代孔子立言的系统或托孔子说话的系统。这个系统笼罩了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它里面虽然有孟子派和荀子派的对立，有今文派跟古文派的争执，有儒、道、佛的混同与吵架，有理学和反理学的斗法，……其实全不妨碍这一系统的确立，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戴着(正戴着或歪戴着)孔子制帽厂(本号或分店)的出品，而孔子制帽厂又都是皇帝们投资保护的对象。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避讳
中国人这门学问，叫做“避讳学”。
“讳”是什么?讳就是“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有的因为顾忌的缘故，有的因为隐匿的缘故，把一个名字，或一件事实，知道了却不说，反倒说成别的，这就叫做“讳”。
为什么一个名字，一件事实，知道了要不说呢?照中国传统的高见，是因为说了就是不吉祥或不恭敬或大逆不道，所以才“不敢说”。“不敢说”的意思，用文言文的说法，是“讳言”、是“讳莫如深”，这一类的说法，还有很多。
对一件事实的“讳”，大部分是指隐匿一种真相。比如说，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古人却忌讳提到它，认为不吉祥。所以古人说一个长辈快死了，用的表达法是“倘有不讳”。“倘有不讳”的意思翻成白话是：“假若有隐瞒不住的时候”，就是“倘若死的时候”。
除了认为不吉祥的意思外，还有一种是指对某种事实的隐瞒。
——避讳——“非常不敢说”
中国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本是些空泛的大道理，除了《论语》、《孟子》和《礼记》的一部分外，其他只不过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獭祭材料。《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太容易了。即使加上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的《孟子》，九万九千零十个字的《礼记》，一共还不到十五万言。想凭这点两千年前的“菁华”来包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象，用来应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种种繁复困难的新问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经典救世是串假戏
旧经典绝不配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倡经典救世就等于提倡串假戏，提倡把已经多边的自我搅得更多边。并且，事实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笔墨游戏而已，他们的为人作文与日常生活，一点也不像安贫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们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贩子罢了!并且狗肉也只是当做羊肉卖给别人吃，他们自己是不吃的，——他们吃“美援”。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这种特征与死症表现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饶恕的；表现在好话大话的官儿身上，也是不必见怪的；可是若表现在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气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最大心愿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头上套，又拿儒家经典往固有文化头上套，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去他的“万古纲常”
我们总相信有个包医百病的万灵丹，总喜欢有个“简单的确定”，用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老实说吧，凡是有着这种“万古纲常”头脑的人，绝不配谈如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我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做什么?人家已经迈向理智的爱国主义了，我们却还在“事君以忠”观念上兜圈子；人家已经对社会人类学都不满意了，我们却还在“天理”、“气运”、“太极图”上翻斗；人家论自由与权利的大书已经出了几百本了，我们却还高谈大学中的“絜矩之道”!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穿”固有文化
“夷狄”早就进入中国了。时至今日，连最贩卖“历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内，哪个人不在物质上崇洋媚外?哪个人在精神上真真相信东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们穿了三百六十四天半的西装，只在每年祭孔的时候，穿起长袍马褂来亮亮相，这正代表我们的可怜——和“‘穿’孝”一样，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对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对它并没有很真诚的眷恋；固有文化的本身也无法使我们有深深的体感。大家只是为了情面、为了随和、为了不招忌、为了“学而时习之”的顺口，只好一齐串假戏，一齐重采黄花来做锦囊儿!
如果我们肯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观察”的法子看看他们：年轻一辈的明星狂和爵士乐，中年一辈的奖券迷和轿车梦，年老一辈的麻将风和强力睾丸片，……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经典中的真精神?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中国人的“征兆”传统
征兆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只此一家大传统，当然也是五千年来只此一家的大骗局。它的历史太深了、太远了，深远得变成了一个坚固的骗人公式，大家一提到某某名人，就会公然用公式套他一下，明知是鬼话，可是谁也不敢说破，只要有利，谁也乐得相信，或者叫别人相信。你别以为这些是历史了，才不呢，就是这套大哲学，使中华民国袁大总统世凯先生抛弃了总统，想改行当皇帝，为了他相信他自己曾以“五爪大金龙”的正身，睡在床上过。“真龙转世”的大哲学，在上为帝王将相，在下为王元龙李小龙，以至看相摸骨的龙海山人，人人都多少反射到。你老兄一定也有这种传统的荒谬反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老是在浴室镜子里，偷偷看你“主贵”的那颗痣?
——征兆——来头可不小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讲理与讲礼
讲理与讲礼
中国民族对“讲礼”很拿手，对“讲理”却不在行。
“礼”在古典解释里，虽然也有“理”的意味，但是两者你东我西，愈分愈远。“礼”变成人与人“交接会通之道”，变成仪规，变成俗套，甚至变成虚情假意。在这种方向的演变下，“礼”在许多点上，就跟“理”发生冲突。冲突的原因在“礼”是讲谁大谁小的；“理”却是讲谁对谁错的。讲谁大谁小，就没有是非可言，一切都是听凭摆布，一切都和稀泥，这就叫“礼之用，和为贵”。
在“礼之用，和为贵”路线上发展的民族，一切都要“以礼自防”。除非特立独行之士，谁也不敢“无礼”。
——讲理与讲礼
论“不守清规”
读过《宋人轶事》的人，一定喜欢那苏东坡的好朋友佛印和尚；读过《水浒传》的人，一定喜欢那整天打人打山门的鲁智深花和尚。为什么人们喜欢这类酒肉和尚?答案是这类和尚“不守清规”，尽管不守清规，但他们的为人却正直、幽默、令人怀念常想。这样看来，所谓“清规”，显然已经没有必守的价值，“不守清规”的和尚，照样可能成为一个好人、一个男子汉。
佛印和尚与鲁智深花和尚，在佛门中，应该归入“禅宗”的一派。这一派的真正精神，是反对佛门中的庙宇仪式，反对佛门中的繁杂“形式主义”。
这类禅宗的先驱者，他们先知式的信仰是：“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在这种开明信仰的光照下，佛印会开苏东坡女人的玩笑，而鲁智深呢，不但自己大吃大喝，还要硬讲别的和尚吃狗肉!
正统——所谓正统——的佛门不承认他们，但他们也不屑于正统佛门的承认。
在中国思想史中，王阳明一派的末流，言行风采已跟这种禅味相当接近，这些智慧的中国古人，他们不谋而合的，也成了“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信仰者。
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不可忘记我们老祖宗们那“不守清规”的一个面，不可忘记他们的自然与快意，不可忘记在形式主义的森严气氛里，他们曾以笑脸和血汗，把过度严肃的传统文化，赋了生机、开了新路。我们怀念他们，我们向他们致敬。
——寻乐哲学
中国“拦路告状”的历史
拦路告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中国老百姓，他们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只有三条路：第一是忍气吞声，第二是直接喊冤，第三是揭竿而起。“冤”字在中国象形文字里，上面是个罩子，下面是个兔子，把大无辜家兔子罩住，无法兔脱，自然冤哉枉也，了无疑义。老百姓如何不做兔子而做人，这就得另谋补救之道。主要补救方式有三：一种是“捶登闻鼓”，就是在皇宫外面捶一面大鼓，让皇上听到，好问他冤在哪儿。这种方法，后来名存实亡，变成了间接的“登闻鼓院”了，登闻鼓院是转达的衙门，这样一来，所有直接的用意全部消失，捶也白捶了!
捶登闻鼓以外，另一种就是“立肺石”。肺石是一块红石头，老百姓有冤，可以跑上去站三天，能站下来，就有专门人员过来问你案情，并负责“通天”。这种喊冤，在程序上虽然间接，但在形式上，却有直接的视听效果。站红石头的意思是叫老百姓说真话，“使之赤心不妄言”，有点类似洋人按圣经味道，只是脚踩赤石罢了。至于立肺石的实际情形，显然大打折扣，如《梁书》武帝纪里有“可投肺石函”的话，足见喊冤已喊进“意见箱”了，其下场可知；又如《玉海》记武则天时有“肺石不须防守”的话，足见要喊冤的，还得通过治安单位人员“防守”这一关，其下场又可知。所以“立肺石”也者，费时而难见其利，明矣!
既然敲鼓罚站都难以下情上达，最后只好亲见皇上的一法了。但皇上在深宫里，老百姓哪看得到?唯一的机会是：等皇上出巡或出来玩的时候，半路上把他拦住，这种拦法，有个专门名词，叫“邀车驾”或“迎车驾”或“乘舆诉”或“递御状”或“拦舆”或“拦舆递禀”。理论上，统治者为了探求民隐，尚不反对“邀车驾”，只是严格规定必须冤情确凿，不然就给你好看。好看的方式，在唐朝是“杖八十”(打八十棍)；明朝、清朝是“杖一百”，表面的罚则比起古人的严刑峻法来，尚不算重，只是实际上罚的，就大有出入，因为随时可用别的罪名整你；别的罪名也预备好了一大堆，等着整你。如清朝规定：皇上车驾“行幸瀛台等处”而拦路的，则照“迎车驾申诉律”办；但“车驾郊外行幸时”而拦路的，却照“冲突仪仗律”办。这就是说：车驾也不是那么好“邀”的，邀错了地方，就视同“犯跸”，说不定还当大刺客办你呢!
这样一来，老百姓有奇冤异惨，想直达天听，可说千难万难。于是，他们只好降格以求，把“包公”、“彭公”式的“青天型”人物，当成跪地苦求的对象，高喊：“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上诉!”
——拦路告状不可拦!
横扫封建主义
中国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无孔不入的，要横扫它们，得先一一纵深切入才能解决。一一纵深切入的战术是：不分大题目小题目，只要能大题大作或小题大作，显示出“大手笔”，就值得一写。因为这种纵深切入，一方面是把本题给解决了，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你真正的“借题发挥”带进场。
——封建主义是海峡两岸的共同敌人
外国的不避讳
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洋鬼子尊敬华盛顿，特别把美国国都叫做“华盛顿”，大家你叫我叫老头子叫小孩子叫，丝毫没有觉得该“避”什么“讳”，同时觉得，这是对华盛顿最大的恭敬和纪念。
——避讳——“非常不敢说”论中国文学李敖语萃论中国文学
——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论中国文学五千年
五千年的庞大文学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我们的五千年文学史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我们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我们的“文学”(如果还硬要算得上是“文学”的话)，至多只是在一首小诗、一阕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我们“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我们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奁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我们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阵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我们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个《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会有吴敬梓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梓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我们真失败!
——爸爸·我·文学
中国文章史
中国文章，一开始不是文章，而是“诗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诗歌是当时白话和文言二合一的产物，当时的写作技巧很单调，最喜欢用单字重复来绘影绘声，描写黄莺，就来个“其鸣喈喈”；描写桃花，就来个“灼灼其华”，很少会变花样。我们读《诗经》，看到的，多是这类原始的表达法。
这类表达法转到战国以至汉朝，变为“辞赋”，辞赋开始变深了。那时候政府的命令是辞赋，命令下来，深得小公务员都看不懂，大家只好拖死狗。政府没办法，就奖励大家研究这些难念的古文，谁念得好，就给谁官做。这种奖励，就是科举的起源。有了科举，就可以凭写文章做大官，中国人这么喜欢写文章——写讨政府喜欢的文章，骨子里，其实有制度的背景和遗传在。现在的高普考大专联考，不过是科举的摩登化，片言点破，一切可如是观。
辞赋表达法带给中国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话和文言的大分裂。这种分裂，到魏晋南北朝转为“骈文”，骈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做作极了。因为太做作，从隋唐到北宋，文章转为“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开始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看谁文章写得好?
李敖眼里的“中国文学”
对中国文学，我个人早已从压根上失望。我看来看去，在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只是可怜的“小脚文学”(如果还硬要算得上是“文学”的话)。中国文学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骈文”、“古文”、“时文”、“八股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或是“革新”、“守旧”……不论从哪一路数的进退冲守，在我眼里的中国文学，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开共同被传统“桎梏”、“修理”的命运。在这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它们相互之间，只有小异而没有大不同。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多少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文字辞汇缠住、被传统的形式语法缠住、被传统的陈陈相因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的一缠再缠，中国的文学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的重要骨头!
中国文学史中小品文凸出
文学在中国古代，是跟道家、方士、阴阳家、纵横家的思想相近的东西，文学寄生在思想文学中，思想文字也孕育出文学。《庄子》中的许多表达，既是思想文字，也是文学。
由于中国文句结构、流传工具等的限制，中国的文学遗产，最具特色的不是长诗，不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而是片段的小品文。中国的文句结构、流传工具、意识形态，无法表达长诗和小说，也无法驾驭长诗和小说，所以大篇巨制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总是很缺乏，总显不出成绩。于是，中国文学的天下，便成了小品文的天下。
——中国文学史中的小品文凸出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诗经
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那时候的诗，事实上是歌谣。歌谣分随口唱的“徒歌”，和随着乐器唱的“乐歌”。当时的音乐家叫乐工，他们搜集这些“徒歌”和“乐歌”，编成唱本，有三百多篇，就叫“诗”或“诗三百”。后来乐谱散失了，只剩下歌词了。
到了孔子时候，他把诗给道德化了，用来做为教条。例如“硕人”诗中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明明是写漂亮女人的，但孔子却硬扯在画画上面；还引而申之，硬扯在修养上面。孔子主张“思无邪”，这样一规范，歌谣的本来面目就被曲解了。
自从孔子给这些歌谣定下规范后，后来的人就更变本加厉了。汉朝以后，把它用“经”给供奉住，就叫《诗经》了。从此说诗的，就提出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来发挥，本来面目就更远了。
——狂童之狂也，鸡巴!
诗无达诂
中国人历来都号召读经，读经的内容起码是四书五经。因为经书中有许多玄妙的词句，所以后人的解释，也就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经书中最有味儿的是《诗经》，关于诗经的解释，因为各执一词，所以闹出来一句成语，叫“诗无达诂”。翻成白话，就是“诗没有固定的解释”。阿猫说诗的意思该如此如此，阿狗却说诗的意思该这般这般，其实诗的真义如何，阿猫和阿狗可能全对，也可能全不对，而该是阿牛阿马对。
——“舒而脱脱兮!”
文言文害死人
不论多少老顽固老夫子抱残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寿序、贺启、祭文、致敬电一套陈腔滥调外，已经愈来愈木乃伊，小毛头们没人要看文言文，也没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话语译后，才勉强看看，应付考试和老师。但当考试和老师要作文的时候，小毛头就无法不狗屁。
狗屁的原因是：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胡适等人公开表示他们老一代的白话文是放小脚式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另一方面，白话文的起步一再误入歧途，它们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错路上去，乍看起来，捧来捧去，仿佛成功，实际情形却是做人成功、作文失败。小毛头们在这种文风里长大，自然种屁得屁，要他们写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迹何来?
——看谁文章写得好?
好文章的标准
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得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古往今来，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糟糕的还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却不知道不好，还以为那是好。这就表示了，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以唐宋八大家而论，所谓行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看谁文章写得好?
新时代的新标准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这种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立刻变得气象一新，开拓万古心胸，推倒千载豪杰。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们读得起劲、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汉的作者写的，又怎样呢?我们绝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却人云亦云的跟着说它好，或歌颂作者是什么八大家几大家，我们该有这种气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们该敢说我们心里的话，当你被一篇滥文章烦得要死，你除了大骂狗屁，还能骂什么呢?
——看谁文章写得好?
诗人要抽税
如果我是国税局局长，要抽三种税：一、医生写文章，抽税；二、画家写文章，抽税；三、诗人写诗，抽税。抽前两种人的税，为了医生和画家不务正业；抽后一种人的税，为了诗人专务正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