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满爷对谁都是嬉皮笑脸的，唯有对我爷爷和我父亲非常严肃，我爷爷从不搭理他，后来才知道原因所在。我的三叔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新婚不久三叔就病逝了。新寡的女人肯定让一些光棍产生想法。甲满爷因为长得瘦弱，又当过土匪，自然没有谁愿意嫁给他。他老来缠我的三婶，每次都被我爷爷用棍打出去，改嫁不是不行。我爷爷的意思，改嫁也得嫁一个良家子，哪能嫁给一个土匪，何况论辈分我三婶都的叫甲满爷叔叔。但甲满爷毫不气馁，就在我家的后山唱歌，山歌唱来唱去，三婶终于和他走到一起来了。长大后我才明白，女人是怕“磨”的，这大概也是“好汉无好妻，赖汉娶娇妻”的原因吧。
后来他和成了甲满娘的我三婶过得很好，他老婆很良善贤惠，生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小女儿银莲和我差不多大，长得好看，唱得一口好山歌，惹得邻村的小伙纷纷来献殷勤。后来银莲嫁给一个自己看上的小伙。对女儿的婚事，甲满爷从来不管，只要自己喜欢就行。大概他自己就是“自由恋爱”，所以对女儿有乡村父母少有的民主。
学知青和学大寨（1）
四岁那年的春天，过完年，我发现大队来了一些不一样的陌生人。他们年轻，他们洋气，他们皮肤白皙，他们从不说土话，他们举手投足让我这样已经完全成为乡村脏孩子的人，觉得他们像是神仙似的人物，那气派连大队学校的民办老师也赶不上。
妈妈告诉我说：这些人是知识青年，是从邵阳市和县城酿溪镇的地方来这里落户的。若干年后，我对知青历史略有了解后才知道，1975年是最后几批知青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插队运动已是强弩之末，难以为继了，城镇青年就近到离城镇不远的农村落户，比去遥远的东北、西南等深山老林里的林场、农场落户要略略人道一些。
整个大队大约来了十来名知青，男女差不多各一半。他们住在刚刚建起的大队部。大队部处在二、五、六、四队之间的一片松林里，松林旁是一口平静如镜的大池塘，池塘的南岸，一个小土丘上，是两栋红砖房子，这是也刚建好的小学，学校没有围墙，操坪边上有两棵合抱的樟树，很远就能闻到香樟的味道。
知青来落户之前，大队部仅仅是白天干部们办公、开会的地方，一到晚上各回各家，大队部一片漆黑，旁边有个坟场，长风过林，松涛阵阵，听起来好像鬼怪夜哭，没人敢接近。据说这块地很凶，庄户人家不会在这里砌房子，而建大队部和学校则不用考虑，用大队书记的话来说：我们有民兵武装，有枪支弹药，鬼也会害怕的。
知青们住进大队部后，这栋两层楼便立刻有了烟火气。他们立刻成了乡下小年轻效仿、羡慕的对象。多情的村姑们，在插秧割稻时，一边替男知青干活一边暗送秋波；大队几位读完高中、不甘平庸的男青年，似乎终于找到了同道，晚上去大队部和他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到大半夜，第二天出工时萎靡不振。那些日子，大队部里的马灯每日都点到深夜。
整个大队的小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学知青的高潮，姑娘们开始学会搽雪花膏，小伙子们也越来越不服队干部的管教。这些知青，尤其让老乡们惊讶的是，他们似乎没有男女之大防的意识，男女知青之间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大队有一个三十余岁的二流子，每天晚饭放下饭碗就去大队部消磨时间，有一次他对两位男女知青说：你们要是敢当着大家作个波（亲嘴），我赌一块腊肉。男知青立刻叫这个二流子回家从灶房里提来一块腊肉，放到一边，男知青叫来一群人在旁边作证，然后抱住那女知青，当众十分投入地亲嘴，然后大大咧咧地提起腊肉，招呼知青们去打牙祭。围观的人中有老太太、有大姑娘。这件事一夜之间就在七个生产队传遍了，老太太们纷纷说：“何得了，这城里的伢子、妹子一点家教都没有。”女知青对乡下的男青年一般爱理不理，摆出一副白天鹅的模样来。只有一个叫韩妹子的女知青，像个傻大姐一样，整天没心没肺地嬉闹，和大队里的小伙子毫无芥蒂。有一天一位后生当着韩妹子说：自己的屁股痒，你的屁股痒不痒？韩妹子不但不恼火，而且大大方方地说自己的屁股一点也不痒。过了几天碰到这后生还关切地问：你的屁股还痒不痒？这个故事又立刻传遍了全大队。
这些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在农民们的眼里，个个都像不学好的二流子，他们不但没有虚心接受再教育，反而有可能把乡下的年轻人教坏了。古板的父母们纷纷给正在成长的儿女们下了禁令，不能去大队部找那些城里伢妹子耍，再去小心把你的脚杆杆打断。但那大队部已是满园春色，哪禁得住去亲近春天的年轻人？而且这些知青们抱成一伙，讲怪话，顶撞干部。我长大后看了一些知青的回忆录，说他们插队时多么艰苦，社队干部如何欺负他们。但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大队部的知青日子过得比我们农民强多了，而且大多数很有优越感，大队也奈何他们不得，不敢派他们干重活、累活。出现这个反差的原因是什么呢？大约是1973年福建莆田的一位小学老师李庆霖给伟大领袖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当知青的儿子日子过得如何艰难，打动了伟大领袖。九阙之上，洒来了阳光雨露，领袖亲笔的批示外加“聊补无米之炊”的300元，一下子让全国千万知青共沾恩泽，社队干部对知青客气多了。反正我们大队的干部对那些知青，几乎是睁只眼闭只眼。但长此下去，干部们也很担忧出事，于是决定让他们化整为零，分派到各个生产队，住进农户家。——大队部的晚上又沉寂了。
学知青和学大寨（2）
我们第七生产队分来了两名知青，一男一女。女的叫小飞，住在我家，和我姐姐睡一张床。小飞大约比我姐大七八岁，长得很漂亮，似乎是干部子弟。姐姐很崇拜她，母亲对她格外关照。大约是因为我们家从城里下放回老家，母亲更能理解这些插队城里人的心思。吃饭时劝她多吃几碗饭，一边叹息道：造孽呀，这么大就离开父母来乡下。住在另一户农家的男知青很是羡慕小飞姐，因为那家的卫生条件很差，男知青的皮肤被跳蚤咬得红一块、紫一块。
知青们虽然分散到各个生产队，但仍然一起劳动，享受特殊待遇。因为犁田、耙田、收稻、插秧这样的农活他们根本干不好，大队专门给他们安排了轻松的活，主要是学大寨。
我家对门山上，原来西边的坡上种满茶树，学大寨的知青们，每天扛着锄头，将茶树连根挖掉，改造成一块块红薯地。再就是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把草皮刨去，上面用白石灰写着大标语：“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等等。
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这些知青一下子又回城了。后来也没听说她们谁来“第二故乡”故地重游，大约他们中间没谁发了财，当大老板，没准很多人还下岗了。只有那些发财的知青，才喜欢以富贵还乡的姿态，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单那个暑假，妈妈陪我去城里置办行李，在一个百货店碰到了当售货员的小飞，看到当年流鼻涕的小男孩已经考上了大学，小飞姐感慨不已。
1975、1976两年，我们公社最大的学大寨行动是“改河”，那是公社书记吴麻子力主上马的头号工程。吴麻子是我上高中以前所见过的最大的官，在我的记忆中他威风得不得了。我记得有一天全公社大队书记现场会在我们大队召开，会议完了大家到小学校聚餐，我随着一群孩子们去看热闹。我们在大樟树下站了个把小时，一阵铃声在学校前的松林里响起来。不一会一队骑自行车的汉子从树林里的毛马路驶向学校。吴麻子个子很高，长得孔武有力，脸上稀稀拉拉长着麻子，不过并不显得难看，反而好像增添了“官威”。——我爷爷是这样说的。
学校食堂给他们蒸的是钵子饭，那个香呀。——我们那里把吃国家粮的叫吃钵子饭。因为只有机关单位的食堂蒸钵子饭，农家是用鼎罐煮饭。食堂炖着大块猪肉，做厨的师傅后来说，那天中午吃了半边猪肉（1/2头猪）。半边猪肉是什么概念呀？那年月一家过年能有5斤猪肉就不错了。开饭的时候，吴麻子拿出一个哨子，“嘟嘟”一吹，欢天喜地的大队书记们就急急地走到课桌拼起来的饭桌前虎吃狼塞。我们一帮小孩，站在旁边流口水。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大吃大喝最感性的认识就是：啧啧，那一餐吃了半边猪肉。
我见识吴麻子威风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一位本家叔叔的遭遇。这位我叫定叔叔的青年在我们家族，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从部队复员回来，又是党员，因此当上了大队的民兵营长。一次去公社开民兵营长会，各大队的民兵营长们，大多是从部队回来的后生仔，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在一起讲到吴麻子和公社卫生院的女医生林某有男女关系的事情，就愤愤不平。那位女医生算是公社第一美人，丈夫在外县工作，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她和吴麻子的事在公社是公开的秘密。但你情我愿，谁也说不出个屁来。可这些正饱受情欲折磨的民兵营长们，眼看着四十来岁的麻子独占花魁，哪能不怒潮澎湃呢？
学知青和学大寨（3）
我这位定叔手欠，中午蹲在公社厕所里大便时，用粉笔在厕所壁上大书：“吴麻子和林某某×××。”这则“厕所文学”被人发现，立即惊动了吴麻子，便被定为“反动标语”。公社武装部出面进行追查，把那天开会的民兵营长叫到公社一一对笔迹。定叔在劫难逃，被揪了出来。立即关进黑屋子，不给吃饭，让他反省。这可急坏了定叔的妈妈桃奶奶，立马托人说情，七托八托，让一个也是国家干部的亲戚找到了吴麻子，认错赔罪，才把定叔叔放了出来，当然也开除了党籍，免掉了民兵营长的职务。桃奶奶去公社接他儿子时，定叔叔已饿得不像人样，精神差点儿错乱。从那以后，以胆大出名的定叔叔变成一个树叶子落下来都怕打破头的人。
所谓“改河”，就是把流经我们公社的石马江的一个弯道改直，据说那样可以将原来的河道和沙洲开垦出更多的耕田，而且灌溉更方便。那时候流行“让高山低头，让大河改道”，这个项目没经过论证、勘探，公社书记一句话就拍了板。秋季收割后，公社所有大队的青壮劳动力，从上一年的入冬干到第二年的开春，工地离我们大队六里路，全大队的劳动力都是自带干粮去工地。“改河”当时就是一项被老乡们痛恨诅咒的工程。申爷爷是个手艺很好的石匠，那时已55岁了，照样得上工地，他回家和大伙一论起“改河”，就满肚子怒火说：“乱弹琴，自古山川河流怎样子走向，那是上天安排的，凡人要跟天比输赢，那是不晓得天高地厚。改什么河？还不是吴麻子为了升官！”这样的牢骚也只敢私下里发作，全公社的社员只得老老实实去战天斗地。
我去过工地一次，那是妈妈带我去的。她背着药箱四处巡查，把我扔到一个角落，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傻乎乎地看大人们挑土、碎石头。我记得自己穿着臃肿的棉袄，戴一顶绒帽，帽上别了一个纪念章，那是父亲前不久去井冈山参观，买回来给我的。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大约家就在工地旁边，工地上的人和他很熟，总逗他玩。他看到我帽子上的纪念章，觉得新奇，拿出自己胸前别着的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一定要和我交换。——现在想来，那个像章用铜做成的，造价比一小枚纪念章高不少。但在那时候，这类领袖像章，谁家没有几枚？而风景名胜地的纪念章，乡下难得一见。物以稀为贵，我当然不干。那小子先拿一个石块威胁我，未能得逞，便扑上来抢，我也不示弱，和他抱在一起在地上翻滚，两人撕扯得昏天暗地，满身都是泥土，难分高下。后来被工地上的大人拉开了，我到底保住了自己帽上的纪念章。两人被拉开时，还像斗红眼的小牛犊，怒目而视，谁也没哭。在老家，男孩子打架不管输赢，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回家对父母说自己打赢了父母会表扬你吃不了亏，打输了哭着回家，会被父母训斥为没出息，再追加一顿狠揍。
快过年的时候，我二伯的第四个儿子竹哥出事了，他初中毕业后就上了工地，当时刚满17岁，一块大石头砸断了他的腿。在家里养伤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成人的竹哥，少年不知愁滋味，半躺在床上，给我们几个小孩叠纸飞机，或者比划着给两个摔跤的男孩指点。好在年轻，恢复得快，我爸爸是较有名气的接骨医生。给他接骨后，卧床了三个月，竟然没有留什么后遗症。
“改河”这个头号大寨工程最后结局如何呢？人工挖掘河道，碰到了一个大石头山，根本无法掘进，请上面来的技术人员看了看，说凭一个公社的能力和这样的施工进度，再挖二十年也挖不通，还得准备很多炸药才行，于是只好作罢。浪费了近百亩粮田和更多植被丰茂山地的“改河”，就这样无疾而终，留下了一道伤疤似的深沟。而那位吴书记，不久调到县里去了。
外公家的百草园（1）
孤独和受排挤，容易让人变得偏执、凶悍甚至暴戾。四岁多以后，我就显露出睚眦必报的性格，对哥哥、姐姐和弟弟是这样，对外人更是如此。
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像一夜间，我就在生产队的同龄儿童中，成就了小霸王的威名，不是因为我体格健壮，而是我下得了狠手，无论和弟弟打架，还是和外面的小孩打架，我好像从来不考虑后果，抄起家伙就上，摆出一副拼命的样子。有一个春日，田野里的油菜花怒放，我和一帮小孩子们在田边玩得好好的，不知为什么和一位堂哥的儿子，和我同年的族侄争吵起来，那时候不懂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大道理，我拾起地上一块尖石头，狠狠地砸过去，正中他额头，立刻鲜血直流，把所有的孩子都吓坏了。我妈妈向对方父母道歉，给他包扎伤口，请这位族侄在我家吃饭，而我自然免不了挨一顿扁。如此恶名在外，那些年龄比我小的孩子对我退避三舍，有个婶娘教训他儿子的话是：你快别闹了，勇伢子出来了，那个混账家伙会打你的。
和大孩子打架，我力气小当然会吃亏，怎么办？想法子让他或他家吃苦头。邻居申爷爷的小儿子，就是那位用玩具枪想引诱我叫他“爸爸”的小子，大我四岁，一次扯打中他很轻松地扇了我几下。那一个下午我觉得胸口有一股火，不发泄出来自己就会爆炸似的。想了一夜，第二天我从家里木箱底下找出爸爸的一把匕首，中午跑到他家附近，把他家一只小花猫抓住，一刀杀死，然后把猫的尸体抛到他家大门口。他的母亲，一个说话细声细气的老太太，吓坏了，对我妈说：我活了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心黑手狠的小孩。回头叮嘱他儿子别再惹我这个魔王。
我渐渐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你比别人更凶狠，你才可能不吃亏。尝到了凶悍的甜头后，我从受欺负的“外来者”一跃成为欺负其他孩子的大混账。——被压迫者一旦翻身，便开始压迫别人，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妈妈没有时间管教我，只好把我送到外公家，希望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变得老实。
在我十岁以前的记忆里，外公从来没有笑过，似乎他的面部缺少笑的神经。我很害怕他，说畏之如虎毫不为过。春节跟着父亲和兄弟去拜年时，看到他板着一张黑脸，双目直视，朝我们走来，我便会躲到父亲的屁股后面，拒绝走上去甜甜地说一声：给外公拜年。因为我知道，对他说什么，他都面无表情，不搭腔。
去外公家，在那时我的心中便是畏途。一般说来，在中国的民间，外婆家代表的是温馨、幸福，因为在那里能得到外婆的爱，还能逃离父母亲的管教，外婆家是释放童心的自由天地。因此台湾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以及北京的童谣：“姥姥家，唱大戏；接姑娘，叫女婿；小外孙，也要去。”描绘的无不是这种外婆家的温暖。
然而我外婆在我出生前几年就病逝了，外婆把那份给外孙的爱和关照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奶奶去世得更早，因此，我从没有体会到奶奶和姥姥对孙辈的疼爱，而爷爷和外公，恰好又是湖南乡下很典型的老头：格外严厉、古板、脾气火爆，外公较爷爷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的童年，内心总感觉到寒冷而不快乐，在外公面前更是这样。
可是我越不愿意去外公家，我母亲好像偏偏和我作对，频繁地把我送到外公家。
外公家的百草园（2）
小时候我很奇怪对外公的称谓。别的孩子叫“外公”而我外公那个家族叫“ka公”，我一直不明白“ka”这个字怎样写，上大学时念《音韵学》，了解到古代音韵历史中变迁的一些知识，明白了“ka公”应当是“客公”。
“客”者乃是“外”的意思，和父亲的父亲这个自家的爷爷比较，姥爷当然是“客”。在我们那个地方，一些住在偏僻山区的人，还讲一种经常被我们嘲笑的“土话”，把“客”念成“ka”，把“江”念成“冈”。这是典型的中古音，在今天的粤语和客家话里还保留着。唐宋时代黄河流域的人便是讲这样话的，因为战乱庶民南下，语言带过来了。但交通发达的平原、河谷地区不断和外部交流，语言开始从众，居民讲起了大多数人所说的“官话”，但地名和称谓是最稳定的，因此保留着古音。今天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也是这样。比如“查”和“阿”只有作为姓氏或特殊的名称时才念成古音“zha”和“e”。这就是说外公家族的祖上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来到湘中这块地方生息，语言虽经过数百年的杂糅，受到了“西南官话”的极大影响，但有一些特殊的名词还残留着过去的痕迹。另一个佐证是，外公家前面那条河叫“石马江”，当地的叫法是“吓马冈”或“习马冈”，可平时说话，把“江水”念成“江水”而不是“冈水”。“石头”的“石”念成“吓”，这是很土的其实是很古老的发音，念成“习”更进了一步，但那时候发音还没有“zh，ch，sh”这类声母，把“吃饭”念成“奇饭”，“智力”念成“吉力”。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家附近方圆几十里内，这三种发音同时存在，由此可以推断出，邵阳市的西北部广大山区，应当是各种语音交汇杂糅的地区。——可惜我不搞语音学研究，不然可以去挖掘很多活材料。
我们家所在的村庄处在一个山坡上，土地贫瘠而容易干旱，环绕的几座山丘都是岩石嶙峋、植被稀疏的喀斯特地貌。而外公家所在，却是一块不可多得的膏腴之地，且风景绝佳。外公家的房屋是坐东朝西的四个垛子两进的土砖瓦房（四个垛子即四个墙垛之间，有三大间房子，除中间通透的堂屋外，两边的大间隔成四个小间。房屋顶的结构是“伞”字型，最高最中间的一根主梁，是在位于堂屋最上方，是当地人住宅中最神圣的地方。房子空间的中端，隔两尺宽便横亘着一根杉木或松木，家庭殷实的便在上面铺有一寸厚的木板，上面便成了阁楼。从房间一出门到柱子之间，还有一米宽左右敞开式的走廊，当地名“阶级”。湘中地区大多数建筑是这样，我看过一本有关长江流域民居的书，说这类建筑叫“干栏式”，是北方移民将中原的庭院式建筑，和南方山区少数民族吊脚楼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创建的建筑样式）。外公正屋的西端，是一间偏屋（靠着正屋的侧壁搭建的矮房子，屋顶非“人”字型构架，而是自然向一方倾斜，很多用草而非瓦片盖顶，多用来圈养猪牛羊等牲畜）。东端原来也是偏屋，几个舅舅长大后，拆了偏屋，盖了几大间与正屋相对独立的横屋。
农村判断一个人家是否殷实，主人是否能干，多半看房屋的数量和质量。外公中年丧妻后，养大了七个儿女，且盖了两幢房屋，正屋都是一色的杉木主梁和楼枕（当地建筑用木，杉木最好，因为自身重量轻且笔直，抗压能力强，其次才是松木），且全部铺好了楼板。
外公家的百草园（3）
房屋建在一个类似太师椅的凹地里，照风水理论，这样的宅地防风聚财。背后是长满松、杉、栎、樟等各种树木以及毛竹的丘陵。紧靠外公房屋的山坡，依据当地民间的自然法，是属于住宅的附属部分，归主人所有，和美国人楼房附带的花园一样。即使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时期，这一规则依然得到了尊重。外公栽种了一圈半圆形的荆棘，将属于自己的这块“领地”围了起来，我爷爷老屋后也有这样一块地，但相比而言小得多。这种用来划分私人区域和公共区域的篱笆，当地叫“ganji”，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上了大学后，我想应当是“间棘”，“间”在我们那里念成“gan”，也是古音。“间棘”就是用来间离、区别地域权属的隔离带。在美国看一家主人是否勤快，就看他房前花园的草坪修整得如何，而在湘中农村，看一个主人是否勤快，就看他屋后“间棘”里面栽种的树木状况。
尽管我不乐意住在外公家，但既然来了，则千方百计要寻找出一点快乐。
外公屋后面用“间棘”圈起来的园子，便是我童年的百草园。园子里长着茂密的树木，主要是李子树、板栗树，还有毛竹。树的根部，生长着蕨类和冬茅草。春天到来，一株株李子树绽放着白色的花儿，引来了蜜蜂和蝴蝶飞舞。不久花瓣落尽结出青涩的果实，于是我眼巴巴地盼望着夏天快来，果实早点成熟。李子的品种似乎有两种，一种是好看不好吃的猪血李，果实朱红；另一种熟透后呈黄色，味道好极了。板栗树树干粗壮，枝叶壮硕，板栗外面包着长满刺的外壳，收获板栗时，得戴着一顶大斗笠，用竹竿狠狠地敲打树枝，像刺猬一样的板栗雨点般地坠下，偶尔飘落到手上，扎得皮肤很痛。园子西半部全部长着毛竹，毛竹的生命力极强，竹鞭在地里潜行，在春天只要有机会，竹笋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不屈不挠地冒出来，它们不受人为“隔离带”的束缚，在“间棘”外面长出来，那就属于公家支配的财产了。学会写字后，我最执著的工作，便是用铅笔刀在毛竹竿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或者课本上的几句话，等竹子长高长粗，刻下的小字被拉扯的很大，再经过一段岁月，字迹就变得模糊不清，进而只留下一道道疤痕。
屋前300米左右，是奔腾东去的石马江，它是资江数不清的支流中的一条，发源于雪峰山余脉的千谷坳，一路穿过狭窄的谷底，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拐了个急弯，到了外公家的门前，已变得平缓。上世纪60年代大修小水电站时，门前正对的河流被一道石坝截成两段，利用水流的落差发电、碾米，石坝上砌着一个个相隔尺许的石墩，水从石墩间往下流，形成一道200米宽的瀑布，来往的行人踩着石墩子过河。
因为石坝拦截了上游的水，石坝以下河床裸露出来，形成了一个个沙洲，古书上应该叫“汀”吧？上面长着青草和一些不知名的花儿。我和外公村里的同龄小伙伴在沙洲上放牛，扯那些附着在地表的鱼腥草，洗干净给牛晚上作“夜宵”吃，前几年去贵州、四川，才知道这喂牛的野生植物成了摆在餐桌上的一道名菜，叫“折耳根”。
春节去外公家拜年时，走完石墩来到此岸，哥哥便开始放炮仗，先是单个的大炮仗，主要起报信的作用，在家的舅舅和未出嫁的姨妈便走来接我们，只有到了门前，才点燃一挂长长的鞭炮，按规矩这挂鞭炮必须最后扔到堂屋里，我想这隐含着不仅仅是给外公家活着的长辈拜年，也是给外公家列祖列宗拜年。
外公家的百草园（4）
有时春汛来得早，水流淹没了石墩，幼小的我们不敢过河。母亲站在河对岸大声地喊，对岸村落只要有人听见，就会涉水过来背我们过河。因为外公所在的村落是典型的聚族而居，全村都姓王，和外公没出五服。小时候我就感觉到到了外公村子里，有那么多“客公”、舅舅和姨妈。外公亲兄弟五人，还有几个堂兄弟。除三外公年轻时被国军抓了壮丁，去了台湾不知所终外，其他的外公都有若干个儿子，他们的儿子又有若干个孙子。
王家在当地是个大家族，沿石马江两岸有好些以王姓为主的村落。外公曾说过他们家的郡号是“太原”，王姓主要是“太原王”和“琅琊王”两支，“太原王”是个很古老的家族，三千年前周成王桐叶封弟，将弟弟唐叔虞封在太原，王姓和唐姓因此发源于太原，至今晋祠还算是王家的祖祠，有一年去太原我还特意去了晋祠，算是拜谒外祖家的发源地。外公不识字，当然不知道这些，他一生没去过北方，不明白太原究竟在何处。但“太原”作为一个家族符号世代相传，让一个湖南农民记住了终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文化中祖先崇拜力量之大。
我害怕外公并非因为他责骂我，外公很少对我动怒，但那不苟言笑、不怒自威的神色更让人觉得难以亲近。看到孙辈们做错事，他顶多是咳嗽两声，可那两声咳嗽却有穿云裂石之力，让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在记忆中，外公对我最严厉的惩罚有两次，大概在我四岁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被妈妈送到外公家待了小半年。
一次我跑到一户人家的屋后，看到一窝刚孵出的小鸡，我想小鸭子刚出来就能下水游泳，小鸡能不能呢？便把几只小鸡扔到水里，当然试验的结果是几只可怜的小鸡全部淹死，外公为我的闯祸道歉和赔偿，他当时真的怒了，用几根稻草抽打了我两下。还有一次，我和一个比我大半岁的远房表姐一起去偷生产队地里的花生。偷一两株倒无所谓，偏偏小孩心思，总觉得下一株花生的果实肯定是最大的，便如猴子掰包谷，一株株拔起，毁了大半块地。被发现后结果自然也是罚外公家的工分。外公没办法只好把我锁在家里，把所有的门都拴上。可农村房屋的木栓在里面可以打开，只是我的个子极矮，够不着门闩。前两天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有一次饿了，从锅里挖出冷饭，捏成一团正往嘴里塞，外公休工回来了，吓得我钻进桌子底下把饭团咽进肚里。后来外公给母亲说，他早看到我偷冷饭吃了，故意装着不知道。被囚禁几天的我不甘心这样下去，外公太低估一个四岁小孩的智力，有一天我终于想出一招，拿一根扁担，往上靠着门闩，一点点给敲开了，又如鸟入丛林鱼进大海。
除了外公，他家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成员，一头性格暴烈的水牛。在小姨妈的面前它老老实实，却专拣瘦小的我欺负。跟着小姨妈去放牛，小姨妈忙着打猪草，让我照看一下吃草的水牛，这牛只要看不见我小姨妈，便会走近我，用犄角把我挑进水田里。
长大后我才明白外公古板、严厉得不近人情，是和他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有关。我外婆病逝时，才四十多岁，留下七个子女，除了我母亲外，其他的舅舅姨妈还未成家，最小的姨妈还嗷嗷待哺。一个大男人要抚养这么多孩子，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当时村里有人断言他家得讨米，也有人劝他将最小的孩子送给别人抚养。
但外公很要强，自尊性极强，他不但要把孩子们养大成人，而且和别人比，不能生活得更差。除了一个姨妈因外婆早逝辍学外，其他的姨妈都念完了高中或初中，大舅早早去当兵，后来提干留在外省，三舅高中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姨妈们出去的穿着，比那些父母双全的农家孩子更为整洁。
像我外公那样的农民，是很难主动用语言表达自己情感的，但我想他对我外婆的感情应当是很深很深。这种情感表达的最高形式就是尽责任，在妻子死后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这是对早逝妻子最深最博大的爱。
为了这份责任，外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付出的是全部的精力和时间。他节俭和勤奋得有些不可思议，用别人的话来形容，他一泡尿都不会浪费在外面。对他来说，每一粒粮食和每一寸时光都是那样珍贵。除了参加生产队正常出工挣工分外，他没有闲暇时间。早晨出工前，他会利用黎明那段时间去山野积肥，挑着畚箕，将路上一摊摊牛屎撮进去，带回家堆积起来。收工后他不是去河里捞鱼虾晒干，就是去挖一种草本植物做酒曲。——外公做的酒曲远近闻名，农家用稻米或苞谷酿酒，决定酒的品质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酒曲的质量。大多数农户会自家酿酒，但懂得做酒曲的很少，酒曲做得好的则更少。除了做酒曲卖钱，他还自家酿酒做豆腐卖钱，维持着这个少了女主人的家，在村子里过着有尊严的日子。我那时候去外公家，小小的年纪就能感受到，外公家竟然比父亲当国家干部的我家要殷实，从吃饭就能看出，他能时不时地从坛子里拿出晒干腌好的小鱼小虾炒菜，他做出的酸大蒜和豆角、萝卜是我此生吃过最好的酸菜，他还能不时地喝一杯米烧酒。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一位壮年丧偶的农夫，在一个人的时间和私有土地被人民公社最大限度挤占的时代，能够过得殷实和有尊严，是多么的不容易，他要付出比一般农民多得多的体力和智力。
四只鹅和一头牛（1）
我爱惹事的恶名，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又在外公那个生产队传遍了。没有了外婆，光靠脾气暴躁的外公和几位豆蔻年华的姨妈，很难管教我这个混世魔王。于是，我又被送回老家了。
我妈用一举两得之招术，拴住了我。我一直认为我妈很具有管理天分，可惜生长在穷乡僻壤，无可施展，这种天分只能用来管教儿女了。她说一个快五岁的男伢，该干点活了，这样他就没时间惹是生非了。
爸爸从公社某个大队，买了四只小鹅让我看管。这四只鹅是别人挑剩的，比例严重失调，三公一雌，这种不平衡让我吃尽了苦头。人，总是有自尊的，在那时我的心中，妈妈把四只鹅交给我，就好比游击队长把一封鸡毛信交给海娃，觉得这任务光荣而又艰巨，一定要好好完成，证明自己不仅仅只会犯浑。
毛茸茸的小鹅仔，看不出和小鸭子的区别。但妈妈告诉我，鹅喜欢干净，它们不像鸭子那样喜欢去水田里吃小鱼小虾，而是喜欢到山坡上吃青草。
每天大清早，我用一根竹竿把它们赶到茅屋山上，山坡上长着各种青草，有的还开着白色的、黄色的小碎花，看鹅仔们快乐地吃草，我在旁边扯野胡葱。野胡葱长得细细的，地里的块茎比家种的葱小得多，但格外香。我每天要扯好几大把，拌着豆豉，炒干萝卜条吃，那味道至今让我回味不已。
鹅仔一天天长大了，三只纯白鹅是公的，剩下的那只麻鹅是母的，看它们头上的鹅冠就能分别出来，公鹅头上的肉冠又大又红。后来我看王羲之的故事，这位大书法家特别喜欢白鹅，有人说是因为鹅的姿态很美，对他的书法很有启发；也有人说，因为鹅有一种贵族气质，和东晋时代士大夫的气质吻合。我觉得后一种说法是正解。
鸭子爱嬉闹，一群鸭一起跳到水里，乱糟糟地叫个不停，老家形容一个人叽叽喳喳说不停，就说他是鸭婆娘变的。它们喜欢吃脏东西，喜欢水，所以才可能“春江水暖鸭先知”。鸭舍也潮乎乎的，腥臭味很大，而鹅舍要干燥通风。鹅走路，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不紧不慢地迈着方步，挺着细长的脖子，显得颇为矜持，一群鹅在一起，绝对前后有序，由一只公鹅带队，如古罗马将士的方阵，即使只有四只，它们也不会乱了阵法，不会像一群鸭子那样毫无秩序地往前涌。喂鸭子和鸡，将谷粒和水混在一起就可以了，喂鹅不行，要一只盆盛清水，一只盆盛谷粒，鹅也不像鸭子那样急火火地扎在盆里面抢食，而是慢悠悠地吃几口食物，再换到另一只盆喝水。我爸说这鹅倒像男人们坐在桌上吃饭，举杯喝一口酒，再放下杯子夹菜。
鹅的贵族气质，大约来自他们祖先大雁的遗传，大雁高高地飞在天上，从北方到南方，长时间地跋涉，而鸭的祖先野鸭，只能栖息在芦苇荡里。放鹅的初秋，天气初肃，躺在草坪上看不到夏天那样绚丽的火烧云，往往能看到一群群大雁从头顶飞过。据说大雁通人语，它们还识字。我们看到大雁飞过，就对着天上喊：“雁鹅雁鹅，给我排个一字。”“雁鹅雁鹅，给我排个人字。”有时雁群还真遂了你的愿，变成“一”字阵或“人”字阵。那四只鹅，吃饱了青草，也会抬起头，看天上它们同宗的兄弟们振羽高飞。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思想，是否在怀想被驯化前自由的状态。鹅们肯定还残留着飞翔的梦想，这一点不假。四只鹅中那只带头大哥，就有返祖的现象，惹急了它，它会助跑两步，翅膀一张，扑愣愣飞了起来，但没法跟大雁比，顶多一鼓气飞到另一个山头，这样也惹得我很累，要爬到山头上把它逮回来。
四只鹅和一头牛（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话一点不假。这些鹅一天天长大，开始不服管教了，我便用放鹅的竹竿敲打它们，比如它们趁我不注意偷吃刚插下的禾苗，用钳子一样的嘴，刷刷地把一兜兜禾苗拦腰掐断、吞食，比镰刀割得还要整齐。四只鹅中带头大哥挨打最多。时间一长，它们不乐意了，终于有一天向我发起了偷袭。
一日，我赶着它们往家走，带头大哥又不安分了，我伸出长长的竹竿，打了几下它的背。几只鹅像有默契似的，全部驻步不前，集体转过身来，对视着我。就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时，带头大哥扑上来了，其他三只鹅跟着它冲锋，一下子就把我扑倒在地。五岁的我不到1米高，不超过20公斤，在它们的围攻下，毫无还手之力。四只鹅用那长着锯齿的大嘴，夹我的脸，我的胳膊，我的大腿，而我打着赤脚，只穿着一条短裤，一件小背心，大部分肉体暴露在火力之下，我下意识地捂住下部，小鸡鸡可不能让它们夹了。——很小的时候，大人就教导男孩子，要保护好小鸡鸡，因为这是做种的。
从那以后，尽管我已经善待它们了，可这些翻身农奴们，尝到了甜头，就像大队干部动不动就把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揪出来批斗一番一样，它们吃饱了后，动不动就玩袭击我的游戏。去放鹅，成了我的噩梦，常常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回家。妈妈骂我没出息，连几只鹅都奈何不得。爸爸说：鹅公多鹅婆太少，分不过来，鹅公闲着没事，就会生事。
谢天谢地，等母鹅生了一堆鹅蛋，孵出一窝鹅仔后，那三只公鹅被宰掉了。鹅特别强悍，四只鹅在家门口，碰到生人就会高声地呵斥，比看家狗还管用。因此宰鹅比宰鸡宰鸭难多了，两个成年人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杀掉一只鹅，如果手脚不利落，被割了脖子的鹅还能在地上飞奔，如此大不吉利。宰鹅时很残忍，尽管它们袭击过我，我看着它们被宰却并没有复仇的快感，而是很伤心，觉得有种伴我许久的宝贝丢了似的。爸爸宰鹅前，照例要说一声：“莫怪我心狠，谁叫你生出来就是人口中的一坨肉呢？来世投胎做人。”
公鹅被宰，孤独的母鹅，因为有了一群小鹅仔，变得温顺起来，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它的儿女们，似乎已经忘却了与它青梅竹马一同长大的三只公鹅。
等我家第二代鹅群成长时，放鹅杆便交给了我的弟弟。有一项更重要的生产任务等着我，妈妈从队上领养了一头水牛。
生产队集体出工，年底按工分分粮食。每家可以留几分自留地做菜畦，自留地和公家的田土非常好辨认，庄稼长得很好的，那块地十有八九是自留地。队里的耕牛，承包给各家各户看管，年底一起计算工分。看牛的当然是不能下田干农活的小孩或老人。
那时候没有所谓的童工概念，只要手脚能动，就应当劳动。我哥哥、姐姐在寒暑假，特别在割稻、栽秧的农忙季节，他们照样跟着大人出工，还要加夜班，晚上10点的时候才回家。壮男劳力每天10工分，壮女劳力每天7工分，十二三岁的哥哥出一天工也就是4工分。年底算账，一个男劳力一天10工分折合不到5毛钱，也就是说我哥哥这样的半大小子一天劳动的价值顶多2毛钱。
看一头牛年底能给100来工分，大约价值6元钱，也就是说，我这个不到6岁的童工，每年给家里挣了6元钱。
四只鹅和一头牛（3）
那是头小母牛，快满一岁，刚刚离开它的母亲。我俩历史性的会晤是在一个夏天的清晨，我的姐姐把它牵来，带着我去一块烟叶地的旁边，阔大肥硕的烟叶滴着露水，旁边的青草上也沾满露水，姐姐告诉我要让小牛吃露水草，才能长得快。小母牛还没有穿鼻孔，系着辔头，它欢快地吃着露水草，尾巴有节奏地拍打左右两边的屁股，这样做是驱赶蚊虫。姐姐把缰绳交给我后，叮嘱我这些天一定要找个偏僻的地方放牛，不要和队上的牛群一起放牧，因为喜爷爷家那头母牛是它的娘，见到后就会跑过去，再大的力也拉不回，这样牛就长不大。
小母牛找过几次它娘，但它娘又有了弟弟，见了它也不怎么搭理，自讨没趣的小母牛渐渐地习惯了独立生活了。
开始了独立生活的小母牛，也就告别了它的童年，开始尽一头耕牛的义务了。
第一件事是给它穿鼻孔，小母牛的力气越来越大，用辔头根本牵不住它，如果牵住牛鼻子，再大力气的牛也老老实实跟着小主人。穿鼻孔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我搞不懂一些时髦的女孩，为什么喜欢装一个鼻钉，难道她们前世是牛？队里的老把式把小母牛赶到牛圈里，先喂它吃饱，然后几个人抓住它，很快地用一根锋利的铁丝戳穿它的鼻孔，再用一根一头打着死疙瘩的棕绳穿过去，再在另一头打个死疙瘩，用缰绳系在一头的疙瘩上，便大功告成。
第二件事是教它背犁，一头牛犁田的技艺好不好，开头的训练尤其重要。大人说：牛背犁和娃儿读书一样，头没开好的话，要把坏毛病扳过来太难了。学背犁的时候，前面一个老把式牵着，后面一个老把式扶着犁。前面的人牵着牛在水田里一圈圈走，后面的人吆喝着，泥土一圈圈翻过来。如此教导三四次，就不用前面有人牵着绳子引导了，一个农民就能一手扶犁，一手扬鞭扯绳，赶着牛老老实实耕田。因此敝乡骂不聪慧的小孩，学新东西很笨，就会说：“还不如一头牛，牛教三回都会犁田了。”
乡下的孩子，最初的性启蒙往往是动物交配，比如鸡鸭鹅狗。牛因为身躯庞大，交配起来动静更大。水牛脾气暴躁，因此一个生产队一般只留一头各方面指标很好的种牛，其他的公牛成年前全部阉割掉，否则的话牛群永无宁日，两头公牛在一起，一定会拼个你死我活。那只幸运的公牛，全生产队的母牛都成为它的妻妾，因此老人常笑，做种的大水牯比过去的地主快活，地主再有钱能讨几个小老婆？
猪是圈养，因此母猪交配必须由别人赶着种猪来。邻近的第一生产队有一个专司猪配种的“猪郎倌”丁老头，他最大的特点是邋遢，而且裤子从来就是歪歪扭扭地系一根布带，每天赶着种猪走村串户，大约种猪常常跋涉在田埂上，而且四处临幸，户外运动和户内运动都很多，不像别的猪那样肥，而显得健壮。大伙看到丁老头赶着种猪，就会说一句：丁师傅，又去当新郎官了？
一次放牛的时候，一头像座小山似的公牛，爬到一头母牛身上。母牛的主人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着急地对公牛的主人大嚷：你家大水牯欺负我家的牛了。放大水牯的老头甲满爷，他肚子里尽是传奇。笑呵呵地说：小伢子真傻，这是好事，它们在做你爷娘在床上做的事情，不做这样的事情哪有你？不信回家问你娘去。小孩子真的回家问他的母亲去了，第二天当娘的碰到甲满爷大骂：“你个天杀的，尽告诉小孩子这样的事情。”他笑呵呵地答腔：“这样的事情不教给伢子，哪能长成人？我还没有收学费呢！”
我放牧小母牛半年多后，它身上的毛由黄变青，说明它完全成年了。一日在一个山坡上放牧，一个大我8岁的本家叔叔，他父亲和我家很是不对付，因此他也对我使坏。指着油桐树正盛开的白花说，你把花折下来，插到你家那头牛后面的缝里，牛就会长得更壮。我将信将疑地问其他几个大孩子，他们也商量好了，骗我说：对头，我们以前对自家的牛也是这样干的。
于是，我傻乎乎地折了一大把油桐花，插到我家小母牛后面的缝里。——那是母牛的外阴，两片厚厚的阴唇如两块腰子粑一样对称着，花枝插多了，小母牛感觉到不舒服，飞快地狂奔，屁股后面白色的油桐花在风中摇曳，那些大孩子如同奇计得逞般大笑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