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有些被戏弄的恼怒，现在想来得感谢那个恶作剧的叔叔，否则我哪能见到用繁花装饰的牛B？
生产大队的政治格局（1）
家门口是生产队的晒谷坪，晒谷坪折了一个90度的弯，像木匠的尺子。我家大门正对晒谷坪，晒谷坪旁边是生产队的仓库，一栋两层楼的砖瓦房。
在晒谷坪和我家之间，有一道五尺宽的过度地带，按着乡间的习惯，那是属于我家的“经济专属区”。
哥哥在上面栽了三株桃树、一株李子树，还有一棵香椿一棵泡桐。香椿长得慢而泡桐长得快，同时栽种，当我离家上大学时，泡桐的直径差不多是香椿的四五倍了，得一个成年人合抱。还有一株苦楝树，生长在泡桐树几尺外的地方，无人栽种，是一只鸟栖在泡桐树上，把嘴里的苦楝树种子撒到地上长成的。泡桐质材疏松，无甚用处，只是树叶阔大，能遮阳引风，白色的泡桐花发出一种浓浓的、似乎有点中药味的馨香。
我家房子建好刚两年，生产队便把晒谷坪用高高的围墙圈了起来，名曰保护集体财产，而据我妈说，人家是看不惯我家门前开阔，一定要把我家的堂屋门挡住。高高的围墙挡住了我家三分之二的房子，唯有东端那间房，对着青石板路，还能望见对面的青山和溪流。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便有政治。大队所辖的七个生产队，约有800来人，大队支部几乎是个“家族内阁”。一、二队多姓张，三、四队姓孙的占多数，五、六、七队多姓李，大队干部基本上在这几大姓中搞平衡。
大队书记是个有意思的特例，他也姓李，但是外地人，入赘给我们家族的一个姑奶奶做丈夫，相貌堂堂，长着一脸浓密的络腮胡。他的三个舅子，有两个在外面当国家干部或中学老师，家道殷实。他颇知书，回到家里几乎手不释卷，晚上点着油灯看到很晚，姑奶奶说他：一大把年纪了还这样看书，难道你要去考秀才？他看的多是《三侠五义》、《说唐》、《薛仁贵征西》之类的演义，读完了喜欢给小孩子讲。他家在五队，和我一个家族，住得不远，我常常在夏夜跑到他家，做他忠实的听众。在我眼里，他不是个很威风的干部，而是个有学问的长辈。他办事还算公道，因此在大队的社员中很有威望，在我的记忆中，多年来他一直是大队书记。我们大队那个小学校人才辈出，大队的孩子普遍爱读书，我认为和他这样一个有儒雅之气的大队书记是分不开的。
七个生产队在大队党支部中各有一个代表人物，他们长得都有特征，乡民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一队长子，二队矮子，三队瘸子，四队胖子，五队胡子，六队跛子，七队驼子。”一队那位个子很高，气宇轩昂，分管治保和民兵；二队的是大队会计，个子矮墩墩的；三队的是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缺了几颗门牙；四队的是个女干部，妇联主任，姓肖，微胖和我妈关系非常好，大约都属于乡野间有见识的农村妇女，彼此很有共同语言；五队的胡子就是那位好读书的大队书记；六队的大约是支部组织委员，我叫贵爷爷，当兵时伤一腿；七队即我所在的生产队，大队支部委员我叫求爷爷，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驼背。
中共一改两千年来王权不下县的传统，把统治的触角伸到最基层，用党的组织资源来整合民间力量，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办法，我们大队算是一只很典型的“小麻雀”。
每个生产队在整个大队的资源分配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和这个生产队在支委中代表人物的能力关系密切。五队和三队自不用说，他们占据了一、二把手的位置；四队的妇联主任丈夫姓陈，并非大姓，但在区政府当干部，人家得敬她三分；一队的长子能言善辩，二队的矮子能写会算；六队的跛子，虽然没读什么书，但脾气暴躁，而且当过兵，受过伤，他发起火来连大队书记都要让他三分；只有我们七队的驼子，不识字又没有口才，大队“七大常委”议事，他只能唯唯诺诺，因此，我们七队虽然人口多，但常常吃亏，此乃我队一大恨事。
生产大队的政治格局（2）
大队的政治格局，当时我因为太小，感受并不强烈。但对生产小队的政治运作有痛楚一般的感受。
父亲在外面工作，但不是公社、县委的干部，只是一名医生，人家不用太在乎你家，因此在队上，有人总会千方百计地算计我家。
队长常常轮换，基本上是当过兵的青壮年担当，但谁能当队长，往往得由本队的大队支委“驼子”求爷爷认可，他虽然在大队“七大常委”中说话不硬气，但在本队，却是一言九鼎的“太上皇”。因此，这个生产队掌权者往往是他那一房的人，或者奉迎他的人。而我母亲性格耿直，有点瞧不起他的专横和没文化，因而如何整治我家几乎成为这位爷爷多年来一道百做不厌的智力题。
那时候我家那种结构叫“半边户”，半边城镇户口半边农村户口。队长、记工员、会计都是这位跛子爷爷的亲信，他们结成神圣同盟。比如记工员满爷爷，是跛子爷爷的亲堂兄弟，读过两年私塾，能写几笔毛笔字，他是跛子爷爷的智囊。别人在地里干活时，他牵一头牛站在岸边，拿着记工本指手画脚，而且他的工分标准定得很高，谁触怒了他，从派工，到记工分，分粮食，整个一条龙都能给你穿小鞋。生产队开抽水泵的、保管粮食的，都是和他们关系不错的人。
年底他们根据各家各户对生产队出力的大小，核定口粮标准。我家劳力少，每年口粮标准是最低的。这还不算什么，每年都得“超支”，也就是说我妈那些工分，还不能抵我家所分的粮食，我父亲必须再掏钱给生产队。
我记忆最深的两件事是分红薯和年底会餐。
老家是山区，水田少，旱地多，红薯能顶半年粮。分红薯时，总是跟着哥哥、姐姐满山跑，名曰“捡狗屎”，分给我家的红薯数量不多，可是给你分成很多堆，东山一小堆，西山又一小堆，南山还有一小堆。让你为了那点红薯来回奔波，一直到深夜才能全部挑回家。而那些队上的干部或者和干部关系不错的人，分的红薯是离村庄很近的同一块土地里的，且个头大、模样周正，
生产队在年底时会餐，一家出一个成年人带一个小孩参加。但是规定必须是男性。而“半边户”家的成年男人都在外地，女性无资格参加。你有意见，给队长理论“妇女能顶半边天”，没用。人家说这是大多数社员同意的方案。这倒没说假话，大多数社员有点嫉妒男人在外面挣工资的家庭，对这种“英明决策”举双手赞成。这样的少数服从多数，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群众暴力。有一年，我纠集几个父亲也在外地工作的伙伴，在聚餐前一天晚上，爬墙进了队部，在已经做好的熟肉里面撒了几泡尿。得知第二天几十号人毫无察觉地大快朵颐，心里偷偷地乐了好些日子。后来这件事被一起作案的某位伙伴泄露了，那些吃过那锅肉的人，包括跛子爷爷，并没有找我家麻烦，而是说：童子尿，是补药，吃了点有什么要紧。
听我妈说，那时候的生产队长还不算最威风的，毕竟一家一户自己煮饭做菜，你想吃什么队长没法干涉。六十年代初大办公共食堂——敝乡百姓称为“过低标准”，而不说官方所定的“三年自然灾害”，因为灾由老天决定的，那几年老家无水灾也无旱灾，而“标准”的高低是人自己决定的，我由此再一次佩服民间语言的精确。——那时候队长对人最大的惩罚是“饿饭”，中午或晚上不让你吃那可怜的二两米饭，两天下来保证饿得你头晕眼花，在队长面前低声下气。
有一次看一本从西方译过来的书，作者说，人的自由度和他所能控制的私有财产成正比。我马上想到了生产队。公共食堂时，你每顿饭都由人控制，当然不可能有什么自由。后来食堂解散，自由度大一些了，可还是集体出工，你的工种是什么，给你记多少工分，年底分你多少口粮，哪块自留地给你，还是由人家决定。
我闲来没事常去生产队的仓库玩耍，我们把这个地方称为“公家”。保管员是一个和善的中年妇女，她的丈夫在外地当公社书记，她的大儿子是中学老师，做过我哥哥、姐姐和我的班主任。因为在仓库里每次都能碰见她，于是我认为她就是“公家”。
童年时人家问我长大后的志向，我说要当一个保管粮食的“公家”。
地震恐慌和举国大丧（1）
龙年的夏天，少有的炎热干旱。
我们这些放牛伢子，除了一条仅仅遮住下体的裤衩外，都光脚、赤膊。太阳把瘦瘦的我晒成非洲黑孩子，脚板踩在发烫的青石板路上，时间长了都失去了感觉，足底全是一层厚厚的茧子。黄昏，太阳落山许久，牛们还不愿意归栏，死乞白赖地赖在小溪里、泥塘里，沉到水中后
好些时候，才冒出头，鼻孔忽忽地往外喷水。人和牲口都很烦躁，只有晚饭后，我脱光衣服，躺到门前浅浅的沟渠里，才觉得有一丝凉快和安宁。西边天地庵水库坝上的大马力抽水机没日没夜地抽水，经过沟渠灌溉着一丘丘渴极了的禾苗。流动的水，是洁净的水，水渠中的我枕一块石头，头露在外面，水从脖子开始，顺着肚皮淌过，轻柔柔的，很是舒服，小鸡鸡处在十分自由放松的状态，在流水的抚摸下，悄悄地起了变化。仰看满天的星斗，它们眨着眼睛看着我，耳边只有流水的声音以及蛙鸣，四野安静得很。偶尔有一声奇怪的呼唤，疑心在唤我，想起爷爷给我讲过的许多鬼故事，鬼勾小孩的魂，唤他的名字，如果一答应，魂儿马上就没了。于是无论怎样也不答应，哪怕真的有熟人喊我的名字。
山村的安静有一天被山外传来的恐慌打破了，听说北方很远的地方闹地震，死了很多人。我们那里的人只经历过旱灾、水灾、山洪，等等，没有谁见识过地震。于是这地震越传越可怕，好就在你面前像有一个魔鬼张开血盆大口。有老人说这是地底下的龙不安分了，龙一动身子山就倒下了，地裂开巨大的缝，房屋、牲畜、大人小孩，一下子就被这条龙吃了。我总觉得水库四周山里的大岩洞中间，藏着这样的龙，它要是生气了，就会吃人。
地震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连爸爸妈妈和大队书记都没去过，只有我二伯的三儿子运哥知道确切的位置，他刚刚复员回家不久。他在石家庄当兵，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复员时回到家，我和一群孩子去围观，他穿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草绿色军装，从一个黄帆布大包里，摸出冰糖，一人发两颗。回家后妈妈听说我和弟弟并没有比别的孩子得到优待，有些生气地说他当兵你爸爸给找了公社武装部长，不然哪去得成？也是两颗糖，真不知道好歹。后来有队上的人问他用的是什么枪，他憨实地说，部队几年，除了新兵连三个月摸过枪外，就一直在当炊事员，喂猪、做饭。去那么远的地方喂三年猪？有人说划不来，也有人说见见世面总是好事。不过对运哥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许多人家办喜事，找他去帮厨。
地震越说越玄乎，有人说天老爷要来收人了，也有人说干脆把猪宰了，好好地吃几餐肉，不然死了太不合算了。大队干部终于站出来了，开大会告诉社员们，地震并不可怕，而且地震的地方离我们很远。但不能麻痹大意，要学会预防。于是社员之间相互传授了许多地震的土知识：比如井水突然变浑了，畜牲晚上不安分，等等，有些也是被添油加醋，弄得荒诞不经。
一天半夜，哨子尖利地吹，这是平时开工用的哨子，掌握在队长的手里。原来当队长的华阿叔，他家的母鸡半夜打鸣，他觉得是地震的前兆，把沉睡的村民全部唤醒。那夜爸爸在四里外的卫生院，哥哥在公社初中寄宿，听到哨声，姐姐自己爬起来了，我和弟弟被妈妈唤醒。我记得妈妈还沉稳地为兄弟俩穿上厚厚的衣服，后来她说听人讲地震后天会变得很冷，所以让我俩多穿衣服有备无患。
地震恐慌和举国大丧（2）
一家人从屋里出来，往东边的茅屋山走，听说地势高的地方安全一些，地震后龙口里喷出来的水淹不着。全村的人都往那里聚集，大人喊小孩闹，乱成一团。我提着我家的煤油灯，走在前面。觉得后面真有个野兽来追我似的，跑得飞快，将妈妈、姐姐和弟弟抛在后面。当大家都坐在山腰的草坡上歇息时，我还不知疲倦地往山顶上冲，似乎只有山顶才安全。妈妈在后面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喊了好久才让我止住脚步。
当然是一场虚惊。天麻麻亮的时候，大家都回家休息，所有的人都在埋怨队长的冒失，说白白地浪费了灯油，耽误了困眼闭（我家乡睡觉的说法），强烈要求队长歇工一天。
地震的恐慌刚过，又传来了一则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
那是一个黄昏，天气还很热，我们这些小孩还穿着小褂子、短裤在村口玩耍。在公社中学读书的全叔叔回来了，穿一件红色的跨栏背心，挑一担水桶去村外的水井打水，经过村口时，和村口纳凉的申爷爷说了一句：“毛主席死了。”
“你莫乱讲，这样的话能随便讲的？”申爷爷一阵惊慌，说道。
“不是乱讲，乡里广播里广播了，我们老师也讲了。”
“毛主席真的去了吗？他去了，谁来管我们？”申爷爷提出疑问。
“全老满，你肯定是乱讲，毛主席怎么能死的？他老人家是万岁，是长生不老的。”一位老奶奶死活不相信。
我们听说这话，也不敢相信。回去问妈妈。妈妈说：大概是真的，这样的话没人敢乱讲，除非他不想要吃饭的家伙了。
大队的大广播里面终于证实了，毛主席逝世了，最红最红的太阳落山了。在山村孩子的心里，毛主席就是住在北京金銮殿的大救星，就是慈祥得像爷爷一样的毛爹爹，就是挂在堂屋正中间的那张像，下巴有一颗痣，村里的老人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好，是菩萨相。我们小孩最先认识的字就是生产队队部墙上用石灰写的几个大字：“毛主席万岁”，我们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太阳升……”我们村里一个地主婆，用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剪鞋样，被发现后，大队干部说她想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踩在脚底下。她被抓住游行，斗了个半死。
接下来，公社和大队都开始办丧事。大队的灵棚扎在小学校的操坪里，有大人从山上折下来的马尾松，有白花、黑幔和花圈，追悼会上有几个贫农代表声泪俱下地讲述毛主席的恩情，有一个老太太哭着哭着就晕了过去。
接下来大队开始部署基干民兵荷枪实弹站岗放哨，对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严加看管。走亲戚基本停止了，如果因孩子降世确实需要外出的，必须凭大队部开具的路条。由于我爷爷所住的老屋走廊是交通要道，民兵在这里设卡盘问过路人。有一个挑担子的中年人被挡住，没有路条，不让他过，他讲自己的成分是贫农，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的社员，叫什么名字，去哪里干什么。没人敢相信，先扣留，派一个后生跑到他所说的大队核实无误后，才开具已盘查的证明放行。
生产队保管员的二儿子，一个字写得不错的叔叔，在每家堂屋门的上方，用白粉刷白，画一个长方形的黑框，框框里用墨写几个宋体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前些年我回老家，许多家门口这些字还在，也算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了。
在那个要布票的年代，那一年黑纱的供应好像不受限制。根据家里的人口，除“四类分子”和没有上学的小孩外，其他每人一个黑袖章，一朵白花。我和弟弟没有上学，所以不发给黑箍箍，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缠着妈妈要黑箍箍。妈妈没办法，只好从家里拿出黑布，给我们两人做了两个黑袖章，我根本意识不到什么悲痛，只是觉得人家有我也得有，有了和上学孩子一样的待遇，便觉得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且那些日子有热闹可看。
上学的哥哥和姐姐回来后说，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最不习惯的是，每节课上课前，老师都要他们站立、低头，默哀三分钟，天天如此，厌烦了。妈妈告诫他们，这话只能在家里讲。
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
又是一个深夜，已是秋天，天气比夏夜凉多了。我们又被队长吹哨子吵醒，告诉有重要事情。妈妈起来点亮煤油灯，我也睡不着，非得跟着她出门看热闹。
这次不是闹地震这样的恐慌消息，而是一道大喜讯。队长带领几个人在我家屋后面，挨着生产队烤烟房的空地上，敲锣打鼓，说是刚跟着大队干部，连夜从公社接来了宝像，让社员同志们请到家里，马上贴到墙上。
每家都是两张宝像，一张宝像我认识，胖胖的头像，梳着大奔头，嘴下面有一颗痣，这是刚刚逝世的毛主席；另一张宝像，理着平头，看起来非常年轻，同样天庭饱满，同样双目炯炯。
妈妈告诉我：这个人是华主席。
我问华主席是谁？
妈妈说毛主席死了，华主席来接脚的。
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什么叫“接脚”？
妈妈有些恼怒地说：原来毛主席当家，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就让华主席当家，接着毛主席来管我们。
原来如此，但我还是似懂非懂。从来没见过毛主席和华主席，他们怎么能管我呢？又不像我妈那样每天早晨拿着搅拌猪食的木棍，站在床前催我起来去放牛。
宝像回家不过夜，妈妈把堂屋正面原来贴祖宗神位的地方，用扫帚扫干净，熬一小锅稻米糊糊，恭恭敬敬地把两张宝像贴上去。从此每天经过堂屋，就看到两个人四只眼睛盯着我，似乎在问我，今天做没做坏事？
过了些日子，哥哥和姐姐放学回家，高兴地说，这几天又不用上课了，去学校演戏，游行。那些日子，每逢大事，学校就停课参加政治宣传活动。
听上初中的哥哥说，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是四个人，三个男的一个女的，简称王张江姚。什么叫粉碎？哥哥说用铁锤敲一个土坷垃，一敲就碎。什么叫“一举”？哥哥说就是举起拳头。华主席一个人伸出拳头，就把四个人打得粉碎，好厉害哟！那段时间，华主席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不是什么领导人，而是武林高手。
有热闹看，我当然不会放过。在家我还埋怨那一年妈妈为什么不送我上学，本来秋季开学时我缠着她要去报名，后来小学里的老师说，五岁，太小了，再等一年。
哥哥已去公社的初中，姐姐还在小学校。小学校离我家两里地，姐姐哥哥们带弟弟妹妹上小学校，是当时很正常的场景。小学校刚修建后，哥哥在这里读了五年小学，那时还没有课桌，一块木板用砖头架起来，每人从家里搬来小凳子，高高低低地坐在一起。
等到打倒“四人帮”时，学校已经有了统一制作的桌椅。我家山区多树木，大队又有好些木匠，就地取材没什么难的。老实说，直到我前些年做记者去西部某些省区采访时，看到一些乡村学校还不如我记忆中家乡的小学校。
学生们在操场上先是开会，然后呼口号，什么“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打倒害人精，人民得翻身”之类。开完会就游行，游行扛着红旗，绕七个生产队的居民点转一圈，一路上小学生呼口号，背毛主席语录，什么“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再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之类。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高年级学生，举着标语和画像，那画像是学校老师画的王、张、江、姚的头像，有的是大板牙，有的是秃头，有的像老巫婆。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幕，游行队伍到了一个村庄，一个老头指着江青的漫画说：真是怪事，长得这样丑的女人，毛主席也不嫌弃，娶了做婆娘。给我我都不要。
游行庆祝完了以后，学校开始排戏。每个班都在演打倒“四人帮”，那些不听话的调皮捣蛋鬼，被老师说成是“四人帮”一类的人物，演戏时站到讲台前面，面对全体同学，分别饰演王、张、江、姚，弓着背，下面的学生装革命群众，控诉完了，一起振臂高呼：打倒！
打倒“四人帮”的戏演完后，学校老师排演《园丁之歌》，说的是一个后进生不听话，贪玩，后来在老师的教导下发奋学习的故事。这个戏有情节，难度比较大，非小学生能胜任的，学校的几位民办教师亲自涂抹油彩上场。大队书记的儿子，我叫斌叔叔的，刚代课半年，长着一张娃娃脸，他饰演那个不听话的刺头学生，拆了算盘珠子，做玩具火车的轮子，我的亲婶娘，嫁给我在县城工作的叔叔好几年了，也是民办教师，演一位苦口婆心的教师。
那两年，孩子们跳橡皮筋的歌谣都改了，改成：“回到家，推开门，一举打倒王洪文……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一举打倒姚文元。”我当时疑惑非常，为什么捡到一分钱，就能打倒姚文元？至今我都不明白这些歌谣究竟是何人编出来的。
读书比放牛好玩（1）
毛主席死了，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虽然热闹了一阵子，但山村马上恢复了平静。生产队的人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缓缓地流淌着，冬天过了，春天来了，满山盛开着火焰一样的杜鹃花，而梯田里，绽放的是金灿灿的油菜花。我又大了一岁，满六岁，吃七岁饭，该上学了。
上学前，发生了一件趣事，让我结识了后来同学十一年的一位女孩，我俩于同一年考上大学。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看官，青梅竹马的两人之间，并没有那种美妙的故事。
1977年的初夏，早稻插下了一个月，禾苗正在喝着水，没日没夜地滋长着。农民有了一段时间的空闲，我们大队开始修马路。所谓马路，就是从大队辖区的最北面的一条碎石公路，接一条毛马路到我们的大队部，整条路不到3华里，但在乡民看来，这是一项大工程，几乎所有的男女劳动力都上阵。
一天，当赤脚医生的妈妈，带着她刚收为学徒的本家叔叔，出去采草药。这位本家叔叔是大队书记的内侄，他父亲在县委办公室当一名小官。当时公社和大队里如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电影放映员等工种，除非一些特别突出的人外，大多由有来头的人把持。
我缠着妈妈，和她一起出门，但采药要进森林中间，山高路陡，带着一个小孩很不方便。经过四队时，看到村落旁边，一帮人正在热火朝天地修马路，一个大队的人，都认识我妈，人人站起来招呼着。我妈决定将我这个小尾巴留在工地上，等她采完草药，回来时再带我归家，我答应了，觉得看修路更热闹。
就在我自顾自玩着的时候，从工地旁一栋房子里冲出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妹子，一手拿着一根高粱秸秆，一手叉腰，喝道：“哪来的娃娃，来我们这里耍。”我一看丫头很不友好的样子，也不甘示弱地回敬：“随便我是哪个，要你管？”
她不依不饶，说如果不报上名来，就不让我待在这里，大凡小孩在自己的屋面前，胆子会大许多。我是吃软不吃硬的人，立马污言秽语地骂将起来。对看牛伢子来说，说脏话骂人，简直就是一项童子功，把牛放在山间，闲来无事大伙就一起交流骂人的技巧，大孩子教小伢子，薪火相传，推陈出新，而且对着山路上走来的陌生女孩子演习。因此我的嘴，就像拧开龙头的自来水管一样，什么“婊赖娘、骚货、娼妇”之类的词哗哗地流出来。和我这样的男孩子比骂人，这小妹子自然不是对手，看到自己落了下风，对村里大叫：“腊满，腊满，来了个野伢子欺负我，快来帮忙。”
听到召唤，从屋后面窜出一个男孩，长得比我壮实，身后跟一条伸着红红舌头的大黄狗，准备唤狗咬我。我已经就地捡起一块石头在手，作为自卫工具，和他俩对垒。仗还没打起来，我妈采完药回来了，看到我和人剑拔弩张，忙把我扯开，厉声呵斥我不省心，带到哪里都和人打架。
妹子的妈妈也赶来了，她就是大队“七常委”之一的妇联主任肖阿姨，和我妈关系很好，两人寒暄之余，各自教导自己的娃儿。我因此也认识了这女孩，她叫陈桃红，上中学后嫌自己的名字土，改成一个单名，但至今我还是叫她“桃红”，似乎时光还停留在童蒙时代。她是家里的满女，上面有三个哥哥。
1977年9月，我渴盼已久上学的日子，终于等到了。我喜欢上学是因为跟着哥哥、姐姐去学校，总能看演戏、游行的热闹，那儿小孩子多，比待在小村落好玩多了。在此之前，哥哥对我实行紧急培训，告诉我握铅笔的姿势，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读书比放牛好玩（2）
那天早晨，我穿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衣服，平时的赤脚上也穿上一双单布鞋，和比我大半岁的堂姐雀妹子、本家叔叔良华，一起去小学校。我们三人经过村落后面两山之间垭口处的水塘，走一段下坡路，再经过一条冲里的大水塘，走段上坡路，就到了两棵大樟树下的小学校。我记得当时的学费是两块五毛，书包不是我艳羡十分的哥哥所背的那种的书包盖上印着红彤彤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黄色帆布，而是妈妈用一块黄布缝起来的土制书包。
班主任老师是我的亲婶娘，再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因此我对学校没一点陌生感，那些来自其他生产队的同学们，好像认识很久似的，一起放牛砍柴好些年了。在约三十个同学中，我发现了几个月前差点打我一顿的陈桃红和腊满，告诉良华说这两人欺负过我，便走到桃红面前，威胁她，她也认出了我，离开她家门口，她的底气不足，哇哇地哭了起来。闻声我的婶娘陈老师走过来，她对我在家的混账霸道清楚得很，便让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再说了一通同学之间要相互友爱，你们已经不是放牛伢、放牛妹之类的大道理。
教室讲台的上方，和家里堂屋正中间一样，贴着毛主席、华主席的宝像，我的个子最矮，编在第一排，陈桃红同学就坐在我后面，真乃不是冤家不碰头。第一天的课程是：老师教我们认清男、女厕所。她把我们叫到校舍后面的公共厕所边，指着这边说，上面写着的是“男厕所”，伢子家屙屎撒尿进这里面，妹子家去那边的女厕所，千万不要搞混了，大家已经是小学生了，不能随地撒尿。——此番叮嘱很有必要，在此之前我等哪有这样的意识，山野之外，要方便时根本不考虑身边是否有人。
人生识字便知男女之别，搞了那么多年的反封建教育，但这一点上毫无改变。
语文、数学课本各一，两本作业本，两支铅笔一块橡皮，如此而已，小学五年。除了三年级多了自然外，课程一直就很简单，体育课教师把大家叫到山上爬山，音乐课教几首《火车向着韶山跑》之类的歌曲，劳动课就是农忙时放几天假回家帮大人割稻子。每天只上四节课，早晨和下午都得放牛或砍柴。现在教育“减负”喊得震天响，但没法落实，学校减了，家长还得请家庭教师加码。而我觉得自己的小学教育，是真正的减负，从来没感觉到读书的苦处。相反因为农活的劳累，总希望在学校待的时间更长一些。
第一次捧着散发油墨香味的课本，我有一种神圣感，隐隐约约觉得自己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每一个字都想一下子记在脑袋里面。
那时候我们小学校的教师，多只是些有初中文凭的民办教师，从县高中毕业回乡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教学方式很简单，就是让学生背课文，特别是语文课。对汉语拼音老师也是现学现卖，授课全部用当地方言，现在回想起来，老师拉长声音，用方言教拼音，确实有些滑稽。直到上大学，我才第一次生活在一个用普通话交流的环境中。朗读课文，还如鲁迅先生描绘私塾那般，摇头晃脑，拖长声音。
从一年级开始，我和陈桃红同学就成了一对你追我赶的对手，期末考试不是我第一，就是她第一，这种难分伯仲的竞争，延续了十一年。
如此，学语文倒不需要什么窍门，就是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一篇新课文，老师看着课文，听你准确无误地背完后，就用红墨水笔在上面打一个大大的“背”字，过了些日子，又来抽查，让你将以前背过的课文再背一次，如此温故而知新，一学期下来，一本书全部吃进去了，这个学生就合格了。
读书比放牛好玩（3）
我从来不觉得背课文吃力，倒觉得十分有趣，比看牛有趣多了，尤其和陈桃红比赛，看谁将新课文先背熟，赢了她便有一种得胜的自豪。
我们读的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语文，刚刚经历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打倒的巨变，课文还来不及更换，再说当时还坚持“两个凡是”呢。课本只有正式课文前的几页图片，体现了一种“新”。
第一页、第二页分别是毛主席、华主席的彩色头像。从第一页读到第五页，依次是：“毛主席，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然后再往后面就是拼音，课文。
有几篇课文我印象很深，一篇是《文化大革命好》，旁有插图，一个健壮的老农，捏紧拳头，做愤怒状，环绕他有几个小学生。课文开头如此：“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毛主席亲自来领导……”一篇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说什么“我的姐姐叫志华，上山下乡戴红花”，插图是一个满脸笑容，胸戴红花的俊俏姑娘，总觉得她和住在我家里的知青小飞姐姐，太不一样了。还有一篇叫《赤脚医生好阿姨》，插图为一个背着药箱行走在田间的女性，觉得她穿得好阔气，我妈妈也是赤脚医生，可远不如她。
现在再回过头来概括，我上学的语文教育，无非四个字，两大主题，教育小孩子们“感恩”、“记仇”。感恩则是要感毛主席、华主席和党的恩，如有一课叫《吃水不忘挖井人》。记仇则是要记住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的深仇大恨，我的第一学期第十课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插图是一个夜晚，生产队的牛圈里，一个鬼鬼祟祟的地主在投毒。
到第二学期，我们的语文课则更加跟上形势了，开始有“抓纲治国”的内容，而且有一课是给我们描绘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远大前程：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什么叫“四个现代化”，老师说就是想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一帮孩子便在一起憧憬着四个现代化，似乎那就是天堂，盼望着2000年快点到来，那时候觉得2000年是何等的遥远。第二学期语文课的一张彩图，印的是在一个大书房里，毛主席向华主席交代什么，下面几个大字：“你办事，我放心。”很多年后读历史，才知道我们的老祖宗经常上演这一幕，拿先帝的遗诏说事。课本里还有一首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诗：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回去背给爸爸听，爸爸早就知道这首诗，不以为然地说了句：这叫什么诗呀？革命就革命，还要加上么子拼命，比起毛主席的诗差远了，他老人家“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多有气势。说完后照例叮嘱我，此话莫到外面乱讲。
我们那代人，接受的就是这样的启蒙教育，难道不是喝狼奶长大的么？
两位民办老师的命运
1978年开春，我的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学校突然走了两位年轻的老师，他们都是高中毕业后来学校教书的，在全校的几位老师中，算是较有学识的骨干。
这两位老师都是大队干部的儿子。一个我叫斌叔叔，大队书记的长子，另一位姓陈的老师，是妇联主任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同学桃红的大哥。
斌叔叔教过我两个月的数学，他眉目清秀，长了一张喜庆的娃娃脸，不像退伍回家的校长张老师那样，动不动就体罚学生，命令学生跪在他专门准备的碎瓦片上，他总是笑呵呵的，无论学生怎样顽皮或笨拙，他好像从来不会生气一样，耐心地给我们讲解。
就在我学会个位数的加减法后，1977年冬天，斌叔叔当兵走了。当兵，是山村青年很重要的出路，每年征兵竞争那是相当的激烈，斌叔叔既有父亲当大队书记的近水楼台之便，又是高中毕业，顺利地应征入伍。
就在斌叔叔去广西一个部队当兵的时候，陈老师每晚挑灯夜读，准备高考。我上学后不久，“又可以进城赶考”的消息传来了，大队的几位高中毕业生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陈老师是三年级的班主任，那些日子，他连两里之外的家都不回去，住在学校里，晚饭就是白菜就挂面，除了教课，就是复习。
1977年底，佳音传来，陈老师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成为我们大队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本科生，这是全大队的一件喜事。陈老师的上大学，很具有示范效应，读书不要钱，吃了国家粮，毕业当干部，这在乡民的心中是何等具有诱惑力呀。重视孩子读书的风气，好像一夜之间又回到了我们大队那几个村落，从此，彼此之间比学习成绩，成了一茬茬孩子不变的话题。而我，因为在家里干农活，手脚笨，且想方设法偷懒，很不受妈妈的喜爱，只有读书，因为成绩好得到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羡慕，才能找到一种心理平衡。每当我想方设法逃避农活，妈妈扯着嗓子骂我，或者干脆抓住我，啪啪啪地“炼铁”时，洪奇的祖母、也是那位被公社关黑屋子的定叔叔的母亲桃奶奶一旦碰上，就要劝我妈：懒人有懒八字，他不想干农活，说明这伢有不干农活也有饭吃的命，莫要打他骂他。
陈老师去上大学，仅仅是我们大队的子弟大走考运的开始，从此，大队几乎每年都有喜报，子弟不是在本地考上大学，就是在部队考上院校。本大队的子弟好学善考不仅在本公社，在本县也小有名气。有人说我们那个小学校风水很好，而公社驻地的大队，有老人说我们大队从公社接通了一条毛马路，把考运接走了。六年后，陈老师的弟弟，也就是桃红的三哥，创造了一个奇迹。
到了1979年春天，去当兵了的斌叔叔突然又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人物。中国和南方邻国，打了一场局部战争，而斌叔叔所在的部队驻在广西桂林，正是出国作战的主力。
我哥哥上学时，抗美援越喊得正响，所谓中国广阔的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大后方，越南游击队抗击美国鬼子的故事编进课本，绘成连环画。一夜之间，老师就告诉我们，这小越南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黄眼仔——敝乡一种犹如北方白眼狼的说法。我那时是个超级小愤青，小小的胸膛中，怒火燃烧着，恨不得自己有一把机枪，赶到南方“突突突”向越南鬼子开火，越南人在我的眼里，就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恰好，我哥哥有一本彩色的连环画，内容就是英勇的越南军民，如何把美国鬼子打得鬼哭狼嚎。我找出这本图书，将它扯碎，扔进了房间角落里的小便桶中。
我义愤填膺的爱国行动，却换来了哥哥的一顿饱揍，因为他对那本连环画视若珍宝。挨打后的我，硬着嘴和他讲大道理，说越南人那样坏，这图书里面还说他们是好人，是英雄，胡说八道。我哥哥说：管他好人坏人，反正这是我花钱买来的。
我们大队当兵复员回来的人居多，好几位还在广州军区的41军、42军服役过，那些日子，他们神气得不得了，似乎自己也参加了战争，小年轻三三两两找他们聊天，其实他们那点军事知识，也是现学现卖。战争，似乎给乡村青年打下一针吗啡，封闭得太久，无聊得太久，远方的战火能让乡民们隐隐有些快乐。我们生产队有位在惠州当过兵的叔叔，他添油加醋地对大家说起许世友视察他们部队，当场表演百步穿杨的枪法。他满自信地说：哼，有武艺高强的许司令挂帅，打小小的越南那不是手到擒来？连没读过书的我爷爷也说，听人讲那小越南比我们湖南省大不了多少，一个省和一个国打仗，不是找死呀？
而对斌叔叔的父母来说，这场战争不像看大戏、说评书那样轻松了，他们的儿子参战了，生死未卜，两人在家长吁短叹。
战争结束了，噩耗传来，斌叔叔没能从战场上回来，部队将其列入失踪人员名单，大家说，多半是战死了，可怜的人，连尸首都没找到。他的妈妈，每天在家以泪洗面，大骂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让儿子去当兵，当大队书记的父亲强忍着悲痛，劝解妻子。承平日久，当兵都要开后门，哪想到一当兵就碰上打仗？
大约一年后，就在全大队的人以为斌叔叔成了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时，消息传来，他还活着！成了越南人的俘虏，两国交换俘虏被遣返回国，一只耳朵在战俘营里被打聋。面对死里逃生的儿子，他妈妈连声说祖宗有阴德。复员回乡后，斌叔叔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跟人提起那场战争，诉说自己的经历。因为他成了残疾军人，更因为他的舅舅在县里当了一个管用的官，所以他被安排到县工商银行工作，也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
上大学的陈老师，我有近三十年没见过了，而上次见斌叔叔，也在二十多年前。他们在我的记忆中，一个还是穿着军便装，高高的样子，一个还是圆乎乎的脸，满脸笑容。早已人到中年的两位老师，不知过得可好？
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1）
政治气候有些变化，这连闭塞山村中的乡民也闻出来了。
在邻近公社卫生院当院长的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大约他当时已厌倦了所谓的“仕途”，人到中年的他，觉得孩子们的成长更加重要。
他回家我最为高兴，在四个孩子中他最疼爱我，我的蛮不讲理，我的奇思怪想在妈妈那里是最头痛的毛病，因此她更喜欢乖巧的弟弟，但这些毛病在父亲眼中却是男孩子的长处。父亲和母亲三天两头吵架，因为贫穷，因为孩子多，也因为个性不合。两人在对待孩子上也似乎有意唱对台戏，母亲越喜欢弟弟，父亲就故意对弟弟不搭理，而父亲越喜欢我，我越能在母亲那里得到相反的待遇。
爸爸回家后，我不但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家里的伙食也会有所改善，而且作为看报听广播、关心国家大事的公家人，爸爸能带回许多山村里所不了解的信息。
有一天爸爸喝酒时说了一句：“邓大人出来了。”邓大人是谁？妈妈说是一个，1975年的反邓的翻案风，我已经没有记忆，但哥哥他们在学校里很忙乎。我哥哥曾拿回一张画，画上有很多夸张的人头，哥哥告诉我，那是“漫画”，丑化人的。他曾指出来告诉我哪个是刘少奇，哪个是邓小平。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张画多半是“文革”时流传甚广的“百丑图”。——一大帮开国元勋竟然被丑化成那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过了大半年，爸爸回来说，看来华主席的江山坐不稳，因为他看到报纸刊登了一个工程师写的信，竟然说“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的提法不恰当，应当是“革命加科学”。那些日子，“臭老九”一天天香了起来。爸爸说在毛主席当家的日子，哪个敢对最高指示提出不同意见，那绝对是现行反革命，现在不但有老九敢对最高领导人的诗提出意见，而且报纸还登出来，这就是个信号。
爸爸佩服邓小平，我叔叔对他则有些不满，这是由于两弟兄在文革中的处境不同而决定的。当年在县中医院当院长的爸爸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勒令在小屋子里反省检查，家中的大柜子被贴了封条。我叔叔的性格和老实本分的我爸正相反，他成了商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听说了自己亲哥哥的遭遇，火冒三丈，带领一帮仓库装卸工人来救人，卫生系统的造反人士哪是仓库装卸工人的对手，仗没打起来就乖乖地放了人。
政治气候变化的另一个迹象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没人提起了。我们大队在新政权成立前地主只有一家，富农有五六家。所谓阶级斗争基本上是随时揪出看不顺眼的“坏人”，开大会批斗，那个年代农民的娱乐生活极少，老戏班子散了，场也不让赶了，参加批斗大会成为一种消遣的乐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