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只见过一次批斗大会，那是1978年上半年，我快升二年级了。大队干部说二队有一个姓黄的中年人偷队里的粮食，把他抓到小学校的操坪里，搭了一个高台子，让他跪在上面，手反剪捆起来。旁边两个基干民兵步枪上了刀刺，系着武装带，威风凛凛地站立，其中一人是我的堂哥。
有人上前扇他的耳光，让他承认偷粮食，他昂着头，就是不答应，然后更多的人上去抓他的头发，用脚踢他。他的儿子和我同班，他的女儿和我姐姐同班。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哭哭啼啼在旁边劝他：你就招认了吧。
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2）
年岁稍大，我才知道这种“阶级斗争”的背景，他所在的二队大多数姓张，几户姓黄的是外地人，当年给地主的庄园当佃户来此落脚。因此很受张家的欺负，而这个黄姓汉子，人又强项，根本不愿意低声忍气认输，所以容易成为斗争对象。两年后，这个生产队又一个姓黄的汉子被干部认定偷粮食，此人父亲早亡，有一个母亲和两个成年的弟弟，因家境太穷，兄弟三人只有他娶亲，生了一女，自然他是这家的顶梁柱。批斗他时他坚决不承认偷粮食，被折磨一天后，晚上投河自杀。他家在本大队无钱无势，因而没人把这次非正常死亡当回事。哪知道他家原住之地，另一个公社的某大队，黄家在那里是大族，有一人在省城当干部，人命案出来了，那个家族当然不干，诉于省城的子弟，然后上峰关注，下面的惊恐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是找了一个替罪羊，这个生产队当时的队长姓肖，也是本大队的小姓，被判了几年徒刑。
我们大队唯一的地主出在我们李家。这位地主按辈分我得叫他老爷爷，和我曾祖父一辈，他字仁愚，乡间称仁愚先生。我高中时读《李氏四修家谱》，对他的评价是相当的高。说他过目成诵，10岁时，被我族老人誉为“吾族千里驹”。14岁参加科考成为生员，不久民国肇始，他又加入国民党，后来成为老邵阳县的一个区长。民国时代的邵阳县有近200万人，为全国最大的一个县，后来分为三个半县（邵阳、邵东、隆回和新邵一部分），因此当时的一个区所辖地盘差不多相当于后来的半个县。
我爷爷对我说过很多关于仁愚先生的故事，在我爷爷的嘴里，这个地主知书达理、仁慈大度，和我读的课本里那位因偷辣椒掐死小英雄刘文学的地主大大的不同。我爷爷说，他和我大伯长期给这位仁愚先生抬轿子，仁愚先生大多时间是步行，让我爷爷和大伯抬一顶空轿，只有通过村庄时，为了摆谱才坐进轿子。到了某处，主人招待吃饭，事先仁愚先生会对我爷爷说：你是轿夫，要多吃肉和饭，没人笑话，而我不同，不能随便吃喝。然后对主人说，我的轿夫非常辛苦，我无所谓，轿夫是吃力气饭的，一定要好好招待。
民国播迁至台，他一大家子，没能跟着去——估计级别也不够。但他在家非常自得，说我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我怎么说也是个开明绅士，而且他自认为自己做过一件善事，对新政权有功。大约是1950年初，湖南已经底定，但我乡土匪居于山寨，不服王化，大军西进剿匪。当时我家所在的村落，是一股土匪的大本营，某日有两个叫化子前来乞讨，说的是北方话，被土匪抓住，说这是共军间谍，挖了坑准备活埋。仁愚先生知道后，前来劝解，说这两年北方战火延绵，很多人都来南方乞讨，两个叫化子，难为人家干什么，如此便被释放。——后来才知道，这两人还真是南下干部。
新政权成立后，开始仁愚先生并没有受到冲击，后来因为朝鲜战火又起，蒋介石一心借机反攻大陆，国内政治气氛陡然紧张，害怕这些人和蒋里应外合。更为具体的原因是，我们的邻村观音桥，和我们村长期争斗，换朝以前，因为我村有仁愚先生，他们每次都败落。新政权成立后，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派遣贫农代表去区上，诉说仁愚先生如何反动，于是区土改工作队队长命令将仁愚先生枪毙——当时杀人程序极其简单。
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3）
我的大伯，即仁愚先生的轿夫之一，“阶级觉悟”不高，纠集了我村几个人，去县城哭诉，要救老爷一命。听我爷爷说，他们到县城找到了仁愚先生当年从土匪手下救下来的地下党员，他们两人开具证明，等我大伯拿着证明回家时，枪已响，仁愚先生被新政权正法了。——我现在再思索我爷爷说的这段故事，觉得应当是他们演绎，或者是那些被救的地下党员故意迟了这一步。
仁愚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小名“南天使”，我小时候和大多数孩子一样都叫他的小名，而我的爷爷和父亲一定我叫他“南爷爷”。新政权刚刚入主湖南时，南爷爷正在长沙城的省立中学念高中，洪流滚滚，他也看清了大势，便报名参加了大军，还伪造了一份履历。那时候大军中高中文化的凤毛麟角，他不久随大军入朝鲜，然后再回国，已经做到了营教导员。因为担心久疏音讯的家庭，他写了一封信给家乡的政府，说他已经是革命军人了，父母应当享受军属待遇。
力主枪毙他父亲的观音桥村人知道后，立即以贫下中农的名义给他所在部队去信，说他父亲是被政府镇压的国民党伪区长，血债累累。这一下南爷爷就完了，因欺骗组织混进革命队伍等罪名投入监狱，又发了疟疾，幸运的是捡了一条命，被遣送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监管。但说实话，回乡后，他并没有吃太多的亏，大队书记是他们的亲戚，一般的乡人对仁愚先生很是尊重，只是因为政治风气，表面上他必须夹着尾巴做人。
在长沙读过高中的“南天使”，比一般乡民更能感觉到政治气候的变化。他的小儿子华老满和我姐姐初中一个班，据说不爱读书，那时候初一的《语文》有一篇课文是毛主席的《浣溪沙》，开头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而这位华老满被老师叫出来背这篇课文时，他念成“长夜困觉脚朝天，百年魔怪变神仙”。屡教不改。姐姐当成笑话回家讲了，爸爸听后沉吟片刻说：他哪背不了这首诗，这一定是他爷老子教的，故意这样背，讽刺毛主席。——当时，纪念堂已经盖好，我读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专门介绍纪念堂，里面说到华主席题写的六个金灿灿的大字：“毛主席纪念堂”，而我读中学的哥哥和姐姐，教科书中有一篇课文是《我爱韶山的红杜鹃》。
不久地主摘帽了，摘帽后的“南天使”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话一下就多了起来。我姐姐说，她和我们大队读初中的同学一起从公社回来，几次被正在给稻田车水的“南天使”挡住，考问他们，诸如“勾股定理”、“一元二次方程式”之类的东西。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那年，“南天使”死了。我放学回家时正要经过他家。他的丧事是我记事起第一次请了道士做法事的，堂屋里挂满了类似藏族唐卡的画轴，当地叫“宫灯”，画着佛像和十二阎罗，宣扬因果报应。放学后，我进去徜徉了一阵子，第一次思考：这世上，真的有鬼神和来世么？
看电影和唱戏（1）
我念小学时，看电影是乡下人一年难得遇上两回的娱乐，而当年走村串户的民间老戏班子，早就在革命的洪流中解散了。临时凑合起来所演的样板戏，过于简陋，乡民们并不感兴趣，我记事起，好像样板戏已在乡下消失了。
第一回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大概四岁左右，县放映队来大队，放露天电影，半年才轮上一次，连平时不愿出门的爷爷，也拿着凳子拄着拐杖去参加这一盛会，我坐在爷爷怀里。首次看电影留给我的是恐怖的记忆，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打完电话，盯眼看过来，镜头往前推，头像越来越大，看上去他怒气冲冲向我走来，要从银幕中伸出一只手把我抓住似的，我大叫：快跑，爷爷。后来向别人求证过，这次电影是《艳阳天》，故事情节我当然记不住了。
过了几年，公社有了自己的放映队，每个月大队能轮上一次电影，而我渐渐长大，开始能看懂情节了。那时候宣扬我人民军队伟大功绩的战争片较多，人物一出场，我们小伙伴就议论：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好像世上只有两类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好坏黑白分明。
自从有了公社电影放映队，我大队放电影的场所就固定在小学校的操坪里，两棵大樟树之间，扯一块银幕。每回放映队到来时，就成了全大队的节日。天还没有黑，小孩们就搬着凳子去占据有利地势，按不成文的规定，放映机旁是为大队干部专设的VIP座，谁也不敢觊觎这块风水宝地。孩子们来得太早，离电影开映还有好几个小时，就眼巴巴地守在放映员的身边，看他调试设备、倒片子。两个放映员都姓孙，从他们的神色中，我读懂了什么是“傲慢”。他俩冬天都穿着军大衣，夏天则是白色的的确良，头发黑亮黑亮，脚下是一双塑料凉鞋，耳朵根上面，夹一根别人递给他的纸烟。而我们除了赤脚，顶多是一双用废橡胶皮做的土凉鞋，仿着草鞋的样子，穿几个孔，用一根粗粗的松紧带串起来，我曾经有过一双这样的鞋子，上山砍柴时才穿，为了防备遍地的荆棘。放映员总对我们爱理不理，问他晚上放什么电影，他们只是说一句：夜晚看了你不就知道了么？这让我们很失望，因为谁先知道晚上的电影名字，就可以立马充当新闻发言人，是一件很神气的事情。有小伙伴说，给孙师傅递一根纸烟，他就会告诉你。可是那时候大多数人的父亲都抽自己卷的喇叭筒，包括我拿工资的爸爸，去哪里能找来纸烟？
放电影前，照例有大队干部要对着话筒“哇啦哇啦”训话，说的也就是春耕、夏收之类的事情，每个生产队都说了一百遍了，大队干部利用现代化工具重复，无非要显示一下权威而已。在训话的这段时间，一束白光打在空空的银幕上，大孩子便纷纷就着亮光，用手在银幕上做各种投影：蝙蝠、牛头、鸭嘴等，然后一帮孩子叽叽喳喳地议论，像极了或者不像，另一个又上前抢着比试，喧闹声潮水般淹没了队干部的训话。
电影翻来覆去也就是那几部，除了打仗的革命题材，就是咿咿呀呀的戏曲片，我记得看过的有《十五贯》、《红楼梦》、《尤三姐》等，昆曲《十五贯》看不懂，那道白大约是吴侬软语，越剧《红楼梦》的曲子很好听，小小年纪也能分辨好听和难听了。电影放完后，接下来一个月，全大队都在流行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看电影和唱戏（2）
我对《闪闪的红星》记忆最深的一个镜头是潘冬子尝野菜，还有他举起柴刀，对地主老财报仇的那一幕。桃奶奶边看边议论：不是说不让报血仇了？当时我对这句话大惑不解，因为老师一再教导我们不要忘记阶级仇恨，怎么就不让报血仇了？年岁渐长后，了解到一些乡土史，我才理解桃奶奶说那话的背景。“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乡毗邻的零陵地区，爆发了贫下中农集体对地主后代进行专政的血腥事件，叫处理“黑杀党”，防止这些反革命后代反攻倒算，一时间血流成河，此风一直刮到北部的邵阳地区。这股血腥风惊动了上面，据说最初是由一位国防施工的某军工程大队政委发现的，然后“假传”上级指示，解救了一部分行将就戮的“地主后代”，然后派人向上报告，制止了乱杀风。大约从那以后上面有人开会教导广大贫下中农们，不要再对地主富农的后代报血仇了。
这部电影里有一首插曲，唱道：“夜盼三更哟，盼天明；盼到哪年哟，红军来；漫山开遍哟，映山红。”于是我们争着学唱，而我一唱，调门就跑到姥姥家去了，妈妈和哥哥就奚落我，三番五次我就不敢开口唱了。这是童年一次惨痛的教训，人的某一方面能力，在一开始受到鼓励，可能越来越强，相反这方面能力就会退化乃至消亡。一直到成年，我喝再多的酒也不敢在卡拉OK厅里放开嗓子。
在各个大队放映的电影都差不多，可是我们还要追看，从此村跑到彼村，不畏山路弯弯。成群结队，用晒干的苎麻杆或向日葵秆，扎在一起做火把。山村的夜是极其安静的，如果半夜里远处火把在攒动，接下来听见人声鼎沸，那一定是去远处看电影的伢子妹子回来了。
大约到1980年，公社建起了简陋的电影院，可以一毛钱买一张票入场，放映队便不再定期来大队了，露天电影也有，那是放映队用来创收的，谁家生小孩或老人祝寿，花些钱请放映队来放一场戏。最有意思的变化是，此时电影开映前，坐在放映机旁边哇啦哇啦说话的，不再是大队干部，而是掏钱的主人，讲他家做喜事了，对大家的捧场表示感谢云云。
进电影院要收钱，尽管只有一毛，但对乡下人来说，也是一种奢侈消费，因为千百年来，乡下人都是白看戏，没谁买票。《少林寺》风靡时，小学生们谁也挡不住这股潮流，有井水处便有人说《少林寺》，如果没看过《少林寺》，似乎不配做中国人。小学校组织我们步行4华里，去公社影院观看了这部戏。戏里面那位和尚的恋人牧羊女唱起歌来，如同天籁。男孩子在一起就吼起了那首主题歌：“少林少林……”唯一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人家放羊那样轻松愉快，那样有趣，而我们放牛却得时时提防牛吃庄稼被罚工分。因为听说少林寺在河南，所以那时候我认定河南人过得比我们幸福，很是艳羡那个遥远地方的人们。
读高中的哥哥很有音乐细胞，买了一支口琴，星期天回家给弟弟妹妹表演。最常吹的是当时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什么《蜗牛和黄鹂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外婆的澎湖湾》、《卖汤圆》，《少林寺》刚放映，他就能吹出“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的曲调，这是我对家兄最佩服的地方。
大约在我小学快毕业时，“老戏”开始回潮了。在我们那里，老戏主要指“大戏”和“花鼓戏”，“大戏”是祁剧，属于高腔类，在湘南一带很流行。所谓大戏，当然需要大场合和更多的演员，我外公所在的大队比较富裕，自己组织了一个剧团，演员都是业余的，平时出工按时排练，节假日演戏。请来还没死绝的当年伶人做教师，有板有眼地教戏，我的一个姨妈和一个堂舅是剧团的演员。祁剧团演的多是宣传忠孝廉耻、劝人向善的传统伦理戏，记得有一出戏叫《卷席筒》，说的是一个少年，父母死后被兄嫂折磨的故事。——这是我国文艺作品的传统题材，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乐府《孤儿行》，“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这类戏唱词凄婉，场面凄惨，而且恢复了过去唱戏的一些程序，唱到这位少年四处乞讨时，便面对观众跪下，台子上有人拿了一根长竹竿，上面挑着一只竹篮，假戏真做，向观众要钱。这样的草台班子演出，也能惹得一些老太太流泪唏嘘，真真是“唱戏的疯子，看戏的傻子”。
看电影和唱戏（3）
“花鼓戏”场面小，适合对唱，中间加些插科打诨的动作。我对花鼓戏最初的印象是戏曲电影《打铜锣》、《补锅》。《打铜锣》说的是生产队派蔡九癫子，打铜锣通知各户管好自家鸭鹅，莫要偷吃生产队的谷子，社员林四娘放鸭偷谷子被蔡九逮住，两人言语你来我往，当然最后是有觉悟负责任的蔡九教育了后进群众林四娘。《补锅》说的是补锅匠小聪和漂亮的兰英相恋，担心兰英的妈妈不同意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补锅的，恰逢兰英家煮猪食的大锅坏了，小聪前来补锅，用实际行动讨得了未来丈母娘的欢心。最流行的唱词是：
（男）女婿来补锅，瞒了丈母娘
（女）操作要留意呀，当心手烧伤
（男）双手烧伤不要紧，
（女）怕只怕呀，说不服我妈妈娘，小聪我的同志哥
（男）跑马莫怕山，行船莫怕滩
帮助我的妈妈娘改造那旧思想
（女）风箱拉得响，（男）火炉烧得旺
（女）我把风箱拉，（男）我把锅来补
（女）拉呀拉（男）补呀补
（女）拉呀拉（男）补呀补
（女）说服我的妈妈娘，小聪我的同志哥
（男）帮助我的妈妈娘，兰英我的同志妹
风趣幽默而传神，饰演兰英的李谷一当时多年轻呀。同样是“主旋律”作品，这两个小戏比现在一些不让观众呕吐不罢休的“主旋律”高明多了。补充一句，那时候乡下补锅匠常常走村串户，现今这门手艺也快绝了吧。那时候，铁锅是农家人重要的财产，祖祖辈辈相传，坏了不敢扔掉，请补锅匠补好后可以再用多少年。
乡下的孩子喜欢围着补锅匠，一则匠人走村串户，见多识广，能告诉孩子们许多不知道的事情。二是看补锅匠的徒弟拉风箱，将炭火烧得旺旺的，能将生铁融化，滴在铁锅的窟窿上，待冷却后，便补得严严实实的。
草台班子到乡下演的花鼓戏，有许多“不健康”的内容，类似东北的“二人转”，这些“不健康”，正是吸引庄稼人的看点。记得有一曲《磨豆腐》的小戏，情节相当简单。一个少妇，雇一个年轻小伙帮她磨豆腐，两人没完没了地对唱，我还记得一句台词：“黑豆子，倒进去；磨呀磨呀出白浆。”没有生离死别，没有舞刀弄枪，搞不懂大人为什么看得津津有味。成年后回头一想恍然大悟，原来是用比兴的手法影射性事，难怪！
除了“大戏”和“花鼓戏”，乡下还有一种“木脑壳戏”，即木偶戏。真不知道经过“破四旧”和“文革”，那些木偶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全是有年头的东西。唱木脑壳戏更简单，一个班子两三个人就可以了，我们生产队一个哑巴的老丈人，是唱木偶戏的高手。一个台子，下端用布围起来，木偶从布幔上面伸出来，人在布幔里面边舞动边唱，一会儿男人一会儿女人，一会儿大将一会儿小兵，一个人就包圆了。木偶戏靠情节取胜，很少有情感戏，我记得唱得最多的是《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西》，征东是指唐太宗征高丽，历史上的结局是大唐数十万大军铩羽而归，番军里面有个特别厉害的大将盖苏文。听我爸爸讲，这个人是大唐建立之初的好汉单雄信投胎的，因为李渊在被杨广追杀中，误杀了单雄信的大哥，所以他三世不投唐，被唐军杀了后，先后投胎为盖苏文和苏宝童，专门和唐朝作对。在征东中，李世民是配角，马陷淤泥河中，快被盖苏文杀死，悲哀地唱“哪个救了我李世民，唐朝的江山平半分”。在此千钧一发之时，土地神暗中催促白袍小将薛仁贵策马赶到，救了圣驾。在传统戏曲中，帝王毫无例外地昏庸无能，哪怕是千古一帝唐太宗。被搭救的唐太宗又听信奸臣的话，把奸臣的女婿当成救驾功臣，被老辣的程咬金辨认出来。很有意思的是，薛仁贵在营里歇息时，土地神知道今天大唐天子将在他的地盘里遭遇危险，愁眉苦脸地唱道：“土地土地，只管五里；出了这五里，莫怪我土地。”他暗中施法惹得薛仁贵的战马嗷嗷直叫，不得安宁，薛仁贵只好出营遛马，土地神在后面赶着白马，径直到了唐太宗遇险的地方。
那个唱木偶戏的老头，别人打趣他说，他一生耍木偶耍得太多，所以女儿得嫁给一个哑巴。这哑巴很聪明，生了个儿子更聪明，现在已经硕士毕业了。
我的七种武器（1）
乡下孩子的玩具，大多是父亲、哥哥或自己动手制作的。我除了那把宝木匠给我制造的木手枪外，哥哥自造而留给我和弟弟的玩具很少，记忆中有一对用小杉树造出来的高跷，下雨天和落雪天踩在上面，和伙伴们奔竞、撞击，先下高跷者为输；还有一个榆木疙瘩做的螺蛳，用棕树叶撕成细条编成的鞭子抽打而旋转起来。而我在兄弟中，以手脚笨拙而常被嗤笑，自己做不好玩具，也玩不好玩具，于是渐渐地对乡下孩子那些玩具兴趣淡薄，一些农具，对我而言，兼有玩具的功能，因为那时它们被我想象成兵器，自己则成了侠客或大将军。
武器之一、二
禾枪和柴刀
日本幕府时代，有一种武艺很高强的“双刀流”武士。武士持长刀，便于劈杀，但不利于近身格斗，一旦敌人贴身，长刀就成了累赘，武士立刻将其丢掉，换成短刀战斗。
我的禾枪和柴刀，长短一搭配，近似于“双刀流”。
禾枪用直径约两寸的小杉树或相同口径的毛竹做成，长约六尺，这样的禾枪轻巧而坚韧。两头削尖，便于贯穿柴禾。我专用的禾枪是杉木做成的，因为摩挲和肩上汗水的浸泡，禾枪的中间一段光滑如处子的肌肤。
柴刀并不是影视剧中那种只能用来砍伐的直刀，而是弯曲有如割稻的镰刀，接近刀柄的半段用来砍，下半段弯曲部分用来割。
一个少年，小腰板用皮带系得紧紧的，高挽着裤腿，上穿一件跨栏背心，满是汗渍，露出来的胳膊纤细而黑亮，脚蹬一双废橡胶皮做的土凉鞋，左手持一根禾枪，右手拿一把磨得锋利的柴刀，站立在湘南乱石之间的灌木丛旁，像一只即将对猎物下口的小老虎，那就是本人十岁左右的标准形象。
上山砍柴是一件现在回忆起来仍很美好当年做起来却很艰辛的事儿。我的第一捆柴是七岁那年夏天砍回来的。暑假时早饭前和午饭后是放牛的时间，这两顿饭之间的上午，得上山砍柴。太阳正毒，地表发烫，而我讨厌戴着“宝庆斗笠”，低头时常被灌木的枝条扯破，干脆大脑壳毫无遮拦地露在太阳底下，久而久之对炽烈的阳光毫无感觉，至今我的皮肤抗紫外线能力都是超强的，童子功使然。
刚砍柴时，只会将一些较粗的灌木砍断，而且刀口像狗啃一样不平，大半天只能砍很小的两捆，且常常受荆棘的欺负。有一次一棵灌木的獠牙刺深深地扎进我的大腿肉中，怎么也拔不出，而且越挣扎越深，我哇哇大哭，旁边有一位附近生产队的农妇，在地里翻红薯藤，认识我全家人，她立刻跑过来，一边安慰我一边慢慢地用手把扎进去的獠牙刺拔出来，然后大骂我妈，说心真狠，打发这么小的伢子来剁柴。至今如果我哪天晚上皮肤某处有点刺痛，一定会做梦自己被长长的獠牙刺扎进去了。
砍柴和开车一样，完全是个熟练工种，开始时别人怎么教导用处不大，时间一长就熟能生巧。等小学毕业时，我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樵夫。找到一片杂草丛生荆棘密布的灌木林，先用长兵器——禾枪伸进去搅动一番，看里面有没有毒蛇之类的东西，砍柴娃最害怕两类动物：毒蛇和马蜂。然后像吃烧饼一样，细细地把周边的茅草割下，再用手中的茅草做防护，裹住荆棘，“刷刷刷”地往前蚕食，不一会柴禾就堆积成一堆，此时站立歇息，看看眼前光秃秃的一片，齐整地留下不到一寸长的根茎，而半个小时之前，这里还是一片绿草青青灌木蓬生，得意的神情，就像日后读《庄子》中那位解牛的庖丁一样，提刀在手，顾盼自雄。
我的七种武器（2）
一大堆柴禾如何捆好，是个大学问，刚开始不会捆柴，半路上散架，那是砍柴娃最狼狈的时期，会被人嘲笑为妇人没赶回家就在路上生下了孩子。把柴禾踩紧，再用砍伐的长藤或自带的干稻草结成绳子，勒紧扎牢，把禾枪穿进两捆柴禾中。两捆湿柴禾重量不轻，弯下身，肩膀扛住禾枪，“咳哟”大喝一声就起来了，而柴刀插在一头的柴禾中，另一捆柴禾上系着盛水的竹筒。路程短的就一鼓作气挑回家，路程远也顶多歇一次，否则气力反而衰竭了。挑一担柴禾，走路很有讲究，脚步要和有弹性的禾枪上下颤动合拍，走起来很有节奏，呼吸要均匀。
我在一帮砍柴娃中个子最矮，气力最小。很多时候，比我大一岁的本家叔叔良国，把自己的柴禾挑到半路，再赶回来帮我挑柴，我们那里叫“猫娘叼崽”。因为我们是小学同班同学，常常结伴上学，我吃完早饭到他家门前，大喊他的学名，“良国良国，快点快点，要迟到罚站了”。有一次他妈妈满奶奶听见了，对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他是你叔叔，和你爷老子一辈的，你怎么能叫名字，你能叫你爸爸名字么？有了这个教训，我每次到他家门前，只大喊一声，“快迟到了”，省略了他的名字。为了“报复”，到了学校坐在教室里，我反而故意叫他“良叔叔，要收作文本了，快点”。羞得他一脸通红，回家后反而哀求我：在学校就叫我的名字吧。
有时砍的柴禾实在太多了，就搁在山坡上晒干，几天后再去捆回来。那时民风淳厚，一般别人不会将砍柴娃辛辛苦苦砍下的柴禾偷回去自家烧，但也难免有小概率事件。甲满爷教我的砍柴偷懒绝招，起初能瞒过妈妈，也说明这样的事件偶尔也会发生。
那年月农家普遍很穷，买的煤炭一般用来煮猪食，做饭炒菜都烧柴禾，半大小子甚至成年人，一有空闲就上山砍柴。而生产队那些遍长松、杉、枫、栎树的森林是不允许进去砍柴的，哪怕从里面折一根荆条，被护林员发觉后都会罚得很重。可以砍伐的地方只能是田埂旁的小坡、不长乔木的乱石山，本来这些地方植被生长就困难，加上我们这些“剃头匠”一次次扫荡，更加秃顶了。
如今回家，看到这些当年我砍柴的地方，长着一人高的茅草、荆棘无人砍伐，把山间小径都封住了。因为年轻人都出去了，读书或者打工，留在家里的老人带着小孩，靠外面的汇款单生活，用来买煤甚至换煤气罐。煤球也不用自己做，有商家会把煤球或煤气送上门。——水土的保持和环境的保护，最终要靠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也许，我算是中国最后一代半职业樵夫。
武器之三、四
竹筢和铁丝筢
竹筢，也可写成竹扒，用一根竹子做成，一头破开分成六七瓣，张开呈扇形，再用细篾片一层层固定住，顶端几片粗竹篾弯成钩子，如此在地表来回扫动，就能把柔软的树叶搂到一起。《隋唐演义》中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劫皇纲前做的就是卖竹筢的营生。
使竹筢主要用来去树林里搂松毛——马尾松松针落到地上干枯后，柔软而容易燃烧。生产队的森林平时不许带柴刀进去，因为害怕砍伐，但不禁带竹筢去搂松毛。我想大约是因为松毛淤积，不利于地表透气而且易引发火灾。搂松毛比砍柴要轻松得多，很快就搂满一担畚箕，然后躺在松树下，看阳光从松叶的缝隙中洒来，斑斑驳驳地照在脸上，太阳显得很近，近得就像挂在树梢头，旁边有一两株黄灿灿的野菊花发出幽幽的香味，真是惬意极了。唯一可能破坏你兴致的是蚂蚁，树林间的蚂蚁个头大而黑亮，是屋前屋后小蚂蚁个头的好几倍，且很凶悍，在你昏昏欲睡的时候，它们成群结队爬到你身上，有时还躲在你的裆部，把那个正在悄悄长大的小弟弟当成美食而撕咬。因而我们乡下孩子有一句流行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蚂蚁夹鸡巴。”
我的七种武器（3）
进松树林除了筢松毛，顺便可以捡松球。春天松树长出松果，经过一个夏季成熟了，到了秋天，松果张开了一瓣一瓣，像菊花的花瓣，变成黑色的松球，有的落在地表，有的还挂在枝头。松球中间含有松脂油，燃烧性非常好，用来引火或者埋在烘笼的锯木灰里，非常合适。
讲到烘笼，这玩意可能在老家快绝迹了，在古代很流行，《红楼梦》中的手炉，以及“斜倚熏笼坐到明”的熏笼和烘笼差不多。农村的烘笼用木头做成或竹篾编成，里面搁一个陶钵，陶钵里搁几块木炭或松壳，埋在锯木灰里，陶钵上盖着盖子，慢慢地能燃烧一天。上面有把手，冬天寒风呼啸，山里孩子穿着单薄，而小学校教室四面漏风。我们每人提一个烘笼去上学。上课时把烘笼搁在脚板下，摇头晃脑地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因为挨冻，鼻涕长长地流出来，滴在课桌上，一到下课就忙不迭地把冻僵的手伸到烘笼上。我所尊重的作家冉云飞的老家是邻近湘西的渝东，生活习惯和我家乡十分相似，他在一首诗《小学附近的铁匠铺》中，写过烘笼：
我陈旧而可爱的小学校呀
它在铁匠铺附近，还有田野
每年冬天，大雪绵密又紧急
我提着一个破烂的烘笼
我提着一点微弱的火
打着赤脚，穿上几片破布
来到了铁匠铺。
我的小学旁边恰好也有一个铁匠铺，专门为大队打制锄头和犁铧的，铁匠铺的李师傅是我同班同学的父亲，长得孔武有力，脸上线条分明，像雕刻出来一般，有一只眼睛因为火花溅进去而失明，大伙叫他“边瞎子”，那模样像极了1980年代后期风靡全国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中的独眼龙。我和同学冬天经常去围观，看他打铁，顺便取暖。
铁丝筢是用铁丝在木杆的一端固定，比起长长的竹筢，铁丝筢是短兵器，主要用来扒青苔。秋冬季节，提着竹筐，在田埂下、树丛中潮湿背阴的地方，用铁丝筢一点点将沾在地表的青苔扯落，搂到篮子里。搂青苔远比搂松毛吃力，因此工具也得从竹的换成铁的。
这些青苔有什么用？
把青苔堆到家里，攒够了半屋子以后，用筛子把土颗粒晒干净，再用菜刀把青苔剁碎，交给生产队，过秤论重量给农家记工分，生产队拿这些青苔用来育秧。
秧田对农家人来说有着“根据地”、大本营一样的意义，小孩子参加考试，如果试题正好对路，出来后会高兴地说一句：今天考到我的秧田中去了。如果连秧田都不能保证精耕细作，遑论其他田地。早春一到，要选最肥沃的、灌溉最方便的水田做秧田，几次来回犁田耙田，然后将水田弄得相当的平整，分成一条条四尺宽的小块，上面均匀地撒满谷种。早春的天还很冷，那时候也不用塑料薄膜，将切碎的青苔末覆盖在谷种上，既保暖又通气。
在一层青苔衣的呵护下，谷种发芽，秧苗慢慢地长出来了，农民一年的希望也长出来了。
武器之五
小锄头
在小学三年级之前，我常使用一把为我量身定做的小锄头，比大人用的锄头小几号，轻巧而锐利，我们叫它“栽锄”，不仅仅是我的玩具，我妈也用来在地里栽菜苗或撒种子。大锄头把坡地翻了一遍后，在上面种菜是一件绣花做文章一样的精细活，要温和细致，便一手持小锄头挖一个坑，一手随即往里面放种子或菜苗。
我的七种武器（4）
大多时候，小锄头被我当做玩具扛出去，与同伴们做各种各样的劳作游戏。主要是玩修水库、修大坝和开垦梯田，每天看大人干农活，我们的想象力也只限于此。在野地里刨一个大坑，挖一条细细的沟渠引来浑浊的水，就成了水库。将坡地平整出一小块，那是梯田，往里面撒泡尿，当做肥料。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扛着小锄头，去屋后的茅屋山里挖野葱。野葱长得比菜地里种的葱细得多，块茎纯白，香味浓郁，用来炒鸡蛋和小鱼虾再合适不过了，或者用来挖一种叫“野萝卜”的块茎类植物，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生吃清脆而解渴。打架的时候，小锄头又成了一种很合手的武器，飞舞着往前冲锋，很有遇鬼杀鬼、遇佛杀佛的气概，不过杀伤力很大，不到非常时刻绝不使用。
那时候在小学校里学会一首歌《我是公社小社员》，歌中唱道：“太阳出来红艳艳，红艳艳，公社社员到田间，到田间；我也扛着小锄头，跟着爸爸去种田。”歌中的社员幸福而快乐，似乎像神仙一样。回家后，我和一个同班同学厂伢子，扛着小锄头唱起了这首歌，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样子。他的爹庚阿叔听到后，打断了我们，满脸不愉快地说：“没出息的，种田有什么可学的？实在没出路了才当农民。谁编出来这样胡说八道的歌？”
后来我知道庚阿叔的愤怒是有来由的。他五十年代高小毕业，被招到城里一家工厂，年轻而有些文化，本来前途大大的。可在新政权建立前，工人比农民没有什么优越感，日子过的还不如农民，只有失地的农民才不得已进城务工。彼时新政权建立不久，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还没有显现出来。家里有了刚娶的老婆，自己进城当工人，住集体宿舍，纪律又很严明，远不如在老家自由痛快，感觉不爽的庚阿叔干脆回来当农民了。可不久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有了天壤之别，一个吃着国家粮，按月拿工资，有劳保福利，退休有退休金，一个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风里来雨里去，连一大家子的温饱问题还解决不了。懊悔不已的庚阿叔便把离乡进城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厂伢子的二哥考上省城的中专后，庚阿叔兴奋不已，放鞭炮放电影大宴宾客。
现在，那把小锄头还在，静静地躺在老家的一个角落里，成了一件准文物。
武器之六
绳索
用来牵牛鼻子的绳索，是一件软兵器，用棕绳织成，柔软而坚韧。牛鼻子是脾气暴躁力大无比的水牛的“阿喀琉斯脚跟”，一个六七岁的小丫头，牵住牛鼻子，就能降伏一头大水牯。
只要棕绳还牵着牛鼻子，牛就十分老实。我常常把棕绳的一端系在腰上，捧一本书静静地看着，牛在后面吃草，尽管它对旁边的庄稼垂涎三尺，但不敢轻举妄动，知道控制权还在我手中，一旦轻举妄动，就会被我狠狠地惩罚。每次它吃到我背后，用犄角轻轻地抵一下我的后腰，催促我再往前走几步。
如果绳索断了，你要装着若无其事，慢慢地接近它，迅速地抠住它的鼻孔，把绳索接上。否则被它觉察到了，就了不得，它立刻露出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欣喜，狂奔远走，不管什么稻田、红薯地，它大脚踏上去，一边吃一边跑，糟踏无算。有时还驻足回头，示威似的注视着你，得意地“哞哞”叫几声，似乎在挑逗你：来呀，来呀，看你能不能捉住我。你快走近它时，它又飞也似的跑远。被控制时和失去控制的水牛，前后差别都如此之大，何况人也。这时候，你得叫来几位小伙伴，一起围捕它，堵住它可能奔窜的几个口，慢慢地缩小包围圈，然后接近它，用棕绳系个活套，看准，往前一抛，套住它的两个犄角，一拉一扯，其他几个人合拢，围住它。此时，它基本上会就范，因为面对朝夕相处的小主人，它也就撒一会儿野，不会顽抗到底，终归是要回牛栏的，牛脾气只对它不熟悉的人发。
抛棕绳套牛角需要眼疾手快，我们闲来没事常练这一招。把一根长绳子一头拴一块石头，提起来击打树木，久而久之就练成了“流星锤”，百发百中。
不拉缰绳骑上牛背是危险的，我可有血的教训。一次在山坡上放牛，我把牵牛鼻的绳索来回折数次，捆在它的犄角上，自己赤手空拳骑上牛背，像一个武士那样策马前行，牛跑得越来越快，没有了绳索控制，怎么也叫停不了，我被抛到一块尖尖的石头上，额角左上方被碰破，血流如注，看牛的伙伴大多吓坏了，有一个大我三岁的本家叔叔比较镇定，他立马从旁边扯下一种叫“仙封草”的植物叶子，揉碎吐上唾沫，糊住伤口，止血效果真好，血很快变成一点点往外渗，然后背我回家找当赤脚医生的我妈处理伤口。
武器之七
鱼叉
我使用的鱼叉不是电影里划船打鱼的渔民所用的那种叉子，而是用铁做成像梳子一样的东西，整齐排列的铁齿彼此间的空隙非常小，一头固定在长长的木柄上，看上去，有点像没有弧度的青龙偃月刀。
这鱼叉是用来晚上叉泥鳅和黄鳝的。春天来了，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水田被犁开，晒上两天再用耙耙平。开着粉红色紫云英的苕子草被埋在下面沤肥，空气里混杂着泥土的腐烂味和苕子草的清香味。晚上，就会有许多黄鳝和泥鳅钻出来，在水面上透气。我们用一个大瓶子，里面灌满柴油，糊住瓶口，露出灯芯，用一根细铁丝捆住，拴在一根木棍上。点燃，左手举着，右手拿着鱼叉，蹑手蹑脚地走在田埂上，那些出来透气的泥鳅黄鳝们一被强光照射，立刻发懵，等它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纷纷逃窜之前，看准后用鱼叉迅速地叉下去，滑溜溜的黄鳝或泥鳅被卡在细细的铁齿之间动弹不得，然后将它们放进腰间系着的竹筐——这是一种专门装鱼的容器，口稍阔，到下面的脖子窄了许多，再往下像一个鼓起来的肚子，当地读成“滤箍”。
春天的夜晚，蛙鸣阵阵，南风和熏，田野里亮着点点灯光，那一定是孩子们在叉泥鳅和黄鳝。我们只叉泥鳅和黄鳝，而不捉麻怪——老家“青蛙”的叫法，大人和老师都叮嘱我们，麻怪是专门吃田里害虫的。
那时候田里的泥鳅黄鳝真多，一个晚上就能叉满满的一篓，吃不完去赶场叫卖，不需要办营业执照，也不用担心有城管，卖来钱做我们的学费或零用钱。
变脸国歌和平反高潮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周总理突然红了起来，似乎有超过曾经曲不离口的毛主席之势。上课前的几分钟齐唱，文娱委员带头起歌，唱《东方红》越来越少了，更多地唱刚学会的，“一唱哟，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
语文课本中，原来歌颂毛主席在井冈山革命的《八角楼的灯光》还有，但课本里多了一盏灯，而且是油灯变成了电灯，这盏灯是周总理办公室不灭的灯光。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多了《朱德的扁担》，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一个县游击队华政委故事也被编进课本。革命烈士方志敏被活捉时，敌人勒索他钱财的故事感动过我。小学语文课本，基本上成了各时代党的烈士、领导人丰功伟绩和言论诗词的汇集。雷锋、邱少云、黄继光、刘文学、刘胡兰、王二小、江姐、罗盛教。我们认识了“众神谱”里一个个名字，对罗盛教印象特别深，他是我们邻县新化的，因此除了照本宣科外，老师还能讲他们家一些课本里没有的轶事，比如说他的老父亲，几次被当成贵宾请到朝鲜，回来后到处做报告。私下里发牢骚，说自己死了儿子，你们当干部的怎么那样高兴；自己一个年轻力壮的崽，换人家一个小伢子，不划算，等等。他是先烈的老爸，说这样的怪话别人拿他没有法子。老师所说的也许是以讹传讹，我没有考证。
有些领导人写的诗歌，读起来还有一番韵味，如陈毅元帅的五绝：“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懵懵懂懂的我也觉得朗诵起来，比“先进更先进”有味道。
大约是在小学三年级，我们知道世上有一种叫《国歌》的歌曲，看老师教歌时的神色，似乎比《东方红》还庄重。当时的《国歌》是这样唱的：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
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学会了《国歌》，我们放学回家后不时哼唱。有一个篾匠，正在邻居申爷爷家做功夫。他带着徒弟正坐在地上用细如薄纸的篾片编凉席，我们围观的几个孩子唱起了《国歌》。师傅一听，问：“你们唱什么？”
我们说：“国歌”他让我们再大声地唱一遍，听完后说你们唱的不是国歌，调子一
样，可词怎么就变了。我们笑话他胡说八道，说这是我们老师教的，还会有错？他说他读小学时学唱的国歌不是这样的，然后放下手中的篾刀，站
起来，郑重其事地唱起来，调子确实一样，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没过两年，《国歌》歌词又变脸了，变成那个篾匠所唱的，而老师认认真真教给我们的那首“前进”开头的歌词，也许没多少人还能记起来。但因为童年所学，影响至深，现在某些重要场合需要起立唱国歌时，我有时会不由自主脱口而出：“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几乎在学唱变脸国歌的同时，耳朵里听到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平反”。三天两头就听到老师或爸爸说，谁谁谁又平反了，那都是我们平时从来没有听说的大人物。听老师说，他们都是忠臣，万恶的“四人帮”瞒着英明领袖毛主席，陷害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