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就有点小小的疑惑，回去问爸爸：爷爷这么老了，没读什么书，瞒他耍他都不容易，“四人帮”害了那么多忠臣，怎么能都瞒着毛主席呢？
爸爸没有回答，但最大一桩案子平反后，爸爸回答了我的疑问。“工贼、内奸、叛徒”刘少奇被平反了，我年少无知，不知道这件案子被翻过来的震动，连我妈妈都觉出来了。她在家说，不是说永远开除党籍，永不翻案了么？这么快就平反了？
村里的农民对刘主席被平反，普遍抱赞成态度，好几个老头子说，那“集体食堂”是刘主席解散的，他要是不解散“集体食堂”，不知道还要饿死多少人。什么路线斗争，忠奸之分，农民不太明白，但活命之恩那可是明明白白的。
那时我们省有一种发行量很大的、针对少年读者的刊物——《红领巾》，似乎以前叫过《红小兵》，连我们这样的小学校都订有好几份。刘主席被平反后，马上上面就有关于刘主席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楚的一篇文章写的是，花明楼一位贫下中农，在批判刘主席的时候，他将挂在墙上的刘主席画像小心地揭下来，冒着危险完好地保存到今天。
大舅回乡和艺术梦的破灭（1）
大舅是整个家族的骄傲，亦是妈妈勉励我们兄弟的榜样。在闭塞的乡村，有一位在外地出息的亲戚，不仅使这家人在乡亲们面前长脸，其走出山村的奋斗之路，也会无形地激励着年幼的晚辈。
我妈是老大，她下面就是大舅，差了五六岁，中间有好几个弟弟夭折了。因此外公对大舅格外看重，怕他也养不活，给他认了好几位干亲，其中有一位是算命的瞎子，孤身一人。那些担心儿女不能平安成长的父母跟这样贫贱的人结干亲，希望分一点他顽强的生命力。这样的干亲大多只是个说法，瞎子到了“干儿子”所在的村庄算命，多受到一份照顾而已，没几个人当真。但我大舅做了军官后，每次回家探亲，一定要买礼物去瞎子干爹家探望，这让瞎子干爹十分自豪，在当地也成为一个佳话。
大舅是典型的传统乡村社会培育出来的精英：聪明、勤奋、坚韧、俭朴而孝悌，其实他们那一代乡村青年，不少人身上有这种优良的品质，但大多数人没有机会走出山村，而被湮没在贫苦之中。他读高中时，我外婆病逝了，留下七个子女，最小的姨妈还在咿呀学语，我妈妈已经出嫁。作为长子的大舅不能再升学了，那时候高考已经废除，改成保送上学，对他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这条羊肠小道让大多数不甘心老死在户牖下的乡村精英，还能看到一点希望。大舅很顺利进了南海舰队服役，诚实而不死板的他，又有中学文化，笔头子很好，很快就得到了赏识。入了党，被保送到上海的一所军校读书，做了军官，命运完全改变了。
从我记事起，妈妈总在我耳边念叨这位舅舅，因此他生活在我的想象中，我总想象他穿一身海军服站在大海边，而大海我也没见过，只知道宽阔得望不到边。他给我家寄来换下的蓝色海军军装，哥哥穿出去比那些穿草绿色陆军装的还要神气。我记忆中他第一次回家探亲我刚开蒙读书，他已经是副团级了，年龄不到28岁。这对一个没有任何后台的农家子弟来说，只能用祖坟冒青烟可以解释。那时候我脏兮兮的，而且喜欢调皮捣蛋，衣袖上总是厚厚的鼻涕垢，吃饭时不用筷子而用手去抢肉菜，大舅在一旁大叫“野人，野人”；我把他的军帽藏起来——彼时陆军军帽还是软塌塌的，海军是大盖帽，更为洋气些——还偷偷地往他专用的茶缸里吐唾沫。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像对我哥哥一样，开始给我写信，不厌其烦地用最通俗易懂的话鼓励我，告诉我只有读书才能不当农民，给我寄《新华字典》等工具书，这在同学里面是很拉风的事情。我给他回的第一封信，一笔一划写在一张作业纸上，无非汇报自己的学习，再从妈妈那里学了几句大人之间的祝福话，走路到公社邮电所，花八分钱买张邮票寄过去。很快他回信了，很高兴小外甥能拿笔写信了，而且赞扬我语句通顺，字迹工整。——得到大舅的赞扬，在父母和兄弟、亲戚面前，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于是给大舅写信的劲头更足了。大舅信中教导我，好记性不如烂笔杆。他寄给我一本红塑料皮的笔记本，让我看到什么，想到什么，读书的时候有什么词汇、警句，写到笔记本上。——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很感谢大舅对一个混沌初开的男孩的点拨，有时一句话，对小男孩影响深远得连说这句话的人也想象不到。很惭愧我不能像大舅当年对我那样，来写信指导我姐的儿子。大概是网络时代书信已没有当年的感染力？主要原因我的性格急躁，而我大舅的脾气用我爸的话来说：最耐得烦。没有耐烦心的我少了那份静气。
大舅回乡和艺术梦的破灭（2）
看书时在笔记本上抄录下欣赏的词汇警句，对写作文帮助甚大。乡村里没什么书，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到的多是爸爸的中医书，妈妈的赤脚医生手册。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于男人、女人的身体结构彩图，如胎儿在母体内的形状，让我看得津津有味，明白了孩子是这样生出来的，不是妈妈骗我说是从她胳肢窝里钻出来的。中医书全是竖行的繁体字，宛若天书，被我扔到一边。哥哥的中学历史课本被翻出来了，崭新崭新的，原来他们发了教科书，却不开这门课。当时有主课、副课之分。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属于主课，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属于副科，升高中不用考试，那教它干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很是流行，他说过大学是要办的，但主要是理工科之类的话。国家只需要机器上的螺丝钉，学数理化的大概比学哲学历史地理的好管教。一个精通二十四史的人却不希望他的子民也了解真实的历史，这大约像那些武林高手照着秘籍、修炼武功后，就想毁掉这本秘籍至少不让别人看到一样。那时的历史教科书也就是些阶级斗争、农民起义、民族英雄之类的东西，但这种东西让整天背语文书的我看来，依然是难得的宝贝，看起来如饮甘霖。一次我在收完稻子的水田里放鸭子，坐在田埂上，把脚泡在水里，背靠着一棵大树，一页页地翻看起来，完全入戏了，心游八极，似乎炎热潮湿远去了，我生活在和岳飞策马中原收复大好河山的一个时代。等到暮色四合，回到了现实，想起来自己还是个放鸭的农家孩子，一看田里一只鸭子都不见了，我着急地站起来，带着哭腔向人打听有没有看到我的鸭子。——如果鸭子闯进刚刚插下禾苗的田里，会用扁扁的鸭嘴将禾苗根翻出来，这块田就得重新栽秧，生产队知道了肯定扣我们家的工分，我也免不了挨妈妈一顿臭扁。还好，这群鸭子只是混进了别家的鸭群，分群时也很麻烦，先把我家为首的鸭子找到，赶到一边，我家大部分鸭子就会跟着头鸭过来，但总有那么几只乐不思蜀的叛徒，只能等到天黑了，去人家鸭圈里一只只找，不同人家的鸭子有不同的记号，有的鸭子在半路投奔不同的鸭群，那就更麻烦了，得提着油灯把全村养鸭人家找个遍。
煤油是凭票供应，我记得我家每个月就是六毛钱煤油的指标，浪费不得，而手电筒更是奢侈品。如果我晚上在油灯下看书的时间太长，妈妈就会说，你白天四处游，晚上费灯油。所以我看到“凿壁借光”的故事，一下子就能接受并理解。可等到了青春期，对这个故事又有新的看法，我疑心主人公是将墙壁凿个洞偷窥富人家的小姐，因为我同学中就有人在男女厕所的隔断上干这种事。
我还翻出两本小说，一本缺了封面和前面几页，后来知道小说叫《海岛女民兵》——后被拍成电影《海霞》，里面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插曲：“大海边哎，沙滩上哎，风吹榕树沙沙响，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织鱼网，织呀么织鱼网。”小说讲东海同心岛上一个苦大仇深的渔家女海霞成长为女民兵的历程，这个岛处在反帝防谍的最前沿，里面有抓获台湾间谍的情节，男孩子就喜欢看捉特务。另一本是繁体字的《西游记》，因为太有吸引力了，我不可能像对待中医书那样，再难我也得读下去，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啃，渐渐地发现这“老字”——我们那里对繁体字的叫法——并不比“新字”难多少。当时公社放映队正在放两个动画片：《孙悟空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这看书比看电影还过瘾。我记得有一回写到猪八戒，说那呆子精神抖擞。我把“抖擞”读成了“抖数”，但觉得这个词很不错，便记在笔记本上，过了两天写作文用到了这词，老师在课堂上狠狠表扬了一番。
大舅回乡和艺术梦的破灭（3）
四年级第二学期的那个春季，舅舅回家探亲了，这次不是一个人回来，带着新娶的舅妈。农家子弟在外当了官，并娶得佳人归乡，当然是一件春风得意的事情。大舅当时刚刚过三十，可在农村人看来，娶老婆实在太晚了，在老家的二舅两个儿子都好大了。照理说，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上大学的路被堵死，青年军官最受未婚女性青睐，新政权成立后，女性择偶标准的变迁可以用一段民谣形容之：“五十年代贫农根，六十年代红卫兵，七十年代解放军，八十年代大学生，九十年代有钱人。”一个连排级干部，给他说媒的都踏破门槛，何况一个团级干部？很多年后我大约明白，大舅眼光太高，老家那些想嫁给他跟着随军进城的姑娘他看不上，而娶城市官员的女儿，作为农家子弟的他首先需要的是人家尊重他的出身和家人。如此寻寻觅觅，过了三十，这样的女性终于找到了。舅妈的父母都是黑龙江人，当年随林彪的四野大军，一直南下，直到渡海，部队就驻扎在五指山下。老头子后来转业到了广西做到了一个厅级官员，这在家乡人看来是不折不扣的高干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两位老人十分朴实和通达，对农村出身的女婿相当欣赏。
去迎接城里来的新娘子，当然我不愿意错过，和弟弟两人还向学校请了两天假。——山村小学那时候请假相当容易，老师教学生更像是放一群羊，孩子们家里有点小事就能缺课。外公的家临一条清澈而湍急的河，公路只修到河对面，回家得走过石坝上几十个石礅，河水从石礅间飞花碎玉般泻下，望之目眩，我记不清那天我舅妈是怎样走过这条河的，倒是对他们乘坐的一辆黑色轿车记忆犹新。因为村里很难见到轿子车，河的两岸几个村庄轰动了，都跑来看热闹。这辆车是舅妈父亲的战友舅妈称呼为表姨父的座骑，这位同样是南下干部，在我家所在的地区当军分区司令员。很多年后，舅妈的妈妈给我讲起她这位战友的故事，此人本来前程远大，做到了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准备提拔为军参谋长。党的二号人物、副统帅林帅来视察，这是他带出来的部队，当年入关时，师长、政委还都是年轻轻的东北小伙。老首长见到老部下，那份情谊可想而知，一向低调的林帅高兴地和主要干部合影。——这本是一段佳话。后来林帅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大批四野的干部受到牵连，舅妈的姨父也被审查，这张照片就是“罪证”，但其他却也查不出什么，人家才是个师长，远没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地位，还入不了林帅的法眼。但虽然没有大问题，却不能再重用了，调到地方军分区任闲职。
我家和外公家之间，是近十里的山路，春季黄梅雨下个不停，满是泥泞。大舅十分尊重作为大姐的我妈，因此还是带着娇妻跋涉到我家，拜见我的爷爷。大舅这种重视乡下礼数的举止，连一向对人苛求的我爷爷也赞不绝口。由于营养严重不良，上四年级的我，个头还没有城里幼儿园的娃娃高。若干年后，我舅妈还能回忆刚见到我时的模样，黑黑瘦瘦，穿一件不合身的棉袄，讲一口一句也听不懂的土话。而舅妈个头高高的，讲一口广播里才有的普通话——七八十年代，两广地区凡个头高、普通话标准的年轻人，多是南下军人的后代。
大舅回乡和艺术梦的破灭（4）
乡居的条件实在太艰苦，尤其是上厕所，大舅生于兹长于兹当然没问题，可作为干部子弟的舅妈受不了，几天后他们就回城了。而留给我无限的遐想，对山外面大城市生活的遐想，对长大后的遐想。大舅的岳母知道大姐的孩子多，他们回家探亲前，老太太买了很多布给我家的孩子一人做了一件新衣，给我的是一件丁芯绒的拉链夹克。——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穿戴拉链的衣服，以前只在画报上见过，这件衣服我穿了很多年，直到长个子实在穿不下为止。在此之前，我还有过一条“肥料布”做的裤子，那时开始宣传中日世代友好，进口了许多日本化肥，包装袋是很结实的化工布料，用完化肥将袋子洗干净，染黑做成裤子，因为不用布票，这样的化肥袋要有关系才能搞到。裤子穿在身上，很轻柔，风一吹裤腿就飘起来，站在高岗上，显得很酷。
从三年级开始，我迷上了画画。学校没有美术课，画画完全是照猫画虎，对着连环画画人像，那时候流行的是《三国演义》、《说唐》、《水浒传》等连环画，我最爱画的是骑着高头大马，穿着铠甲手拿铜锤或大刀的武将。拙著《闲看水浒》出版时，出版方找到当年画连环画的陈缘督等人的亲属购买版权做配图，我一看就有一种久违的亲切，童年的记忆全浮现出来了，那种寥寥数笔境界全出的白描功底，现在几人能及？同学陈桃红的三哥，也就是我们学校历年来学生共同的榜样陈飞，不但学习好，画也画得很好，远非我所能及，我常常找他请教。这人性子特别好，对别人请教画画或作业向来是非常耐烦。——现在这位老兄在美国纽约一家高科技公司，不知他是否还保留着当年这种爱好。
因为喜欢画画，便发展为雕塑。我乡多石匠，我的曾祖父、祖父都是有名的石匠，他们年轻时常常远走贵州为人雕石像，也许有这么点遗传因素。山中有一种特别软的石头，近似于土块，但不散，土话叫“黄巴石头”，不知学名叫什么，是练习雕塑的天然材料。我挖了很多块，没事时就拿铅笔刀一下一下地雕刻起来，渐渐地就有了点型。我最得意的一件作品是照着图书雕出了一尊岳飞像，头盔、眉眼、铠甲很像那么回事儿，我得意地将它摆在堂屋的神龛里面。
我的艺术梦很快就被我妈粗暴地打断了。那是五年级上学期，本宗族小奶奶的儿子、长我两岁的曼叔叔留级到我们班，作为一名降班生，痛定思痛很用功，他成绩上升很快。我因为迷上画画和雕刻，成绩大滑坡，期末考试大排名不但排在长期竞争对手陈桃红后面，还排在曼叔叔后面。那天黄昏放学后，我正在饭桌上十分投入地画人像，妈妈不知道从哪儿得来消息了，拿着一根棍子冲进来，劈头盖脸就是暴打，边揍边吼：“成绩都不如一个降班生，我叫你鬼画符，我打你个鬼画符！”我的画本被她无情地扯烂，好不容易雕出来的岳飞像也被摔断扔到了屋外。
从此，我想当画家或雕塑家的梦破灭了，一心一意写作文，做数学题。我后来开玩笑说，我妈一顿打也许扼杀了一个艺术家。但玩笑归玩笑，我知道穷文富艺，学艺术成本太高了，远非农家所能承担的，不像按部就班读书考大学那样成本低。对艺术梦的破灭，我不埋怨妈妈，甚至有些感谢。
分田了散伙了（1）
1981年开春，我正读小学四年级，从外面传来“要分田”的消息。开始是在社员之间悄悄地议论，后来发展为当面询问生产队干部。
我们生产队的驼背求爷爷，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在生产队威风八面，扇了社员的耳刮子谁也不敢吱声，在我记忆中，全队只有我妈不怕他，也许是因为当赤脚医生的我妈交往广，能说会道，他觉得不好惹。有一天，一个叫五定伢的小伙子问他：“求爷，听说外面开始分田了？”
一听此话，求爷爷勃然大怒，呵斥道：“你莫要相信人乱讲，共产党的田土，哪个敢分，他是不是穿了铁裤子？好不容易把田凑到一起搞社会主义，难道还要一夜回到解放前？贫下中农重新当牛做马？”——穿铁裤子在我老家比喻胆子大得不可理喻。可怜的求爷爷，他一不看报二不读书，不知道山外已经发生好大的变化，从外省当兵回来的几位退伍军人，早就证实驻地的田已经分了，求爷爷不愿意相信而已。所有的大队干部，几乎都不愿意相信，你想想，田一分，各家种各家的，大队干部还能有过去那样威风么？
我省当时的主政者是一位毛主席的同姓同姓，治湘多年，后来调到江西去了。他在省级领导的位置上，陪过三代领导核心视察过，可谓老资历。这人公社干部出身，淳朴而保守，分田到户他无论如何想不通，要坚持毛主席的家乡不分田，不变色。但到底顶不住，乌纱帽要紧，因此敝乡分田在全国是最晚的。
前两年，这位老头又成了新闻人物。他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上退下来后，回到故乡的山村里养鸡养猪，安度晚年，媒体找出来爆炒，这可是永葆本色的好例子呀。媒体真是少见多怪，这位回老家的高级官员，至少还给配了秘书、专车，有司还专门派了一名民警设岗保卫他。不要说今天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政客卸任后过着平民生活，就说我国古代高官致仕回乡成为普通田舍翁，史书上也比比皆是。朱元璋特别担心退休高官回家后作威作福，曾经派人去一位致仕尚书家暗访，在田间差人看到一个老头插秧，问：“某某老爷家怎么走？”这老头站起来说：“我就是。”《万历野获编》说当过首辅的申时行致仕回到苏州吴县后，“与地方官往还，修郡民礼甚谨”。人家可是做过宰相的，那重量级远非一个政协副主席能比。明朝的魏骥当过礼部尚书——那时候的礼部相当今天的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国务院新闻办等机构的总和，退休后回浙江萧山老家，照样接官府派给的差事。有一年御史前来巡察，作为地方耆老代表，魏老爷来为御史的船泊岸时引缆，以示郑重。御史老爷看他气度不凡，问他姓名，他说“我叫魏骥”。再问，便道“萧山魏骥”。御史刨根问底，老魏就说：“尚书归老萧山魏骥。”吓得御史惶恐不已。清代乾隆朝的陕西人王杰，殿试是状元，最后做到领班军机大臣，也就是宰相。——状元宰相那是读书人的人生两大顶点，前面说的申时行也是状元宰相。八十岁时王老告老回乡，觉得自己一生宦游，见过太多的世面，就是没当过私塾老师。大凡读书人，也总有一个教师梦。于是应聘到一家富人做西席，人家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不像今天一个宰相级官员回乡，那地方媒体还不得疯了。一天，县令下乡，这家人办饭招待，让私塾先生陪席。县令看他年纪大，就谦让他坐上席，他毫不推辞就大咧咧坐下了，主人看到这样没眼力价的老头，很是没面子，吃饭时就问他：“老先生以前坐过几次上席？”王杰答道：“三次。”再问：“哪三次？”答曰：“第一次本人婚宴。”这没什么稀奇的，婚宴新郎得坐上席。“那第二次呢？”“恩荣宴。”旧时科考，殿试后进士由礼部设宴招待，叫恩荣宴，状元坐上席。主人惊问：“那第三次呢？”“第三次是功臣宴。”乾隆朝大将军兆惠平定西部，凯旋回京时照例献俘告庙，然后皇帝赐宴犒劳功臣。但主帅是武官，不敢坐上席，坐上席的得是在后方运筹的领班军机大臣即俗称的宰相。县令和主人一听，愕然而问：“先生到底是谁？”老头笑眯眯地说：“王杰。”——饶舌这些个故事，我只是想提醒一下，我们现在一些先进事迹典型人物，无论横向与外国比还是纵向与古代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分田了散伙了（2）
求爷爷捍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队经济那番话言犹在耳，局势说变就变。可政策就像挤牙膏一样，先不把最后的谜底告诉老百姓，而是一点点地给你。首先是分旱地、果树和山林，旱地主要种小麦、红薯、黄豆、玉米、辣椒、烟叶等经济作物，山林多是杉树和马尾松。就在这时，求爷爷等大队干部还在说，这坡地不能栽稻谷，队里没多少用处，干脆就分给社员各家各户种，也就是把自留地的面积扩大，水田可不会分。旱地都是因地而造，大大小小形状各异，而且远近不一样。好坏搭配抓阄，我家所分的三亩旱地，零零碎碎分布在十几处，最远处差不多在三华里外，挑一担牛粪到地里，累个半死；挑红薯、黄豆、小麦回家时同样累个半死。我家分的林地不多，也在三华里之外，我一共都没去过几次。随后的若干年里，水田随着居民迁出迁入调整，我那份水田早归还政府了，但旱地、林地价值不大，变动起来太麻烦，至今还保留分地时的格局。——也就是说，本人的名下还有旱地和林地，这才有点当“地主”的感觉，在城里，你买多少套房子，呵呵，也没这种感觉。
就在1981年收晚稻的时候，终于从公社传来很确切的消息，水田在来年开春之前一定分完。晚稻，将是生产队最后的集体收获。虽然干部传达一个新名词“联产承包”，说和解放前单干完全不是一码事。可农民一听，自己种自己的地，自己吃自己打的粮食，自己去交皇粮，不是单干是什么？我外公很少来女儿家，分田前他特意来到我家，和我爷爷一对老亲家聊了很久，两位对土地爱到骨髓的农民展望着分田后的日子。外公说了句到现在还让我佩服不已的话，他说：“要说和解放前单干确实还是不一样，那时候田是自己的，可以买可以卖；现在田只能种，还是集体的，人家可以收回去。”他坚信以后总有一天可以买田卖田，还特意嘱咐三舅给大舅写信时捎上一句话：把工资存起来，以后寄回来买田。让我妈嘲笑了一阵，说你想当地主，以后让人再没收，批斗你呀？今天想起来没读书的外公看到了土地承包的最本质问题：产权不归农民自己。尽管他也许不知道“产权”这个法律名词。
乡亲们掩饰不住兴奋，反正分田已经定局了，将来各干各的，不用那样哄着队干部了，队长派工再也不像往常那样顺利了，以前那些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人，也挑肥拣瘦，和干部讨价还价。因为记工分、定口粮这些治农民的“杀手锏”马上就要没用了，谁还用得着低眉顺眼地巴结干部。这让求爷爷这位老支部委员很是气愤，那段时间他的火气尤其旺，低头走路，再不看人，有时自言自语地说一句：娘卖乖，田还没分，一个个就翘尾巴了。大多数人在背后议论，说求爷爷的背更驼了。
往年晚稻忙完，我们队嫁出去的一个姑婆婆，就带着孙子，挎着篮子回来拾稻穗。姑婆婆嫁在新化县的大山上，水田少而且只能种单季稻，主要作物是红薯。而水田多的丘陵地区相比就比较富庶了，生产队收完稻子后，她就在后面一根根把遗失的稻穗拣起来。像求爷爷这样的干部尽管对社员很凶，但对远嫁的姑娘却是相当的客气，有时让打稻的故意将稻穗遗弃。——革命多少年，这点宗族的温情还能不时地闪现一下，娘家人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姑娘在婆家能抬头挺胸，不管这姑娘多老，老到已是祖母。因此每一年，姑婆婆捡稻穗差不多能攒百把斤谷子。那一年，姑婆婆没来捡稻穗，也许他们那里也忙着分田？从那年后，再没有看到姑婆婆回来。
分田了散伙了（3）
一般晚稻收完农家就开始清闲，直到腊月准备过年开始忙碌起来，娶亲嫁女也多在腊月。那一年，娶亲的高潮提前来到，因为听说要按人口分田，定下亲的人家连忙和女方商量，尽快去公社登记结婚，尽快办酒迎进门。——这一幕和几年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相似，因为很多单位未婚职工没有资格参加分房。农村的风俗，哪怕扯了结婚证但没有娶进门，大家也不认可，要分田是相当的难。那些通情达理的女方父母倒是配合，因为知道迟早女儿都要嫁出去的；而有些女方父母因为还没结婚的儿子多，希望女儿分完田才嫁出去，把田留在娘家，便不同意立刻登记结婚，闹得亲家反目，甚至要退掉亲事。后来又传来消息了，说这田不是一分就定了的，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根据每户人口的变化调整。但同样遏制不住结婚潮，农民最现实，对还没兑现的政策不敢相信，越早拿到手里才感觉到越真实。
分田前，各生产队把所有水田重新丈量，公社派来干部作为公证人。然后按照往年产量、灌溉方便程度，离村庄远近分成三等。每一等田按照生产队全部居民平均。我们生产队当时大约120人，130亩田，留出10亩机动，人均一亩，上等田、中等田、和下等田的比例大约是三分、五分和两分。先从上等田开始抓阄，三类田依次分完。如此，谁也没法耍滑，农民们自己在一起商量，想出了这种最大限度保证程序公正的办法。
那些日子，我家西边毗邻的队部兼仓库，整天人声沸腾，烟雾缭绕，到处是农民自己所烤晒的烟叶子呛人的气味。大人们坐在一起，一天天开会讨论分田的一切细节，有时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和队干部手指相互指着，嗓门大得要把屋顶震上天了，几乎要面对面打起来，年长的申爷爷站起来，慢吞吞地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莫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申爷爷是读过几年老书的人。但谁都知道，分田中没有小事！
天渐渐地冷了起来，霜降了，整日坐着开会的人觉出来寒意。有人提议，将生产队存的一些松木劈开做柴烧。这一在以前看来十分荒唐的建议竟然通过了，反正这点木料也不够分，不如用来烤火。干透的松木劈开后，“噼噼啪啪”地燃烧，松香满屋，火光映红庄稼汉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笑脸，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生产队队部人气这样旺，社员情绪这样高的时候，包括年底分粮食的时候。看到一根根可以做楼枕的松木化为灰烬，当过几任队长的满爷爷——和我同学的良叔的父亲，大声地吼道：“败家子，败家子！”而且拒不靠近火堆。年轻人哈哈大笑说：“满爷满爷，莫气坏了，你放心，田分完就不会有败家子了。靠近烤火呀，你不烤火这些木料未必就剩得下？”骂骂咧咧的满爷终于把凳子往火堆边靠了靠。
各家的老人，那段时间常对孙子们进行家史教育，告诉解放前哪块地属于自己的。我爷爷说得我们兄弟的耳朵都起茧子了，絮絮叨叨地一遍遍告诉我们，溪旁边那块鲤鱼大丘，是民国多少年，花了多少银元从谁家买的，从那以后收成如何如何的好，山半腰那几丘旱田又是如何买来的。他说要是这些“老业”能归我家和叔叔家分着，那该多好。也有人建议过，田的面积按人均分配，但具体地段应该照顾过去的“老业”，解放前所有者的后代优先。但这个大胆的建议立刻被否决了，那些解放前家里穷，没几丘良田的人家，往往是几十年来人口繁衍最快的家族，他们人多势众，当然不能同意，而且讽刺这种提议者说，照你这样讲，得去台湾将那些大地主请回来分田？国民党肯定高兴，你问共产党愿意吗？这话立刻堵得对方哑口无言。——几十年的斗争，山村农民上纲上线也驾轻就熟了。
分田了散伙了（4）
抓阄的结果最终出来了，我家除了父亲是城镇户口，四兄妹加上妈妈五亩地，爷爷那一亩我家和叔叔家各一半。全家五亩五分田分成二十一丘，最大也是灌溉最好的垅田是对家丘划了一半，共一亩。最小的一块是人家的一块梯田里划了个1/20亩的小旮旯。为了显示公平，不同等级的田，就这样切豆腐似的分划分割，往后几年因为灌溉、施肥，同一丘大田的农民没少吵架，但渐渐地通过私下调换，格局终于稳定下来了。分完田后，爷爷带着我们一丘丘看，看田埂的牢固程度，看灌水池塘的远近。看完后，过两天又去看，真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水田分完后，便分耕牛、农具。大小耕牛放在一起抓阄，每家人数、田亩不一样，有些人家得两户共一头牛，需要与人共牛者自由搭配，以保证日后一起饲养牛方便，我家和二爷的儿子、那位从河北当兵回来的广哥共一头牛。
和我朝夕相处快六年，彼此有种说不出默契的“六齿牯”——我家原来承包生产队那头用来挣工分的母牛，成为无人愿意要的弃儿。这头牛雌性特征很不明显，犄角不往上伸而往下成稻穗状，火气不亚于未阉割的公牛，不生育。据相牛的“牛把式”说，这样的牛给主人会带来霉运，特别是妨主人养的其他牲畜。那些年果然如此，我家养了几条狗，没长成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养的猪也发瘟。恶名远扬的“六齿牯”谁也不愿意要，尽管它犁田耙田是把好手，生产队最后决定，它不参加分配，卖给公社食品站宰杀掉卖肉。从我家牛栏牵出去时，它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死死地不愿意出来，眼泪往下掉，最后被几个壮小伙用棍子打了出来，奔向食品站的屠场。这让我很伤心。这头童年的伙伴，至今常常进入我的梦乡，梦见它时而温顺吃草时而发飙闯祸。
最后，连队部兼仓库的四大间带上下楼的瓦房，也被拆除，砖、瓦、楼板、檩条、椽子全部分得干干净净。尽管当时公社已经要求遏制住各队“拆光、分光、吃光”的三光之风，但广大社员并不赞同这样的意见，认为这些公家的财物留下来，最后不知道让谁得了好处，还不如彻底分个底朝天。全队三台抽水机，总不能砸烂当废铁分吧，于是在生产队里出售，所有社员都可以报名参加，竞标产生买主。——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冲价。参加冲价的只能是那些曾在生产队开过水泵、而且看好抽水机盈利前景的农户。最后几家购买者，在来年抗旱中很快收回了成本。
在尚是少年的我看来，分田闹哄哄的，似乎很乱。如今再回想，我感觉到尽管经过几十年的集体生产，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但我老家那些农民们，在分配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田、土和集体财产时，不需要人教导，他们自然能够找到符合民事法律一般规则的办法，公平而方便易行。
转瞬间真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求爷爷这些干部是想不通的，他12岁就学会了犁田耙田，给地主帮工。新政权成立后，他被当成积极分子培养，入党做“土”干部，如果不是自己留恋故土，早就外出吃国家粮当真正的国家干部了。他对二十多年的集体经济，是真有感情的。他不相信分田后真的能给农民带来好处，而且在分完田最后一次社员大会上说：我看田归各家各户种，队上有几家会饿死人的，因为他们家没人会犁田耙田。他和几位队干部以及庄稼把式排出了一个“可能饿死人”的名单。我家忝列其中，这些人家大多数男主人在外面工作，还有一家就是洪奇家。他父亲原来是中专学校的学生，60年代初下放回到了老家，打算盘飞快但不太会干农活，当了很多年生产队的会计。
我的班主任张建社，他是当兵复员回乡的，娶了我家族的一位姑姑。“建社”这类名字他那个年龄的人很多，是建“初级社”或“高级社”时出生的。我妈妈给我讲过入社的故事。土改后田给了各家各户，不久开始搞互助组，然后就是入“初级社”、“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上面鼓励农民参加，但有些农户就是不愿意入集体而愿意单干。我妈说干部发动社里的青年社员，用行动促使这些死脑筋的人入社。用社里的田把一两家执意单干的农户家的田包围住，你要放水灌溉不给你方便，你的水总不能用木桶一担担挑进去吧？也不卖给你良种，这家人孤单单地在自家田里干活时，社里的青年社员在旁边边干活边奚落。时间一长，谁也顶不住了，只得乖乖地入社。
张建社老师在分田前一周，生了个女儿，自然多了一份田。他很高兴，遂将女儿起名为“分田”。
从“建社”到“分田”，整整隔了一代人。
爷爷去了另一个世界（1)
分田后的喜悦还没有散去，接踵而至的一场变故让我家坠入悲伤中：爷爷离开了我们，去了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爷爷能活到76岁，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人到中年后就多病，50岁开始已不再下田干活了。他那个年龄的中国农民大多数不知道社会保障和现代医学为何物，除了乡村的郎中和几个请神送鬼的巫师，能在他们
病时给予一些很不科学的诊治和安慰外，一切就得听天由命，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因此，一点小病对爷爷那代人来说，往往是致命的，他生过好几个儿子，养活的只有我父亲和叔父，我父亲下面有几个弟弟，就是被现在看来不值一谈的小病夺去了生命。
很幸运的是，爷爷有一个当医生的儿子。50年代末他一场急病，乡亲们都以为将要不治，最后被我父亲接到县里治病，挺过来了。60年初的大饥饿，波及每一个乡村，我的曾祖父就在那时候以96的高龄死去。已经在县城医院有一定地位的家父，也许面临着自己内心巨大的折磨，他没有能力将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全部照顾，他只能通过打通关节，把浮肿得很厉害的爷爷，接到疗养院，逃过了饥饿，而一生嗜酒的曾祖父临死前，我父亲对他最大的孝顺，是半斤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弄出来的红薯酒。
从我记事起，爷爷的身体反而看起来不错，除了有些哮喘。他自己常常很自豪地说自己有两个当国家干部的孝顺儿子，否则骨头早就可以用来敲鼓了。分田那段时间他格外亢奋，等尘埃落定后，他分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亩地，一家一半划分给我家和叔叔家，等着自己家责任田里的收获。
就在分完田后不到一个月的一个初冬中午，他自己起来热饭。——爷爷在老屋和叔叔家住在一起，叔叔在县城，婶娘就在我就读的小学当老师。一人在家的他只能自己对付中饭，突然跌倒在地。我的二娘——我爷爷带大的一位侄子的老婆，住在隔壁，知道叔父跌倒后，便把老人扶到床上，再通知我妈。
妈妈赶到后做了初步的救治，然后爸爸和叔叔知道后，陆续回到了家。当时父亲已调任我们公社所在的卫生院当院长，他带了本院的大夫来诊治，说是脑溢血。——这个病我父亲从来没想到，他担心爷爷得的是哮喘之类的陈年老病。
苏醒后的爷爷在床上静卧了二十余天，开始一段时间他神志清楚。我和弟弟放学后，知道爷爷跌倒了，书包都没扔，就跑到爷爷的卧房去瞧他。
在一间昏暗的房子里，一束光线透过屋顶黑瓦之间一块玻璃做的“亮瓦”透射进来，爷爷卧在那张乌黑陈旧的大木床上，床前一个踏板上放着他的鞋子，还有尿壶。粗麻织成的蚊帐撩起来，我叫了一声“爷爷”，一向不苟言笑的爷爷那一刻非常慈祥，吃力地问我：散学了？以后要好好读书。我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一些日子，他的病情越来越不稳定。医生建议抬到公社卫生院去住院，爷爷不同意，大约他知道来日无多，不愿意死在家外面，按照我们当地的规矩，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在家里停灵的，只能将棺材厝在村外。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父亲和叔父当然知道老人的心思。呻吟之余，爷爷一遍一遍叫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哥哥，是长房长孙，那时候正在二十里外的县立高中读书；一个是我的堂妹，叔父的女儿。那时候叔父的儿子还没有出生，堂妹是爷爷孙子辈中年纪最小的，才四岁。
爷爷去了另一个世界（2）
爷爷在一个冬夜离开了我们，我记得大约是腊月。那两天他的病情又看起来好转，有了些精神，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将离世的回光返照。总在他床前守着的儿孙们松懈了，母亲也回到我家料理一些家务。正好和我家交情很密的一位族叔——立叔叔家第一胎生了个男孩，当然是我母亲接的生。立叔叔在集体煤矿当工人，家道当时尚称殷实，他老婆嫁过来后好几年不育，求医问药终于有了儿子，当然要好好庆贺一番。农村办酒招待客人和乡亲，那时最流行的方式就是请公社放映队来放两场电影。屋面前看电影很难得，我和弟弟都去了，没有搬凳子，因为惦记着爷爷的病情，站在一个山坡上看电影。那天晚上两部影片，我只记得第一部是赵丽蓉演的评剧《花为媒》，媒婆一出场就念白：“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十分喜庆的影片，用来庆贺新生命很合适。《花为媒》演完，换第二部片子的时候，姐姐找到我俩，说爷爷不行了，快去爷爷的卧房。
等我和弟弟赶到时，爷爷躺在床上，呼吸已经异常衰竭，但还有神志，看到儿孙环绕在床边，便放弃了和死亡的抗争，一下子闭上眼睛，永远地和他的亲人告别了。
哭声立刻响起来了，母亲、婶娘和姐姐这些女眷哭声很大，而男人们，哪怕我等没成人的孙子，只是抹眼泪，是很难哭出声的。哭声稍停，就拿出已经悄悄准备的纸钱在床前焚烧。这叫“落气纸”，给死者的灵魂带上，路上急用，无论阴阳，没钱总是不行的。多年后我想到《西游记》中的故事，也是唐僧取经的缘起，唐太宗李世民本来已经寿期到了，灵魂被带到阎罗殿报到，后魏征与地府官员勾连，私改了生死簿上李世民的阳寿数，李世民得以续命再回阳间做大唐天子。他是大唐第一人，可在阴曹地府手里没钱，被小鬼和冤魂缠绕，只得借了开封府一个生者平常烧化存在地府的纸钱应急。——可见，认为钱能通神，能使小鬼推磨，是中国民间一种历史悠久的“信仰”。
母亲哭的时候，几十米外传来庆贺新生儿来到世上的电影音乐，看戏的人还没有散场。生与死，是那样的近。
烧完“落气纸”，母亲和婶娘拿着水桶和纸钱，来到村口的水井前面，烧纸后再挑水，这叫“买井水”。感谢这口井供养了一个人一生，现在他去了，再不喝这井里的水，最后一次用这口井的水，是死后沐浴更衣。现在想来，这大约是一种公示，因为水井是一个村最重要的公共设施，在水井旁烧纸钱并哭泣，是通知全村人最有效的方式。听到了水井边的哭声，村里人都知道我爷爷去世了。红喜事需要主人去请人帮忙，白喜事只要得到消息，大多数成年人将不请自来，听候差遣。——这是乡村熟人社会里流传很多年的互助方式。人接连涌入我爷爷的房中，我父亲请我爷爷的族弟贵爷爷，那位当兵伤了脚的大队支委做主持丧事的大管事，他略识文字，而且有威望，再合适不过了。所有人包括孝子在丧事期间，都得听他的。
寿器是现成的，在我爷爷50多岁那场大病时就准备好了。摆在阁楼上二十余年，隔几年请漆匠上一遍漆。因为厚而干燥，它成了爷爷的食品储藏柜，好吃的东西都藏在里面，当我看到爷爷从黑乎乎的棺材拿出饼干和糖果给我吃时，心里总觉得恐怖，爷爷洞察我的心思，说：“有么子好怕的，爷爷百年之后都要躺到里面去，你怕爷爷吗？”听到这些，好像真的没什么害怕了，就放心地吃。
爷爷去了另一个世界（2）
爷爷在一个冬夜离开了我们，我记得大约是腊月。那两天他的病情又看起来好转，有了些精神，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将离世的回光返照。总在他床前守着的儿孙们松懈了，母亲也回到我家料理一些家务。正好和我家交情很密的一位族叔——立叔叔家第一胎生了个男孩，当然是我母亲接的生。立叔叔在集体煤矿当工人，家道当时尚称殷实，他老婆嫁过来后好几年不育，求医问药终于有了儿子，当然要好好庆贺一番。农村办酒招待客人和乡亲，那时最流行的方式就是请公社放映队来放两场电影。屋面前看电影很难得，我和弟弟都去了，没有搬凳子，因为惦记着爷爷的病情，站在一个山坡上看电影。那天晚上两部影片，我只记得第一部是赵丽蓉演的评剧《花为媒》，媒婆一出场就念白：“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十分喜庆的影片，用来庆贺新生命很合适。《花为媒》演完，换第二部片子的时候，姐姐找到我俩，说爷爷不行了，快去爷爷的卧房。
等我和弟弟赶到时，爷爷躺在床上，呼吸已经异常衰竭，但还有神志，看到儿孙环绕在床边，便放弃了和死亡的抗争，一下子闭上眼睛，永远地和他的亲人告别了。
哭声立刻响起来了，母亲、婶娘和姐姐这些女眷哭声很大，而男人们，哪怕我等没成人的孙子，只是抹眼泪，是很难哭出声的。哭声稍停，就拿出已经悄悄准备的纸钱在床前焚烧。这叫“落气纸”，给死者的灵魂带上，路上急用，无论阴阳，没钱总是不行的。多年后我想到《西游记》中的故事，也是唐僧取经的缘起，唐太宗李世民本来已经寿期到了，灵魂被带到阎罗殿报到，后魏征与地府官员勾连，私改了生死簿上李世民的阳寿数，李世民得以续命再回阳间做大唐天子。他是大唐第一人，可在阴曹地府手里没钱，被小鬼和冤魂缠绕，只得借了开封府一个生者平常烧化存在地府的纸钱应急。——可见，认为钱能通神，能使小鬼推磨，是中国民间一种历史悠久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