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哭的时候，几十米外传来庆贺新生儿来到世上的电影音乐，看戏的人还没有散场。生与死，是那样的近。
烧完“落气纸”，母亲和婶娘拿着水桶和纸钱，来到村口的水井前面，烧纸后再挑水，这叫“买井水”。感谢这口井供养了一个人一生，现在他去了，再不喝这井里的水，最后一次用这口井的水，是死后沐浴更衣。现在想来，这大约是一种公示，因为水井是一个村最重要的公共设施，在水井旁烧纸钱并哭泣，是通知全村人最有效的方式。听到了水井边的哭声，村里人都知道我爷爷去世了。红喜事需要主人去请人帮忙，白喜事只要得到消息，大多数成年人将不请自来，听候差遣。——这是乡村熟人社会里流传很多年的互助方式。人接连涌入我爷爷的房中，我父亲请我爷爷的族弟贵爷爷，那位当兵伤了脚的大队支委做主持丧事的大管事，他略识文字，而且有威望，再合适不过了。所有人包括孝子在丧事期间，都得听他的。
寿器是现成的，在我爷爷50多岁那场大病时就准备好了。摆在阁楼上二十余年，隔几年请漆匠上一遍漆。因为厚而干燥，它成了爷爷的食品储藏柜，好吃的东西都藏在里面，当我看到爷爷从黑乎乎的棺材拿出饼干和糖果给我吃时，心里总觉得恐怖，爷爷洞察我的心思，说：“有么子好怕的，爷爷百年之后都要躺到里面去，你怕爷爷吗？”听到这些，好像真的没什么害怕了，就放心地吃。
爷爷去了另一个世界（3）
谁人去请地仙看葬身之地，谁人去请纸木匠扎灵屋，谁人去请道士做法事，谁人来为死者沐浴更衣，谁负责丧事的酒席，把总先生贵爹有条不紊地吩咐清楚。
主持沐浴更衣的好像是贵爹的母亲，80岁的金婆婆，她是我爷爷的婶娘，辈分高而且有儿有孙，可谓福寿双全，最有这个资格。沐浴后，给爷爷换上五层新衣服——死者所穿的衣服总是单数，理了发，刮干净胡须，静静地躺在一扇门板上，让前来的人叩头道别。爸爸和叔父扎着白色的头巾，跪在一旁还礼。
第二天的清晨，天刚蒙蒙亮，从村外很远处传来唢呐声，清江庙的道士从西边来了，穿过树林，跨过田埂，唢呐不许换气，以显示其道行。来者两人，一个穿着道袍，戴着道冠，另一个则着平常衣服。自改革开放后，农村绝迹很久的旧民俗，包括道士师公作法，忽然一夜之间冒出来了。两位道士都和父亲熟识，后来听父亲说，那位穿便服的其实法术更深，但因为他当过农村干部，还入党了，不便穿道袍登坛作法。
道士看过皇历，算出何时死者进棺，何时闭棺，何时出殡。棺材底洒上一层纸钱灰，上面用碗底盖上七十六个圆印，代表爷爷在世间走过的岁数。上面再铺着褥子，褥子下有几枚不知从哪里找出来的铜钱，爷爷被抬进去后，棺材盖打开着，摆在已经布置好的灵堂里。灵堂里挂满一种类似藏族“唐卡”的工笔画，正中是佛祖、太上老君和孔圣人。三大圣人两旁，分挂着十二阎罗的像，什么“泰山王”、“宋时王”、“转轮王”之类，画上有阎王在根据死者生前的善恶审判的场景，有的人被罚进刀山火海。出了灵堂，房屋的走廊里，挂的画多是“二十四孝”、“过五关斩六将”、“千里送京娘”等宣传孝道、信义之类的画。这些画逃过了历史上最大的劫火，实属不易。
那些我爷爷生前的好友或亲戚，抬着木祭箱前来祭奠，祭箱中摆着鸡鱼肉三牲之礼。祭奠仪式由一位老先生充当赞礼，赞礼先生拖长声音高唱着，祭奠者在道士的引导下，时而从棺材旁走过，来到刚刚为死者赶制出来的灵位前下跪，敬三杯酒，时而再退到棺材前跪下，低头哀思。赞礼先生高唱：鸣炮，读祭文。鞭炮声中，又一位老先生拿出事先准备的祭文“呜呜呀呀”地读着。农村已经没几个人会做老式的祭文了，无非按照老书中格式，开头和结尾套上“维某年某月某日以三牲不腆之礼祭于灵前曰”、“呜呼哀哉，尚飨！”中间全用白话文叙述死者的高尚品德和一生苦难。
道士算好了时辰封棺，叫“闭殓”，有些生辰八字犯冲的亲属不得在旁。棺材盖一合，钉上大钉子，从此真的是生死殊途，阴阳永隔了，此刻亲人们哭得最伤心。
出殡前一天晚上，我们这些爷爷的孝子孝孙通宵不睡，在父亲的带领下，扛着经幡，围着棺材一圈一圈缓慢地移动着，叫“转二十四孝”。此项程序完毕，道士主持“散花”，他唱着长长的挽歌，叙述死者的一生，赞美他的仁义，许多自愿前来为爷爷守灵的人，也和道士唱和，在挽歌声中追思。
中国的红白喜事，总是场面大，闹哄哄的。据我观察，似乎只有半夜时的“散花”，有一种肃穆的宗教感。夜阑人静，万物睡去，只有办丧事的家一灯独明，一群人动情地用歌唱叙述刚刚辞世者的一生。
爷爷去了另一个世界（4）
爷爷的一生实在太平凡，他所受过的苦难，对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民来说，也很平常。尽管生于乡野，爷爷也曾出远门闯荡过，他年轻时上贵州给人做手艺，最后一次出远门是被日本人抓为挑夫。日本人来了，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躲到大石山中的岩洞里，他不放心自家的耕牛，偷偷地爬回去探望，被抓住了。已经成人的大伯和二伯，还没有结婚，他俩和曾祖父说，想去日本兵营两个换一个，把我爷爷换出来。曾祖父毕竟年长见过世面，立刻否定了这种天真的想法，说：你们真傻，和日本鬼子还能谈什么交换？你俩去了人家多多益善。当了挑夫的爷爷跟着部队一直往南走，爷爷没有地理概念，不知道走到哪里。爷爷心想，再不逃此生估计难回老家。在一个黎明，谎称去解手的爷爷，逃到大山里，在荆棘中间卧了一整天，等日本人开拔后，才敢跑出来，一直往东走，终于找到了家。——从那以后，爷爷没有离开乡土半步，他一生中最恨的是日本人，晚年说起来还咬牙切齿。
后来我考诸史册，查出了我爷爷所遭的那次劫难，乃是1945年4月至5月的雪峰山之战，日本军队已是强弩之末了。经过我家门口的是日本47师团主力重广支队，4月11日在我家南面3华里的小塘村（一个公社所驻地，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和国军100军交火，国军向西北部的雪峰山区败退，那正是农村准备插秧的季节。
第二天清早招待大家吃完早饭，便是出殡，我们那里叫“上山”。爷爷的坟地就在村东头，曾祖父和大伯死后都葬在那里，一个新挖的穴位，就是爷爷的葬身地，祖孙三代死后相守。葬地尽管离家近，但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哀思，送葬队伍故意绕很远的路，到大中午才来到坟地。已经是霜冻了，天很冷。爸爸和叔父为了表示孝心，也是替死去的父亲生前可能犯过的错误赎罪，打着赤脚，脚上就简单地裹着些稻草。出殡的队伍还特意从分给我家的弯丘，分给爷爷的月亮丘走过，让他最后看一眼自己家的水田。田里已经没有了水，变得坚硬，洒下的苕子草已经露头，正在生长着。
埋葬了爷爷，送葬队伍回来后，要吃流水席，敝乡将白喜事的宴席名之为“吃豆腐饭”，顾名思义，豆腐是主要的菜肴。同一天晚上，为爷爷“烧屋”，纸木匠扎了一栋有军人持枪守卫的大宅院——老家叫“灵屋”。烧灵屋在后山坡上进行，一堆纸钱围了个圈，灵屋放在里面，旁边摆着“水饭”来招待看热闹的野鬼们。天暗下来，点火。道士很神气地拿着铁尺，围着火堆念念有词，据说是在呵斥那些没有房屋想来抢这栋灵屋的野鬼。灵屋焚烧时，所有的灰烬直直地落在纸钱所围的圈内，说明这栋房子终于归死者拿去了。
在给爷爷烧屋之前，道士特意将爸爸叫到一旁问：你的祖父去世时给烧过灵屋么？如果没有，得做一幢一起烧，否则在阴间，你父亲的房子要让给你祖父。爸爸确切地说，给我爷爷烧过灵屋。尽管那是60年代，反对封建迷信搞得很厉害，但我父亲还是偷偷请人扎了灵屋给烧化了。——中国人视死如生的孝道，从这一细节就可窥见。可搞不懂的是为什么死去的人到那个世界都得住“独栋别墅”？
爷爷的那根拐杖也烧了，但燃烧得不完整，留下了顶端的一小段，所以我那时总疑心在阴间的爷爷，柱着的拐杖也许短了一截。
第二年是分田后的首年，全村大丰收。尝新是家乡乡民们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而分田到户后的第一次尝新，是真正吃自己田里产的稻米，那意义更是非凡。可在尝新的时候，爷爷只能接受我们的祭奠了，我坚信爷爷能闻到新米煮熟后的饭香，然后飘然而来，坐在我们旁边喝酒吃菜，尝自家田里所产的新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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