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同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人间真实的神话是这样的：万木丛生的大地上，男人和女人繁衍着子孙。男人仰慕女人的神性，女人仰慕男人的理性。他们无法停止爱对方，他们无法停止伤害对方。他们总能相互宽恕，使爱和伤害继续下去，丰茂的大地提供他们无穷无尽的养料。
歌德的《浮士德》是这么终结全篇的：伟大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伊渡：世间最说不清楚的话题也许就是爱情。我们换个话题，说说有关财富。我看过一份资料，说中国目前每五千人中间就有一位千万富翁。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权威。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你认为财富占有的不公平将会对社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王跃文：我看现在中国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主要是三个：一是官场腐败，二是财富非法集中，三是贫富悬殊。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最后构成普遍社会威胁的问题就是贫富悬殊。有人笼统地批评仇富心理，却没有追问产生这种心理的病根。应该说，导致仇富心理的原因，既有传统的，也有现实的，当然还有人性弱点方面的。
中国自古的传统就是只要说到富人，就想到为富不仁。这个词的意思，或者是说富者因不仁而富，或者是说为富之后就不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反正是贬义。富人既然为富不仁，仇富的心理也就油然而生。所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大多以“均贫富、等贵贱”为口号，乡里则把“吃大户”看作理所当然。侠客们最大的美德就是劫富济贫。不光中国如此，西方人也如此。阿拉伯人就说，富人死后要进天堂，比一匹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伊渡：仇富心理并不理智，毕竟我们需要富裕，不需要贫穷；而且很多人的财富都是自己合法创造的。王跃文：我也反对盲目地仇富，那样对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好处，相反是有害的。可是仇富心理已经是种社会存在，不能视而不见。我敬仰那些道德高尚的富人。美国钢铁大亨卡内基的座右铭是：富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最有意思的是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据说他的资产已有四百三十亿美元。在过去四年里，他捐献给慈善事业的财产达到二百三十五亿美元，相当于他现有净资产的百分之六十。
可是，比尔·盖茨却并未因此就树立起一个美好的富人形象。相反，他动辄得咎。他捐一亿美元给印度人做抗艾滋病研究，有人说他只是为了获得免税权；他给学校捐献电脑和个人电话，有人说是在变相做广告，向下一代推销自己的产品。舆论的威力真是不可思议，往好处说你，便是众口铄金，往坏处说你，却会积毁销骨。比尔·盖茨被各种说法弄糊涂了，他在回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确实，我对于自己拥有如此巨额的财产，多少感到内疚。伊渡：我们中国正是缺少比尔·盖茨这样的大慈善家。王跃文：中国的富人们正在绞尽脑汁考虑怎么逃税哩！比尔·盖茨将自己财产捐出百分之六十之后，居然还内疚了，也许这正是经济学家们说的财产伦理在作怪吧。但是，这种财产伦理可能只对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有制约力，中国的富人们才不管那么多哩。有资料表明，中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已超过二十三万人，富人之多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富人自是越多越好，但中国有些富人是怎样富起来的，虽属商业秘密，公众还是能够窥知一二的。只不过话语权是跟着财富跑的，普通老百姓知晓再多内幕也只能在茶余饭后发发牢骚。当然，同富豪们大发横财的内幕相比，普通老百姓看到更多的还是这些人的阔绰。比如，位于北京国际饭店旁的“贡院六号”房产，每平方米售价六万人民币，普通老百姓听了不敢相信，却被富人们一抢而空。目前正在强势宣传的北京观唐别墅，平均售价是每平米二千五百美元，都懒得用人民币计价了。又比如，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豪华轿车销售市场不是美国或日本，而是中国。宾利轿车最低价八百多万人民币，在中国供不应求。再比如，北京某饭店最低消费两万元人民币，每日门庭若市，不事先订座还吃不着饭。伊渡：总体上说，中国富人的素质不高，这不是嫉妒。最近有位专门追逐女明星的富豪结婚了，他的豪华婚礼正逢印度洋海啸灾难之后，因此备受媒体非议，各种批评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位富人揭发这位金牌王老五并不是什么大老板，而只是个拿年薪的高级打工仔。这位主动出来揭发的富豪，真像那只没有吃着葡萄的狐狸。似乎如果真是大富豪了，他就有资格玩儿遍女明星，不然就是假冒的花花公子，有侵权行为。王跃文：我无权批评富人们的奢侈和荒唐。人家钱是人家自己赚的，人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哪怕他的钱不干净，只要没有东窗事发，人家兴许还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我们还得向人家学习、致敬哩！当然，所谓学习致敬，也只是号召的。但那些胸口别着红花的富人是否就真的值得去学习和致敬，却没有人征求我们意见。要我们学习、致敬可以，他们也总得有值得我们学习、致敬的地方啊！说个简单的事实：二○○三年“非典”期间，中华慈善总会共收到捐款七百七十多万，其中只有一个富人以个人名义捐了二百万人民币。如此泱泱大国，富人财产如此之巨，当国家面临那么严峻的灾难，收到的捐款竟然只有可怜的七百多万元，并且富人捐款仅一人而已！
相比之下，我敬佩美国那些富人。小布什上台之后，曾经考虑过取消遗产税。按我们中国人的想法，这是大大有利于富人的。但在美国，恰恰正是包括比尔·盖茨父亲在内的许多富人联名发表声明，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税，他们讲到的一条理由，就是不能让有的人生下来就拥有一切，这是不公平的。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只是要求穷人安分守己，不要眼红富人，更不要因为仇富而闹事，社会就和谐了，那就想错了。近日看到媒体报道，北京某房地产商老板大放厥词说，他作为富人和商人，就不应该考虑穷人，不能让百姓都能买房。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初听此言，脑子里冒出的是两个字：混账！骂人是不文明的，但是仅仅从字面上望文生义，中国很多富人钱袋里的进账，就是靠混水摸鱼混到手的。所以，说这些人混账也没什么不可以。中国富人如果都是这种货色，迟早会出大事的。中国很多富人的发家史本来就是经不起追问的，他们为什么还如此猖狂？无非是有恃无恐！如果富人的财产来源是道德而合法的，就不用担心仇富心理。而事实也许恰恰相反。中国神话般地造就着富翁，富人聚敛财富的速度超过了任何西方国家，这并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标志，而是在给社会动荡种下深层祸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看，正是极少数人的暴富，加剧了多数人的贫困。有种现象屡见不鲜，就是很多企业破产了，却有人从中大发破产财，靠成千上万职工的下岗失业，成就起自己沾满了血腥味的财富。
伊渡：
你认为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原因在哪里？
王跃文：
深层次的原因，我们是没法展开讨论的。我至少认为，社会缺乏健全的危机预警机制。前几年银行开始剥离不良资产，我同某省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叙谈，我就说过，这是那些有门路的人大发横财的又一良机。他惊叹我作为非专业人士的眼光敏锐。我说哪里是敏锐？显而易见的问题，我这个搞经济的外行都看得出来，上层官员和专家们肯定早就心中有数。现在几年过去了，我从媒体报道看到，果然有很多人从中非法暴富了。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靠“混账”混富了。媒体报道是有限的，内幕严重到何种程度外界没法知道。再比如，最近禁赌声势浩大，其实赌博问题早就应该有所察觉了，非要等到中国边境线被赌场团团包围了，高官大亨们把钱财大量输往国外了，才引起重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要等到病入膏肓才去投医，会很糟糕。
伊渡：
你总是思考这些关乎大局的问题，颇具忧患意识，而且有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你看上去很善良，我却最害怕那种抹着浓厚道德油彩的好人、善人。所谓大善大忠，必隐大恶大奸。不过，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王跃文：
我很清楚，怎么会误解你呢？我虽然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但从来不认为自己至善至美。我有很多毛病，比方缺乏勇气。说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国画》刚出版不久，有回晚饭后，碰见一位领导，刚从外面吃饭回来，一脸醉容。他热情地上前和我打招呼说，听说你最近出了部书，写得很不错，我还没时间看，一定抽空看看。我就开玩笑说，你当领导的，哪有时间看我的小说？多看看《邓小平文选》吧。领导很高兴，站在那里同我扯谈。结果，他说着说着，就把《国画》里面的精彩细节说出来许多。原来，他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看过《国画》，却因醉酒而吐出了真言。他是什么心理，我没法琢磨。我当时很想点破，却终于没有开口。碍于人情世故，我没有这个勇气。很多时候，我都是事后想起热血沸腾，临有事时却又犹豫观望。日常小事我都如此畏缩，真的临遇大事了，怎么办，我怀疑自己的勇气。
我基本上不看当代中国作家的小说，既怕受别人的影响，又怕看了别人的东西没了信心。经常有媒体记者问我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坛，我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其他，就因为自己对此确实缺乏了解。我不能不负责任地乱说一气。我还很羡慕有的作家能写善画，很能应付场面。我就没这个能耐。欧阳修说，观人题壁，便知文章。我很惭愧。我每次去大理，都去一家叫“美香林”的餐馆吃饭。餐馆不大，店家却很客气，菜也不错。店家多次想让我留下所谓“墨宝”，我都推掉了，非常不好意思。我的字见不得人的，怎敢留下？我开玩笑说，等我把字练好些再写吧。昆明新知书店的老总李勇先生受店家之托，多次打电话给我，还给我出主意，叫我就写“美香美食”四个字。我至今不敢留人笑柄。我在大理某宾馆看到过某领导人的题字，知道那字确实有点儿丢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那位领导勇敢。我没有信心。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加省作家协会举办的作家读书班。读书班放在某大学举办，两人合住一间房。有个星期日，室友外出了，我不慎把钥匙忘在了房间里。我在窗外望着钥匙就放在桌子上，但就是够不着。我必须进到房间里去，所以没办法，我只得找来一根竹竿，捅破纱窗，小心翼翼地挑出钥匙。可是，等我进了门，再望着自己捅破的纱窗，心里怎么也不舒服。我郁闷了好大会儿，突然想道，那么多的贪官污吏蚕食鲸吞国家钱财，我只是捅破一面纱窗算什么呢？我必须这么安慰自己，心里才稍稍释然。我知道，这都是病。
3、灵肉
伊渡：
我想再回到前面提到过的宗教问题。你是否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因为宗教缺陷等文化方面原因，使得这些国家或民族在精神建设方面存在先天不足？而精神建设的形态，又必然会影响到国家和社会形态的构建？
王跃文：
一个国家或民族缺乏良好的宗教传统，肯定是件遗憾的事。但是，人类早已走过了精神蒙昧期，现在再要往某个民族意识深处重新植入某种宗教，无异痴人说梦。时至现代，那些落后的亚洲国家只有依靠先进的政治文明，才可自我救赎。
这个话题太大了，不是我有能力涉及的。我倒是胡思乱想过人类精神建设过程当中对肉体的背叛和逃避。人的肉身与生俱来，人之为人的一切可能，首先都是因为有了肉体。人的灵魂精神，喜怒哀乐，你是愚昧也罢，智慧也罢，都必须以人的肉体为载体。没了肉体，便如水浇火，青烟散尽，惟余冷灰。精神依托肉体而存在，早已是现代科学的常识。但我们回首人类心灵史，却是一部不断蔑视肉体、仇视肉体、背离肉体、戕害肉体、忘却肉体的历史。人类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他们逃离肉体，欲往何处？人的荒诞在于：大多时候，他们总是蔑视和背叛自己所固有的，向往自己没有的，甚至不可能有的。他们的内心永远有一种超越和解脱的渴望，一种寻找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焦虑。
伊渡：
人类必须承认一些假定的前提才能心安理得，不然真没法活下去。比如人类知道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为什么？因为人类需要上帝。人活着的意义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生存是有意义的。因为生命仅仅诞生于偶然，无所谓高贵意义。宇宙间，由于极偶然的原因诞生了这么一个适应生命存在的地球，又由于极偶然的原因滋生了种种原始生命，仍然由于极偶然的原因人类进化出来。也就是说，人类极可能不存在，或者极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既然如此，人类自命的使命感哪里来的呢？
王跃文：
造化创造了人的肉体，也创造了人的思维。可思维偏偏想离开肉体，飞升到另一个空灵的境界当中去。世世代代困扰着人类的这种灵魂相对肉体的无望挣扎，究竟缘何而起？别的动物也同我们一样因为肉体而焦躁不安吗？又是谁独独给人类设置了这样的宿命？或者，真有一个上帝吗？人类的命运不过是上帝设置的一个游戏？人类的生活永远在别处。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尖刻地讽刺过的那种人，他们拼命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可是千百年来，人类一代一代确实在做着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注定是一种绝望的动物。
有次看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听那位英国的劳伦斯对满怀好奇心的土耳其土著人说，我来自一个富裕的国家，那里的人都很有钱。我很感慨：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富裕过。有人分析中国贫穷的根源，列举了很多原因，包括战争频仍、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国运不昌等等，我想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中对肉体的蔑视和排斥。人有物欲和肉欲，天经地义，可是，中国传统文化偏偏重义理而轻物欲，这是相当虚伪的。统治者自己享受着优厚的物质生活，却张口闭口仁义道德，甚至告诫老百姓不要看重物质利益，就更加假仁假义了。
蔑视肉体物欲，“文革”时期达到巅峰。所谓艰苦朴素，直接成了不要物质利益、只要思想觉悟。当时有的干部偶尔置了新衣服，得特意缝上两个补丁。没有物质利益的向往，哪来的创造动力？贫穷就是很自然的了。
追寻这种荒唐的政治理念的历史文化根源，就在于精神一直梦想着逃离肉体。中国的文化里面，人为什么如此害怕自己的肉体？灵与肉一定势不两立的吗？东郭先生曾经问庄子，你所说的至高无上的“道”在哪里呢？庄子说，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杂草，在烂瓦，在屎尿。既然如此，庄子为什么又非要人们形如槁木、呆若木鸡、心无所悬、坐化忘机呢？难道非如此不能悟道？人类肉体的丰富感觉，它给予人的愉悦和痛苦，难道不是大化和自然的一部分吗？可庄子言下之意，道无所不在，却惟独不在人的肉体内！中国的哲学家至少从庄子开始，就把肉体忘得干干净净！
伊渡：
中国古人所说的“物”和“我”，通常是两个对立的哲学概念，而其中的“我”通常又是指精神的我，而非肉体的我。
王跃文：
也不尽然。我觉得中国哲学家并没有把肉体忘得干干净净，而是认为肉体是万恶之本，灭掉肉体欲望和肉体感觉，才能灭掉恶。
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愈经常愈持久地思索，它们就愈使我的心灵充满始终新鲜的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康德说的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他说，那就是在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中国文化中，康德说的那种心中的道德法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孟子打了一个比方，一个小孩儿落井了，看到的人不免惊骇，油然而生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不是因为想和小孩儿的父母搞好关系，不是想在乡邻中博得见义勇为的美名，也不是因为孩子呼救的声音刺耳难听，确实是因为心中有所不忍。孟子说，无恻隐之心，算不上人；无羞恶之心，算不上人；无辞让之心，算不上人；无是非之心，算不上人。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辞让之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孟子说的这四种萌芽，就是人性中的善。善是与生俱来的，在人的内心自然生长，像小树长成大树、花苞开成花朵。只要听凭善的本性滋长，人皆可以为尧舜。
伊渡：
同基督教里面的原罪思想正好相反。
王跃文：
是的。这善是寄居在哪里的？身体发肤自然受之父母，人性的善受之哪里呢？孟子说，善来自于天。他说的这个天，不是自然界中与地相对的物质的天，而是意理之天、道德之天。冯友兰先生认为，孟子所谓的天，就是一个由道德主宰的宇宙，人间的道德原则就是宇宙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
伊渡：
按照孟子这种说法，灵肉可是一体的呀。人由父母所生，善由天所受。也就是说，人一来到世间，他的身上就有着善的本性。
王跃文：
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似乎人的肉体和人性浑然一体了，人的肉体和宇宙道德第一次连在了一起。这是贯穿中国文化始终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开端。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按孟子的说法，它是一种宇宙之气，超乎人的道德之上，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上下与天地同流。然而，这种浩然之气同样可以养在人的心里、运行于人的身体和行为之中，最要紧的它必须寄居于人的肉体之上。
伊渡：
孟子的浩然之气只能存在于什么样的肉体上呢？或者所谓肉体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心灵？
王跃文：
我想到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生活在古希腊，他的身体就与常人不同：面孔酷似野兽，体魄异常强健。宴会上，他是铁打的汉子，一个精力无比充沛的人。困倦和烈酒对他毫无影响。每当人们烂醉如泥、酒量最大的人也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之后，惟有他可以从容地扬长而去，继续到广场上去唇枪舌剑，驳倒他的对手。
据说，苏格拉底对严寒的非凡抵抗力也让人惊讶。寒冬天气，人们躲在家中闭门不出，还得穿上羔羊皮袄，裹上毡子，苏格拉底却依然穿着平时那件大衣，赤着脚出门，安然行走在冰雪之中。路上的士兵们对他侧目而视，以为他是以此来故意嘲笑他们在寒冷面前的畏缩的。
苏格拉底强健的肉身与他令人生畏的智慧难道不是相互依存的共生体？敏捷的思维必须要有强健的肉体才能承载。有时，苏格拉底黎明即起，笔直地站在那里苦苦思索。中午到了，人们议论纷纷，说他从黎明开始就站在那里思考问题！夜幕降临，好奇的人们吃过晚饭，把卧床搬到外面，观察苏格拉底的动静。他们看到苏格拉底竟这样沉思着呆立了一夜！太阳升起了，苏格拉底对着太阳，虔诚地做过祷告，然后离去。
伊渡：
也许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如果没有如此强壮的肉体，他那卓然超群的精神就没法产生。
王跃文：
好像是南怀谨说过，印度自古诞生哲学和宗教，就因为它地处亚热带，野生水果很多，人们吃食不愁。他们几乎不用劳作，就可以吃饱，然后坐在菩提树下冥想，于是就诞生了哲学和宗教。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说法当成严谨的学术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起码要保证肉体的温饱，才能谈得上精神。爱斯基摩人生活在苦寒的北极圈内，必须吃尽苦头才能填饱肚子，才能保暖身子。我没有听说爱斯基摩人那里诞生了哲学和宗教。
我们无从知道孟子的肉体生活，不能想像他是在怎样一具肉体中涵养他的浩然之气的。尽管孟子及其弟子共同著有《孟子》七卷，但其中对孟子世俗的肉体生活却鲜有记载。然而，从《孟子》的一些篇章中，我们仍略许可见孟子对肉体的态度。孟子说，理义让我的心愉悦，就像肉食饱我口福。从孟子的这个比方，我们知道他是承认肉体需要的。他更明确地认为，口喜美味，耳喜美声，目喜美色，四肢喜安逸，这些感官喜好是先天的，属于天命。天命的存在是合理的。孟子游说齐宣王实行王道，齐宣王推脱说，不行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马上说，没关系，只要你照顾到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欲求就可以了。
伊渡：
看上去孟子好像很重视人的肉体生命，可其实又并不如此？
王跃文：
是的。孟子轻视感官的欲望，而极端重视心灵的“人性”。孟子说的人性，并不包括人本能的肉体需要，而独指人性之“善”，即所谓人性中的仁义礼智。他认为就是因为有了仁义礼智，人才区别于禽兽。所以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孟子极其强调人的个体对理性追求的重要，甚至主张“舍生取义”。他生动地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在这里作了选择：义重于生，性高于命。孟子眼里的灵与肉虽不是水火不容，却是轻重判然。
“文革”的时候，我们村有个老人，天寒地冻，还在参加劳动。县委书记看见了，上前亲切地询问：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老人回答：七十二了！县委书记非常感动，又问：你这么大年纪了，还积极参加劳动，为的是什么？老人回答得很干脆：为嘴巴！县委书记非常失望，不再问下去了。因为他需要的答案是：为革命。县委书记得到老人这么低级的回答，没有把那老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已经很人道了。
从孟子开始，到这位县委书记，中国哲学走的是一条重灵轻肉，直至存天理灭人欲的道路。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人的欲求产生于匮缺。人们缺少什么，就想得到什么。孟子重灵轻肉，重性轻命，难道是因为他的肉体生活没有产生匮缺？孟子虽然也曾周游列国，推行王道遭到冷遇，但齐宣王对他一直优待有嘉。他当时住的地方，齐宣王专门为他开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相当尊宠。孟子的膳食肯定也不错，甚至可以选择于鱼与熊掌之间，营养应该不成问题。
伊渡：
应该说，孟子不是没有欲望，而是优厚的物质生活满足了他的欲望。
王跃文：
对呀。孟子活了82岁，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长寿的。由此可见，他的肉体很好地承载了他养其浩然之气的使命。但是，他好像并不感激自己的肉体。
伊渡：
我猜想，孟子的身体应该是很健康的。如果他老是牙痛、失眠、胃痛、高血压，逼得他不得不重视他的肉体，可能他又有另外的哲学观点了吧？这种人往往会成为厌世者。
王跃文：
与孟子同代的学问家庄子是一个追求快乐的人。他有时靠借米度日，有时以编草鞋为生。他做过漆园小吏，可是没干多久就归隐了。显然，庄子追求的不是物欲满足的快乐，不是肉体感官的快乐；他的快乐恰恰是要忘却肉体、泯灭肉体感觉。庄子的快乐是在宇宙间的逍遥游。他的逍遥游有“有待”与“无待”之分。“有待”的逍遥游就像那只大鹏，翅若垂天之云，一怒而飞，绝云气，负青天，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何等的力量与自由，可谓逍遥矣。可惜，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有待”。所谓“有待”，就是有所依托，大鹏鸟的飞翔依赖于海啸带起的大风。所以大鹏的快乐也只是相对的快乐。
庄子认为最高境界的逍遥是“无待”的，即不借助任何外在力量的“至乐”。能够获取这种“至乐”的人，必然是“至人”、“神人”和“圣人”。他们已经做到了无己、无功、无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所以能凭借自然的本性，顺应六气的变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绝对自由地逍遥于无穷宇宙之中。
不管庄子是如何高明之人，不论他的学问如何玄妙，我总觉得未免自欺欺人。他的学说果真好，穷人都去信奉庄子好了。中国最好把他的学说输送到非洲国家去，穷人们坐在猴面包树下玄想着忘我，就可以获得至乐。事实是庄子哲学在他的诞生地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救助过一个穷人。我是世俗中人，只能用世俗的眼光看待庄子。
伊渡：
庄子描绘的绝对自由的“至乐”的确令人神往，但要达到至乐境界非常人所能。须知人要忘却肉身，谈何容易！
王跃文：
是啊。如果再往前走一步，人干脆不活算了。人生下来就死掉，或者干脆就不要生下来，就无所谓快乐或痛苦了。
《庄子·大宗师》里描述了孔子最聪明的门生颜回学习“坐忘”的过程：
颜回对孔子说，老师，我长进了。
孔子问，怎么呢？
颜回回答，我忘掉仁义了。
孔子说，不错，但还不够。
隔些日子，颜回又对老师说，我长进了。
孔子又问，怎么呢？
颜回说，我忘掉礼乐了。
孔子又说，不错，但还不够。
又过一些日子，颜回又说，老师，我长进了。
孔子又问，怎么呢？
颜回说，我坐忘了。
孔子大惊不已，说，颜回，你真贤明啊。请让我做你的学生，跟随你一起学习吧！
伊渡：
什么是“坐忘”呢？
王跃文：
依颜回的说法，就是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
伊渡：
原来，“坐忘”就是要废弃肢体，闭塞耳目，离析肉体，然后除去心智，这样才能同于大道。
王跃文：
庄子在《大宗师》里敷衍的这个故事，表明的正是他对肉体的态度。庄子眼里，人的肉体只要顺其本性，不以人害天，同样可以有相对快乐。可是，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无法回避，人只要活着就得承受无穷的痛苦。而人的种种痛苦的根源，都因为人的肉体存在。只有彻底抛弃这个臭皮囊，把它忘个一干二净，方可有真正的自由。正像南郭子綦，神情木然，人如槁木，心成死灰，吾丧我而物化，同于大道。于是栩栩然蝴蝶，蘧蘧然周也。这时，绝对自由的逍遥便来临了。
伊渡：
庄子追求快乐的方法原来就是更残酷地对待肉体。
王跃文：
庄子解决痛苦的方法确实高妙。他太聪明了，来了个釜底抽薪。产生痛苦、感受痛苦的肉身都已被废弃和忘却，还有什么必要去追问痛苦因何而生，以及怎样才能解决痛苦这些问题了。庄子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直接撤消了。果真能如此，倒是真令人向往的。其实庄子这种解决痛苦的方法，浓眉长髯的老子早就说过了。他闭目坐在树下，轻描淡写地说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我怀疑老子或庄子，他们自己真正做到了“无身”吗？或者，中国古代的哲学或哲学家从来就是矫情的？也许，武断地说老庄们矫情倒也容易，但要说清楚他们为什么要矫情就有难度了。孟子和庄子，对待肉体都不是太友好的，只不过孟子冲和些，庄子残酷些。
忘却肉体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已是登峰造极。有人把毛主席像章直接别在肉里，寻求精神上的无限崇高感。唐山大地震，几十万肉体陷入废墟，拯救肉体所能借助的不是物质，而是蕴藏着无限精神力量的红宝书。
我是个肉体感觉特别敏感的人，弄不懂离开肉体还有什么精神；相反，当肉体遭遇强烈冲击的时候，满脑子想像的都是跟肉体有关的问题，从来没有从肉体痛苦中悟出过什么道来。也许我只能是个俗人。比方生病的时候，我感觉这病没有尽头，总以为自己可能就这么死去。我心里清楚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但肉体的痛苦不断强化着自己的坏心情。我觉得自己除了肉体里面生长出的种种古怪想法之外，没有高悬于头顶的空灵的精神。
庄子没有想到，他死后二千年，德国一个叫费尔巴哈的哲学家伸出指头，轻而易举就点住了他的死穴。费尔巴哈写道：思维活动是一种机体活动。费尔巴哈直截了当地把意识生命首先还原给物质。他认为，表现在感觉上的就是真实。换言之，可感觉的表现就是实在本身。感觉直接产生于肉体，产生于口鼻眼手耳。一切思维活动都是通过肉体而展开的，智力的运行表现在肉体上，而且只能表现在肉体上。费尔巴哈第一次给肉体赋予了哲学的尊严。
伊渡：
是不是人的肉体在这个时候才具有了哲学上的意义？可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家一直忽略肉体，听凭空灵的意念凌驾于肉体之上。
王跃文：
庄子是否想过，当他真正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地“坐忘”之时，他能通过什么媒介感受到他所津津乐道的至乐？当感受痛苦的肉体彻底废弃之后，感受至乐的肉体不也同样不存在了吗？槁木死灰是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的。其实，庄子之所以能够描绘出如此玄妙迷人的绝对自由境界，恰恰因为他有一个高度智慧的感官肉体。现代医学倒是证明，人之将死，意识模糊，只能产生种种离奇的幻觉。我想，这种幻觉哪怕美如海市蜃楼，也绝然不是庄子心目中的至乐吧。庄子确实是一个快乐主义者，然而他的至乐只是一种人们永远无法达到的寂灭。这一点上，他不与佛教的涅槃殊途同归吗？有意思的是，那位佛教始祖苦行六年，形容枯槁、奄奄一息了，还未能悟道。如果不是那位善良的牧羊女搭救了他，就再没有千年佛教的绵绵香火了。释迦牟尼喝了牧羊女给他的鲜奶，恢复了元气，才终于在菩提树下觉悟了。悟道终究还须元气充沛的肉身啊！不过，佛教提倡的依然是忘却肉体。
我怀疑庄子自己到死都没有达到过他苦心孤诣描绘出的至乐。
中国哲学就是在这种敌视生命、鄙视肉体的状态下蹒跚起步的。
伊渡：
可是，无论怎样的一统江山、千秋万代，总会有些另类的声音破口而出吧？
王跃文：
当然。道家著作《列子》里，就有这样的另类声音。战国时代有个杨朱，比孟子早，孟子称他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将“距杨、墨”视为自己最大的责任，足见杨朱当时的影响力。
但《列子》第七篇中的杨朱，只是假托了真杨朱之名。这位假杨朱说，人能活到一百岁者，千人之中无一人也。假设有一个，除掉孩抱与昏老之时，再除掉睡眠的时间和人生的痛疾衰苦、亡失忧惧，生命已所余无几了。人生苦短，生既是暂时，死后亦归于寂灭，所以要及时行乐，“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只管追求活着的快乐，哪管死后怎么样呢？人生惟有快乐享受才有价值，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此。欲望愈能得到充分满足，人生才愈为可乐。
其实，这正是蔑视肉体的哲学传统下必然出现的反动。当主流哲学家们视肉体如粪土的时候，真实的人性就会被虚伪地扭曲。终于有一天，针锋相对的哲学观念就会喷发出来，矫枉过正，石破天惊。你要禁欲？我偏要搞享乐主义！
当今中国物欲横流，有些人的奢侈、挥霍已到了病态地步，探究其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也不能不说是当年物质高度匮乏之后的变态。过去人们没法追求肉体快乐，现在有条件享受了就醉生梦死。我去西安，参观了杨贵妃当年用过的温泉浴池，实在是太寒酸了。现代中国有钱人的享受，当年帝王之家都是没法想像的。
伊渡：
古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说过跟假杨朱几乎同样的话。他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得到快乐。应该强调的是，伊壁鸠鲁的快乐来源于感觉，而感觉只能首先来源于肉体。
王跃文：
这个假杨朱之后一千五百年，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里，同样注重身体的快乐。拉美特里给自己改名为“机器先生”。他如此描述自己：机器先生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理智，没有道德，没有判断，没有趣味，没有礼貌，没有德行。一切都是肉体，一切都是物质。拉美特里原是一位军医，因为患上一场热病，摇身一变成了享乐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许疾病有助于哲学家了解肉体，或者说病痛往往催生哲学家。拉美特里在病中发现，思维能力仅仅是肉体这个机器结构组织产生的一个结果，而肉体完全是物质的。拉美特里的原理非常简单：人是机器，宇宙中惟有变化多端的物质。拉美特里自从有了自己的哲学，便肆无忌惮、出言不逊，纵情享受肉体快乐。他别出心裁，用鹰肉代替鸡肉，加上猪肉和生姜，又塞进一些变质猪油做成馅饼食之，最后因为消化不良而一命呜呼。拉美特里死得真像个哲学家！
《杨朱》篇里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
晏婴问管仲怎样养生。管仲说：肆之而已，勿壅勿阏。
晏婴又请教：愿闻其详！
管仲回答：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显然，管仲认为所谓养生，就是要满足耳目鼻口等身体各种感官的欲望，美声美色，美味美服，总之要恣欲纵行，否则就是“壅”和“阏”，就是对生命欲望的压抑和虐待，就只有痛苦烦恼。如此活着，即使活上一百年一千年乃至一万年，又有什么快乐和意义呢？不如纵情享受、及时行乐，去掉烦恼的根由，熙熙然等待死的到来。这样，哪怕上只活十年、一年、一月、一天，也算是活过了。
伊渡：
我理解，管仲对晏婴所说的养生，就是简单赤裸的肉体享乐。生命的本质只在于感觉，享乐就是道德。生命通过肉体欲望的满足获得自由。这就是《杨朱》里面管仲的人生哲学。
王跃文：
应该是这样。管仲对晏婴说了这一番养生的大道理后，问晏婴道：我已经告诉你怎样养生了，那么你死后又该怎样？
晏婴一通百通，马上回答说：死后就无所谓了。既然死了，人还能怎样呢？烧掉也行，丢到河里也行，埋掉也行，暴露在外面也行，用柴草裹着弃之沟壑也行，衮衣绣裳装进棺椁厚葬也行。
管仲高兴地说：生死之道，我们都已进一步地领悟了。
伊渡：
这倒是非常唯物主义的。
王跃文：
同样，《杨朱》篇里还讲了另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公元六世纪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子产治国三年，成绩斐然。可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却是一个酗酒、一个好色，臭名昭著。
子产痛心疾首，郑重地找哥哥和弟弟谈话。子产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贵是因为他有智慧，能思考。智慧和思考使人有礼义。一个人，只有守礼讲义，名和位自然会来找他。如果只是任情而动，耽于嗜欲，他的性命就危险了。
子产的哥哥弟弟怎样回答的呢？他们不以为然地说：善于治外的人，还没开始治外自己的身心就已经痛苦。善于治内的人却因为听从自己的内心，不矫情地迎合别人而身心安逸。所谓“治外”，使人守礼讲义，不过是为了迎合世俗，是“从人”，这种道理也许可以在一国之内推行，但未必符合人心。如果像我等，任其自然，顺从本心地活着，不但可以推行天下，连君臣之道都无用武之地，都可免了矣。子产听后，无言以对。
《杨朱》所表达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魏晋名士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生活的开端。《列子》一书，其实就是魏晋人的作品。魏晋时代，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风流蕴藉率性任情的时代。
魏晋时期很有一批追求粗鄙的肉体享乐的人，他们极尽声色口欲满足之能事。写作《无名论》的“正始名士”何晏，因为母亲貌美，被曹操收为义子。他姿容美丽，好修饰，面白如玉，以致魏文帝怀疑他脸上搽了粉。有一次正是大夏天，魏文帝故意赐给他热汤饼吃。何晏吃完满头大汗，他用自己大红衣袖擦汗，脸色更加皎然。何晏是个登徒子，纵情声色，从妓女那里学来名为养生、实为催情的“三峰”药，他不但自己享用此药，还用它来讨好当权的大将军曹爽。何晏纵欲过度，虚火攻心，当时的神鉴名家，也就是看相先生管辂给何晏看相说，何晏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所谓鬼幽，就是为欲火所烧。想像起来，何晏也许真像一个面色苍白的幽灵。何晏为了补精益气，发明“五石散”服用。“五石散”其实是用紫石英、白石乳等五种矿物质放在一起熔炼，熬成粥状服食。这种药药性酷热，药效一旦发作，皮肤如有火烧，所以服药者都须穿着宽衣缓带、长袍大袖。食用“五石散”成为当时富贵高雅的象征，据说何晏只有招待最高贵的客人时才捧出这种仙药。何晏最后因依附曹爽而被司马懿所杀。我想，即使他有可能寿终正寝，也不会长命。
但是，以《杨朱》的理论来看，何晏反而属于“善养生”者了。
伊渡：
是啊。“五石散”的名气如此之大，以至于到了阮籍嵇康时代，人们对服药仍迷信不已。《晋书?嵇康传》记载，当时有一个嵇康的崇拜者王烈，他在山上得到一种“石髓如饴”的东西，视为宝贵，自己吃了一半，留了一半准备送给嵇康吃。可惜还没来得及送到嵇康手里，那神奇之物就已凝固成石头了。人们于是说嵇康所以不能长命，也许就因为他没吃上这种石浆。所谓“石髓如饴”的故事，说明的正是“五石散”之遗风。
王跃文：
《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很多魏晋人追求极致的感官享受，穷奢极欲的故事。石崇、王恺斗富，人们多已熟知。王恺用糕饼擦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饭；王恺用紫丝绸衬上绿绫里子做成长达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做五十里；石崇用香料刷墙，王恺就用赤石脂刷墙。晋武帝曾把一株两尺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这棵御赐珊瑚树稀罕无比。王恺得意地向石崇炫耀这棵珊瑚树，岂料石崇不屑一顾，用手中的铁如意应声将它打碎。王恺声色俱厉。石崇满不在乎，拿出自己收藏的珊瑚树赔给王恺。他家三四尺高的珊瑚就有六七株。石崇家的厕所用沉香汁和甲煎粉熏得芬冽四溢，十多名婢女丽服藻饰，侍候其间，弄得客人都不好意思去上厕所。石崇大宴宾客时，令美人劝酒。客人如果不肯饮酒，石崇就命令阉奴把美人拖出去杀掉。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经常同在石崇家做客，王导本不善饮，为了不使劝酒的美女丧命，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王敦却故意不喝，冷眼旁观。有一次，因为王敦不肯喝酒，已经杀了三个美人。王导实在看不下去，责备王敦不仁。王敦满不在乎地说，他自杀他家的人，与你何干？
伊渡：
也是王恺家的故事。王恺的儿子王济，少有逸才，文词俊茂，又娶晋武帝的女儿常山公主为妻，为一时秀彦。他和他父亲一样，豪爽奢侈，华衣玉食，甚至去与他父亲比富。有回晋武帝御临他家用膳，一百多名婢女身穿绫罗，手擎饮食，上下伺候。有一道蒸乳猪，味极鲜美，晋武帝大异，不禁相问。王济却淡淡地说，这小猪不过是人乳喂养的罢了。晋武帝大为不悦，心里真是愤愤不平，饭没吃完，便拂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