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礼一结束，陶副书记就在市里张书记田市长以及姜总柴老板一伙簇拥之下，进入装修豪华的芬芳山庄，参加丰盛的宴请。其余众多佳宾也纷纷走进芬芳山庄大堂，跟省市领导同喜同乐。整个山庄人气鼎盛，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最忙的当属袁芬芳了，她跑前跑后，上蹿下跳，全力调度着整个庆典。但她还是没忘记董志良，特意偷闲找到他，感谢他为此次活动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董志良说：“你别想着谢我，忙你的去吧。”袁芬芳轻声道：“那我忙去了，以后有空我再好好陪陪你，啊？”然后飞给董志良一个吻，乐滋滋跑开了。
这次开业典礼规格高，规模大，影响深远，庆典结束后，芬芳山庄生意立即火起来，各路主顾食客络绎不绝。主要业务有三：一是代办各类会议，二是承接各单位各部门的公款宴请，三是招待有钱的老板经理。另外就是上级领导一到贵都市，市里领导不再安排他们住市委招待所，直接请到芬芳山庄，汇报工作，吃喝玩乐，都在里面进行。也怪不得，全市就数芬芳山庄设施最先进，装修最豪华，品味最高档，加之区位优势明显，说是乡下，离城不远，说是城里，其实又在乡下，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到这里工作娱乐，搞什么活动，既方便又不显眼，甚合有权有钱人的心意。
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芬芳山庄在上级领导那里留下了良好印象，他们到贵都市来得明显比过去勤了。上级领导来得勤，市里领导就有了密切联系上级领导的机遇，一来二去的，彼此关系融洽了，感情加深了，上级领导该给贵都的投资给了，不该给的投资也多起来，贵都市经济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市委领导的政绩大了，自然就经常会受到省委领导的表扬。政绩的攀升和官位的上涨有时是有些联系的，市委张书记据说已被内定为下届副省长人选，田市长也水涨船高，将接任市委书记之职。
另外芬芳山庄自正式营业以来，农业局里干部职工因为前期象征性地入了些股，已经分了两次红，董志良的威信因此空前高涨，比以往任何一届局长都要有人气，都要得人心。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董志良得到全局上下一致拥护，年终测评给他打优者几乎达到了100％。下面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中间有当年郑副书记留下的社会网络，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上面有省委陶副书记的亲切关怀，董志良很快被正式任命为市委常委。只是暂时还留在农业局里兼着局长，单等市委换届腾出空位，再打马赴任。据消息灵通人士分析，董志良至少会做上常务副市长，如果运气好的话，任市委副书记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这是下一步的事情，此处先不细叙。只说董志良做了市委常委后，因自己不久就要离开农业局，局里该重用的都做了重用，该提拔的都做了提拔。这也是官场的套路了，一任领导走之前总要做些好事，没必要把现成的人情留给继任者。这跟皇帝一登基就大赦天下的意思有些相同，我得了便宜，也不能忘了众人。另外董志良还将杨登科也扶了正，任命为综合科科长。却仍然让他给自己开车，董志良不想在农业局工作的最后几个月再换个司机，这叫穿惯的针，用惯的线，使唤起来方便顺手。当然也不排除今后将杨登科一齐带走的可能。
就在众人皆大欢喜的时候，出了一个与芬芳山庄有些瓜葛的小插曲，有人跑到市里上访来了。那天天上下着毛毛雨，杨登科送董志良到市政府去向田市长汇报工作。董志良已是市委常委，倒过来成了原来分管农业的副市长的领导，他再向副市长们汇报工作有些说不过去，有事只好直接去找田市长。因为汇报内容并不多，要不了太多的时间，杨登科没将蓝鸟开走，把车停到政府大楼前的坪地里，坐在里面一边听音乐一边等候董志良。听的还是腾格尔的带子。董志良越来越喜欢腾格尔的歌，杨登科也要向领导看齐，不敢不喜欢。
正听得来劲，忽有大声的呼喊传过来，竟然盖过腾格尔悠扬的歌声。杨登科不免心生好奇，按下车窗，往外张望起来。原来是有人披了只破麻袋，上面写着一个偌大的冤字，跪伏在政府大楼前的台阶上大声喊冤。
如今国家正处于转型期，利益格局变化很大，社会矛盾集中，到政府来请愿上访，甚至寻衅闹事的不少，政府见怪不怪了，杨登科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的，不再关心外面的上访人，按下车窗又听起腾格尔的歌曲来。听着听着，杨登科觉得倦意袭来，连打几个哈欠，头往沙发高背上一搁，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直到董志良回到车上，在杨登科肩膀上拍了几下，他才从梦中惊醒过来。开着车快出政府大门时，只见两位保安一左一右架着一个人往门外直拉，正是刚才的喊冤者，披在背上的破麻袋上的冤字格外显眼。蓝鸟已经开了过去，杨登科又忍不住往反视镜里瞧了瞧，当时就吃了一惊，喊冤人竟有点像是自己的战友猴子。杨登科当然不敢肯定那就是猴子，因为反视镜上沾了不少雨水，有些模糊。而且车上又坐着董志良，杨登科不便擅自停车，方向盘一打，出了传达室。
也许是喊冤人跟猴子有些相似吧，从此喊冤人背上的破麻袋就深深地嵌进了杨登科的大脑。尤其是麻袋上那个十分显眼的冤字，仿佛一只怪兽，常在杨登科眼前张牙舞爪的，欲挥之而不去。第二天杨登科抽空去了一趟市政府，想打听昨天的喊冤人，市政府的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上政府喊冤的人太多，一天要来好几起。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董志良在局里主持局务会，杨登科趁机去了一趟侯家村。猴子家没人，堂前屋后蛛网密布，青苔暗生，一片破落迹象。找到邻居一问，说猴子家半年没住人了，猴子一直在外上访。杨登科想，那天在市政府看到的披着破麻袋喊冤的人一定就是猴子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杨登科去了侯村长家。侯村长也没在，说是乡政府的人把他喊走了。杨登科只好找其他人打听猴子的情况。原来猴子承包的药材基地被村里要回去划给了园艺场，可园艺场跟芬芳公司建设的芬芳山庄已经投入使用了，猴子交给村里的五万元承包款却依然没有拿到手。为此他在侯村长屁股后面追讨了一年多，开始侯村长说他的承包款村里已经用光了，要猴子等两三个月，有了钱就还给他。三个月后，猴子又去找侯村长，侯村长说猴子承包的药材基地要交国土占用税和农林特产税，乡国土管理所和地方税务所已在村里的提留返还款里抵扣了五万多元，早超过了猴子的承包款，村里已经不再欠猴子的钱了。猴子自然不服，他的药材基地才铺开摊子，一分钱都没赚到就被村里收回去卖给了园艺场，自己的损失没得到任何补偿，哪还有倒过来要自己出国土占用税和农林特产税的道理？猴子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在破麻袋上写上一个老大的冤字，披到背上，层层上访，先是乡里，接着是区里，都没有人理睬他，于是又到了市里。
杨登科不免要联想到何场长送给自己和董志良的那三十万元钱，何场长说是从芬芳公司多拨给村里的地皮款里返还的，当初村里怎么不从里面拿出五万元还了猴子那笔承包款呢？但杨登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太幼稚了。以芬芳公司为轴心，环绕周围的何场长董志良包括侯村长和他杨登科，可说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彼此之间的权钱交易也好，钱钱交易也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延续以后的合作，以继续获利。至于猴子，跟这个利益共同体没有关系，谁有义务操心一个乡下普通农民的承包款？
不过猴子究竟是杨登科最要好的战友，杨登科心里怎么也放心不下他。何况他的遭遇跟这个芬芳山庄有关，如果芬芳山庄和何场长没通过侯村长买下猴子的药材基地，让猴子能经营下去，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而芬芳山庄的始作俑者便是董志良，杨登科不仅天天跟董志良在一起，还得了那十五万元的好处，自己能不愧对猴子么？
从侯家村回来后，杨登科又去了市政府。他已经想好了，如果碰得着猴子，无论如何要把他劝回去，就是从自己那十五万元里拿出五万元，以村上的名义偿还猴子的承包款，自己也乐意，反正那钱本来就不应该属于他杨登科的。杨登科有一个预感，猴子再这么一路上访下去，事情如果闹大了，迟早会把自己和董志良一起牵出来的。而且那十五万元现金老是跟向校长的诗集一起堆在煤屋里，也不是个办法。为此杨登科心里一直是悬着的，总想着转移到更妥当的地方，却一直没能兑现。
可政府里的人说，猴子自那天被保安赶出大门后，再也没到政府去过。杨登科只好去了市委，市委里的人对几天前披着破麻袋在办公大楼前跪了半天的喊冤人有些印象，说那天被信访办的人扯走后就再也没见他的影子。杨登科有些着急，政府市委都找不到猴子，他又不在侯家村，到底去了哪里呢？会不会有人把他做掉了？杨登科摇摇头，否认了这个猜测，不就是五万元钱么？还不会有人蠢到为这么点钱去谋一条命吧？
晚上回到家里，杨登科跟聂小菊提到猴子，聂小菊也是无限感慨，说好多人都在芬芳山庄那里得到了该自己得到和不该自己得到的东西，却让猴子这样的弱者吃了这么大的亏。还说猴子也是没有什么背景，不然五万元钱的事早就摆平了。
论及猴子的去向，聂小菊提醒杨登科，猴子是不是到省里上访去了。杨登科就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也不知猴子能否在省里上访出名堂。杨登科心里很矛盾，他希望猴子能上访出名堂来，这样他也许还能要回那五万元承包款子；又希望猴子上访无果，因为万一上面追查下来，还不知道会引出什么后果来呢。
杨登科和聂小菊的猜测没有错，猴子果然跑到省里上访去了。这是杨登科一位在市委信访办开车的熟人亲口告诉他的，说省委有关领导已经对贵都市提出了严厉批评，竟然让猴子这样倔强的上访者冲进了省委大院，同时责令市委立即去人把猴子接回来，然后将处理结果向省委领导和省信访部门作出专题汇报。
杨登科特意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董志良，他好像并不怎么在乎，杨登科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过了三四天，杨登科又去了趟市委，听说猴子已被人从省里接了回来，并遣送回了侯家村。不过市里不再对猴子的事不管不问，已按照省领导的指示精神，安排专人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杨登科深感不安，总觉得猴子的事跟何场长送给他和董志良的钱有什么联系。
杨登科也许是做贼心虚，预感到这两天要出什么事，所以弄得坐卧不宁，下午又开着车出了九中。赶到侯家村，还是没见到猴子。村里人说，猴子是被小车送回去的，可小车开走没多久，又来了几个人把猴子悄悄带走了。
那么猴子被带到哪去了呢？村里人不得而知。杨登科在村里村外转了许久，又打听了不少人，还是没打听到猴子的去向。后来杨登科到猴子屋后去看了看，猴子承包过的那块药材基地早已被圈入芬芳山庄的高墙内，旧迹无觅。
垂头丧气回到城里，杨登科也没心思回家，走进一个小店子，喝了半宵闷酒。半醉半醒回到九中，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上了楼，正要拿钥匙开门，手机突然响起来。一看是何场长的司机小马的手机号子，杨登科顿时感到不妙，酒一下子全醒了。揿下绿键，小马那急促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你是杨科吧？”杨登科说：“我是，小马你有事吗？”
小马像是娘改了嫁似的，带着哭腔说道：“何场长和侯村长被人弄走了。”
杨登科心里咯噔一下，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小马说：“什么时候了，我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杨登科说：“被谁弄走的？”小马说：“被检察院弄走的，可能跟芬芳山庄拨给园艺场和侯家村的地皮款子有关。”杨登科说：“两个人一起弄走的？”小马说：“侯村长昨天就被人悄悄带走了，可能跟猴子的事有关。据说侯村长进去后经不起敲打，很快将何场长供了出来。看来是惹上大麻烦了。”
杨登科努力镇定着自己，说：“小马你别急，我跟董局长和袁总他们联系一下，也许他们有办法。”小马说：“我给他们打了好多电话，他们的手机都不在服务区，一直没联系上。”
杨登科想，该出的事终于还是出了。
放下电话后，杨登科感觉全身散了架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干脆坐到了地上，喘息了好一阵。心绪慢慢稳定了些，才掏出手机去拨董志良的号子。却如小马所说，不在服务区。再打他家里的电话，里面传来脆脆的女人的声音说你要拨打的电话暂不想接听。
又轮番打了几次董志良的手机和家里电话，结果依旧。
也不知过了多久，杨登科才缓缓爬起身，拿出钥匙，摸索着去开了门。家里人自然早已睡下，屋里静极。杨登科也不开灯，点了一支烟，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猛抽起来。他觉得脑袋里塞着一团乱麻，扯也扯不清。
只有那只燃烧着的烟头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有一种梦幻般的神秘。
后来，杨登科脑袋里那团乱麻竟慢慢成了一只摇摆不定的大钟摆，在眼前晃荡起来，晃得他心烦意乱了。一晃一晃，这只钟摆又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杨登科兀地一惊，忽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仿佛一只受了惊吓的青蛙一样。
杨登科猛然想起，何场长送给他的那包大钱还搁在煤屋里呢。
本来杨登科是一直想着将那包钱转移个地方的，只是天天跟着董志良在外面跑动，近几天又被猴子上访的事揪着心，竟然将那包钱搁到了脑后。现在何场长和侯村长都出了事，那包钱弄不好就是一包炸药，不知什么时候会炸个惊天动地的。
杨登科也来不及细想，立即出门，噔噔噔下了楼。
杨登科进了自家煤屋。他这才发现这个夜晚没有月光，世界仿佛已陷入一个深深的黑洞。却不敢开灯，直到慢慢适应了屋里的黑暗后，才一步步向墙角靠了过去。
然而，当杨登科蹲下身来，双手哆哆嗦嗦探向堆着向校长的诗集和那包钱的墙角时，那里却空空如也，什么也不复存在。
杨登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身上大汗淋漓了。他虚脱得不行，仿佛顿时成了一具没有知觉的干尸，散发着怪怪的腐味。夜色暗黑得涂了墨水一般，一种天空即将塌下来的恐惧笼罩着整个世界。其实天真能塌下来，那就好了，便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拖着艰难的步履回到家里，把熟睡中的聂小菊摇醒来，问那堆诗集到哪里去了，聂小菊却还懵在鼓里，不知这么个时候了，杨登科为什么会去关心那么一堆破诗集。
当然聂小菊还是把那些诗集的去向告诉了杨登科。这个时候聂小菊还不知道那堆诗集里有一包十五万元的大钱。
这是十几个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当时聂小菊正在搞卫生，楼下来了收破烂的。收破烂的天天走街串巷，知道一到星期天，学校的老师学生就会打扫卫生，容易收到破铜烂铁和废报旧书，于是在门卫那里打通关节，进得校园，大呼小叫起来。
收破烂的在楼下吊嗓子的时候，聂小菊正好搞完家里的卫生，忽然想起煤屋墙角那堆搁置了近两年的诗集，恐怕都快长绿毛了，何不趁收破烂的在楼下，搬出去卖几个小钱？于是来到楼下，跟收破烂的说好价钱，让他过了秤，一肩挑走了。
不想收破烂的兴高采烈来到传达室，刚塞给门卫三元好处费，准备开溜，向校长从外面回来了。学校是订了门卫制度的，外面闲杂人等不许随便进大门，今天收破烂的却在门卫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挑着破烂进进出出，向校长气不打一处出，就点着门卫的鼻子骂了两句粗话，要他把收破烂的拦住。门卫没法，只好把收破烂的喊进了传达室，装模作样训了几句。
不想向校长还不肯放手，要门卫好好检查检查收破烂的担子。门卫在破烂担上一翻，就翻出了旧报纸下的那一捆捆诗集。
诗是向校长一生的追求，他曾经把自己的诗歌创作看得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何况这些诗集都是向校长本人亲手包装好，托杨登科寄给所谓的读者的，虽然快两年了，当它们重新出现时，向校长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向校长眼睛立即就睁大了。他两下把门卫扒开，趴到挑担前，捧了一捆诗集，左瞄瞄右瞧瞧，又撕开一角，从里面抽出一本，果然不出所料，正是自己的《残缺的寂寞》。
向校长捧着自己的诗集，足足愣了有两分钟之久。
向校长怎么也没起到，这些诗集当初杨登科竟然一本也没寄出去。都说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被向校长视若宝贝的诗集在人家煤屋里睡了两年大觉，如今又被当作破烂卖掉了，作者本人会是什么滋味，这是可想而知的。只是向校长有些弄不懂，杨登科留下他的诗集没寄走，难道仅仅为了当破烂卖几个小钱？按说杨登科再缺钱，也不至于这么缺德吧？何况他并不缺这几个小钱。这里面看来有什么隐情。
向校长不甘心这些诗集就这样被人当作破烂挑走，于是朝门卫要了一个纸箱，将它们装到里面，背了回去。到了家里，守着纸箱里的诗集又出了一会神，然后又背着去了校长办公室。向校长是个有心人，他感激那些喜欢他诗集的读者，当初特意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每收到一笔邮局汇来的购书款，就要郑重其事地把读者的地址邮编什么的写到小本子里，有空的时候拿出本子来温习温习，心头就会生出一份特殊的幸福感。只是向校长感到有些奇怪，他曾经按照自己留下的地址给读者写过几封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退了回来，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的字样。后来又通过114查到一些读者单位电话，照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人也说没有这么一个人。向校长疑虑重重，本想问问杨登科，可为两笔小汇款动这样大的心事，还不让人家小瞧了？所以最后还是犹豫着放弃了这个想法。
现在向校长打开了保险柜，从里面拿出了那个记着读者地址的小本子。小本子已经有些发黄，但读者的名字和地址依然很清晰。
向校长究竟是写诗的，最不缺乏的就是想象力，他忽然就明白过来了，这些所谓的读者一定是杨登科杜撰的，因此他收到的每一笔不大的汇款也就是杨登科冒名寄给自己的了。现在想来，杨登科这么做其实也并不奇怪，他通过这个手段，先让聂小菊当上了董少云班上的班主任，从而跟董志良搭上了红线，做了他的专车司机，最后如愿以偿转了干，进了步。
不过不管怎么样，躺在纸箱里的诗集究竟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它们已经在杨登科那里受到了委屈，现在既然物归原主，再不能亏待它们了。向校长就腾出一个文件柜，然后开始拆包，要把这些经历特殊的诗集放里面保存起来。
然而向校长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拆出一大包亮花花的百元钞票。
向校长顿时就傻了，接着身上的血液沸腾起来。不是说向校长见钱眼开，任何人陡然碰上这么一笔意外大财，能不为之心动吗？中国有句古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今人说得也绝，什么都可以有，但不能有病；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财和命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凡夫俗子也好，英雄豪杰也好，栽进钱眼里出不来的多着呢。
向校长当即返身，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还打了倒锁。再回到原地，数起地上的钱来。开始一双手有些打颤，怎么用力也捏不开那粘在一起的钞票，半天没数几张。好不容易稳住自己，手指才慢慢变得听话起来，数得有些章法了。数到一百张，向校长便没了耐心，觉得这么厚的一堆钞票也不知得数到什么时候，就拿数好的那一百张跟没数的去量，加起来好像有十五个一百张的样子，也就是说是十五万元了。
不过等到把钱量完，向校长不再像刚才那样头脑发热了。他眼睛在钱上盯着，心里却暗忖，这么一大笔钱，当事人不存到银行里去，却跟几捆诗集堆在一起，此中一定有什么蹊跷吧？向校长已不是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了，隐约意识到留下这样的钱并不见得就是好事。
不过向校长一时还是下不了决心。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目光从那堆磁铁一样的大钱上挪开来。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向校长发了好一会儿呆，接着又在屋子中间徘徊起来。最后咬咬牙，重新将那叠厚厚的大钱包好，捆扎实，提着出了九中。
同时他在心里狠狠咒着：杨登科你这小子，我姓向的是那么好戏弄的么？
肖仁福《心腹》
三十二
直到第二天早上，杨登科才打通董志良的手机，问他在什么地方。董志良说在外面有事，正准备回家里去。杨登科暗想，他是不是正在为何场长和侯村长的事斡旋？又不好多问，只提出要见他一面，董志良停顿片刻，答应了杨登科。
杨登科是打的赶往市委的。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不敢开着蓝鸟，招人耳目。杨登科是有思想准备的。他想起跟胡国干他们下象棋时常用的战术：舍卒保车，看来只好
搬出相棋上这个常用的战术了。杨登科再也明白不过，如果舍不得卒子，让车也跟着陷入绝境，最后卒子终是保不住的，只有舍了卒，保住车，那也许还有收拾残局的余地。
到了市委门口，的士司机放慢速度，正要去拿市委保安处颁发的市委大院的士出入证，准备往大门里开，杨登科忽儿犯了嘀咕，叫住了司机。他暗自思忖，如果舍了卒子，最后车不认你卒子的账，你这卒子不是白白做出牺牲了？
杨登科也就多了一个心眼，让的士司机改变方向，将车开走了。
在一处大型综合商场门口，杨登科下了车。街上行人慢慢多起来，杨登科前后瞧瞧，估计没人注意自己，这才掀开商场的门帘，一脚迈了进去。这个商场离九中较远，平时杨登科来得少，对里面的商品布局不甚了了，问了几个值勤的保安，转了几道弯，才找到音响专柜。时间尚早，选购音响的顾客不多。但见柜台里的服务员一脸倦容，眼睛里还粘着白色眼屎，哈欠接连不断，像是刚从梦中醒过来似的。杨登科上前正要询问，服务员那永远也打不完的哈欠又来了。也许是意识到嘴巴张得太大，不那么雅观，那服务员忙抬了手捂住嘴巴，还轻轻拍了拍，似要把哈欠拍回嘴里去。杨登科就没了问她的欲望，心想我自己长着眼睛，低头在柜台里找寻起来，很快便在最偏僻的柜段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那是一种宽和长不过两三寸的微型录音机。
录音机的名字倒还好听：勿忘我。只是杨登科心想，自己今天晚上就不属于这片自由的土地了，那么还有谁会记得我杨登科呢？
杨登科让服务员拿出录音机，要了电池和带子，几下装好，揿了录音键，低头连叫了两声勿忘我！再倒了带子，揿下播放键，里面立即有响亮的勿忘我传出。服务员为了尽快销出产品，讨好地对杨登科说：“声音好清晰的，而且一点不走样，跟你的声音十分逼真。”
服务员无意中道出了杨登科藏在心里头的意图，他要的就是这个不走样的效果。杨登科二话不说，将录音机塞进上衣内袋，然后掏出钱递到服务员手上，转身就走。连服务员要给他开发票，他也摇摇手，说：“免了免了。”心下想，拿张发票找谁报销去？
出了商场，杨登科就拦下一辆的士，转过几道路口，进了市委大院。将董志良接出市委，也不征求他的意见，让的士司机直接开往城外。出了城，路上人车稀少了，杨登科才叫停，买票下车，两人一前一后钻入路旁一处茂密的树丛。
拿着司机找补的零钱塞进上衣内袋里时，杨登科不露痕迹地按下了勿忘我的录音键。
这回肯定是在劫难逃了，但杨登科没有半点要害董志良的想法。前面已经说过，杨登科早就做好了舍掉自己这颗卒子，全力保住董志良这颗车的充分准备。他只是觉得有必要留一手。留一手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卒子现在保了车，那么以后车会不会回过头来保你卒子呢？毕竟世事难料，什么都说不死的啊。
已是仲秋时节，林子里的树木开始凋零，地上铺着橙黄的落叶，人踩在上面，发出的响声。初升的阳光从林外透进来，显得稀落而又遥远。杨登科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古脑儿都告诉给了董志良。从董志良那处乱不惊的样子看得出，他显然是有一些思想准备的，至少何场长和侯村长的事他早已心中有数，说不定昨晚他就和袁芬芳将何场长和侯村长做了妥善安排。杨登科是从来不怀疑董志良和袁芬芳的能量的。
但听了杨登科的叙述，董志良还是愣怔了半天，脸上显出一丝惶惑。他大概没想到杨登科那十五万元会弄出个这样的局面。
见董志良沉默着，杨登科鼻头一紧，泣不成声道：“董局长啊，我一个普通司机，因为你的栽培，又转干又提拔，也算是人模狗样了，可我不但没能好好报答你，却给你闯下这么大的祸，我真是无地自容啊。我自己判刑坐牢是自讨的，连累了您，我怎么担当得起啊！”
林子外的天空一下子阴沉下来。董志良还是没声。杨登科侧首偷偷看了他一眼，见他脸色越拉越长，赶忙把目光挪开了，用手捶打着自己的脑门，大骂自己不是东西。骂够了，才试探着问了问董志良，现在还有没有挽回局面的可能。
董志良透过树丛，望着远处依稀的山影，沉思良久，才长叹一声，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杨登科说：“董局长，我反正是木匠戴枷，自己做的，没话可说，您一定要想个办法，保护好自己。”
董志良又不吭声了，再度陷入沉思。杨登科真想跪到他前面，央求他原谅自己，说：“老板您说吧，您要我下油锅，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睛的。”董志良有些不耐烦了，说：“谁要你下油锅了？你下了油锅就能解决问题了？”
杨登科再不敢出气了。秋风起时，林地里的落叶上下翻飞起来。过了好一阵，董志良这才缓了缓语气，说道：“你那十五万元暴露了，我那十五万元也得交出去。交出去事小，不就十五万元吗？只是我们恐怕都得到里面去呆上几年。”杨登科说：“如果我能替罪，我真愿意把您的几年都揽到我的头上。”
董志良看一眼杨登科，说：“如果要你替罪，你真愿意？”
从董志良的目光里，杨登科看出他肯定有了主意。舍卒保车四个字又浮现在杨登科脑袋里。他很认真地说道：“我这可是说的真心话，没掺一点假。”董志良说：“其实也不是要你替什么罪，只要你肯跟我配合，这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
董志良的话让杨登科稍稍振作了一下，他说：“老板您就开句口吧，我一切都听您的。”董志良说：“我已经想好了，与其我们两个一起都进去，还不如只进去一个，留一个在外面打点照应，也许还能让里面的少吃亏，并提前几年出来，一切可以重头开始。你说你是愿意进里面去，还是愿意留在外面打照应？”
杨登科深深知道，可怕的不是进里面去，而是进去后外面没人照应。他就不止一次两次见过这样的事，有人判了十年八年，可送进去后，外面有硬关系，不是保外就医，监外执行，就是立功减刑，提前释放。只是自己一个小小科级干部，除了董志良再没有别的过硬的社会关系，如果让董志良进去，自己怎么在外面照应？而董志良已是市委常委，以后不是市委副书记，至少也会是常务副市长，完全具备这样的实力。何况何场长给的三十万元是自己经手的，哪有让董志良代自己受过，进去遭罪的理？杨登科当下表示说：“我非常愿意进去，别说还有您在外面照应，即使排除这层因素，我也心甘情愿啊。”
董志良似乎被杨登科的话打动了，眼眶里盈满了热泪。他抓住杨登科的手，哽咽着说道：“登科我的好兄弟，这一辈子结识了你，真是我的福分。”然后从身上拿出一张银行龙卡，塞到杨登科手上，说：“这里有四十五万元存款，你立即取十五万元出来，主动交到检察院去，就说何场长给的三十万元，你是分两个地方藏起来的。卡里另外三十万元，留给你的夫人和孩子，算是我对你们的酬谢，也好消除你的后顾之忧。”
看来董志良把什么都考虑到了。当领导的就是当领导的，不仅泰山崩于前而无惧色，还能走一步看三步，这叫杨登科不得不心悦诚服。手里拿着龙卡，杨登科忽想起上衣内袋里还塞着一个微型录音机，就问心有愧了，责怪自己目光过于短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懂得从大处着眼，正确分析判断事态发展的方向。
此时董志良又开了口，说：“我设想了一下，三十万元的数额，你又主动交了十五万，我估计也就个十来年的刑期，我会想法子让你只在里面呆那么四五年就出来的。就是这四五年时间，你也会在里面过得舒舒服服。至于你出来之后，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更挣钱的地方，比你做这个科级干部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如果能有董志良设计的这个结果，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没有这个结果，家里还有董志良给的三十万元，以后的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的。董志良这是处处都想着自己啊，而自己还要在袋子里揣上一个录音机，自己这岂不是小人作派吗？杨登科真想当即把录音机拿出来扔掉。
可最后杨登科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打算还是给聂小菊龙卡时，顺便把录音带子留给她。一盘小小的录音带子又不要喂饭给它吃，收着也不碍事。
跟董志良分手后，杨登科就去了一趟银行，将那十五万元取了出来。又打电话把聂小菊叫到一个偏僻地方，跟她见了一面。聂小菊自然是悲悲切切，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杨登科相反冷静了，说：“我已和董局长商量好了，一切都由我顶着，虽然我要到里面去呆上一阵，但有他在外面照应，我不会吃什么苦头的。”
聂小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你真是世上少有的奴才，连坐牢这样的事都愿意去顶替主子。”杨登科说：“你这才是妇人之见呢，我们两个都进去了，不是同归于尽么？留着他当领导的给我在后面撑着，还怕天塌了下来？”聂小菊说：“要是你进去后，他食了言，对你不管不问呢？”杨登科很有把握道：“这你放心好了，董局长我还是了解他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何况他不管我，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杨登科还想说，我这里还留有一手呢，可话到嘴边还是强忍住了。他先从口袋里拿出龙卡来，递到聂小菊手上，说：“这是三十万，是董局长特意留给我的，现在它已经属于你和杨聂了，你要把它藏到最安全的地方去。”
聂小菊的眼睛就闪了闪。她也许觉得，有了这三十万元，杨登科进去呆上几年那就非常合算，一点也不冤了，按常规在外面工作十年八年，全部工资算拢来也不过十万八万的。
杨登科原打算将龙卡交给聂小菊后，把那盘带子也递给她的。那部录音机刚才已被他扔进垃圾筒，只留着这盘不大的带子还揣在怀里。可看到聂小菊接过龙卡时眼睛里闪动的亮光，杨登科心里不觉沉了沉，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惧。这个女人太容易被金钱打动了。杨登科没经历过也听人说起过，容易被金钱打动的人往往不太可靠，是托不得大事的，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至亲至信。
杨登科一时又下不了决心了。
可两人拥抱片刻，分了手，聂小菊已走出去几米了，杨登科又把手伸进口袋，悄悄捏住那盘带子，轻轻喊了一声聂小菊。
聂小菊当即回过头来。杨登科心里像被什么锥了一下，他看见聂小菊满眼是泪。聂小菊奔回来，投进杨登科怀里，泣不成声道：“登科你放心好了，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你不用担心我们母子，我们等着你早日回来。”
这句话让杨登科备感欣慰。他不再犹豫，一手搂着聂小菊，一手掏出了那盘带子。
也是鬼使神差，杨登科脑袋里忽然又想起为了做上学校教导主任，聂小菊自己跑到董志良那里去，求他去找教育局领导给自己说好话的事。这个女人不仅对金钱感兴趣，对权力也是情有独钟。凭经验和直觉，杨登科意识到迷恋权力和金钱的女人，有时比痴迷权力和金钱的男人更可怕，更靠不住啊，虽然这个女人是自己的老婆。
杨登科将那盘带子重新放回到了口袋里。
杨登科绝望地咒着自己，是不是因为这次突然到来的变故，让自己对什么都疑神疑鬼了？这世上最无可救药的恐怕就是人了。贪婪。自私。焦虑。怯懦。患得患失。首鼠两端。得意时倨傲，失意时自卑。崇拜权势，欺压弱小。看重金钱，藐视贫穷。貌似强大，其实不堪一击。怀疑一切，甚至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杨登科无奈地跟聂小菊分了手。他在街旁徘徊了好一阵，一时不知如何处理这盘带子才妥。他甚至后悔不迭了，早上不该一念之差冒出这么个馊主意，害得自己煞费苦心，左右为难，多出这番周折来。
后来杨登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老同学钟鼎文，觉得把带子托付给他应该是放得心的。他于是上了一辆的士，去了城西派出所。
钟鼎文并不清楚最近杨登科身上发生的一切，却已经知道杨登科的主子董志良进了市委常委，而且风闻他有可能要做分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因此一见杨登科，钟鼎文就拍着他的肩膀，说：“登科好久没见你的影子了，是不是董领导成了市里的核心领导，你也跟着身价看涨，烧香的人多起来，忙得抽不开身，顾不上老同学了？”
杨登科哪有心思跟他开玩笑，随便应付了两句，正要道出自己的来意，只听钟鼎文又说道：“机关里都说董领导以后会做副书记，分管我们政法这一线，该不会有假吧？登科你应该没有忘记，你的进步，老兄我也是出过力气的，以后可要在董领导那里替我多美言几句，让我这个老派出所所长也进步进步，到市局去补个有点油水的缺。”
钟鼎文本来是跟杨登科开惯了玩笑的，并不一定真要通过他去巴结董志良。可杨登科却莫名其妙地放弃了来派出所的初衷。他假设自己就是钟鼎文，而董志良已经做上了分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恰好自己手头有一盘记录着顶头上司不可告人的隐私的带子，我是将它留着，等到朋友从里面出来后还给他，还是交给上司，为自己今后的晋升铺下一条黄金通道？理智地分析，杨登科觉得钟鼎文决不是那种人，可如今世风日下，人心叵测，有些人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杨登科设想着，万一钟鼎文为了自己的前程，卖友求荣，把这盘带子交到了董志良手上，自己这一辈子岂不是彻底完蛋了？
杨登科期期艾艾告别钟鼎文，出了派出所。
杨登科想到了杨前进。也许只有他是靠得住的。
然而见了杨前进，杨登科又下不了决心了。他瞧瞧杨前进那张稚气未消的脸，觉得他虽然长得牛高马大，却还是嫩了一点。嘴巴没毛，做事不牢，一盘带子虽然小，可里面却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如果杨前进心不在焉，将它泄漏了出去，或是弄丢了，岂不要坏了大事？
最后杨登科扔下杨前进，来到了街上。他漫无目的地朝前走去。想烂脑袋，杨登科也想不出一个处置兜里的带子的妥帖办法。像是放电影一样，杨登科几乎把全城自己认识的朋友都搁到脑袋里放映了一次，竟然没有一个可以放心托付这盘带子的最佳人选。杨登科有些灰心，甚至起了扔掉带子的念头。他怀疑自己这么做到底有没有必要。自己既然都铁了心做董志良的替罪羊，又何必在后面搞这么个小动作呢？
就在杨登科这么垂头丧气的时候，猛然间瞥见了前方不远处的一块招牌，那上面有几个熟悉的字眼：红杏楼。也是怪，杨登科一下子记起在那楼里有过一面之交的那个叫做丁雨亭的女孩来，她还给自己留过手机号子的呢，只是杨登科后来天天跟着董志良东奔西跑，虽然偶尔也想起过她，却再没机会到红杏楼来，也没跟她联系过，连手机号子都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那个丁雨亭还在不在里面。想起到检察院把钱一交，自己就没有任何自由了，就是按董志良预计的，至少也得有四五年挨不上女人，这可是非常残酷的。
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自己运气还好的话，说不定真能碰上那个他还没忘掉的女孩。杨登科也就起了心，将带子的事搁到脑后，几步迈上红杏楼的台阶，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掀开了落地门帘。
想不到刚进门，就碰上了自己要找的人。
当时吧台旁有三四个女孩正在嘻嘻哈哈说话，杨登科也不在意，只顾低头往里走。因为曾经来过，知道那种服务项目在里面。可没走上几步，吧台旁的几个小姐都围了过来，拦住了杨登科，一齐说道：“先生，你需要什么服务？看中谁了？”
杨登科头一抬，立即就乐了，那个人不正在这里么？他指着其中一个女孩，说：“你还认得我么？”女孩眼睛也大了，说：“是你呀！”
这女孩就是丁雨亭。照理说，这个地方的女孩接触的男人那么多，杨登科还是一年多前来过一次，是不可能认出他来的。只是其他男人到这里来，说的话一个调子，做的事一个样子，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愿打的打了，愿挨的挨了，然后分手，再无瓜葛。惟独这个杨登科与众不同，出了钱却没取货，丁雨亭才那么难以释怀。想想也是的，那次杨登科留下的其实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百元钞票，而是留下了一份这种场合根本不可能有的尊严。能在这样的场合获得这样的尊严，于一个从事此种职业的女孩来说，简直神话般难以让人置信，而杨登科偏偏制造了一个这样的神话，丁雨亭能忘得掉么？
这天丁雨亭又把杨登科带进了上次的那个包厢。
丁雨亭开始还有些拘谨，和杨登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不想像上次那样逼着杨登科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事实是这次杨登科就是想来做那样的事的。那次是来陪领导的，他不能因小失大，给领导留下不好印象，如今都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好在丁雨亭是个灵性的女孩，又经历了那么多的男人，对男人的一颦一顾还不一眼就能识破？杨登科只跟她说了几句话，在她那半露的胸前多瞧了两眼，她就心领神会，试探着偎进他的怀抱，动用她的一切能耐来调动杨登科。只不过她没有将杨登科看成一般的嫖客，她是发自内心地要报答这个让她无法释怀的男人。作为一个风尘中的女子，这恐怕也是她惟一的报答方式了。
也许是已把什么都置于脑后，也许是面对特殊的女人和处于非同以往的境遇，杨登科这天表现得空前勇武，发挥得酣畅淋漓。丁雨亭更是竭尽全力，拿出十二倍的热情和所有本事迎合着杨登科，让他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做男人的自信和豪迈。
杨登科将自己挥洒完毕之后，又拥着丁雨亭温存了一阵，才万般难舍地慢慢穿好衣服，起身准备离去。除了那十五万元，裤兜里还有一千元现钞，杨登科也不想带到里面去孝敬那些牢头狱霸，于是拿出来，要交给丁雨亭。
丁雨亭本来是想做一回纯纯正正的女人，一分钱也不打算收杨登科的，现在见他竟掏出一把钞票来，哪里肯接？正色道：“你这可是看轻我了。”杨登科说：“对不起！其实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丁雨亭说：“我在这里服务过不少的男人，每次我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钱。可今天你一进这个门我就想好了，我要做一回女人，做一回真正的女人，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我没法忘怀的人，为了我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