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巩固皇权.2

洪武二十七年，第二次学潮又起。监生赵麟因不堪虐待，出壁报提出抗议。朱元璋为了杀一儆百，法外用刑，把他杀了，并枭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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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统制监生一样，国子监的教官也受严刑重罚的约束。历届祭酒只有深得朱元璋宠幸的宋讷得以善终，死后恩礼有加，余者不死即贬。朱元璋通过这种严酷的奴性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新的官僚，逐步地充实到各级官僚机构中去，绝对忠实地执行皇朝的政令。

一般来说，只要耐住寂寞，循规蹈矩，学成毕业，监生都能授以官职。以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的监生任官情形而论：第一，监生没有一定的任官资序，最高的做到地方大吏从二品布政使，最低的也是正九品的县主簿，以至无品级的教谕。第二，监生也无固定的任官性质，监生万能，几乎无官不做。第三，在校监生几乎无事不能做。除任官以外，还可奉命出使，巡行列郡，稽查百司，清查黄册，督监水利等等。第四，监生各年任官并不确定。以洪武二年和洪武二十六年为最高，十九年为最多。从十五年以后，监生的出路已渐渐不如以前了，从做官逐步转向丈量田亩、督修水利、清查黄册等基层技术工作中去了。

除国子监外，政府官吏的来源还有科举制度。国子监生可以不由科举直接任官，而从科举出身的人则必须是学校的生员。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每三年在省城会考一次，称为乡试，及格的为举人。各布政司举人名额是一定的，除直隶百人最多，广东广西２５人最少，其他都为４０人；第二年举人会考于京师，朱元璋传　　　　　　　　　　　　　　　　　 ・１１１·称会试，会试及格者再在殿廷经一次复试，称廷试或殿试。发榜分一二三甲：一甲只有３人，分别叫作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又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由布政司主持，会试由礼部主持。状元授翰林院御修，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的为翰林官，其他均授官职大小有差。举人贡生会试不及格的改入国子监，也可选作小京官，或作府佐州县的正官及学校教官。

科举各级考试，专以四书五经为题，文体略仿经义，体裁凡为排偶，叫作八股亦称制义。这是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的。十五年以后，定制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每试三场：初试四书仪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学校和科举并行，学校是科举的阶梯，科举是学生的出路。学校的兴办，不但提高了全民的文化素质，更主要的是使皇朝的统治思想深入民心，不断地教化臣民遵守臣道为国效力。科举的提倡，选拔考察了一批优秀人才，为皇朝的政治经济统治训练了一大批忠实能干的官僚人才，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任人唯亲的官场腐败气息，实现了唯才是举，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的仕途之道。

但是，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过份奴性化，专以四朱元璋传　　　　　　　　　　　　　　　　　 ・１１２·书五经为要，严重束缚人们思想智慧，死读书读死书，以至于“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勿者，惟四子一经之笔，是鑽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　其迂腐之态可见一斑。以这样的人才去治国，因循守旧者是，革新进取者非。长此以往因循苟且，死气沉沉，失去进取活力，国家很难欣欣向荣，朝气勃蓬。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自明朝以后逐步落后于世界先进民族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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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普查国情　 发展农业盈国库

皇朝的长治久安，根本上是需要国民经济的发展。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来，农业一直是中国的经济命脉，农民问题也一直是历代王朝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农民反则天下大乱，农民安则天下太平。

朱元璋从贫苦农民出身，对此不能没有深切体会；又以投身农军为基础，扫灭群雄，抵定天下，就不能不对农民问题给以更大的关注。朱元璋常说　：“四民之中，农民最劳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黑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又巴到收割了，完税纳租之外，剩不了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害，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　。”

中国的大部分土地财富兼并在豪族地主手中，大部分贫苦农民则忍饥挨饿，无田可耕。朱元璋也曾经受尽地主的剥削压迫，对其有一种骨子里的本能的自然仇视。虽说建国伊始，江山不固，国力疲弱，朱元璋对各方地主豪强的既得利益，不得不也不敢不加以特别保护和尊重。但是不久以后，朱元璋就开始了无朱元璋传　　　　　　　　　　　　　　　　　 ・１１４·情打击地主豪强的利益。

一种是利用行政手段，强迫迁徙，使豪族地主离开原有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师、山东、山西等处，釜底抽薪，根本削除其在地方上的深厚势力，还给农民部分农田。

二是假借种种政治案件，株连牵及，苛刑诛灭，一网打尽，满门抄斩。洪武年间的几桩大案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不知屠杀了多少豪门望族，甚至一个地方皂隶的逃亡，就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朱元璋自己在公布此案时说　：“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且如潘富系溧阳县皂隶，教唆官长贪赃枉法，自己挟势持权，科民刑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阳节次遁送至崇德豪民赵真胜奴家。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戳。沿途节次遁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朱元璋将抄没的豪族田产收归国有，然后大部赏赐给新的官僚贵族，小部分还给农民。用屠杀手段加速改变土地的持有者，洪武三十年中，浙东浙西的故家巨室几乎无一幸存。

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生产，充分合理利用国家财力人力物力，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为了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缓和农民对政府怨恨不平的心朱元璋传　　　　　　　　　　　　　　　　　 ・１１５·理情绪，朱元璋用了２０年时间，任用大量监生，大规模地举行了土地的清查丈量和人口普查，为农业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６００多年来，历朝历代多少政治家梦寤以求却没能作到的事情，朱元璋做到了，而且很成功。

之所以要进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是因为６００多年来，从没有进行过实际的普遍调查，土地簿藉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且就连这些不符实际的簿藉也大部轶失，半数以上的土地不在登记，逃避政府租税；半数的土地面积和负担轻重不一，极不公平。地主的负担转嫁给贫农，土地越多交租越少，土地越少交租越多，由此造成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经过实际丈量以后，使所有过去逃税的土地都登记完粮。全国土地，记载田亩面积方圆，编列序号，和田主姓名制成文册，是为鱼鳞册，政府据以确定赋税标准。洪武廿六年，全国水田登记总数为８５０７６２３顷，夏秋二税收麦４７０万石，米２４７０万担。和元代全国岁入粮数１２１１４７００担比较，增加了一倍半。

通过人口普查编定了赋役黄册，并重新确立了新的乡村管理组织机构。把户口编成里甲，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的十户地主为里长，把余下百户编为十甲，每甲十户，设一甲首。每年以里长一人甲首朱元璋传　　　　　　　　　　　　　　　　　 ・１１６·一人管一里一甲之事，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少，每甲轮值一年。每年由当值的甲完成政府要求的义务劳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休养生息。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粮增减重新编定黄册，使之合于实际。据洪武廿六年统计，全国有１６０５２６８０户，６０５４５８１２人。比之元朝的极盛时期——元世祖时代的１１６３３２８１户，５３６５４３３７人净增３４０万户７００万人。

为了确实减轻农民负担，朱元璋积极为农民兴利除弊，劝课农桑鼓励生产。建国之初，即下令：凡民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到晚年又令户部劝谕民间，凡是有空地的都要种植桑（束束），由官家教授种植方法。　加种棉花的免除租税。棉花的种植从此遍布全国，过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渐为棉衣所取代，解决了农民穿衣的问题，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朱元璋严厉督导各级官吏为农民兴修水利，鼓励人民一切对于水利的积极建议。特别吩咐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旱防涝的，都要因地制宜一一修治，并派国子监生和有专长的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洪武年间统计开塘４０９８７处。

此外，朱元璋还积极劝导农民互助合作。用里甲朱元璋传　　　　　　　　　　　　　　　　　 ・１１７·作基础，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丧嫁娶，疾病患难时，有钱的助钱，有力的出力。春耕秋收时，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里备有木铎，选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铎游行宣讲。每里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作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若里甲中有游闲懒惰者，要追究里老的责任。

当农民发生水旱灾荒，庄稼歉收时，都要蠲免赋税，赈灾救济。即使丰年无灾荒，也要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地区，除免除赋役外，另由官府贷米，或是赈米布施给钞。各地备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储备大量粮食以备救济。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死刑。洪武二十年又手令户部，地方官有权在饥荒之年，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洪武三十年间，共计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不计其数。

凡是地方官贪酷害民，为非作歹的，许以人民到京师上诉。《大诰》说：

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　所在人民必知其详。　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　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　以凭保朱元璋传　　　　　　　　　　　　　　　　　 ・１１８·全。……民间若不亲发其奸顽，明朕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拔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合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

甚至鼓励乡民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绑赴京师：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害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吾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

当然，农民的处境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农民的负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减轻。因为代表政府意志的里甲长乃是当地的地主豪族，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去设身处地的为农民着想。朱元璋自己也明白　：“民间（氵丽）派包荒诡奇移丘换段，这等俱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富田产，以自己科差（氵丽）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猾，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当科量之际，作包荒名色，征纳小户。……以此靠损朱元璋传　　　　　　　　　　　　　　　　　 ・１１９·小民　。”加上朱元璋认为　：“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尹人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着为令　。”不但见任官，乡绅也享受这种特权。连在学的学生生员之家亦有差役优免。这些优免的负担对于国家来说不可能取消，也只能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头上去。官僚贵族越多，士大夫越多，农民的负担就越重。农民兄弟起义之初意图实现的经济政治平等的目标，算是彻底失败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早已背叛了本阶级，他要维护的仍是几千年的儒家传统君臣关系和伦理道德，他所代表的只是新贵族新官僚新地主的权益。他告诫子民　：“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倡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　。”　不然，“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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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网罗特务　 严密监视人自危

重用特务为其政治经济军事服务，监视控制危险分子，监听臣属幕僚的言行举止，发现纠举子民的危险倾向，这是朱元璋政治的一大特色。由检校而锦衣卫，特务网络遍布全国，特务组织日益完善，特务活动异常活跃。

检校是早在朱元璋占领南京之初就已经设立的，“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一般由文官担任。最著名的头目有高见贤，和佥事夏煜、杨宁、凌说一起专门告发别人隐私。兵马指挥丁光眼巡卫生事，凡是没有路引的，都捉拿充军。杨宁曾以左右司郎中参赞浙江行省左丞李文忠军事，元璋嘱咐　：“李文忠是我外甥，年轻未历练，地方事由你作主，如有差失，罪只归你　。”后来杨宁就告讦李文忠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干预公事，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人充军，杨宁因之得宠，历升至中书左丞。元璋有意令他做宰相，杨宁就和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在朱元璋面前大肆抵毁宰相李善长。由此得罪京中淮官，淮人合力反攻杨宁　：“排陷大臣，放肆为奸　。”杨宁终以告讦被诛。其他几个头目也都先后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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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亲卫军官作检校的。如龙凤五年派帐下卫士何必聚往探江西袁州守将欧平章动静，以断欧家门前二石狮尾为证，朱元璋占领袁州后，查看果然不错。又如心腹亲随毛骧和耿忠。毛骧从官军千户积功到都督佥事，掌管锦衣卫，提典诏狱；耿忠奉派到江浙等处访察官吏和民间疾苦，积官到锦衣卫大同指挥史。但均不得善终。

也有和尚被选拔作检校的。吴印华克勤等人，都还俗作了官，充作皇帝耳目，报告外间私人行止。后来又对刘基徐达李善长周德兴等人大肆诽谤，无恶不作。

甚至对乡村里甲也被赋予巡检的权利。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　”，“知丁”　就是监视的意思。对于邻里乡亲的出入远行必须随时掌握和报告，若发现图谋不轨者，必致邻里连坐。用法律手段强迫每一个人都成为政府代表执行调查、监视、告密、访问、逮捕的使命。

检校的足迹无处不在。朱元璋曾派人去察听将官家庭活动，报告说有女僧引诱华高胡大海等人妻子敬奉西僧，行“金天敬”法。元璋大怒，把两家妇人连同女僧一起丢在水里。傅友德出征赐宴，派叶国珍作陪，拨与朝妓十余人。正在欢宴时，被内官看到，添油加醋报告朱元璋说是有伤风化。朱元璋一怒之下，朱元璋传　　　　　　　　　　　　　　　　　 ・１２２·令壮士拘执叶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叶国珍愤愤不平　：“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锁　？”朱元璋回说　：“正为你不分贵贱，才这样对你　。”一顿鞭笞，把叶发配瓜州作了农夫。宋濂性格最为诚谨，有一天请客喝酒，被皇帝派人探知。第二天，朱元璋当面发问：昨天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备了什么菜？宋濂一一据实以对。朱元璋笑笑说　：“全对，没有骗我　。”唬得宋濂魂飞魄散。吴琳以吏部尚书告老还乡，元璋派人察看，远远见一农人坐在小杌上，起来插秧，样子很端谨。使者前问　：“此地有吴尚书这人否　？”　农人叉手而答　：“琳便是　。”使者如实回复，元璋大喜。又如南京各部皂隶都戴漆巾，只有礼部例外；各衙门都有门额，只有兵部没有。原来这都是锦衣卫干的事。在各衙门都有锦衣卫暗中侦察，一天礼部皂隶睡午觉，被取去漆巾；兵部有一晚无人守夜，被锦衣卫抬走了门额。当事人发觉后又不敢作声，也就作了典故。

有时朱元璋自己也作这种特务体验。如弘文馆学士罗复仁，说一口江西话，质直朴素。元璋叫他老实罗。一天，忽然想证实一下老实罗是否老实，出其不意一个人跑到罗家，——城外一个小胡同里。只见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的几间房子，老实罗正爬在梯子上粉刷墙壁，　一见皇帝老儿来了，不免诚恐惶恐，　赶紧叫女人抱一个小杌子请皇帝坐下。元璋见他实在穷得朱元璋传　　　　　　　　　　　　　　　　　 ・１２３·可以，　老大不过意，说　：“　好秀才怎能住这样烂房子　！”即刻赏他城里一所大宅邸。

朱元璋本人对检校并无好感，并喻之为“恶狗”。到洪武十五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的清洗需要，特设锦衣卫，把侦伺处刑之权交给武官。锦衣卫前身是吴元年设立的拱卫司。洪武二年改为亲军都尉府，统领左右前后中五卫和仪鸾司，掌管侍卫法驾卤薄，十五年始改锦衣卫。

锦衣卫设有三品指挥使一人，从三品同知二人，四品佥事三人，五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从五品副千户和六品百户。所统有将军力士校尉，执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镇抚司分南北，北镇抚司专理诏狱。

直驾侍卫只是形式上的职务，巡查缉捕才是工作的重心，凡是“不轨妖言　”，都在缉捕巡查之列。所谓“不轨”实指政治上的反对派，“妖言”　实指不满现状要求改革的宗教团体，尤其是弥勒白莲和明教等。因为朱元璋从红军出身，　当初也喊过“　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非常明白宗教教义的号召力，更清楚聚众结社对政权统治的威胁。对于一些并肩百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还有一群出身豪室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声望的文臣，自己百年之后，忠厚仁义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皇太孙比他父亲更不朱元璋传　　　　　　　　　　　　　　　　　 ・１２４·中用，成天和腐儒们坐而论道，根本不是驾驭群雄的角色。为了替儿孙斩除荆棘，扫清障碍，朱元璋借用特务机构，有目的有步骤地对文臣武将实施大规模清洗。

到洪武二十年，文武大臣和其他有威胁的人物被杀得差不多了，朱元璋以为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把锦衣卫指挥使也杀了，卸脱了残暴屠杀的责任，表示从此以后要实现法治。六年后，胡党蓝党都已杀完，朱元璋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又下令以后一切案件都由朝廷司法处理，内外刑狱讼事不再经由锦衣卫。但是锦衣卫组织机构并未撤销，在有明王朝的统治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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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利剑高悬　 整饬吏治肃朝纲

作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深悉元末弊政：仕进之徒，上至公侯，下至州县簿书小吏，大多贪赃枉法，以致法政不严，最终导致元朝的灭亡。朱元璋以为此弊不除，难成善政。

洪武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令，警告自今官吏有犯贪赃罪的严惩不贷。并具体规定只要官吏贪赃达八十贯钱者，就绞首示众，然后剥皮填草，挂于当地衙门大堂上，以示警戒，力儆效尤。新官上任，往往触目惊心，轻易不敢胡作非为。据说，在每个府州县衙门旁边都修了一座庙，专门作为剥皮场所使用。由此可见，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态度之坚决用法之严厉。

洪武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朱元璋怀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德全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互相勾结，合伙贪污，便下令法司严刑拷问，查出郭桓等人贪污官粮达七百余万石，于是大兴怨狱，史称“坐盗官粮案　”，又称“郭桓贪污案”。　参与者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全部伏诛。由此案而下狱拟罪的达数万人，很多无辜的官吏都被牵连进去了；追赃的时候，又任意扩大范围，百姓中中产以上之家几乎都因此而破产；朱元璋传　　　　　　　　　　　　　　　　　 ・１２６·而且下诏指明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永远不能赦免。民间一时怨声载道。由于“郭桓贪污案”乃有明开国以来第一大贪污案，朱元璋不免借以造势，以儆效尤。御史余敏、丁廷举等上疏奏报民情不平，朱元璋就亲自下诏列举郭桓等人的罪状。余敏等又奏郭桓案所指证的都是法司严刑拷打逼他招供的，大多是冤案。朱元璋只好一面将郭桓等人的罪状用皇榜示于天下，一面将制造冤案的右审刑吴庸等处以极刑，借以平息人们的怨恨。

在郭桓贪污案中，朱元璋虽然借之生事，株连了无辜，但却反映了他对这件开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的警醒与重视，想用严刑杜绝官吏的贪赃之风。

朱元璋不仅借郭桓一案大开杀戒以儆效尤，而且颁行书册，以警告各级官吏。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颁布《醒贪简要录》，让食禄者多多体恤百姓，不要贪暴；又于洪武二十二年颁布《大诰》律，对官吏贪赃违法，施用重刑。

在朱元璋严刑打击和书面警示的两手治理之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对官吏之间的贪污之风加以抑制，甚至出现府州级官员贪污赈灾款的案件。

洪武十六年至十八年，河南连续三年发生水灾，民不聊生。朝廷连续三年发派官员携钞到河南，会同朱元璋传　　　　　　　　　　　　　　　　　 ・１２７·当地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对灾民进行赈济。洪武十八年，郑州知州康伯泰、康武县丞柴琳等将赈济灾民的救济款贪污为己有。康伯泰贪污１５００贯，柴琳贪污２００贯，布政使杨贵是７００贯，参政张宜为４０００贯，王达８万贯，典吏王敏１５００贯，张岩５００贯。赈灾款被这些贪官据为己有之后，灾民生活艰难。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不得不典妻卖儿以求度过灾年。上述官吏的贪污事件暴露之后，相关人员立即被逮捕下狱。各贪污之人，除了参政张宜等为功臣之子，免死充军之外，其余官吏一律处决。

此案反映了朱元璋推行的“重典治吏”的国策。但它发生在郭桓贪污案之后，本身也就说明了，朱元璋的两手政策固然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对官吏的贪污之风，却没有根治的疗效。

建国初年，功臣和官吏对天下百姓的敲榨勒索、侵占民田财物等是一大弊政，对刚刚经过了战争破坏的国家的恢复与发展，对保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十分不利。朱元璋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功臣与地方官吏为害尤烈。一方面，朱元璋大封功臣，如徐达、常遇春、汤和、沐英等无不尊宠加身，享受各种特权；另一面，他又认为，如果功臣享有过多的特权，将严重侵扰社会的正常秩序，危害国家安定，于是在洪武五年六月三十日，命令工部特地制作了一块铁榜，申朱元璋传　　　　　　　　　　　　　　　　　 ・１２８·诫功臣（当然也包括各级官吏等）：　凡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菜园、芦荡及金、银、铜、铁作坊的，一律严惩不贷；同功臣之家有特殊关系的也不得倚仗权势为患乡里，否则“刺面割鼻　”，并没收其家产，强行将其迁至南宁等边远地区；其余为虎作伥的，各杖打一百，并将其和妻、子等一起迁往南宁。

从这里即可看出朱元璋对于官吏仗势敲榨勒索、侵占民田劳力财物行为的深恶痛绝。然而皇帝的一纸诏书却是远远不能抑制官僚腐败之风的复萌和蔓延的。

明洪武二十年，广西都指挥使耿良，任职期间，与布政司官、府州县官勾结，先后骗取黄知府白银６００两、黄金１００两；克扣军饷３２８１贯，并且差人将庶民杜通阳家的积粮３５０石强行搬回自己家中，他又教唆军人诬告南宁卫王指挥，索要官佩、玉绦环等物，还将追查犯人所得的赃款白银６０两、钞４０贯、铜钱３６５００多文落入自己的腰包。耿良甚至还强占属下军官的妻子。耿良多行不善，终于事发。就连朱元璋闻知后也不得不慨叹：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哪。随后立即下旨，将耿良等斩首不赦。

明初，地方上设粮长一职，负责田地丈量、征收税粮、奏报水害灾情等事务。然而粮长一职却往往成了奸吏们巧立名目、科敛为害最厉害之据。明洪武十八年，粮长邾阿仍不仅托故不赴京接受皇帝面训，而朱元璋传　　　　　　　　　　　　　　　　　 ・１２９·且伙同其党谭理、周伯贤等人巧立各种名目，科敛百姓。按规定，本来只应征粮１万石，但他们凭空立下本脚钱、均需钱、船米脚米等多种名目，共征收米３７０００石、钞１１１００百贯，总计贪污勒索达米２万石，钞１１１００贯。在邾阿仍的横征暴敛下，百姓深受其害，甚至有揭屋瓦、卖牲口衣物布帛以抵粮赋的情况。朱元璋一闻之下大怒，斥责其无爱民抚民之心，并亲自制其死罪。

历史的教训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干政的祸害。他以为汉唐两朝的祸乱都是宦官始作甬者。这些人在宫廷里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能用作心腹：作耳目耳目坏，作心腹心腹乱。严令规矩，不许内臣读书识字；并在宫门前铸立铁牌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又规定内臣不许兼外朝的文武官衔，不许穿外朝官服；内廷官级不得超过四品，月领俸禄一石米，穿衣吃饭官家管。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内官监有公文往来。严禁后妃外戚干政。洪武三年即命儒臣修女诫，辑录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刊刻成书，以教育宫人谨遵妇德，安分守己。并规定皇后只能管后宫嫔妇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和外间通信，犯者处死，断绝内宫和政治的可能关联。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朱元璋传　　　　　　　　　　　　　　　　　 ・１３０·族婚姻选配良家女子，严禁私进女口。明朝历代帝王也都谨遵祖训，后妃必选自民家。外戚只许高官厚禄，绝对不预政事。洪武朝三十年中，内臣小心守法，宫廷与外朝隔绝，和前代相比，算是家法最严，朝政最清的了。

有鉴于元朝法令繁冗，官难懂法，吏乱擅权的恶政，朱元璋立国之始即选用深通法律的学者编定律令，极意严简。经过缜密的商订，去烦减重，化了整个洪武朝三十年的时间，　更删四五次，编成《大明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极重要的法典。又为简化公文起见，于洪武十二年立案赎减烦式颁示各衙门，使公文明白好懂，简洁明了，文吏无法舞文弄权。从此澄清吏治，使官管行政，吏主事务，比元朝乌烟瘴气的政治气候纯净了许多。

朱元璋以为“天下诸司，尽皆赃罪　”，无吏不贪，所以要用严刑酷法来驱使官吏廉政爱民。官吏在峻法之下，战战兢兢，惟恐犯禁，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史称“洪武以来，　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　综观洪武全朝，高级官员中敢违禁贪赃横索无忌者，并不多见，充其量无非是各地方官或粮长之类的小打小闹而已。

朱元璋传　　　　　　　　　　　　　　　　　 ・１３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