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士永不死——麦克阿瑟将军传--第二十八章 让历史作出裁决第二十八章 让历史作出裁决.2
多数人被起诉的罪名是违反人道罪或破坏和平罪，它们都是战争史上的新罪行。这些罪行是向同盟国设在纽伦堡和东京的法庭起诉的。还在这些法庭的建立期间，麦克阿瑟就应杜鲁门的要求，利用自己作为太平洋陆军部队司令官的权力，以战争罪的罪名将山下奉文将军送到位于马尼拉的法庭。山下被指控未能制止对菲律宾平民的大屠杀和恣意破坏马尼拉。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人们始终认为麦克阿瑟对山下奉文的起诉纯属报复。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对此事的评论很有代表性。该著作认为，麦克阿瑟审判自己以往的敌人致使“他极大的丧失信誉”。D·克莱顿·詹姆斯教授撰写的麦克阿瑟传记中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在马尼拉遭到破坏时山下奉文并不在那儿，他也未曾下令将这座城市变为战场。当这些恐怖事件发生时，他在距马尼拉150英里的吕宋北部的山区。尽管这样，他仍然被起诉，其理由是他身为在菲律宾的所有日军力量的司令官，有责任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态，阻止犯下暴行。
在设立审讯山下的特别军事法庭时，麦克阿瑟并没有随心所欲地采取对被告木利的行动。他依据战争罪行办公室、哈里·杜鲁门和约翰·麦克洛伊提出的建议以及伦敦会议的诉讼程序指导自己的行动；在伦敦会议上，讨论了应如何处理战争罪行。当审讯涉及证据规则时他采纳那些已列入可用权威性行文中列出的规则，英国政府的《战犯审讯条例》，并增补了认定自证其罪非法的条款。在某些方面，山下受审讯的诉讼程序比在纽伦堡所采用的诉讼程序更公允些。
由美国军官组成的一个专家小组将对山下进行审讯。山下所面对的审讯显然近乎于军事法庭审讯，而不是民事审讯，而军事法庭因不能做到十分公正而恶名昭着。但是山下的确受到了他的主要辩护律师A·弗兰克·里尔的不利影响。例如，里尔提出抗议称，他的当事人未能受到公正的审讯是因为他未能得到足够的时间为辩护做准备。而正是里尔本人要求只用2周的时间作准备，这使审讯这一案件的特别军事法庭大吃一惊。特别军事法庭表示会给他更多的时间，然而他拒不接受这一好意。特别军事法庭还多次敦促里尔接纳更多的律师来帮助工作量显然太大的辩护小组，然而他又拒绝了这项建议。
山下一案最麻烦的一个方面就是历史上还没有这种先例——战斗指挥官由于未能控制他的部队就要对他们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山下辩护小组中有一位会讲日语的海军中尉缪尔·S·斯特拉顿曾亲自到东京，想让麦克阿瑟相信山下曾阻止他的部下实施残暴的行为，麦克阿瑟不为所动，说道：“让历史作出裁决”。
指挥官对其部下控制究竟应该达到什么程度在法律中尚无明文规定，但麦克阿瑟对此早有自己明确的看法。他父亲曾教导他，作为一名军官应汲取很多重要教训。其一便是要“始终关心你的部下”。另一点便是“只有在自己确信一项命令得以遵守时才下达命令。”如果山下确实设法制止暴行，这意味着他知道部下在实施暴行，但未能阻止他们。有禁不止并不能推卸掉指挥官应负的责任。
山下被宣判有罪并处以死刑，被告立刻向最高法庭上诉。法官们以6票对2票之差作出决定，法庭没有裁决权，投多数票的包括美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3名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威廉·O·道格拉斯和雨果·L·布莱克，投反对票的两个人是法官弗兰克·墨菲和威廉·拉特利奇。他们将这次审判称作“合法的私刑”。
麦克阿瑟有权审查判罪并予以减刑。他在向新闻界宣布的一项声明中承认，“对在军事战役中被打败的对手作出刑事判决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审查了诉讼程序，想替他寻找一些可减轻处罚的情况，但一无所获。我根本找不到……”1946年2月23日山下被处以绞刑。
创造了山下一案的先例，便注定了本间雅晴的命运；他于1942年征服菲律宾，迫使麦克阿瑟乘坐鱼雷快艇逃跑，迫使温赖特投降。对他的主要指控是他在声名狼藉的的巴丹“死亡行军”中因未能防止对美国人和菲律宾人施以恐怖行径而负有责任。本间被定有罪，但并没有被处以绞刑，而是采用了对军人来说更能接受些的处罚方式：“以步枪射击处死”。他的妻子找到麦克阿瑟。她谈到她对丈夫的感情，极为动人，她请求麦克阿瑟饶他一命。麦克阿瑟说：“这是我的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刻之一。”
无论他个人多么同情本间夫人，他还是无法淡忘本间强迫温赖特让菲律宾所有部队投降所采用的那种方式。他威胁说要杀害他在科雷吉多尔能抓到的每个美国人，除非温赖特让菲律宾其它地方的司令官命令自己人投降。麦克阿瑟在向美国驻苏联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谈起这些事件时，禁不住泪流满面。1946年4月，本间被处决。
与此同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28名日本人，其中包括让日本陷入战争的军事团伙的原头目东条英机将军。麦克阿瑟将这个案子交他的反间谍部长伊里奥特·索普准将取证，并确定应受审人员名单。麦克阿瑟亲自把东条英机列在该名单的首位，剩下的由索普提供。整个这项工作搞得索普心神不定。
他向麦克阿瑟建议采用他父亲在菲律宾实现和平时的做法。亚瑟·麦克阿瑟少将并没有审讯判乱者头目，而是将他们流放到关岛，然后一直留在那里直到判乱平息之后很长时间。索普劝他围捕日本战争头目，但不允许给任何人判处死刑。而那些犯有十分严重的罪行的战犯则应被无限期地关押在很远的小笠原群岛等荒岛上。麦克阿瑟说：“这是个好主意，但我不能这样做，我们的盟国需要的是血，我们的人民需要的是血，他们要血债血还，这是我不能阻止的。”他想指控那些被告是暴力犯罪，要按刑法来定罪，而不像纽伦堡审讯那样，被告指控多数犯有“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然而，他发现全部工作很难办，只能按命令行事，自身尽量少介入。
麦克阿瑟任命法庭的法官，并有权减刑或修改判刑（而不是加刑）。审判工作持续了2年。到1948年11月审讯结束时，2名被告已死亡，另1名被告精神失常。25名幸存的被告均被宣判有罪。东条和其他6名被告被判处死刑；其他被告被判处长期监禁。麦克阿瑟允许死刑保持有效，但又说对这些判决进行审查是他做过的工作中“最令人厌恶的”工作。
麦克阿瑟的父亲既是一位将军又是一位律师。他的祖父是当时最成功的律师之一。麦克阿瑟虽然没进过法律学校，却具有法律至上的世界观。几乎从日军部队在吕宋登陆那一时刻起，他就预测到这种行动的结局。他扬言日本司令官会因其罪行而受到惩罚。然而在当时，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想像的；而对他来说，这是明摆着的事。他似乎从一开始就听到了刽子手操刀的拍击声，看到了绞索，并预见到最后凡发子弹不是在战场上打的。射出这些子弹的是板着面孔的行刑队举枪瞄准的步枪，他们瞄准的目标是面对着监狱的大墙，低垂着头站着的可怜的、穿着破烂不堪的工作服的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