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的左右，印度的新主人们分列在大理石平台上。尼赫鲁穿着棉布马裤，生丝背心；瓦拉布贝·帕泰尔身披白色“拖地”，酷似一位罗马皇帝。其他人头上戴着国大党人的白色橄榄帽。蒙巴顿在诸位部长身边落座后想道，他们起码都蹲过英国的班房。因此，正是在国王陛下典狱当局的高贵囚徒面前，他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担任独立印度的谦逊的忠实仆人的职务。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各部部长们，随后在赐予他们国家独立的英国人面前宣誓。
大厅外面响起二十一声礼炮，在欢乐的首都上空久久回荡。铺盖着红色地毯的御座大厅的石阶下面，伦敦巴克公司为乔治五世和王后玛丽访问印度制作的黑色镶金马车正迎候在那里。车子前面有六匹骏马驾辕，再前面是中央政府的骑兵卫队。骑兵们的靴子闪闪发亮，白色制服外面系着镶金肩带，头上包着蓝色丝质缠巾。富丽堂皇的马车开始前进。军官们亮出了佩刀，骑兵们高举长矛，军号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军旗迎风招展。四队骑兵如仙境般光彩夺目。这是一部古老荣誉画册上的最后一个场面，也是独立的印度首届阅兵式。蒙巴顿勋爵站在车篷下面向站立两边的卫队致意。骑兵们行致敬礼，直至蒙巴顿离开王宫栅栏门口。
宫殿外面，整个印度在等候他。三百年殖民化的过程中，任何英国人没有目睹过这样一个印度。一国大小在于其民众之多寡。但是，新德里从未象今天这样淹没在人山人海之中。车队很快就被阻住了，卫士们的马只好原地踏步，按照另外一个印度的传统安排的仪礼，很快被新印度一扫而光，被新印度欢庆胜利的群众吞噬了，金色和红色被卷入了成千上万的棕色旋涡之中。
昨天夜里，以抱吻穆斯林医科女大学生而向独立致敬的锡克记者此时想道：“锁链在我身边一条条被打开了。”他还记得，童年时代，他曾被一名英国小学生从街上赶走。他继续想着：“再也没有人敢这样对待我了。”在他四周，他再也看不到穷人、富人、不可接触者、主子、律师、银行职员、苦力和小偷了。到处所见全是—群群幸福的人，他们互相拥抱、喊叫：“先生，我们自由啦！”另外一位目击者说：“就好象整个国家的人民突然间找到了自己的家。”印度上士阿什威尼·杜帕看到自己国家的旗帜首次在新德里军官食堂上空飘扬的时候，想道：“过去，在这个食堂里我们是受气包，现在，我们只有印度伙伴了！”
面对同样一幅国旗，十六岁的女学生苏洛查那·帕蒂同亿万青年—样，“觉得自己与国家一样成年了”。她想起在英国学校学到的一句威廉·沃兹沃思的诗，默默地念了出来：“活在这黎明该有多么好，正如青春就是天堂一样美好。”
对于许许多多的印度人来说，独立这个神奇的字眼，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查塔普尔村的农民朗吉特·拉尔对他的孩子们说，他们再也不会没有东西吃了。某些人以崭新的自由的名义认为，今后—切都会免费，一切都会许可。一名乞丐因此而钻进了外交官席。警察请他出示请帖，他惊讶地说道，
“我的请贴？为什么我需要请帖？我独立了，这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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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同样的庆祝活动。在加尔各答，贫民窟的一群居民涌进前英国省督的官邸，当时，弗雷德里克·伯罗斯爵士和他的夫人正在进早餐。那些不是席地而卧就是在绳榻上过夜的印度人，象孩子一样跳到历届英国省督的床上，另外一些人用雨伞的尖头戳破印度从前主人们的画像。
在孟买，人群冲向泰吉·马哈尔旅馆。这里曾是帝国优雅的圣殿。在马德拉斯，皮肤黝黑的印度南方人，终日在海堤上川流不息，怀着骄傲的心情注视着圣·乔治堡上那面迎风飘扬的国旗。圣·乔治堡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的第一个要塞。在苏拉特，数十条彩帆船参加了庆祝独立赛船活动。苏拉特湾是“咆哮”号船长当年首次在印度登陆的地方。
独立这一天也给另外一些人更为实惠的自由。大赦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数百名政治犯被释放了，死刑犯得到了缓刑。牲畜也受到了优待。这天，所有屠宰场都休息关门了。神秘莫测的印度，僧侣和神话传说统治下的印度也参加了独立节日庆祝活动。在南方的蒂鲁卡里坎塔拉姆，每天中午从天空俯冲而下，飞到当地寺院长老手中觅食的两只白鹰，据说曾欢快地扑打翅膀庆祝独立。在马德拉斯附近的马都拉丛林里，一些沙陀作了惊人的表演，他们把铁钩插进背里把自己倒悬起来，从而当场得到了许多布施。
独立的一天，印度人普遍对英国人友善，而英国人也体面地参加了各种仪式。在西隆，阿萨姆来复枪兵团司令英国上校，小心翼翼地避开庆祝活动，把主持独立游行的荣誉让给了他的印度副手。在靠近缅甸边界的一望无际的楚巴茶叶种植园，场长彼得·布罗克向一千五百名工人告别，邀请他们大吃大喝一顿。其实，大部分工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在西姆拉，莫德·佩恩·蒙塔涅女士不肯离开她曾举行过多少次宴会和舞会的宅邸。她和她父亲都生在印度半岛，她把印度看成自己的唯一的祖国。除去五年在英国读书外，她在那里度过了—生。她向一位劝她回国的朋友说：“亲爱的朋友，我到英国去干什么？我连烧水沏茶都不会呀。”因此，当前帝国夏都欢天喜地庆祝独立的时候，她躲在家里伤心地哭泣，因为她不愿意看到在她的亲爱的英国国旗飘扬的地方升起另一面旗帜。
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八月十五日是个吉星高照的日子。这一天正好是斋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巴基斯坦之父和巴基斯坦国家的诞生，在庆祝活动中受到了同样的颂扬。在窗户上、市场里、商店里，在巨大的跨街而立的凯旋门上，到处都有真纳的照片和名字。《巴基斯坦时报》在一条消息里甚至宣称：“拉合尔动物园的骆驼、猴子和老虎与普天同庆，通过看守人员向巴基斯坦之父祝贺，吼叫着巴基斯坦万岁。”在“伟大领袖”从未去过的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挂起了真纳像。
真纳本人在庆祝这个光荣的日子的时候，把国家的一切权力统统抓在自己手中。这位曾热诚地宣布尊重宪法规定的人，在去世前几个月中，俨然以独裁者身分治国。然而，真纳最亲近的家属并没有在他身边分享胜利。在卡拉奇八百公里以外，在孟买最考究的居住区之一，科拉巴区的一所套房的阳台上，一位年轻妇女挂出了两面旗帜，一面是印度国旗，另一面是巴基斯坦国旗。这种双旗并列的布置，象征着多少穆斯林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局面。真纳的独生女迪娜，还没有在生养她的故土与她父亲所建立的伊斯兰国家之间作出抉择。
很多印度人知道，在这一天的欢乐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悲剧，因此，他们无法分享同胞们的快活。在勒克瑙，安尼斯·凯德威永远记得那幅不切时宜的景象：在欢快地唱歌、挥动国旗的人群旁边，刚刚获悉亲人在旁遮普遭到屠杀的噩耗的人正在哭泣。
拉合尔的锡克律师库什万·辛格，对于新德里狂欢的人群无动于衷。他痛苦地回顾说；“我没有任何理由高兴。对于我和同我一样的几百万人来说，独立正带来一场悲剧。旁遮普被分割了，我失去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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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尔各答，甘地求助于祈祷和纺车，成功地使贫民窟平静无事。人们曾经预料，那里会爆发比旁遮普规模更大、情况更为可怕的暴力事件。头天晚上的游行预示着奇迹实现丁。一年以前，真纳发动“直接行动日”的时候，全城布满了受害者的尸体。这一次，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一起游行。圣雄的秘书普雅雷拉尔·纳亚尔认为，“仿佛一年的疯狂的黑云过后，理智与善意的太阳重新出现了。”
天亮以后，事情变得越发不可想象。一队穆斯林和印度少女来到海达利公馆。她们走了一整夜，以求会见甘地。她们是第一批来到这座破败的寓所前朝圣的人。每隔半小时，圣雄不得不中止打坐或摇纺车，以便同群众见面。甘地把这一天看成不幸的日子，所以他没有准备任何贺词。
他对一批前来乞求赐福的政界人士说：“不要相信权力，因为权力会腐蚀人。你们要小心圈套，不要忘记，你们的使命是为印度乡村的穷人服务。”
这天下午，三万人赶来参加甘地的祈祷活动，这比前一天多了三倍。圣雄坐在临时设置在附近一片空地上的木制讲坛上讲话。他为在加尔各答取得的胜利感谢众人。他希望加尔各答树立的榜样能够使旁遮普的同胞们有所启发。
“饮过仇恨酒，友谊的甘露显得格外的甜蜜。”甘地说道。
随后，赛义德·苏拉瓦尔帝对听众讲话。他出乎意料地斋戒一天一夜，满脸倦容。这位加尔各答穆斯林无可争议的领袖，要求人们巩固和解。他最后高呼：“印度万岁！”
此后，他们两人乘坐甘地的陈旧的雪佛莱轿车绕城一周。这一次，群众没有用石块和咒骂迎接他们。在每条街的街角，热情的人群把玫瑰露洒在他们的汽车上，高喊，“甘地，你是我们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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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买东南一百八十公里的浦那城，庆祝活动在一座广场上举行，庆祝仪式与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印度新自治领举行的数千次仪式基本相同。所不同之处是，在五百人中间临时竖起的旗杆上，一面旗帜徐徐升起，它不是独立的印度的旗帜，那是一面桔黄色的三角旗，旗上的卍字饰曾在十年间使欧洲胆战心惊。这个符号是太阳和宇宙的象征。三千多年前，从西北方向来的雅利安人把它带到了印度。聚集在浦那城的这些人，全部属于印度法西斯组织国民公仆团，四十八小时前，该组织的某些成员受命在卡拉奇谋杀真纳。他们虽然是狂热的印度教徒，但与非暴力贤哲起码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也不能忍受印度的分裂，但仅仅如此而已。他们对甘地及其活动十分痛恨。在他们看来，印度的民族英雄是印度教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国民公仆团梦想重建从印度河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从西藏雪山顶到科摩林角的大印度帝国。这个组织的成员认为，非暴力主义是懦夫的哲学，只能使印度人民丧失骨气，对于处于少数地位的印度穆斯林来说，决无情爱与宽容可言。他们自视为雅利安征服者的唯一继承人，因此，他们是印度的合法主人。按照他们的看法，穆斯林不过是篡权者——莫卧儿人的后裔。他们尤其不能原谅甘地对分割印度所负有的唯一责任。这个指控本身就是残酷的讽刺。
主持浦那城集会的是一名记者。他的名字叫纳图拉姆·戈德森，三十七岁刚过。一副娃娃脸使他显得更年轻。他那一双天真的大眼，炯炯有神，但也流露出一种优郁神情。撅起的嘴唇使这种情绪更加明显。戈德森生性腼腆谨慎，行动起来却很活跃。那天早晨，他在他领导的《印度民族报》上，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印度独立的想法。每天在刊登由他撰写的社论的地方，留出一片空白，并加了黑框。
在卍字旗下面，戈德森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全国庆祝独立的种种仪式“不过是一种伪装，旨在向人民隐瞒这样一个事实：数百名印度教徒正在遭到屠杀，数百名印度妇女被绑架强奸。肢解印度使几百万印度人遭到苦难”。而这正是“国大党，首先是党魁甘地所干的事情”。
戈德森讲话之后，要求战士们向卍字旗致敬。随后，他们以右拇指指心、掌心朝地宣誓：“向生我养我的祖国宣誓，我将献身于祖国的事业。”听到这些誓言，戈德森感到自豪。在他的一生中，从学校到他从事过的各种职业中，他都一一失败了，直至后来接受了国民公仆团的极端主义理论。他成了这个组织杰出的论战家之一。现在，他打算扮演另外一个神秘的角色。他将为印度复仇，铲除印度复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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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最动人的庆祝独立活动是儿童联欢会，蒙巴顿一家人与数千名印度儿童一起吃点心。
首都的升旗仪式尤为壮观。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下午五点，升旗仪式在砂岩纪念碑附近的广场上举行；砂岩纪念碑是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帝国捐躯的九万名印度士兵建造的。
仪式举行前，蒙巴顿的同僚们估计，大概会有三万印度人参加活动。结果他们少估计了五十万。首都从来有过如此盛大的集会。从清晨起，人群从四面八方向城里涌来，把旗杆旁边的小小主席台围得水泄不通。一位目击者说，主席台简直象“波涛翻卷的大洋中的一座浮桥”。疏导观众的栏杆、绳子、预定的位置，乃至警察，总之，一切都被汹涌的人海裹挟而去。一大早就离开查塔普尔村的农民朗吉特·拉尔想道，运河岸边的朝圣活动也不会聚集这么多人。人群十分拥挤，朗吉特·拉尔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连手臂都不能活动一下，因而随身带来的干粮也无法吃。
蒙巴顿夫人的两位助手穆里尔·沃什顿和伊丽莎白·沃德不到五点钟就来到了广场。她们穿着漂亮的连衫裙，白色的手套一直套到肘部，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羽毛织成的小帽子。突然，她们觉得自己被吸进了漩涡，从地上被人流举起、带走。她们俩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帽子飞走了，裙袍撕坏了，竭力挣扎着，以免窒息而死。伊丽莎白·沃德多次陪同蒙巴顿女士担负危险使命，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害怕。
“咱们要被踩死啦！”伊丽莎白·沃德对女友高声喊道。
“上帝保佑，不会的，他们都赤裸双脚。”穆里尔·沃什顿安慰她说。
年仅十七岁的帕梅拉·蒙巴顿由父亲的两位同事陪同来到了广场。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在人从中挤出一条路，向主席台方向走去。在距主席台五十米的地方，一道席地而坐的人墙简直无法越过。
尼赫鲁在主席台上看见了这位姑娘，高声告诉她从人群的肩膀上走过来。
“不行！我穿着高跟鞋。”
“脱掉鞋子！”
“我不敢。”
“那就穿着，从人身上走过来，他们不会说什么的。”尼赫鲁不耐烦地说。
“鞋后跟会把人踩伤的！”
“不要再孩子气了，脱掉鞋吧，赶快过来。”
印度最后一任副王的女儿，无能为力地叹了一口气，甩掉鞋子，吃力地迈过人群组成的地毯，向主席台走去。大家兴致极好，纷纷举起手臂帮助她走过去。
印度第一任总督的骑兵卫队刚一出现，人海翻起巨浪。帕梅拉·蒙巴顿看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人群中有数千名抱着孩子的妇女，她们害怕孩子被挤坏，绝望地把孩子抛向空中，然后在人头上把孩子接住。一时间，几千个孩子在空中被抛了起来。英国姑娘思忖着：“上帝啊！天上下娃娃啦！”
蒙巴顿很快地明白了，眼下根本不可能按照预定的礼宾安排升旗。他甚至无法走下马车。
他向尼赫鲁高喊道：“赶快升旗！音乐就算了吧。乐队和仪仗队都过不来了。”
尽管人声鼎沸，台上还是听到了蒙巴顿的叫喊声。自由印度的藏红色、白色、绿色国旗立即升了起来，维多利亚女王的重孙站在马车上向国旗致敬。
国旗徐徐升起，五十多万人齐声欢呼。当国旗升到旗杆顶端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彩虹。在印度人看来，这是众神在显圣灵。
有人喊道：“老天爷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吉祥征兆，谁能阻挡我们前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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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巴顿夫妇归途上的经历令人难以忘怀。他们的马车象一只木筏在人流中飘来飘去。总督和夫人多次俯身扶起一位将要倒在车轮下的妇女。
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天将同不断重复的口号声连在一起。此前，任何英国人也没有听到过这么激动和真诚的呼喊：“蒙巴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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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万里之外，在苏格兰的海兰兹中心，一辆官方汽车于同一天驶进巴尔莫勒尔古堡。车上的人被引到乔治六世国王的办公室。英国最后一任负责印度事务的大臣黑斯托威尔伯爵，正式向陛下报告，英国已把权力移交给印度当局。
批准这一变革还需要最后一项手续。大臣应把体现印度帝国与英国王室联系的玉玺交还国王。不幸的是，印鉴很久以前就教人丢掉了。大臣只得尊敬地向国王摇摇头，然后冲出双手，象征性地把印鉴交还给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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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降临在印度的首都，同时，一百万只赤脚掀起的灰尘也落了下来。人群继续在街上唱歌、喊叫、互相拥抱。在红堡围墙附近的老德里，几千名欢乐的印度人观看街头艺人狂热的表演：耍蛇的、练杂耍的、跳舞的、算命的、斗熊的、摔跤的、弹琴的、吞刀的、用匕首穿腮的。另外成千上万的人出城回村去了。查塔普尔村的婆罗门农民朗吉特·拉尔就是其中的一个。早晨把他拉到新德里的马车车夫，现在居然要八倍的价钱才肯送他回村，这使他大为恼火。朗吉特·拉尔一家人觉得这笔赋予自由的价钱太高了，于是步行三十公里回家去了。
蒙巴顿夫妇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在幸福和激动中拥抱在一起。他们的命运车轮刚刚转完一圈。在二十五年前他们两人开始相爱的街上，蒙巴顿夫妇刚刚分享了同样的荣誉。蒙巴顿曾以海军上将的身分接受七十五万日本人投降，但他从未经历过比这天更令人兴奋的时刻。此时他想，这个时刻，如果就“一场双方获胜，没有战败者的战争”而言，可以与大战结束时欣喜若狂的庆祝活动争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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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翌日清晨，一位来自新德里的客人到唐宁街十号求见。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完全应该满意。印度的独立伴随着对英国种种友好的表示，六个月前，任何人未曾预料到这种情况。
尽管如此，路易斯·蒙巴顿还是把他的私人秘书乔治·艾贝尔派往伦敦，提醒艾德礼首相，不要高兴过早，也不要明显地表示满意，因为，印度次大陆一分为二，将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最可怕的流血事件”。
艾德礼首相吸了几口烟，发愁地摇着头。他说，请放心，这里不会发表响亮的声明。他对此不抱“任何幻想”。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巨大的，但他知道，还必须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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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德里，打开潘朵拉盒子的时刻到来了。蒙巴顿再一次端详着两个黄色大信封。每个信封里面装有一套印度半岛的新地图和十几张打了字的纸。这是英国留给印度的最后一批官方文件，一个长长的链条的最后几环。这个链条自一五九九年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东印度公司诏书开始，直至不到一个月前的这项国王批准的法律为止。但是，此前的任何文件都没有产生如此巨大的后果。
蒙巴顿把一个信封交给了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另一个交给了巴基斯坦总理列雅格特·阿里·汗，同时建议他们与其同僚们研究里面的内容，然后再回来同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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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严格按照接到的指示划分印度地图。除去无关紧要的个别情况外，他在划分边界线时，把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划给了印度，把穆斯林为多数的地区划给了巴基斯坦。从地图上看，划分结果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在现实中则是一场灾难。
在孟加拉，分界线很可能使双方的经济都注定要破产。世界百分文八十五的黄麻生长在划分给巴塞斯坦的地区，然而在巴基斯坦的领土上却没有一座黄麻加工厂。相反，印度拥有一百多个黄麻加工厂和全省仅有的一个出口港——加尔各答，但是它却没有一棵黄麻。
在旁遮普，拉德克利夫把拉合尔城划给了巴基斯坦，把阿姆利则城和金庙划给了印度，从而把印度最好斗、最团结的锡克族的土地和居民一分为二。为了使边界线在这个地区依照一条河流的自然界限划分，拉德克利夫居然把这座多数居民为穆斯林的小城和周围的村庄划到了尼赫鲁的印度联邦一侧，而不肯在印度领土上划出一块巴基斯坦的领土。九千万穆斯林永远不会原谅他的这个决定。相反，拉德克利夫把古达斯普尔划给了巴基斯坦，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国家从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几幢茅草房。那条迷人的山谷终有一天会并入古达斯普尔。莫卧儿皇帝杰汉吉尔临终前在卧榻上曾念念不忘地提到过这条山谷：“克什米尔，呵！克什米尔。”没有古达斯普尔这条通向喜马拉雅山脚的通道，印度就无法从陆路接近克什米尔，举棋不定的克什米尔邦的王公，最后只得把克什米尔的命运同巴基斯坦连在一起。英国法官的解剖刀，无意地给印度提供了并吞克什米尔的机会。
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俯瞰着他刚刚分割过的山山水水，他对印度问题一无所知，而肢解印度的工作却偏偏交给了他。爵士在严厉的安全措施保护下回英国去了。陪同他的年轻官员，最后受命仔细搜查飞机上有没有炸弹。英国法官透过座舱的窗户凝视着旁遮普一望无垠的麦地和甘蔗田，不禁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铅笔将会引起多大的震惊和不幸。不幸的是，能够避免引起焦虑和痛苦的划分方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旁遮普和孟加拉发生悲剧的原因早已存在，奉调离开伦敦之前，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对此十分清楚。他心里明白，他的工作将会导致破坏和暴力行为。他同样确信，人们将把这场悲剧的责任归咎于他。
当尼赫鲁和真纳把这项工作交给拉德克利夫的时候，两人都答应接受并执行他的决定。然而，几天以后，他们又极力谴责他的裁决。拉德克利夫懊恼不迭，他对此能作出的唯一反驳是，拒绝接受付给当代最复杂的地理划分工作的酬劳——两千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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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克利夫在飞机上尚未看到，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迁徙已经开始了。第一批旁遮普难民沿着小道、水渠，穿过四野，在灼热的沥青公路上匆忙地走着。再过几小时，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的报告一公布，这个省的恐怖事件将会急剧扩大。有些村庄将要划归印度，但是居住在那里的穆斯林曾热情地欢呼巴基斯坦的诞生。在另外一些地方，庆祝自己的村庄归属印度的锡克人，不得不向边界另一边逃命，抛下世代相传的耕地。
紧急任务给英国法官造成的种种荒唐怪事，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某些水渠的闸门划在一个国家，灌溉网却划在另一个国家内。边界有时从村庄中央穿过，甚至把一座农舍分为两部分，大门处于印度一方，然而后窗户却朝向巴基斯坦。
旁遮普的所有监狱都划归巴基斯坦，同时该省的唯一一所疯人院也在巴基斯坦境内。疯人院中的印度和锡克病人突然明白起来，纷纷要求护理人员把他们转送到印度，以免遇到穆斯林的屠杀。医生们却不如他们清醒，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哀求。
圣雄甘地--十三 疯狂厮杀
十三 疯狂厮杀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灾难。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印度北部淹没在规模惊人的血泊之中。犹如人类最黑暗的年代，几百万人陷入了屠杀狂。没有—个村庄，没有—个家庭不为之感染。在这场为时不久、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中，死去的印度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法国人数目不相上下。
到处，多数袭击少数，强者袭击弱者。在首都奥朗则布大街富人居住区，在老德里月光广场上的首饰市场，在阿姆利则城内；在拉合尔景色优美的郊区，在拉瓦尔品第露天市场，在白沙瓦的城墙脚下；在店铺里，在货摊上，在茅草房内和村庄的街道上，在砖窑里，在纺织厂，在田野上，在车站、医院、疯人院、办公室和咖啡馆里，过去朝夕相处的不同信仰的居民现在到处在互相厮杀，仇恨不已。这不是交战，不是内战，也不是游击战，而是一个世界在动荡，突然地发生剧烈爆炸。一桩罪行引起另一桩罪行，以恐怖对付恐怖，以死亡对付死亡。没有多久，整个印度社会的围墙一堵一堵地塌了下来，犹如一座大厦被最后一枚炸弹炸坍—样。
这场灾难绝非偶然发生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一对连体双胞胎，旁遮普就是把它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恶性肿瘤。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的解剖刀从肿瘤中间切下，把一对双胞胎分开，但是未能清除癌细胞。他把五百万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划到巴基斯坦旁遮普的一半里面，而把五百万穆斯林划入印度的一半。广大受剥削的穆斯林群众听信了真纳和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的诺言，他们认为，在巴基斯坦这个“纯净和清洁的国家”里，印度高利贷者、商人、无情的锡克大地主们将会消失。然而，这些人仍然存在，他们拥有农庄、商店，索利讨债收房租。穆斯林怎么能不这样想：“如果巴基斯坦属于我们，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商店、农庄、住宅和工厂也应该属于我们。”与此同时，在成为印度的那一部分，锡克教徒准备把所有的穆斯林赶走，然后把逃离巴基斯坦的兄弟们安置在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因此，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不可避免地要以灭绝性的狂怒对峙冲突。
印度历来是发生过火行为的土地。工业国家使用原子弹、V1火箭、磷弹、火焰喷射器和毒瓦斯互相残杀，旁遮普的居民则使用竹矛、长刀、短刀、棍棒、铁锤、石块和虎牙钩相互杀戮。他们的领导人在他们无意引起的狂暴面前惊慌失措，绝望地试图使人们平息下来。但是，这是徒劳的。印度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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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十万人聚集在加尔各答的纳克尔丹加广场上等待着甘地露面，他们已经等待五个钟头了。广场附近的屋顶上、游廓上、阳台上和树上，到处挤满了人。三千公里以外的旁遮普平原上，两大教派的群众此时正在互相残杀。这里，人群中既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他们等待的那位身材矮小的人，以他的魅力曾经阻止暴力事件在加尔各答发生。
当甘地的瘦弱身影出现在小平台上的时候，一股神秘的力量激励着到会的群众。圣雄说道：“现在，友善的热潮席卷加尔各答，每个人都应该为友谊长存作出贡献。”甘地猛烈地抨击了前天那些自以为爱国而袭击了法国商行董事长别墅的人。他说：“法国人民是热爱自由的人民，印度应该保护他们在印度的财产。”
这位年迈的贤哲凝视着欢呼雀跃的人群，一般疑虑突然涌上心头。真是这样好吗？他哀求地说道：“愿加尔各答奇迹不是一时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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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在加尔各答所完成的业绩，五万五千名士兵在旁遮普无法实现。蒙巴顿建立的强大别动队应付不了局面。完全出人意料，十二个县区处于血泊与火海之中。有些县区的面积比巴勒斯坦还要大，在那些地方，十万英国士兵也无法保障安全。县区之间的大路和堤坝上，载重汽车无法通行，只有骑兵尚可来往自由行动。但是，英国军队引以为荣的骑兵早已不复存在了。
全国行政机构瓦解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电报、邮局、电话全部中断。印度只好通过一家私人公司的电话和一架安置在厕所内的电台治理旁遮普的印度地区。
巴基斯坦方面的情况更惨。刚刚诞生的国家面临—片混乱的局势。真纳在官邸找到了槌球球具，但其他东西一无所获。装载着分给巴基斯坦的东西的几百个车厢被盗窃后不知去向。卡拉奇的官员们没有桌椅办公，不得不站着起草第一批官方文件。部长们没有安乐椅和沙发，站着接待各国派来的首任使节。
巴基斯坦的两部分中间隔着两千多公里的印度领土，双方没有任何交通手段进行联系。经济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巴基斯坦的仓库里堆满了棉花、黄麻和皮革，但它既没有作坊、工厂，也没有处理皮革的地方。印度半岛四分之一的烟草生长在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没有一座火柴厂。印度干部和职员一旦离去，商业和整个银行系统立即瘫痪。发电站需要从南非以高价进口煤炭才能运转，因为印度不肯把煤炭卖给巴基斯坦。
在运送以前的印度军队物资的工作中，印度人缺乏诚意。巴基斯坦应分得十七万吨装备和物资，但它仅仅收到六千吨。预计动用三百节车厢运送这批物资，实际上只有三节车厢抵达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军官发现，车厢里面装的是五千双军鞋，五千枝不能使用的步枪，一批护士工作服和数箱砖头和避孕套。
这种行径使穆斯林痛恨不已。他们深信，印度千方百计要把他们的国家扼杀在摇篮之中。负责监督分家的克劳德·奥金莱克元帅，于八月底向英国政府报告：“我敢断言，现今印度政府决意使用一切手段阻碍巴基斯坦自治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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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严重影响巴基斯坦前途的还不是印度的阴谋活动。新生的巴基斯坦国同印度一样，被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类迁徙淹没了。从旁遮普的一端到另一端，被暴力吓破了胆的人群，或步行，或乘坐马车、手推车、火车，或骑自行车，纷纷逃命，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带上：一头牛，一袋麦子，一个包袱，或者几件炊具。没有尽头的人流，规模难以想象的来来往往。九月底，五百万逃难的人把旁遮普的大道和小路挤得水泄不通。一千万人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改变了住所。
这场空前的逃亡造成的难民比以色列在中东造成的难民多十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流离失所的人”多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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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五十万人等待着甘地露面。“加尔各答奇迹”持续着。五十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汇成一片博爱的海洋。他们站满了加尔各答马伊丹公园前的广场。不久前，只有英国统治者可以到这里的草坪上玩马球和板球。甘地一颗善良的心激动着，他可能从未想象到眼前的景象。八月的这一天，正是穆斯林的开斋节，空前规模的人群跑来参加甘地的祈祷会。
从日出起，数千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来到耄年领袖居住的破败的寓所的窗下，乞求他赐福。他们给甘地送来鲜花和糖果。星期一是甘地的肃穆日，这一天，大部分时间他用来在旧信封的背面给来访者写些祝词和感谢的话。与此同时，其它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街上游行。一年前，他们还在这里互相残杀。现在，他们高呼团结和友善的口号，互相交换香烟、点心和糖果，互相浇洒玫瑰露。当甘地走上小讲坛的时候，人们顿时情绪沸腾。十九点正，甘地显然为眼前这种神奇的友爱表现感动不已，他站起身来，按照印度教传统，双手合十向人群致意。然后，年迈的印度教首领打破静默戒规，用乌尔都语向穆斯林群众高喊：“祝你们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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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遮普疯狂的悲剧已经持续整整两星期了。在这两周内，参加甘地的祈祷会的群众不断增加。这一次，他们的总数将近一百万，把加尔各答这座过去不止一次表现出野蛮的大都会，变成了友爱和兄弟情谊的绿洲。世界上最贫困的城市居民们，响应贤哲的和解呼吁，恢复了祖先们的宽容传统。
《纽约时报》写道：“加尔各答奇迹”持续着，“这座城市是印度的奇观。”
甘地以惯常的谦逊，不肯承认他是这个奇迹的缔造者。他在他主持的《贱民》杂志上解释道：“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玩具。我们遵照他的旨意行事。”然而，一封从新德里发出的信件给予甘地应得的荣誉。路易斯·蒙巴顿在写给他的“可怜的小麻雀”的一封信中指出：“在旁遮普，我们有一支五万五千名士兵组成的别动队，他们被大规模的暴乱弄得一筹莫展。在孟加拉，我们的干预部队只有一个人，那里却没有发生任何暴乱。”印度最后一任副王以军事头目和行政长官的双重身分，要求“向他的唯一的士兵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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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列雅格特·阿里·汗肩并肩地乘坐敞篷汽车行进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位新总理为反对英国统治共同战斗了二十年，他们本应在欣喜若狂的广大同胞中间作凯旋之行。相反，他们在恐怖和贫困的人群中前进着，那一副副沉默的脸上所表现出来的是惊惧和焦虑，而不是对自由带给他们的种种恩惠的感激之情。两位领导人第二次巡视旁遮普，无望地寻求在这块灾难的土地上稍许恢复一点秩序的办法。
他们对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警察部队瓦解了，行政机构的权威在动乱中消逝了。他们甚至不能指望军队效忠。旁遮普到处是恐怖和无政府状态。
面对着一来一往的、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面对着被烈火和劫持荡平的村庄，面对着无人收获的农田，两位政府首脑瘫坐在座位上，仿佛被那么多的不幸事件压垮了。
终于，尼赫鲁打破沉寂说道，“该死的分治把我们带进了地狱！”
他转向列雅格特·阿里·汗愤愤地问道：“我们接受分治的时候，怎么就没有预见到这样一场灾难呢？当时我们都是兄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列雅格特·阿里·汗叹息道：“我们的人民发疯了。”
突然，一个男人从难民队伍中走出，向他们乘坐的汽车扑过来。这是一名神思恍惚的印度教徒，他认出了尼赫鲁。他两眼含泪地哀求尼赫鲁救救他，双手抓住车沿说道，一伙穆斯林在离这里几公里的地方，突然从甘蔗园里窜出抢走了他唯一的孩子，他的十岁的女儿。这个痛苦的男人发疯似的吼叫着：“还给我，我求求您，把她还给我吧！”
尼赫鲁大惊失色，随后振作了一下，突然想要呕吐。他是三亿多人的总理，但却不能援救这位绝望的父亲。尼赫鲁悲哀不堪，双手抱着头，嘤嘤地哭了起来。
这天晚上，印度总理彻夜未眠。白天所见到的一切仍然使他心绪不宁，他在拉合尔官邸的走廊上踱来踱去。人民所表现出的残暴给了他—个可怕的启示。他象被灼伤一样地感受到了席卷旁遮普的仇恨浪潮。对于这场悲剧，他毫无准备。他极度憎恶这场悲剧，甚至不惜失去人民的支持也要同它斗争。
当有人告诉他，阿姆利则附近一个村庄的锡克人准备屠杀邻近的穆斯林的时候，尼赫鲁立即在一株大榕树下召见了他们的头目。
他说，“我知道你们准备干什么。如果你们触动穆斯林邻居的一根头发，我第二天早晨就让人把你们带到这里来，我将亲自命令我的卫队把你们处死。”
凌晨两点，尼赫鲁叫醒了他的副官，吩咐他同新德里联系，了解那里的最新情况。在一连串坏消息之后，尼赫鲁收到了唯一一条令人宽慰的消息，因为接受分治而背叛了的老人，继续不断在创造奇迹。加尔各答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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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早晨，奇迹出现十六天之后，宗教仇恨的病毒又一次传染了加尔各答城，象在其他地区一样，旁遮普难民的恐怖叙述，使病菌感染扩散开来。有关一名印度少年在有轨电车上被穆斯林打死的谣传，象火一样点燃了炸药筒。
这天晚上十点，一群狂热的印度青年突然闯进海达利公馆院内，要求与圣雄谈话。甘地躺在草垫上睡着，身边是他的信徒、侄孙女摩奴和阿巴。人群推出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孩子，孩子说是被穆斯林打的。他们开始吼叫并向屋内扔石块。摩奴和阿巴走出来，试图使人们平静下来。但是，没有人理睬她们。闹事的人推开警察进入室内。甘地被吵闹声惊醒，站起身来，面对来人说道：“发什么疯？我在这儿。杀了我吧。”
他的话被喧闹声淹没了。两个浑身是血的穆斯林挣脱人群，躲藏到甘地身边。一根棍子朗他们飞去，擦着圣雄的头飞过，嵌入他身后的墙壁里。
增援的警察到来之后，甘地才又回到草垫上躺下，他的心情烦躁不安：“加尔各答奇迹”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幻影。
第二天，甘地最后的一些幻想被一扫而光。晌午刚过，穆斯林贫民窟遭到了一系列袭击。这些行动大部分是由国民公仆团的极端分子们策划的。国民公仆团是印度的极端分子组织，它的成员们曾在独立日那天，在浦那向他们的卍字桔黄色旗致敬。在离圣雄住处不远的贝利亚加塔大街上，两枚手榴弹在一辆惶恐不安的撤离的穆斯林卡车上爆炸。甘地立即赶到现场。两名工人被当场炸死，睁着呆滞的眼睛倒卧在血泊里，一团团苍蝇在伤口上飞来飞去，一枚硬币从其中一人的口袋中滚出，在尸体旁边的地上闪闪发光。
甘地十分震惊，他拒绝进食，一直沉默不语。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为光明祈祷，我在思索。只有沉默才能帮助我。”
几小时以后，甘地在院内散了一小会儿步。接着，他蹲在草垫上起草一项声明。为了使加尔各答恢复理智，他决计以老迈的身躯进行绝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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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使用的武器，恰恰是一种最悖情背理的武器。在印度，几个世纪以来，饿死是最倒霉的事情。然而，这件武器同印度一样古老。印度古代仙人曾说过：“汝行乎，吾死。”这句话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强制手段的人民来说，始终是一种鼓舞。一九四七年，有些农民在债主家门前绝食，以期推迟还债日期。债主们也有的以绝食威胁负债人，强迫他们信守契约。但是，甘地的天才乃是使这件迄今只是个人的武器，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在甘地手中，绝食成了一个没有武器、经济上不发达的人民从未使用过的最有力的武器。由于这种武器“把一种使其不能逃避的紧迫感强加于对手”，甘地“每当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就使用这件武器。他断言，只有绝食才能“打开谅解之心，感化对手们的每一根道德神经”。
甘地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他为大大小小的事情十六次公开拒绝进食，其中两次曾历时三星期，使他濒临死亡的边缘。无论是为了争取南非的种族平等，实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和解，改变不可接触者的生活条件，还是为了加速英国人早日从印度撤退，甘地的绝食斗争使全世界亿万人感动不已。绝食同甘地的朝圣拐杖，他的“拖地”和他那副铁框眼镜一样，已经成为他的形象的一部分。整个印度，尽管百分之八十五居民不识字，没有收音机，但总能了解他那缓慢垂危的各个阶段的详情，每次当甘地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他们都一致本能地为他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