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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推行的这些政策，使得社会经济在清初以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整个社会也因此而比较长期地处于安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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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上朝廷

乾隆一代有“十全武功”之说，乾隆皇帝也自称是“十全老人”。　所谓“十全　”，指的是１０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即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次降服廓尔喀，合计为１０。乾隆帝对自己的武功很得意，亲自撰写了《十全武功记》。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十月，他命人建造碑亭，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碑上，以昭示他的武功。

提起“十全　”，不能不提乾隆皇帝继位之初对苗疆的用兵。

在贵州“苗疆”地区，雍正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将许多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雍正末年，贵州“苗疆”又发生叛乱，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往贵州平叛。他反对鄂尔泰所推行的“改土归流”的政策，密奏“改流非策　”，甚至提出要将大片苗疆土地放弃。他不懂军事，混乱纷更，故虽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苗疆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乾隆帝继位不久，听到这种不好的消息，颇为震怒，要对苗疆大举用兵。他初次调兵遣将，自不免要稍示威严。他断然下令将张照逮治下狱，另派张广泗经营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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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泗是治苗的老手，经过通盘筹算后，制订了“督抚熟苗，力剿生苗”的策略。乾隆帝很赞赏他的计划，命他照计划行事。张广泗号令严明，所向克捷。三路兵马步步紧逼，层层封锁，对苗寨群众大杀大烧，清军攻破苗民据点牛皮大箐，杀死１万多人。清军又回头对熟苗大肆杀戮，分首恶、次恶、协从三等惩治，先后毁掉苗寨１２２４寨，赦免３８８寨，杀死１１７万人，黔东的苗区淹没在清军大屠杀的血泊之中。张广泗的捷报传来，乾隆帝笑容满面，立命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苗民诉讼，仍按苗俗审理，不拘律例。初次用兵即获大胜，这使得乾隆帝对用兵增强了信心。他在位期间，多次对边疆用兵，虽损失惨重，但总算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晚年自诩“十全武功　”，就表现了他对用兵胜利的沾沾自喜的心情。

在乾隆帝在位的６０年间，他多次对属国和边疆进行征讨，这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次。

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大金川首领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命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全力进剿。莎罗奔负隅顽抗，清军多次失利。乾隆帝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趾高气扬，一到前线，就严令三天攻下刮耳崖，否则以军法从事。结果是损兵折将，讷亲自感失误，故负气推诿。过了半年，银饷花费不计其乾隆传　　　　　　　　　　　　　　　　　　　　　　　・３４·数，而战功全无。乾隆帝大怒，立命将张广泗逮治来京，说他“负恩忘国　”，按律斩首。接着传旨，命讷亲回奏。讷亲尽把责任推给张广泗。乾隆帝将讷亲的奏折掷到地下，命侍卫到讷亲家，取出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剑，派人送往军前，令讷亲自裁，实际上就是赐死。讷亲自知不免一死，遂用这支祖剑自刎。乾隆帝另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派军队，和岳钟琪分两路进剿。莎罗奔乞降，大小金川遂告平定。乾隆帝十分高兴，对傅恒优诏褒奖，把他比作平蛮的诸葛武侯，封他为一等忠勇公，岳钟琪封为三等威信公。在凯旋时，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诸王大臣郊劳，他亲自在紫光阁行饮致礼，并在丰泽园赐宴随征将士。

乾隆帝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大小金川再次叛乱。乾隆帝命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进剿，多年无功。乾隆帝下令杀了阿尔泰，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督再征大小金川。用兵数年，劳师靡饷，清兵接连受挫。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乾隆帝因温福已战死，桂林无功，遂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严令剿灭叛匪。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阿桂攻克了大金川的最后据点噶尔崖，叛乱被平息。叛乱头目索诺木和莎罗奔率家族２０余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处死，其他族人等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边为奴。乾隆帝乾隆传　　　　　　　　　　　　　　　　　　　　　　　・３５·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画像入紫光阁。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乾隆帝派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帝和雍正帝对准部多次用兵，但未根本解决问题，准部时服时叛，成了清廷一块很大的心病。在厄鲁特蒙古内附后，乾隆帝感到形势有利，遂命班弟为定边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进攻。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接应清军。清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伊犁。叛乱头目达瓦齐见势不妙，率数十人往南疆逃窜。南疆维吾尔族各部纷纷响应清军，摆脱准噶尔的统治。达瓦齐逃到乌什，被维吾尔人民擒获，押送清营，继而被解送北京。乾隆皇帝痛斥了达瓦齐叛国的罪行，但为了照顾民族关系，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他为亲王，让他住在北京，受到最好的待遇。

乾隆帝在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后，为了削弱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使各管所属。但是，阿睦尔撒纳自恃平叛有功，一心想当四部的总汗。乾隆未答应他的这种要求，但给了他特殊的恩宠，晋封他为双亲王，食双俸。他仍不满足，制造分裂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他不穿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官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　”，积极准备叛乱。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九月，乾隆帝命他到避暑乾隆传　　　　　　　　　　　　　　　　　　　　　　　・３６·山庄入觐，想调虎离山，消患于未然。阿睦尔撒纳看出了朝廷的用意，在半路上逃回，公开打出了叛乱的旗号。

叛乱迅速扩大，驻守伊犁的班弟兵败被杀。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乾隆帝命衮札布为定边将军，出北路；命兆惠为俨犁将军，出西路。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挡。阿睦尔撒纳仓皇逃入俄国。后来，他因患天花病死，俄国把他的尸体送还给清廷。

南疆接着又发生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大小和卓木就是霍集占兄弟。叛乱迅速蔓延，乾隆帝派往南疆的使臣也被杀害。兆惠刚平定了天山北路，乾隆帝又命他立即率兵赴南疆平叛。兆惠率领的清军仅３０００人，被霍集占率领的１万多叛军围困在黑水，包围历时３个月，叛军始终未能攻破。乾隆帝命驻守乌鲁木齐的将军富德赴南疆增援。霍集占在清军的内外夹攻下迅速土崩瓦解，霍集占兄弟也被当地部族所杀，这场叛乱最后被平息。

乾隆帝鉴于准噶尔部屡次发生叛乱，便于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总辖新疆南北两路事务，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

乾隆帝因为连年用兵胜利，心中十分高兴。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他特命画工为各功臣画像，将画像挂在紫光阁中，供人观瞻。各大臣也都能以入紫乾隆传　　　　　　　　　　　　　　　　　　　　　　　・３７·光阁为荣。这也是乾隆皇帝鼓励臣下为国立功的一个措施。

平定准噶尔、回疆叛乱后不久，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乾隆皇帝又干了一件有功于历史的漂亮事，这就是接受土尔扈特异域来归。

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原是蒙古四部之一。１７世纪２０年代以前，该部一直居于准噶尔地区。明朝崇祯初年，该部因和邻近蒙古各部发生矛盾，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离开近代居住的塔尔巴哈台一带地方，几经辗转以后，定居在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在旅居国外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面对异国殊俗，土尔扈特部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他们不顾山险路长，一直和中央政府以及留于原居地的厄鲁特各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清朝中央政府也对远在异域的土尔扈特部落人民表示深切的关怀。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专派内阁侍读图里珅等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探望土尔扈特人民。对于土尔扈特和清朝中央政府间的密切关系，沙俄当局极为不快，他们为了加强对土尔扈特部人民的控制，一方面通过改组土尔扈特部落会议（扎尔固），以限制土尔扈特汗的权力。一方面又实行宗教渗透，逼迫广大土尔扈特部人民改宗东正教。同时，沙俄还把广大土尔扈特丁壮作为炮灰，大量征调他们参军，去和瑞典、土耳其等国乾隆传　　　　　　　　　　　　　　　　　　　　　　　・３８·作战，“归来者十之一二”。对于沙俄当局的压迫，他们实在无法忍受，而清朝出兵平定准噶尔叛乱又使他们返回原居地成为可能。这样经过长期的准备，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居住在伏尔加河南岸的１７万土尔扈特人同时发动了反抗沙俄的大起义，彻底摆脱沙俄政府的控制，浩浩荡荡地走上了重返祖国的征程。在回国途中，　他们击退了沙俄军队的追击，　战胜了哈萨克、布鲁特等部的骚扰，克服了给养缺乏、疾疫流行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次年六月进入中国境内，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要求返回祖国的愿望。

早在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乾隆皇帝即得知土尔扈特正在向中国边境转移的消息。由于在来归土尔扈特部众中，有在平定准噶尔叛乱时叛逃国外的舍楞、劳章扎布等人，一时之间，对于其入境意向，不少官员疑虑重重，“议论沸起”。他们一则怀疑土尔扈特前来投顺只是犯境借口，二来又惧怕收受“俄罗斯叛臣”会引起沙俄干涉。对此，乾隆皇帝经过通盘考虑，力排众议，决定对万里来归的土尔扈特部众予以热烈的欢迎。为了使土尔扈特来归人众了解自己的态度，当年六月初，大队土尔扈特部众刚刚进入中国境内，他即派得力大臣舒赫德前去迎接。　在此同时，　为了解除叛而复归的舍楞、劳章扎布等人的疑惧心情，他还专派使者至其驻地面传谕旨，表示“断不究其前罪，乾隆传　　　　　　　　　　　　　　　　　　　　　　　・３９·务与渥巴锡等一体加恩”。　针对土尔扈特人众远道跋涉，各种生活用品奇缺的情况，根据乾隆皇帝“口给以食，人授之衣”的指示，大批清朝官员投入了赈济来归人众的具体工作。为了救急，乾隆皇帝除指令土尔扈特人众所至之地官员运用库存衣物、茶叶、布匹、粮食和官中牛羊之外，还专拨库帑２０万两，于西北各地购置牛羊衣物，“驱往供馈”、“均匀分给”。对于其投顺之后的耕牧地区，也作了妥善的处理。分别将之安置在科布多、珠勒都斯一带地方。在一切大致就绪之后，当年九月，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隆重地接见了前来入觐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一行，并将渥巴锡封为卓哩克图汗，其弟策佰克多尔济封为布延图亲王，舍楞封为弼里克图郡王。其他来归头目也都分别封为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等。这样，由于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来归态度积极，安置妥善，使得这些“新投之人，一致如归　”，很快地安下心来和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西北边疆。不到两年时间，土尔扈特居地“游牧安帖，田禾茂盛　”，一片繁荣景象，乾隆皇帝的积极政策收到了极大的成功。

土尔扈特部人民回国定居后不久，沙俄政府便行文清朝政府，一方面胡说“渥巴锡人等俱系悖教匪人，不当收留　”，另一方面，又节外生枝地声称土尔扈特乾隆传　　　　　　　　　　　　　　　　　　　　　　　・４０·回国时，曾将１５０多名俄罗斯人带入中国境内，要求查出放回。在此同时，沙俄政府还蛮横无礼地要求清政府，如不交回，“恐兵戈不息，人无宁居”。对于这些无理要求，乾隆皇帝下令断然拒绝，严词驳斥。对于沙俄政府的武力恫吓，　也明确表示，“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　他的这种严正态度，挫败了沙俄企图重新奴役土尔扈特人员的阴谋，同时，也使我国的西部边疆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乾隆年间，清廷与周边国家也时有战事发生。乾隆帝在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后，又命阿桂赴云南，与云贵总督李侍尧勘定中缅边界。因叛乱者有不少人逃往缅甸，乾隆帝命他们整修战备，向缅甸索要叛人。缅甸王孟驳闻讯十分恐慌，马上遣使奉表入贡，表示愿意献还俘虏，只请求开关互市。乾隆帝答应了缅甸的要求，但缅人只将叛人放回了一半。乾隆帝遣使切责，缅甸新王孟云慑于中国的军威，便遣使奉金塔一座，驯象八只和宝石、番毡等物求贡，并将叛人继续放回。乾隆帝十分高兴，乃颁诏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谕暹罗，不可与缅甸继续构兵。从此以后，缅甸和暹罗二国都臣服清朝，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乾隆帝看到，大小金川已平，准噶尔部也多年太平无事，现在缅甸和暹罗又臣服了中国，心中十分快活。他与和珅等贴身大臣不是下棋，就是喝酒。高兴乾隆传　　　　　　　　　　　　　　　　　　　　　　　・４１·的时候，他与和珅一起微服出宫，逛一逛京城有名的妓院。弄得不好，被御史们知道了，还要叩头谏奏一番，乾隆帝只是一笑置之。只有军机大臣刘统勋能直言正色地谏劝。因为刘统勋是个老臣，以清正闻名，乾隆帝对他颇有几分忌惮。

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六月，广西地方官上奏，谓安南国王黎维祁被阮文惠所逼，被迫出走。其母逃来广西，请求中国出兵相救。乾隆帝闻报，遂命两广总督孙士毅赴广西处理此事。十月，孙士毅督师进击阮文惠，并预先铸好了敕封黎维祁的大印。这时，阮文惠已于顺化称帝。他听说清兵来袭，便遣使伪降。孙士毅因麻痹打了败仗，退入关内。乾隆帝闻及大怒，立命福康安代孙士毅经营安南事。阮文惠马上遣使求和，并入贡中国。第二年五月，乾隆帝因不想长时劳师，遂答应了阮文惠的请求，准予入贡。乾隆帝命原安南王黎维祁剃发易服，编入八旗为佐领。这时，阮文惠已改名为阮光平，乾隆帝下诏，封他为安南国王。他随后亲来北京，朝觐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见外国国王来朝，很是高兴，便厚加赏赍，遣使护送回国。后来，阮光平数次派兵，帮助清廷剿捕海盗。

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八月，廓尔喀侵略军进犯西藏，深入到日喀则，占领了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遗留的金银财物、法器珍宝抢劫一空，并到处烧乾隆传　　　　　　　　　　　　　　　　　　　　　　　・４２·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乾隆帝闻讯后，即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察，调兵入藏，迎击入侵的敌军。清军所到之处，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和欢迎，达赖喇嘛还亲自带领僧俗人等协助作战。清军很快将廓尔喀侵略军逐出西藏，并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距加德满都仅２０英里的纳瓦科特。廓尔喀统治者遣使求和，表示今后永不侵略西藏，并归还掠夺的金银财物。福康安奏请乾隆帝谕示，乾隆帝接受了廓尔喀的停战条件，命福康安撤兵返回西藏。

乾隆帝感到西藏地方政府太腐朽，无力阻止外来侵略，行政体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遂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　它成了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府制订的最高法律。它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对防止西藏农奴主贵族搞分裂割据有重要意义。它密切了中原与西藏人民的关系，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乾隆皇帝为迅速击退廓尔喀的侵犯，为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感到十分高兴，特晋封福康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封为贝子。

由上可以看出，在乾隆所谓的“十全武功”中，乾隆皇帝耍了个小手腕，把征服准噶尔汗国这一功分作了三功——平准噶尔汗部、再平准噶尔汗部、平回疆。这一分为三就很能看出乾隆皇帝好大喜功。除首乾隆传　　　　　　　　　　　　　　　　　　　　　　　・４３·次平大小金川之外，另外六次用兵都在征服准噶尔汗国以后，不能说与他的此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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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文人软硬兼施

乾隆皇帝在不断掀起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以加强自己统治的同时，还采取措施加强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文字狱案件的大量出现。这些活动，使他的专制统治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乾隆皇帝制造文字狱，始于乾隆十六年发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这一文件措词之尖锐、传播范围之广泛都大大地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因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也使他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为孤立，并对当时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开始感到，不但在各级官吏中有着一支和自己相对立的势力，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固有的满汉民族矛盾，使这支势力还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为了进一步巩固清朝统治并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他除动用全国力量追查伪稿作者并寻找时机对各级官吏中的异己势力进行严厉打击以外，还以清查“悖逆”著作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制造文字狱案件的高潮。顷刻之间，这股寒流吹遍了中国大地。

清查“悖逆”著作发动之初，虽然来势甚为凶猛，数量也相当众多，但就涉及人员而言，不是神智混乱、满口胡言的疯人，就是不安本分、热中躁进的下层人乾隆传　　　　　　　　　　　　　　　　　　　　　　　・４５·士，而真正反清、反乾隆皇帝本人的几乎没有。如王肇基、丁文彬、刘裕后、杨淮震等案便都是疯人惹祸，而刘震宇、李冠春等案又全是士人不安本分而自投罗网。乾隆皇帝为此而兴师动众，很难说对加强自己专制统治和巩固清朝政权有什么意义。尽管如此，为了造成声势，乾隆皇帝还是煞有介事，各予严惩。他亲自出马，先后制造了胡中藻《坚磨生诗选》案和彭家屏私藏禁书案，以此对全国各地官员进行煽风点火。在他的策动下，各地官员望风承旨，将他制造胡、彭两案时所使用的强拉硬扯、牵强附会、深文周纳各种办法照抄不误，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的文字狱案件出现了高潮。据统计，从乾隆二十年春胡中藻案开始至乾隆三十八年纂修《四库全书》之前，各种文字狱案件不下５０余起。因文字而罹祸的人员，除中下层封建儒生外，尚有宗室贵族、政府官员和不少平民百姓。对涉及人员的处理，不是凌迟处死，籍没家产；就是革职拿问，遣戍边远。在文字狱的高潮期间，又有经办官吏的断章取义扩大案情和民间的告密诬陷以泄私忿，都大大加重了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程度。当时全国求学的士子、坊肆的书贾、种田的农夫，甚至供职的官吏无不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恐怖气氛之中。这里对两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例略作概述，足见当时文字狱之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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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人惹祸占去了当时文字狱案件中的很大部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全国各地一些士人因科场不遇而发疯，或因丧亲至痛而癫狂，甚至胡言乱语或涂抹成文，实为一些在所难免的社会现象。文字狱发动之初，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向乾隆皇帝邀功请赏，这些不幸的士人便首先成了他们向上爬的牺牲品。而乾隆皇帝也不查就里，一概予以严惩。比如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山东日照县一个疯人刘德照胡乱涂抹了“兴明兴汉及削发拧绳”之语，地方官立刻视为大案要案上奏乾隆皇帝，而他看过之后，竟对其是否疯人也表示怀疑。他说，“当此光天化日之下，　如此肆行狂吠，岂疯颠人语耶　。”因此，刘德照被处死，而其并不知情又居他县的亲属，也被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乾隆二十六年，又先后发生了三起疯人惹祸事件。其中，江西李雍和、甘肃王寂元皆于科场考试时间向考官投掷呈词，大骂糊涂街，因为李雍和呈词中有“怨天、怨孔子、指斥乘舆”之语，而王寂元投词中有“大逆之语　”，结果都被乾隆皇帝下令凌迟处死，两人亲属也分别受到株连，或处斩立决，或处斩监候。浙江疯人林志功虽无“悖逆之句　”，也因“妄称诸葛，自比关王”而发遣边远。因为这类案情过多，不作处理无法向乾隆皇帝交待，皆作处理又妨碍公务，毫无意义。乾隆二十八年时，一位地方官员上奏乾隆皇帝，要求乾隆传　　　　　　　　　　　　　　　　　　　　　　　・４７·将各地疯人通行锁锢，免得他们“摇弄笔墨，滋生事端　”，给政府找麻烦，旋即经乾隆皇帝批准执行。这样一来，全国疯子都成了专政对象。

还有一些案件是下层人士不安本分、热中躁进而自投罗网。当时，有一些迂腐儒生如李超海、安敬能等，古书读得入迷，总以为乾隆皇帝是求贤若渴的旷古明君，而自己则是管仲、乐毅、诸葛亮一类的命世人才。为了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出人头地的企图，或者著书立说，干求当道，或乘科举考试时于试卷上痛快淋漓地写上一篇自己的见解，抨击权贵，将古比今，以求自炫。什么制衣冠、定乐章、改正朔，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谁知这些都正触到乾隆帝痛处，官未捞成，反而一个个都成了刀下之鬼。这些人也许至死都不明白，他们是犯的什么罪过。

当然，在当时的各种文字狱案例中，也确有一些人是因对乾隆皇帝一些政策有看法或对地方官员不满而入狱的，因此，对于这些案件所涉人犯，乾隆皇帝往往予以极其严厉的打击。如乾隆二十年时，江苏遭灾，地方官办赈不力，灾区人民生活极为困苦，一个常熟民人朱思藻摘取《四书》中斥责暴君污吏之语连缀成文，“以泄其怨望之私忿”。对此，乾隆皇帝极为愠怒，　以其“怨望谤讪，　狂悖不法”、“侮圣非法、实乃莠民”而将其发配至黑龙江。又如乾隆二十六年乾隆传　　　　　　　　　　　　　　　　　　　　　　　・４８·时，　江苏沛县监生阎大镛所著《俣俣集》中，　因有“讽刺官吏，愤激不平，甚至不避庙讳之语　”，也被乾隆皇帝谕令照吕留良之例办理。在这些案件中，影响较大的是乾隆三十二年先后发生的蔡显《闲闲录》案和齐周华文字狱案。

蔡显，字景真，号闲渔，江苏华亭人，雍正朝举人。雍乾年间，在籍教书为业，先后刊行自著《宵行杂识》、《红蕉诗话》、　《闲闲录》等书。因为他在这些著作中对当地官员、乡绅的不法行为有所揭露，当地官绅便摘取他所著的各书中的一些诗句指为怨望谤讪，并散发匿名传单进行攻击。蔡显被迫携其所著各书向当地政府自首。蔡显本意，原是希望官府代为剖白，而当地官员竟以此入罪，拟以凌迟处死。乾隆皇帝在重新审理此案时，又发现了许多未曾发现的“悖逆”罪证。如《闲闲录》一书对前朝文字狱情况有所记载，并有一些诗句在他看来都是“大逆不道”之辞。据此，他指斥蔡显“有心隐约其辞，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　”，于是下令将其立行斩首，所刊书籍通行销书毁版，所有为蔡书作序和帮助校刻的２４个学者也分别遣戍边远。

齐周华是浙江天台县的一个秀才，敢于对时事和一些学术问题发表个人见解。当雍正帝处理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时，曾装模作样地征求天下生监意见。乾隆传　　　　　　　　　　　　　　　　　　　　　　　・４９·齐周华因赴北京具呈己见，要求释放吕留良子孙，而被押解回浙，严加禁锢。乾隆即位，大赦天下，他因此而又著成《名山藏初集》等并刊刻行世。对其书进行审定的过程中，　发现其中有《　狱中祭吕留良》一文，“将逆贼吕留良极力推崇，比之夷、齐、孟子　”，“庙讳御名，公然不避”。　为此，乾隆皇帝下令将其凌迟处死，所刻书籍通通收缴，与版片一起销毁。

乾隆帝在不断兴文字狱的同时，对汉族知识分子也采取了一系列笼络的政策。他集中了一批文人，陆续编纂了一些大型图书，其中有《周易述义》、《诗文折中》、《春秋直解》、《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等。他又开“三通馆　”，编纂了大型的典志书《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　最著名的是乾隆帝所开的“四库全书馆”。　乾隆三十八年正式开馆，以著名文人纪昀为总裁，历时１５年，编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　——《四库全书》。参加编纂工作的有３６０名知识分子，集中了当时大批名流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有：纪昀、于敏中、金简、任大椿、戴震、朱筠、姚鼐、王念孙等　。《四库全书》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保存下来许多有价值的典籍。后人在利用这套大型图书时，自然会联想到乾隆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乾隆帝与这些著名文人常有诗文往来。他自己喜乾隆传　　　　　　　　　　　　　　　　　　　　　　　・５０·欢写诗，诗中也常用一些罕用的典故。他写好后，往往交给这些儒臣去注解。他们往往查找许多书仍不得要领。乾隆帝对此也不加责怪，说中国书多，有些典故你们知道我不知道，有的是我知道你们不知道，并不奇怪。

乾隆帝为表示自己注重文化，特命按宁波天一阁的样式，建造七阁，以作藏书用。在阁的内廷斋额上，他亲题了“知不足”三个字。他在这里时而和著名文人相聚，写诗作画，谈古论今。他经常赞赏范家在天一阁珍藏书籍的事，并多次向天一阁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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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乾隆、和珅与嘉庆

在乾隆皇帝将臣权压抑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的时候，令人奇怪的是，一个无名小辈——和珅的政治地位却超逾常格地直线上升。据史载，乾隆三十四年时，和珅还不过只是内务府銮仪卫的一个小小的拜唐阿，不过６年光景，乾隆四十年时，即被乾隆提拔到军机大臣、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国史馆副总裁的显职，并奉乾隆皇帝特旨，全族招入正黄旗。而且，还被授予准在紫禁城乘马的殊荣。后来，和珅更是官运亨通，职务越兼越多，权力越来越大。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他先后兼步兵统领、崇文门税务监督、御前大臣；四十五年，授户部尚书、议政亲王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四库全书正总裁；四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充经筵讲官；四十八年，又赏戴双眼花翎，任国史馆正总裁兼文渊阁提举事、理藩院尚书；四十九年，又相继兼任镶蓝、正白两旗满洲都统、清字经馆总裁、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一时之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竟然成了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和珅是乾隆朝的第一权臣，从后来被查抄的财产来看，也是中国第一号大贪污犯。他之所以能骄横跋扈，自然是因为深受乾隆帝宠信所致。但是，乾隆并乾隆传　　　　　　　　　　　　　　　　　　　　　　　・５２·不昏庸，而是一个非常老练刚毅的皇帝，怎么能对和珅的奸贪毫无察觉呢？更何况，即不算和珅当侍卫小官的年月，仅从进入权力核心算起，和珅弄权亦有２０余年，如果说乾隆帝毫不察觉，那是不可能的。奇怪的是，乾隆帝对和珅却一直宠信不衰，其中必有深刻的原因。

原来，雍正帝有一个妃子，长得十分娇艳美貌。那时，乾隆帝是个年近２０的皇子，一次因事进宫，从这个妃子身边经过。这个妃子正对着镜子梳发，乾隆帝忽地从后面将她的头抱住，用双手捂住她的两眼。其实，乾隆帝只是与她开玩笑，说不上有什么不正的心术。这个妃子不知是乾隆帝，一时惊慌，用梳子向后击去，正打在乾隆帝的额头上，还留下了一个小伤痕。第二天，乾隆帝进宫去看他的母亲。他母亲即雍正帝的皇后，皇后见他额头上有个伤痕，问是怎么回事，乾隆帝支支吾吾地不想说，但经不住皇后的再三盘问，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皇后一听大怒，怀疑这个妃子调戏太子，立命将妃子赐死。乾隆帝十分惊慌，想坦白承认是自己的过错，不能责怪这个妃子，但又未敢直说，踌躇了半天，未想好办法。当他跑到妃子住所的时候，这个妃子已经上梁自尽了。乾隆帝非常悲痛，用手指在妃子颈上按上朱印，默默地说：“是我害了你，魂如有灵，等２０年以后再来与我相乾隆传　　　　　　　　　　　　　　　　　　　　　　　・５３·聚　。”说罢，满怀悲痛地回到自己的住所。

乾隆中期，出身于满洲正红旗的和珅在銮仪卫当差役，即为乾隆皇帝抬轿子的角色，地位很低。有一天，乾隆帝到圆明园中闲逛，起初天气有点阴，不觉得炎热。但是到了中午，云开日出，遍地阳光，顿觉炎热起来，仓促间却找不到黄盖。原来是掌黄盖的忘了携带，被乾隆帝痛斥了一番。突然，随从中有一人大声喊道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乾隆皇帝回头望去，问是谁在说话，和珅随即跪倒叩头。乾隆帝看他唇红齿白，是个美貌少年，其相貌似曾相识，就问：“你是何人　？”　和珅应道　：“奴才名叫和珅，是满洲官学生，现充銮仪卫差事　。”乾隆只觉面熟，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但又一时记不起来。回宫以后还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他忽然想到，和珅的面貌与那个妃子相似。于是，便密召和珅入宫，令跪在跟前，反复端祥，果然相似。再看和珅的颈上，也有一个痣，宛如手指的印痕。这时，乾隆帝便认定和珅是那妃子的后身，倍加怜爱。经询问，知道和珅原来还是个官学生，颇通文墨，于是立即就提升他为宫中总管。

和珅骤升要职，自然十分感激，侍奉乾隆帝十分尽心。乾隆帝时常令他跟在身边，有问必答，句句称旨，乾隆帝心里也格外高兴。和珅日受宠任，乾隆帝似乎日夜少他不得，对和珅的宠爱甚至超过了汉哀帝乾隆传　　　　　　　　　　　　　　　　　　　　　　　・５４·对男宠董贤的宠爱。乾隆帝似乎感到，对和珅宠爱一分，就能减轻一分自己对那位妃子的负罪感。原来，身为皇帝的乾隆帝信奉佛教，很迷信，他相信佛家生死轮回的学说。他既然把和珅看成了那妃子的后身，那末，在和珅身上多施恩德，就等于是对那妃子的报答。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和珅便平步青云。

和珅本来只是一个侍卫，乾隆帝一下子就把他提为户部侍郎。和珅口齿伶俐，办事干练，处处合乾隆的意，只是贪墨成性，要他去掌管户部，侵渔货财十分方便，所以不久就遭到御史们的弹劾。你一本，我一本，说和珅如何贪赃，如何欺君，但乾隆帝全当耳旁风。乾隆帝甚至对和珅说　：“你我是一家人，你喜欢多要几个钱，也无妨，那些御史们说，就让他们说去　。”得了乾隆帝这话，和珅的胆子就更大了。外廷臣僚见参劾和珅不但无效，反而和皇帝愈发亲热，甚至晚上他还陪乾隆帝在御书房睡觉。这样一来，任凭和珅如何贪墨，如何弄权，也没人敢弹劾他了。

和珅很快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在乾隆后期执政达２０余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和珅的弟弟和琳也迅速飞黄腾达，由一个生员升为兵部侍郎，不久又升为工部尚书，乾隆末年还代福康安为主帅。在外人眼里，和珅一家与乾隆皇帝简直就是一家人，看谁还敢再说半个不字。

乾隆传　　　　　　　　　　　　　　　　　　　　　　　・５５·

和珅势盛时，朝臣们都争相趋炎附势，以能与和珅攀谈几句为荣，但和珅的一个邻居却不卑不亢，并不奉承他。这个邻居姓陈，是一个七品小官，所以人们都称之为陈小官。他从不到和珅家登门拜访。而和珅却常想和他拉上关系，要将陈小官的儿子纳为义子，被陈小官婉言谢绝。和珅及其家人常给陈家小儿子一些吃食或其他礼品，陈小官觉得这是比邻之谊，应予接受。过上一两天，陈小官就以加倍的礼品回赠和珅家的小孩。后来和珅被抄家赐死，陈小官却未受株连。人们都说陈小官深谋远虑。

乾隆帝无论到哪里去，总要把和珅带到身边。后来，乾隆帝把自己的第七个女儿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和孝公主最受乾隆帝喜爱，自己出猎或微行时，常把和孝公主带上。和孝公主好穿男子的服装，骑马射箭也是好样的，又伶牙俐齿，遇到乾隆帝有什么烦恼事，她三言两语就使乾隆帝转怒为喜。乾隆帝把自己最喜爱的女儿嫁到和珅家，使和珅更加有恃无恐。有一次他们同行市中，衣铺中挂着一件大红呢夹衣，和孝公主很喜欢，说了一句好，和珅便立即买了下来，花了２８两银子，双手捧给和孝公主。乾隆帝微微一笑说　：“你又要大人破费了　。”和孝公主高兴，和珅比她更高兴。

和珅与乾隆帝做了儿女亲家，更加横行无忌。朝乾隆传　　　　　　　　　　　　　　　　　　　　　　　・５６·中大臣，多是和珅党羽。他家中的积蓄，比皇帝家里还多。他的一些家奴在京师横冲直撞，无人敢惹。他家有一个叫刘全的家奴，仗着和珅的威势四处勒索，家资万贯。御史曹锡宝上了一本，未敢直接弹劾，只是弹劾他的这个家奴。乾隆帝命廷官勘查，廷臣怕得罪和珅，也不仔细查问，就回报说曹锡宝风闻无据，反而加给他一个妄言的罪名。像和珅的一个家奴都参劾不倒，谁还敢对和珅怎么样呢？

直到乾隆晚年，和珅一直受宠不衰。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乾隆要禅位给嘉庆皇帝，这使和珅吃了一惊。和珅极力劝阻说　：“内禅的大礼，前史上虽有所闻，但也没有多少荣誉。现在皇帝精神矍铄，身体康健，再过上一二十年禅位不迟。皇上多在位一日，百姓也多感戴一天，我等奴才也愿皇上永远庇护　。”话说得面面俱到，十分恳切。以前，和珅怎么说，乾隆帝便怎么行，但这次却坚执不从。乾隆帝对他说：“我这次决心已定，不用再多说了。我和你有缘分，所以能这样长久相处。如果换别的人，恐怕就不许你这样了。以后你检点一些为好　。”在乾隆帝当太上皇的４年间，嘉庆帝未处治和珅。等乾隆帝一死，嘉庆帝立即将和珅抄家。和珅也被赐死。

以上只是清朝后期的一些野史笔记所载的内容。如将此与当时政治和乾隆皇帝心态综合加以分析的话，乾隆传　　　　　　　　　　　　　　　　　　　　　　　・５７·或许才能够解开这一历史之谜。

如前所述，自从即位以来，数十年间，乾隆皇帝一直是以加强皇权为首要任务。其中，中央机构尤其是军机处地处中枢，是乾隆整顿的重点。为此，即位之初，先是通过重建军机处取代总理事务处以将重要权力集中于己手，而后，对于军机大臣，也一换再换，陆续将亲信或姻亲讷亲、傅恒等拉入军机处。然而，由于军机处上对皇帝负责，综理全国军政财文各种事务，事繁任重，在挑选军机大臣时，乾隆皇帝仍然不得不将仕官较久、历练政事、功勋较著、威望颇高的朝臣选入军机处。讷亲、傅恒之外，鄂尔泰、尹继善、刘统勋、于敏中、阿桂等所以相继入选，原因也即在此。这些，对于军国大政的正常处理固然有其积极作用，然而，使乾隆帝担心的是，由于这些军机大臣一般都联络广泛、深孚众望，也极易尾大不掉，构成对皇权的威胁。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发生了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交结太监高云从的案件，更使他的这种顾虑得到了证实。为了处理国务，固然不能舍弃贤才，但是，进一步加强对政权中枢的控制也是势所必须。而在此时，乾隆皇帝已年近古稀，精力时或不济。这样，通过代理人以对包括军机处在内的政权中枢进行控制便是惟一可行的“好”方法。为了加强代理人对自己的依附，在乾隆看来，这种代理人，既不需要有什么乾隆传　　　　　　　　　　　　　　　　　　　　　　　・５８·资历功勋，也不必讲什么家族门弟，与此相反，倒是越不具备这些条件越好。但是，他必须是一个头脑清醒、办事伶俐而又效忠自己的高级奴才。换言之，只要随时将包括军机大臣在内的各级官吏的举止言行报告乾隆皇帝，起到一种耳目作用即算称职。不妨说正是适应乾隆皇帝的一这政治需要，并无寸功却巧言令色、善窥人主意旨的和珅才登上政治舞台，并且成为一个权倾朝野的大人物。

和珅秉性狡黠，对于乾隆的意图心领神会，登用伊始，即秉承乾隆皇帝旨意，先后以中央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为对象，屡兴大狱。李侍尧是清初功臣李永芳之后，乾隆三十年代，曾以总督衔兼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凭借手中权力，他大肆贪污索贿，数字盈千上万。乾隆帝风闻此事后，将他调离军机处，专任云贵总督。利用这一机会，和珅将李侍尧罪行悉数揭发并使乾隆帝给他以绞监候的严厉处分。李侍尧之后，原任首席军机大臣的于敏中又成了和珅打击的对象。于在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期间，曾经交结宦官而受到乾隆皇帝的严厉申饬，宠眷大减。于敏中死后，和珅迎合乾隆皇帝心理，遂以于敏中之侄于时和非法集吞于敏中全部家产为借口，再兴大狱。结果，于敏中家财２００余万全被没收，于时和被放逐伊犁，于敏中之妾张氏被削夺夫人诰命。受此影响，于敏中本人及其亲乾隆传　　　　　　　　　　　　　　　　　　　　　　　・５９·信党羽也信誉扫地。后来，随着和珅权势的不断增长，凡在军机处、内阁任职的高级官员如阿桂、福隆安、福康安、王杰、董诰、刘墉等几乎都成了和珅攻击的对象。为了免遭倾轧陷害，阿桂虽然德高望重，对其也是“刻刻防之　”，王杰、董诰等人则更是“循循如属吏”。　而和珅因此几乎成了仅次于乾隆皇帝的“二皇帝”。　正是有了和珅这条走狗，乾隆皇帝对于中央高级官员的控制空前加强，因而在乾隆皇帝年至七十、精力颇觉不济之时，国家“政令事为”反而“间多苛严　”，朝廷上下一片紧张气氛。

进入乾隆五十年代后，随着乾隆皇帝的老境来临，他对和珅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而在此时，为了从乾隆皇帝手中窃取更多的权力，和珅也对乾隆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针对乾隆年事已高、喜谀恶谏、贪财好货、爱摆阔气的性格，和珅一方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户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等项权力剥削商民，将其勒索所得解送内库以供乾隆皇帝恣意挥霍，任情靡费；一方面又亲自主持备办乾隆七旬、八旬万寿庆典和千叟宴事宜，备极隆重盛大，使得乾隆皇帝大为开心。对于乾隆皇帝的生活起居，和珅虽为军机大臣，但却仍像当年担任乾隆皇帝的贴身侍从时一样，亲予其役。“皇帝若有咳唾之事，和珅以溺器进之”。　“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　这样，无论乾隆传　　　　　　　　　　　　　　　　　　　　　　　・６０·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和珅都成了乾隆皇帝须臾不可离开的人物，对其愈加宠遇。早在乾隆四十五年时，他即将自己最为宠爱的幼女固伦和孝公主指配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后来，又专派内侍轮流到其家执役。五十一年闰七月，以其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五十三年，晋封其为三等忠襄佰，赐紫缰；五十五年，又赐黄带，四开蟒袍。一时之间，和珅权力极度膨胀。为了巩固地位，发展势力，和珅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皇室联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康熙帝的曾孙贝勒永□，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乾隆的孙子郡王绵庆。在此同时，又先后采取各种手段，将相当一批亲信党羽安插到中央和地方上的各个重要岗位，如他的弟弟和琳即由吏科给事中超擢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镶白旗汉军都统、四川总督等显职，嘉庆元年他弟死后，还晋赠一等公，配享太庙。他的姻亲苏凌阿，多年来官职一直很低，而且以贪婪昏聩而臭名昭著，此时也跟着和珅大沾其光，先后历任兵、工、户三部侍郎、户部尚书、两江总督、东阁大学士等职；甚至和珅早年的师傅吴省兰、李光云、李潢也分别当上了副都御史、侍郎等。一时之间，群臣满朝，“内而公卿，外而藩阃，多出其门　”，　并擅招权纳贿，　贪赃枉法。“纳贿谄附者多得清安，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　这样，在他当权期乾隆传　　　　　　　　　　　　　　　　　　　　　　　・６１·间，他的住宅几乎成了一个卖官鬻爵的交易所，身着补服前往致贿的官员如同一堵人墙，　络绎不绝，　因而附近居民将其居地戏称为“补子胡同　”，并作诗以记官吏前来拜谒之情形。诗云　：“绣衣成巷接公衙，曲曲弯弯路不差。　莫道此间街道窄，　有门能达相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