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消灭年羹尧、隆科多权臣势力

和允禩、允禟等与雍正争位的朋党势力相反，年羹尧、隆科多却一贯是雍正的亲信，是雍正夺取皇位和巩固皇权的得力支持者 ，但是由于他们居功自傲擅权乱政，同样严重威胁了皇权的加强和巩固。于是雍正在严厉打击允禩等的朋党集团的同时。也彻底消灭了年羹尧、隆科多的权臣势力。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是有杰出军事指挥才能的清代名将。其父年遐龄于康熙年间任工部侍郎、湖广巡抚等职，后以病乞休。年羹尧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进士，康熙四十八年二月被任为四川巡抚。后又任四川总督，平西将军。康熙六十年任川陕总督，既是封疆重臣，又是抚远大将军。允禵属下的掌握军事实权的征西主将。年羹尧是雍正在藩邸时的亲信，他早就投靠雍府门下，其妹嫁给了雍正，于康熙五十四年生下了一女，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又生下了皇子福惠，受到雍正的喜爱。福惠至雍正三年十一月夭亡，年羹尧和雍正就这样结成了亲家，年羹尧去四川，陕西任巡抚总督后，曾在四川致信给雍亲王说：“今日之不负皇上（康熙），他日之不负王爷（雍亲王）”向雍正表忠。雍正跟年羹尧私交至厚，给予特殊的甚至是人臣所绝无的荣宠。元年，雍正认为像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有十来个人， 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掌故丛编》年羹尧奏折），待到青海功成，雍正兴奋异常，把年羹尧视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至尊的体统，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文献丛编》年羹尧奏折）。

隆科多更是康熙、雍正的至亲，他是满州镶黄旗人，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是隆科多的祖父佟图赖之女，康熙之妻，雍正生母孝懿仁皇后是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之女，佟氏成为康熙、雍正两朝最亲的国戚，佟国维在康熙时被封为一等公，康熙称他为“舅舅佟国维”，康熙晚年，佟国维以太后之弟兄又是皇后的父亲，位高势盛， 但佟国维亲允禩一派，怂恿康熙废储君，引起康熙不快，佟氏族中，只有隆科多亲禛（雍正），因之，隆科多成为雍正登位前后支持雍正的皇室内部最亲，地位最高的大臣。

年羹尧、隆科多两人都建有重要功勋。年羹尧任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川陕总督、平西将军期间，对安定地方统治、平定叛乱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任用、荐拔了不少能干而有政绩的官员。康熙任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后，年羹尧作为掌握军权的封疆大吏，是允禵最重要的副手，清军安定青海，进驻西藏，新疆年羹尧都立有功劳，在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夺储君地位的斗争中，在雍正初年皇位还不十分稳固的情况下，年羹尧作为雍正的私人和亲信，掌握西陲重兵 实际上起到了稳定国内形势，代替雍正监视正在西部的允禵和允禟的作用，雍正登位后召允禵回京，剥夺了允禵的军权 ，即令年羹尧管理大将军印 。

元年（1723年）三月，年羹尧加太保衔， 封为三等公，同年十月又晋升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当时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头子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骚扰西宁，雍正命年羹尧率军平叛。年羹尧率军首战告捷，接着他采纳了岳钟琪的意见，由岳钟琪率精骑五千对罗卜藏丹津的巢穴进行突袭 ，大败罗卜藏丹津叛军，安定了青海。当年羹尧、岳钟琪凯旋回朝时，雍正皇帝高兴得亲自到京郊迎接，公卿皆跪于广宗门外，年羹尧和雍正帝并辔而行，受百官的拜贺。由于青海之功，年羹尧晋封为太保、一等公，在平定青海叛乱后，年羹尧又向雍正上疏奏青海善后事宜，提出在青海各处设防驻兵的具体措施，“考虑周详，切实可行”，为雍正所采纳。

隆科多虽没有年羹尧的战功和军事才能，但他作为康、雍两帝的至亲国戚，在雍正为藩王时支持雍正谋取储君地位，康熙崩逝时又是隆科多和诸皇子接受了康熙立雍正为帝的遗诏，并由隆科多向雍正宣读遗诏后，雍正才登上皇位 。因此隆科多处于受遗诏立新帝的重要地位。雍正登位之初，允禩、允禟、允禵等诸皇子不服，表现出种种埋怨抗拒的态度，朝局不稳而此时，隆科多作为掌握京师楚军的步军统领，忠实执行了雍正的旨意，一度封锁京城，对稳定雍正的皇位起了很大作用。雍正即位后，任命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之一，承袭其父的一等公爵位，随后任命隆科多为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

元年三月，隆科多与年羹尧同时加“太保”职衔，二年六月，隆科多又兼管理藩院事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雍正尊称他为“舅舅隆科多”，从康熙晚年起，年羹尧、 隆科多一个掌握了封疆重兵 ，一个掌握了京师禁旅，控制了京师内外的局势，这样一个对雍正登位极为有利的形势，康熙是不会不清楚的。我们认为康熙晚年既然有意传位给雍正，他当然就作过周密考虑的，让十四子允禵留在西陲不召回来，让隆科多与年羹尧掌握京师和封疆的军权，以使嗣君登位时能保持局势的稳定，这可能是康熙预先安排的深谋远虑之举。

雍正登位后，对隆科多、年羹尧极为亲信，在雍正给他们的谕旨和他们给雍正的奏折中，其感情之亲密赛过了兄弟，超过了君臣的界限。当时因年羹尧看不起隆科多，曾一度造成二人关系不密切，雍正竟自作主张要年羹尧将自己的长子过继给了隆科多作子，经雍正的撮合，年、隆二人成为雍正初年皇位最得力的支持者，雍正也对他们给予了无数次过高的评价和大量的封赏及崇高的地位，这样造成了年、隆的权势愈来愈大，且毫无节制，擅权横行的事就越来越多起来。

年羹尧早在他任四川巡抚时，由于性贪擅权，加上军费开支浩大，在四川经常加赋加税，引起人民的反对。当时江津县知县余田生断然拒绝他额外急征的命令，年羹尧派了使节拿了他盖印的文书去催征，使者到县衙后，从早晨到中午，余田生不接见使者，使者在堂上闹了起来 ，余田生命将使臣捆起，要加以杖责。这时， 江津士民数千人聚集堂外，推老人数十进堂，恳求余田生说：您敢得罪年羹尧，不难弃官，可是我们当地老百姓没有了您的依靠后，就苦了呵，请宽恕使者吧。从这事可见四川民众对年羹尧苛捐杂税是敢怒不敢言的。雍正登位后，年的放纵擅权之事就越来越多起来了 。他在西征时引用私人，只是通报一下吏部，根本不经皇帝同意，被称为“年选”， 就是由年羹尧选定官员的意思。由于年的行为过于放纵不少大臣向雍正揭发了其“擅权” 违制用官等事情但却遭到雍正的驳斥， 雍正与年、隆的感情一时间反倒愈来愈好，雍正如此宠信年羹尧和隆科多，除年羹尧有青海军功，隆科多有传遗诏之功外，主要考虑到的是年、隆两人作为雍正长期的亲信和私人，在支持雍正登位，安定雍正初年的政局，遏止反对派的破坏等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雍正必须依靠他们团结广大官员， 建立起自己政权的核心力量。雍正这样做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但是雍正对他们的荣宠势必使年，隆以为有这样亲近自己的皇帝作为依靠，可以肆无忌惮，擅权行私， 从而形成了与皇权相抗的权力中心，破坏了皇帝主宰一切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局面。当雍正发现年、隆之势已经专横跋扈到破坏皇帝权威和国家统一，以至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时，他对年隆的态度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把过去对年隆的一切亲切肉麻的话一概抛弃，搜集他们的罪行鼓励臣下揭发检举， 决心将他们绳之以法，置于死地以维持自己皇帝的绝对权威了。

雍正对年羹尧态度的转变，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冬，即年羹尧第二次进京时。当年十一月十三日，雍正在李维钧的奏折上批道：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 十二月十一日，雍正在未刊年羹尧折上原批道：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 终功难。为君者， 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他认为年羹尧是“倚功造过” 所以他不能“保恩、全恩”将要“返恩为仇”了。从三年春开始，雍正不断谴责年羹尧的错误和罪行，大量调换年属下的川陕两省官员，下令臣下揭发年羹尧，给年羹尧连续降官夺爵，当年一月，曾由年羹尧荐拔、 深得年的器重的甘肃巡抚胡期恒向雍正劾奏陕西驿道金南瑛，雍正反而指责年“胡搞朋党，不准奏”。年羹尧曾奏劾蔡，逼死属官，刑部议奏蔡，罪应斩。雍正反而接见蔡。蔡劾奏年羹尧贪暴， 雍正不问蔡之罪，并用蔡为左都御史 。二月，因发生“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象，雍正和很多崇尚迷信的人认为这是吉祥的表现，大臣们纷纷上表祝贺，而年羹尧在三月所写的贺表上把称赞雍正“朝乾夕惕”的话写成“夕惕朝乾”而且字迹潦草，雍正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不敬，下令让年羹尧“明白回奏”。

据说在雍正改变态度开始责备年羹尧时，有人曾劝年自己称帝、起兵推翻雍正，而年却不敢造反，深知谋反不可能成功，又自以为既有军功又有军权，雍正总不会太绝情。当时京师确有人怕年羹尧造反，劝雍正责备和处分年羹尧不要过严，雍正坦然地说洞观远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雍正独掌全国大权，政治地位亦已稳定，他有这样的实力基础，不怕年羹尧造反，而敢于彻底清查年羹尧的罪行。这是雍正的权谋胜过年羹尧之处。当年四月，雍正下令削去年羹尧的军权，叫他把抚远大将军印交给岳钟琪暂理，去浙江就任杭州将军。年羹尧接旨后推迟了三天才把将印交出，不得不离开了他统辖十几年，指挥过“万大军”建立过重大功业的川 、陕，带领少数随从前往浙江，屈从于雍正的摆布。为了防备年羹尧在途中作乱，雍正谕令所经地方大员，密切监视他的行动。年羹尧在去浙江的途中仍希望雍正会记念前功而宽恕他，竟上疏恳求：“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这无异是抗拒雍正的圣旨，是不愿去杭州赴任的表现，更加引起雍正的愤怒，责令他立即赴任。朝廷大臣看到雍正惩处年羹尧的决心已定，纷纷上奏折揭发年羹尧的罪恶，直隶总督李维钧连上三疏，说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雍正把他们的奏折一一发给年羹尧观看，要年回奏。接着雍正严惩了年的子弟和亲信，或消籍夺官，或逮捕法办。当年七月，雍正撤消年羹尧杭州将军职务，以闲散章京安置杭州，又令地方官员对年羹尧的处理各抒己见，为诛杀年羹尧制造舆论。于是广西巡抚李绂、河南巡抚田文镜等交相上章，要求处死年羹尧。雍正表示接受群臣所请， 于九月革除了年羹尧的一切职衔，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一月，年羹尧被装进囚车送到京师。十二月，议政大臣奉雍正旨意罗列了年羹尧的罪行，请求立正典刑。 这时年羹尧在狱中尚希望雍正念其青海之功免其一死，在狱中上书给雍正哀求说，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开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效慢慢的给主子效力。 他称雍正为“主子”，仍是沿用雍正为亲王时在藩邸的旧称。但雍正不为年的哀求所动，处死年羹尧的决心不变，认为年的 罪行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余条”， 但仍表示开恩勒令年羹尧“自裁”。年羹尧接到自裁的命令，还迟迟不肯动手，雍正命年羹尧的死对头蔡“监刑”，在蔡的催促下，年羹尧自缢而死。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兄年希尧因未曾参与年羹尧的罪行，被革职而未处刑，年羹尧之子年富被斩首，其余10岁以上之子发遣广西、云南、贵州等边远烟瘴之地充军， 嫡亲子孙将来长到10岁时，皆次第照例发遣，永不赦回。但到了雍正五年正月，雍正还是赦免了年羹尧戍边的儿子。

雍正处死年羹尧的事件，两百多年来民间传闻极广，人们看法不一。我们分析年羹尧的罪行中应服极刑立斩就有条是不错的，雍正也“览之不觉堕泪”，我们也确为年羹尧罪恶如此严重感到震惊。从年羹尧之大逆、僭越、专擅等罪行来看，是严重违背了封建法制，侵夺了皇帝的威权，影响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雍正固然不杀不足以稳固自己的统治，即以其贪赎、侵蚀、 残忍等罪而言，年羹尧也是一个特大贪赃枉法、鱼肉百姓、 残害人民的坏官贪官 ，他的罪行不论放在哪个国家哪个朝代也必须处死的，不处死是不足以平民愤的。有的学者认为雍正本来可以不必处死年羹尧，将其免职即可，实际上在清代康、雍、乾时期，罪行远较年羹尧为小的贪官也给处以死刑，像年羹尧那样特大的贪官、坏官，雍正如果不处死他，就无法维护封建法制，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和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所以 ，年羹尧之死，是罪有应得。 民间传闻和戏曲影视中把年羹尧作为正面人物和受害的对象来描述，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 年羹尧从建立军功，做过一定的有积极意义的事，发展到清代有数的特大罪犯的过程，和雍正对他的倚靠 、宠信、纵容确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说雍正在年羹尧案件中有错的话，并不在于他处死年羹尧有错，而在于雍正二年以前对年羹尧的宠信纵容，助长了年羹尧罪恶的发展，在这方面雍正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雍正处死年羹尧后，接着消灭隆科多势力。隆科多任总理事务大臣并主管吏部后，由他经办的铨选人们称之为“佟选”，独掌了用人大权。 隆科多虽然是雍正的亲信，在遗命立诏上起了重大的作用，他深知雍正容不得人，生怕自己的地位保不久长，很早就把私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中。雍正知道后认为他不守人臣大义，隆科多又主动辞去步军统领一职，雍正即想选用巩泰来接替他，不让隆科多再对这一重要职务发生影响。 隆科多又常与允禩一党的人私自来往，年羹尧案发后 ，隆科多又为年羹尧的罪行包庇辩解，雍正更加愤怒，认为隆科多与年羹尧结党， 还想把允禩党人网罗入自己的集团，于是， 雍正在谴责年羹尧的谕旨中，就把隆科多跟年羹尧连在了一起。三年（1725年）六月，雍正惩治年羹尧之子年富时同时，撤消了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门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 銮仪卫使等职，雍正令吏部议处年羹尧妄参金南瑛之罪，隆科多主持的吏部先后提了两个处理意见，雍正认为前议处理过轻 ，后议处理过重，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扰乱之故，令都察院严加议处。结果隆科多被削去太保，命令他往阿兰善山修城垦地。年羹尧被处死后 雍正于四年（1726年）一月削隆科多职务，但仍命令隆科多先去阿尔泰山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蒙古游牧地的疆界划分，后来又派隆科多代表中国政府与俄国使臣会议划定中俄中段国界。 隆科多认真执行了雍正的使命 ，在完成这两个任务中尽责尽力，作出了贡献，特别在中俄边界会谈中，隆科多坚持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坚决要求俄国归还它所侵占的中国蒙古族地区。尽管隆科多“实心任事”， 而雍正却自食其言，不肯“宽宥其罪”，他清除隆科多的决心已定 正当隆科多为维护国家利益与俄国使臣紧张谈判时，雍正以追查隆科多私藏玉牒底本事，突然召回隆科多，命策凌等人代替隆科多的职务，策凌等在谈判中没有采取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处处向俄方让步，于当年七月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隆科多回京后，诸王大臣议上隆科多罪行（《清世宗实录》卷六十二）。今天来分析隆科多的罪行，其“擅权、结党、贪婪”之罪诚属有之，但远较年羹尧为轻， 雍正要处治他也不冤枉，但他不像年羹尧那样肆无忌惮、专横跋扈，自知收敛退让。辞去了军职，在犯罪后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受雍正命令代表国家与俄国使臣谈判边界问题，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了努力，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年、隆结党又结亲，本来是雍正自己拉拢撮合的，目的是要他们两人成为支持自己统治的核心力量，年羹尧自尽死后，隆科多已处于孤单无援的地位，事实上已不可能形成对雍正皇权的威胁，如果雍正全面衡量其功过利弊，本来对隆科多处以夺爵降级或免官的处分即可达到目的，但雍正还是在五年（1727年）十月下令把隆科多在畅春园附近永远圈禁，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终于死于禁所。

一种流行的传统看法认为，雍正杀害年隆 是因为年、隆曾协助雍正篡诏夺位，以后又居功自傲专权横行，雍正既不容他们擅权，又怕他们泄露自己登位的秘密，于是采取了杀人灭口的残忍手段。这个看法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年隆两人搞了帮助雍正夺位的非法的阴谋活动， 我们只能说年、 隆两人掌握了京城内外的军事政治大权，为雍正顺利登位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在隆科多罪行中，有“妄拟诸葛亮 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这是隆科多篡改康熙遗诏的证明 。其实，这一款罪行恰恰证明隆科多接受康熙遗诏立雍正为帝是真的，因为诸葛亮在白帝城受刘备遗诏辅佐刘禅是真的，并未篡改刘备的遗诏， 所以隆科多才把诸葛亮在白帝城受刘备遗诏和自己受康熙遗诏相比拟， 怨恨雍正不顾信义，迫害受诏老臣。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隆科多罪行中有“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 隆科多并未在御前， 亦未派出近御之人（《清世宗实录》卷六十二）， 因而官方史书所记隆科多亲受康熙遗诏是不真实的。其实， 就在雍正处治隆科多的谕旨中写得很清楚：“ 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唯隆科多一人”（《清世宗实录》卷六十二）。当天确实是因为隆科多不在康熙身边，所以康熙要叫侍卫召集隆科多和诸皇子入内接受遗诏，因为大臣中受诏者唯隆科多一人，后人就误会是隆科多一人守在康熙身边接受遗诏了。总之，从史书上看，隆科多受康熙遗诏并向雍正宣布遗诏，没有什么疑问，雍正之决心消灭年、隆集团和所谓的改诏篡位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消灭年隆，是皇权和臣权的斗争，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地方或大臣分权的斗争，也是雍正决心整肃吏治、打击贪赃枉法的坏官和擅权贪赃枉法的坏官之间的一次最大的斗争。年、隆之死，是罪有应得，自取灭亡。雍正消灭年、隆集团，大大加强了自己作为惟一主宰朝廷、君临天下的绝对权力，对于他进一步推行各项改革、整顿官场风气、澄清吏治、建立绝对服从皇帝的勤于政事、清正廉洁的官僚系统、进一步巩固封建国家来讲，是必要的、进步的，但在雍正与年隆的关系中，先则宠之太过，信之太专，听不进其他臣下对他们的揭发意见，促成了年、隆的结合，纵容了他们权势和罪行的发展， 后则拼命网罗罪状、无情打击把年、 隆集团的一切罪过都归结到年、隆个人身上，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充分表现了封建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政治特色和雍正喜怒不定、阴险残忍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