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禁抑宗藩确立秘储制度

禁抑八旗旗主的势力，由皇帝直接控制和管理宗藩，并建立八旗官学制度，是雍正对满族政治制度的一大改革。

在八旗制度下，由皇帝的亲属宗藩分任各旗旗主各旗内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爵位是世袭的掌管所在旗的权力，也是世袭的。旗主承接世代统治和控制了旗民，因而和皇帝的权力必然发生矛盾。为了加强皇权，禁抑旗主的势力，在太宗（顺治）时期曾把八旗分为上、下两类， 正黄、镶黄、正白旗为上三旗由皇帝直接统领。 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旗为下五旗，仍由满族宗藩领有，派皇帝的亲子到满洲蒙古、汉军的正蓝等三旗中作管主，进一步削弱了原来旗主的势力。但宗藩及其子孙在八旗中还保存了一部分力量， 而清初至雍正时期已多年，封建国家承平日久，日益富裕强盛，八旗诸王日渐骄奢腐化，经常虐待和苛索下级，又造成了新的社会矛盾。

雍正即位后，继续任用亲信的兄弟和王公管理旗务，但由于管旗务的诸王身分崇高，同样引起皇帝与管主、管主、与八旗内官员的矛盾。于是， 雍正于六年（1728年）任命庄亲王允禄、平君王福彭作为管理镶白旗、正红旗的“满州都统事务”以代替原来的八旗都统，原来的八旗都统在满语中称为“固山额真”其中额的意思是“主”，雍正把“ 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昂邦”的意思为“总管”，原来的“主”变成了“总管”，而且都统可由皇帝根据需要临时任免，直接对皇帝负责，都统不是八旗主。他与旗民不再是主仆关系，而只是官民关系，雍正任用允禄、福彭为管理旗务的满洲都统，标志着皇帝直接控制了旗务，以此结束了宗藩世袭独掌一旗大权的状况。

对于王公与属下的关系，雍正也作了很多规定。雍正元年，禁止王公在所属佐领内滥派差役，只许挑选人员充任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等官，不许兼管家务，任用属下官员，要列名请旨，并要通知该旗都统，由都统复奏。属下犯罪， 要奏闻皇帝由刑部处理。雍正还严禁下五旗诸王向在外省做官的门下人勒索贪求，如有此事，允许该官员封章密奏严行查处。六年（1728年）九月， 雍正命八旗勋旧子孙有犯法亏帑者，察实以闻。雍正的这些规定 对禁抑王公势力，防止官场结党和贪污行为的发生有很大意义，是他打击朋党、整顿吏治、加强皇帝总政策的一部分。

雍正在禁抑宗藩王公势力的同时，于二年（1724年）下令设立宗学，按八旗的左右两翼各设一学，招收宗室子弟学习，学习满文、汉文和骑射。由政府按月发给银米、纸笔，每年雍正派大臣去主持考试进行奖励和惩罚。七年（1729年 ）雍正设立觉罗学，令觉罗子弟读书学射。此外，雍正还在咸安宫景山等处设立八旗官学，择收八旗子弟和内务府子弟入学。雍正设立宗学和八旗官学。目的是教育宗藩和八旗子弟，使他们一面学习封建文化和治政之道，一面练习武艺骑射以不离满族的传统，不致在承平的时候骄奢淫逸，结党争斗。

为图永远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雍正还最终确立了秘储制度。

在封建专制时代，主权属于皇帝一人，当朝皇帝为了皇位的巩固，总是假以天命，示其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择手段地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其自认为威慑皇权的力量。皇帝是人不是神，当朝皇帝总逃不脱“大行”（即去逝）的日子，为确保皇位能够在自己一脉血胤中永远传承下去，便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这种嫡长子继承制，是“宗子维城”的宗法观念的产物，在汉民族的封建王朝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恪守不渝。封建帝王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都要选定皇位的继承人这就是立储，也称“建元良”或“定国本”，历代君臣都十分重视这件事。

清朝是满洲贵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与其他王朝相比较，有极大的继承性，也有多方面的独特之处。其中，无明确的皇位嫡长子继承制便是典型不同。在皇位传承上， 清朝统治者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摸索 ，直到雍正朝才确立了密储制度。在这摸索过程中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生前都不曾立储、身后演成皇太极与多尔衮兄弟、多尔衮与豪格父侄间的皇位纷争，入关后的清世祖福临也没能建立起皇位继承制度，弥留之际遗诏幼子玄烨入继大统，圣祖玄烨登位没有重大纷争，那是因为老太后英明健在。到了圣祖康熙朝，建储制度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康熙十四年（1675），圣祖效法汉族封建政权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改变清初不立皇储的传统，册立不满两岁的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并搬来明代皇太子养成制度，精心栽培。令人失望的是，随着胤礽长大成人， 康熙帝与太子之间关系日益紧张，出于无奈，康熙帝在康熙四十七年废黜了太子，而又在第二年复立，胤礽复位东宫后，不思向善，与乃父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胤礽第二次被废黜，从此以后， 虽然康熙帝再未册立太子，但储位之争仍激烈进行，且愈趋复杂化，康熙帝被搞得“数载之内极其郁闷”，为此事“心神耗损” 形容憔悴，到死也没能去掉这块心病。

雍正帝禛是康熙年间储位纷争的胜利者，不管他采取了怎样手段继承皇位，他毕竟是那场政治斗争漩涡中闯过来的人，是那一幕幕血腥角抵的目击者。他凭借权谋、智术摘取了皇冠，成为大清朝第四个皇帝，他又凭借至高无尚的皇权，残酷的手段，在即位后铲除了当年的竞争对手。如何在自己的一朝，避免圣祖那样的储位纷争重演，这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处理不好， 他的子嗣们也会像他的兄弟们一样，兄弟阋于墙、自残骨肉， 整个统治集团就会分裂 政治就会动荡，说不准还可能断送父祖开创的偌大基业。

雍正帝在即位后不久，即向群臣透露了一个信息，即对解决储位问题他已成竹在胸。不是吗？请看下面事实：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他在乾隆宫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等朝中要员，讲了一件十分重要的问题，可谓百年大计：

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帝皇帝御书“正大光明” 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世宗实录》）

一种非传统秘储制度诞生了。宣读谕旨后，雍正帝又象征性地征求群臣有何识见。隆科多等人称赞圣虑周详，岂有异议。于是群臣免冠叩首，高呼万岁英明，雍正帝面露得意神情，令诸王大臣、九卿退下，留下总理事务王大臣。把密封锦匣藏在“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雍正帝胤禛是个极其机敏的聪明人，然而这种秘密立储制度也不是全凭他的头脑冥思苦想得来的，应该说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

首先，清初的几个君主都没有建立立储制度，几次造成皇位纷争、政治动荡，这种教训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它给雍正帝及其皇父提出了明确的警告，没有立储制度是不行的，封建国家是帝制社会，皇帝是一种制度，皇储也是一种制度，没有严密的立储制度标志着国家的政治体制还不健全，还不完善，圣祖曾设法解决，但未竟其事，即位者应该继续探索下去。

其次，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可供参考，但是又弊端种种。前明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不会不成为雍正帝的借鉴，雍正帝不是孤陋寡闻之辈，为统治的稳固久远，前朝的政治得失他必然记取。

再次，秘密立储的方法，在世界历史上不是绝无仅有的。早在唐代，波斯皇族就已实行。 据》旧唐书波斯传》传记：其王初嗣位， 便密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共发封而视之，本所书名者为主焉。雍正帝是否读过《旧唐书》的这段文字，我们不得而知了，但是我们也不能断然否定其没有从阅史中得到了波斯皇族的启示。退一步讲，即使雍正帝真的没有得到波斯皇族的启示，那么他也必定得到了乃父的启迪，因为康熙皇帝晚年便已开始秘密建储的实施工作，当时消息灵通八面来风的雍正王焉能不晓。

为慎重而万无一失起见，雍正帝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存放秘储诏书外。又另书同样内容的传位诏书放置在他经常驻跸的圆明园内。这一诏书的存放地点更为神秘， 议政王大臣，九卿等谁都不知晓，可能是指使近侍宦或亲信侍卫完成的。雍正八年九月当他身染沉疴时，才将存放这道诏书之事，私下告诉了大学士张廷玉，及至雍正十年鄂尔泰内召来京，雍正帝又向张廷玉、鄂尔泰作了交待，除他们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看来这另一密诏的存放是雍正帝亲自进行的。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去世，因有密诏在， 弘历毫无争议地登上皇位，实现了清代有史以来第一次皇权的平稳过渡。雍正帝的秘储制度被证明是完全成功的，自此之后，高宗传位仁宗，仁宗传位宣宗，也都是采用秘储制度实现的。

雍正皇帝秘密册立皇太子，收到了立国本以固结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时又避免了公开册立皇太子可能出现的诸皇子间的储位纷争，及储君与皇帝的权力角逐，还减少了储君骄纵，廷臣依附的政治混乱，皇族内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融融熙熙，这是应当肯定的方面，但是密储制定也有其消极的方面。

要探讨其消极影响，首先需要将传统的立嫡立长皇位传承制度与秘密立储制度作以比较。立嫡立长制和秘密立储制，都是旨在确保皇位在皇帝，当朝皇帝一脉血胤中传承，都具有严格的排他性，皇帝绝嗣时除外。 包括皇族内部的其他支系，这是共同点。不同的在于传统的立嫡立长制具有公开性，而秘密立储则纯属神秘的东西， 是当朝皇帝个人意思的体现，另一点不同，在于传统的立嫡立长制，选择皇储的范围在嫡长之间，而秘储制度的选择视野包括所有皇子，那么，究竟哪种办法好，关键在于能否在已限定的范围内传贤。有人会说，既然秘储制可选择的范围广自然容易传贤了，其实未必如此。 原因在于传统的立嫡立长制下，选择皇储的主体不是皇帝一个人，朝中大臣都有讲话的权力和机会，统治阶级内部的舆论也会影响皇帝的决策，而秘储制度下选择皇储的主权仅是皇帝一人， 一人的识别能力总不抵众人的识别能力局限性，偏颇性势所难免。况且秘储强调一个“早”字，往往新皇登极，马上密诏建储，少年太子，幼年皇子，如何准确明辨贤愚，因此皇帝受身边嫔妃女御影响的因素很多，择储必带感情色彩，且无人能够匡正。

我们再讨论一下公开性与秘密性问题，皇帝、皇储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是个人，也是一种制度，是封建国家不能缺少的制度，因此，建储就不该被视为皇帝的家庭私事，而是国事。公开的传统立储制度群众有一定的合法参与权，多少还体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性。明代万历年间的“国体之争”是群臣的意志对于专制君主明神宗的胜利。如果像清代一样实行秘储制度，那么群臣就不能改变神宗的意志，神宗就必然把一个极糟糕的福王作为皇储强加给全国，明代的政治岂不更要混乱？从理论上讲，雍正帝的秘储制度扼死了统治阶层内部绝大多数人那点可怜的民主权力 ，他个人的意志就是整体的意志，全民族的意志，他已成了亘古未有的独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