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豁贱为良

雍正年间，对部分“贱民”“开豁其贱籍，编为民籍”尽管其局限性很大， 但毕竟是一项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

清代，虽然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晚期，但是却残存着大量的奴隶制残余，主要表现为三部分人。 一是奴婢，其数量是相当大的。清兵入关时，满族社会已拥有奴隶 万甚至 万以上。二是佃仆，三是雇工人。 这三类人同属“ 贱民”等级， 政治上受到歧视，人身受到束缚。但是这三类人的法律地位又不完全相同 。奴婢的社会地位最低，他们是贱民的最低等第 ，他们不能与“良民”通婚，他们的子女亦为贱民，他们没有独立人格，没有人身自由， 而是隶属主人佃仆亦属贱民等级，他们和主人存在着人身隶属关系，他们的子弟不能应试出仕，生活上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如服式、鞋式都要明显标志属贱民等级，他们和奴婢属于同一等级的不同等第， 但也还有所不同。佃仆为主人服役是按条文规定而不是如奴婢是无条件的佃仆的，人身只是部分隶属主人 佃仆有自己的家庭经济生活等。而乐民、丐户、 户等虽无固定主人，但其法律地位基本上和佃仆相同。雇工人在契约规定的期间内和主人存在着人身隶属关系，和其他人仍属凡人关系，契约结束，和原主人的隶属关系也结束。确切些说，雇工人应属于良民与贱民之间的一个等第，雍正期间所开豁的贱民基本上属于第二类，即佃仆乐民、丐户这一类。

雍正年间对第二类贱民采取豁贱为良的政策。主要原因：一是自康熙中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佃仆制度逐渐衰落。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清代的地租主要采取实物额租，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货币地租，地主日益和生产相脱离，不再过问生产，对佃农的约束力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佃农生产的积极性有一定提高。在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某些地区， 一些致富了的佃农，要求改变为人役使的地位，并使他们有条件改变地位（指有钱赎身），就是佃仆为地主服役，也从无报酬到有报酬，从给工食到给工钱，反映了商品经济对佃仆制的冲击。二是奴仆的不断反抗奴仆在主人的残酷剥削与奴役下，过着近似奴隶的生活，他们实在无法生活，只好逃亡。清初以来，广大的奴婢、佃仆曾不断地掀起反抗斗争，其斗争的目标十分明确， 即脱离贱籍。正是在奴婢、佃仆反抗斗争的打击下，清政府才被迫作出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三是对于那些自明代甚至更早些时候就存在的乐户、丐户、 户、惰户等，清政府认为他们是“前朝弊政”的产物，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以示清政府的廉明，便于安定人心，巩固其封建统治。

雍正朝的豁贱为良首先就是从剔除前朝的“弊政”入手，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清政府下令，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 这是雍正下的第一道豁贱为良的谕旨，即开豁乐户的贱籍改业为良民。“乐户” 又称“乐籍”，明初即有之，从事歌舞、音乐、曲艺等业，被视为贱民，他们服装的颜色式样都不能和良民相同，所使用的器具也必须符合他们的身份。他们既身为贱民，而且， 世世子孙不得自拔为良民。雍正元年（1723年） 三月，监察御史年熙疏请开豁乐户的贱籍，编为民户。雍正令礼部讨论此事，礼部认为乐户的产生，是“压良为贱，前朝弊政，应当剔除”这样雍正皇帝就在这一年四月下令开豁乐户贱籍，令他们改业从良。

在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下令开豁乐户贱籍的同时，又令各省检查，如发现本地也存在类似乐户的贱民，也准许他们出贱为良。

关于佃仆，首先是雍正皇帝提出来，后根据安庆巡抚魏廷珍的疏奏、礼部议复，经雍正同意，开豁了这部分人的贱籍。

广东沿海，沿江一带常年生活在船上，以捕鱼水运为业的一种贱民称 民，亦称 户 乌 户 龙户、獭家，他们在政治上受歧视，并不准他们登陆生活。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雍正皇帝谕广东督抚：“凡无力之 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 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以副朕一视同之至意”。

但是，雍正朝豁贱为良还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这个时期并没有开豁全部贱民的贱籍，特别是没有开豁贱民最低等第奴婢的贱籍，就是雇工人在契约时间内和雇主的主仆名分也没有开豁，所以开豁的仅是贱民等级的一部分，甚至连清廷某些规定，也反映了他们实际上仍然和良民不同。比如，一般的平民可以出钱捐纳官员或参加科举考试而入仕，可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 清政府却规定“凡削籍之乐户、丐户、 户、渔户，应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本族亲友皆清白者，方准报捐应试。”可知就是已经削除贱籍编为民户者，仍然不能和平民一样捐纳、应试 而必须附有上述附加条件。

尽管雍正朝豁贱为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毕竟是开豁了部分贱民的贱籍，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雍正帝的豁贱为良，在剔除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方面向前迈了一大步，这一步比乃祖顺治皇帝和乃父康熙皇帝迈的步子都要大些， 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其次，刺激了被豁除贱籍者的生活积极性。那些开豁了贱籍的佃仆 由于减少了为田主服役的时间，使他们更能集中力量从事农业生产，无疑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再次，开豁部分贱民的贱籍，解除了对他们人身的束缚，这适应了封建社会晚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削弱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