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对雍正经济改革活动的评价

第一 雍正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

绅民一体当差、摊丁入亩、清查积欠以及火耗归公，对于绅衿地主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待遇均有所触犯但却平均了赋役，或多或少地减轻了贫穷农民的负担，因此缓和了农民与国家的矛盾。这些政策的实行，自然不利于清朝政府与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人关系的融洽，但是雍正政府所打击的是豪绅劣衿，剥夺他们的非法特权，加重地主的经济负担，这是要地主阶级从经济上支持它自身的政府，以便强化它， 使它更有力地代表它那个阶级。换句话说，雍正政府作为强有力的政权，可以很好地代表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国赋，从地主手中所征收的，实质上是地租的再分配，归根结蒂是剥削农民。 雍正政府当然是地主阶级政权，国家不是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调和机关，它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但是对于阶级矛盾的状况它的适当政策，可以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第二 一定程度上整顿了吏治

压抑豪绅，不容他们结交官府把持政权， 这是整肃吏治的一个途径；清查亏空，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都是整治不法官吏比较有效的办法。所以雍正年间官吏的贪赃枉法，比康熙末年有明显的好转。乾隆六年（1741年）清高宗说：不少旗人生活艰难是由于清查亏空时，无钱抵债，而房产被没收， 甚至还涉及到兄弟亲戚，雍正时被打击的赃官到乾隆时还没有缓过气来。可见打击的严厉和吏治的有所澄清了吏治，乃一篇真文章也。雍正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

第三 清朝政府财政状况根本好转

雍正的各项理财措施，在基本上不增加贫穷人民负担的条件下，堵塞官吏侵蚀、绅衿包揽等漏洞、收足赋额， 国帑充实起来，康熙死的那一年（1722年）国库存银只有 万两，第二年　 即雍正即位的头一年就有了好转，增为 万两，到五年（1727年）就多达 万两。 雍正因帑藏充盈，才敢于在西北两路用兵，花费很多，到他末年库存犹有 余万两。

雍正实行这些政策，得了“受银癖”的恶谥，还遭到“严刻”之诮，他确实像他自己所说，抱着严厉的态度，对待经济上的不法事情“严治贪婪，清厘帑项，概不得免，而追呼牵扰，亦有所不恤”，他厉行追赃，禁铸私钱，认真实行耗羡归公，养廉银，摊丁入亩，士民一体当差政策，实行了那个时代比较好的税收政策，一定程度清厘了积弊，刷新了吏治。他的摊丁入粮，耗羡归公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是他革新思想的产物和体现，应当给雍正这些政策的政治思想以应有的肯定。那些因这些政策而受损害的人的评论，或持有不同政治主张的人的评论，是缺乏客观性的。雍正后来的“恶名”相当程度上是他治政严厉的结果。今天，我们从客观角度上评价他的政策，应当说，恰恰是在“严厉”这一点上，他对清朝统治的贡献，比康熙、乾隆都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