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土归流的进步意义

雍正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得到了广大深受土司土目长期残酷剥削压迫之苦的各族人民的欢迎，雍正也一再谕令边疆大吏订立条例，严禁文武各官和兵丁扰累边民。少数民族地区腐朽的生产关系得到了一些调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和，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前进了一步。 改土归流，是世纪我国西南地区社会的一场深刻的变革，具有进步意义。表现在：

第一，清政府在归流地区重行丈量土地，清理钱粮，废除种种苛捐陋规，实行统一的税收政策，大大减轻了西南各族人民所受的剥削负担。在改流后，清政府对不少地区的赋税全部蠲免。像贵州苗党叛乱被再次平定后，雍正在十三年八月诏令，所有贵州本年钱粮“通行蠲免。 其被贼州县，蠲免三年”（《清史稿》世宗本纪）在清丈土地后，按土地肥瘠重新定税。像四川酉阳宣慰司在明代每年交纳秋粮石，雍正十二年改土归流后，经过丈量土地，每年交纳秋粮 石，比明代的数目减少了近 石 。特别是清政府废除了过去大小土目对人民的种种陋规苛捐、随意征派、无偿劳役兵役，而直接由国家统一征税，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像云南丽江府改土归流后，第一任流官知府，到任将及一年以来，将夷民无名杂差尽行查免，向来土府及头人苛派陋规， 酌量一年裁革 万余两。（朱批谕旨 二年九月二十日高其倬折）所以改土归流后，少数民族人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是减轻了。

第二，清政府在归流地区没收土司土目霸占的田地，大力奖励开荒，发展生产，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 原为土司霸占的大批土地，除少量留给土司外，大部分为官方没收后，有的赐给官吏，有的还给农民。在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政府还允许农民凭自己力量自由占田，被土司强行买去的民田，官府规定农民可持契约按价赎田。清政府还鼓励土民开荒屯田。发展生产，规定凡新开垦地区照雍正六年之例，水田 年起科，旱田 年起科。地多人少之处，政府或令士兵开垦，或招募内地农民移居，东川府在土司统治时，豪腴千里，无人敢垦。雍正四年改土归流后，“屯田东川岁收 万余石，久荒之地，亩收数倍，古州、丹江禾长八尺，穗五六歧豆大如栗”。（《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这个记载有某些夸大之处，但农业获得丰收，亩收数倍当是可信的。

第三，清政府在归流地区整修河道和道路，发展交通事业，加速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土归流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了由中央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清政府在那里整治水道，兴建驿路，使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密切，商业活动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由于土司对商人的各种苛税杂捐被废除以及水路陆路交通的开辟，各地商人往来频繁，云南西部丽江的茶叶贸易和黔东湘西的木材贸易，都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

第四，清政府在归流地区设官驻兵，整顿社会秩序，使攻伐动乱不安的边疆地区趋向安定，巩固了西南边疆的国防，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元明以来，土司土目不断地作乱和攻伐，并且常常勾结外国势力作为后盾，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使祖国的西南地区长期不得安定，影响了祖国的统一和国防的巩固。明清之际， 西方某些先进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祖国领土澳门、台湾和黑龙江流域为葡、荷、俄等殖民势力所侵占和骚扰，雍正改土归流的成功，使西南地区直接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加强了西南地区的军事力量，这就保障了边疆的安定，对于加强国防，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政府改土归流，是采用“剿抚结合”的方式完成的，由于一些反动土司顽固地想保持落后的土司制度，以维持自己对少数民族人民世袭的统治地位，发动武装叛乱反对改土归流，清政府对那些顽固抗拒改土归流的少数土司土目 不得不采用派军队武力平剿的办法，并在战争中也采用了暴力的手段，屠杀了不肯降服的一大批土司土民，对此，我们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清政府的方针是：“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 （《圣武记》 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力图招抚的方式， 即和平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只有拒不从命，发动叛乱的地区才采用武力平叛的方式，主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地区，就是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 。古州是武力和招抚相结合其他多数地区，主要都是用招抚或在武力威胁下以其他罪名革职的和平方式来完成的。对此，史书记载屡见不鲜。

五年二月，生苗，寨内附（襄文伯鄂文端公年谱）、

六月，奏报生苗向化，请附版图者 寨。　（襄文伯鄂文端公年谱）

九月，古州等处生苗愿附版图 余里。（襄文伯鄂文端公年谱）

这些都说明和平的办法在改土归流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对于清军在改土归流过程中采用的暴力行动，则应作科学的分析，史实证明一种反动的特别有害的制度，要完全靠和平的办法使它退出历史舞台是不太可能的，清政府在发动叛乱的土司地区采用武力，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得已的、必须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二卷）

雍正为完成改土归流的战争也就是这类战争，有人把这些战争说成是对少数民族人民起义的镇压，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因为，首先在土司土官地区与在流官地区比较，少数民族人民所受的压迫剥削要惨重得多，广大土民强烈支持并要求清政府实行改流。鄂尔泰在离开云南返回京师时，云南各族土民涌上街头官署，对他热烈地挽留和送别时动人的情景，正是云南人民真心拥护改土归流的反映，决不是官员们能够制造出来的。改土归流之取得成功，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广大人民拥护和支持改革的结果。其次，少数土司土目发动的叛乱确有很多土民参加，有的作战也很顽强，但这完全是由于少数民族土司土目利用狭隘的民族情绪、落后的宗族观念、封建迷信思想以及种种陈规陋习和欺骗宣传所煽动胁迫的结果，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反封建压迫剥削的口号，没有废除任何封建剥削制度，而只是为了维护少数土官土司们更残暴的压迫剥削制度。

所以，他们根本不代表人民的真正意愿和利益，不是人民起义，而广大的人民却没有参加反对改土归流的战争，接受了清军的招抚，愿意在相对比较好和安定的条件下从事生产和生活，就是一个证明。我们要把反动的土司土目反对改革、反对归流、蒙骗土民参加的叛乱和少数民族人民为了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举行的起义区别开来。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西南地区减轻剥削、废除陋规、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整治交通、发展生产、兴办学校、设府建县、驻扎军队、派遣流官治理，并且调查地理形势，划定边疆地图，严防外敌进犯，对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进步作用。改土归流的推行，和雍正帝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在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 皇帝主宰一切，没有皇帝的批准和支持，大多事情都难以获得成功 ，改土归流的顺利实行，是雍正帝本人的支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西南改土归流的最终实现是和雍正坚定、一贯的态度分不开的，是他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