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雍正的性格

雍正是一位有着刚毅果决而又显得有些急躁性格的人，他主张办事要不怕艰难，不顾阻挠，认准了就干。他经常教诲臣下，办事要拿定主意，不能瞻前顾后，游移不决。

他的这一性格，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决策果断，对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做出裁决。如黄炳创议实行摊丁入粮，他认为时机不成熟，不准。许数月后李维钧又提出来，促使他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及至议出实施办法，立即决策施行。又如诺岷倡议火耗归公，遭到廷臣的强烈反对，他表示支持， 朝臣没法，退了一步，希望先作试行。雍正认为可行就行还试什么，于是全面推行。凡是做开了的事情，他就坚持下去，力求达到目的，所以他的重大社会政策都没有改变。

雍正的刚毅果断，同他的急躁毛病连在一起。他自己说康熙训诫他遇事时要“戒急用忍”， 他就把这个教导书写出来，置于居室，以便朝夕观览。 二年（1724年）闰四月，他就针对任用辅国公阿布兰的态度检查自己，说没有详察而急于启用阿布兰，及其犯罪又不能隐忍，就是没有实现“戒急用忍”。康熙早在四十七年（1708年），评论他的儿子们时说雍正幼年“喜怒不定”，雍正认为自己已过而立之年，“居心行事”，性格已经稳定，不再是幼时喜怒无常的情形 ，特向乃父说明，并请求不要把这个谕旨记载在档案里。 康熙说这十几年来四阿哥确实没有这种情况了，可以免予记载 雍正少年时代忽喜忽怒 ，后来是否改变了。暂且不说 这喜怒不定，是性情乖僻可能是神经质的表现 也可能是心境不佳，情绪不安宁，遇事会狂喜狂怒 ，喜怒不定，也是脾气暴躁的表现 ，感情说爆发就爆发出来，所以康熙说他喜怒不定要他戒急用忍，都是说他性情急躁的毛病。雍正有一天看戏，演的是《郑儋打子》，看得高兴，赐给伶人食物，该伶受宠若惊，遂与皇帝攀谈起来，因剧中主角是常州刺史，就问今日常州太守为谁， 雍正一听勃然大怒 ，一个贱优，怎敢问起长官，不加惩治，形成风气还得了？立即将伶人杖死，他一激动不要紧，就造成人命归天的惨事。

雍正在他的统治后期，指责一些疆吏轻于改变旧制。他说：“常见督抚提镇等于莅任之初，或轻听人言 ，或自凭臆见，率尔具奏 ，更改旧章，不计事之永远可行与否，及至再经条奏，仍复旧规，多费曲折地方官民未必不受更张之扰累。”（上谕内阁 九年九月十四日谕）其实，他很可以反躬自问 ，正是因为他锐意改革，有的人搞迎合，经过申请，由他批准实行，所以这些官员犯的过失，正是由他促成的他的急躁病应为出现此种败政的原因之一。

有人批评雍正，“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人指斥他“以黑为白，群臣莫能矫其非，为人自圣”，归纳这些评论无非是说雍正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臣下的建议。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符合事。实雍正对许多问题的决策，先同有关官员商讨，然后他进行考虑，吸收众人的意见 。前述在朱批奏折中讨论政事，已说明了这一点。他对于有些事情中的错误也是乐于承认的。年羹尧的事情发生之后，他在多种场合表示自己识人不准，用人不当。两广总督孔毓因与年羹尧有往来而引罪， 雍正则说：“ 朕无识人之明误宠匪类，正自引咎不暇 ，何颜复株连无辜”。认错的态度是诚恳的。再如四年九月，甘肃巡抚石文焯建议在该地开炉铸造制钱，以便禁绝私钱。雍正朱批不允。不久，在石的十一月的一份奏折批示就改变了态度，他写道：“ 禁止私钱一事，果如所议，钱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区画甚属妥协，彼时朕虑未周祥， 故谕暂缓，今已准部议矣”。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原来考虑不周全，很自然地把事情改过来。雍正对他的纳谏问题向大臣作过表白：“朕非文过饰非之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果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把他完全看成是文过饰非， 刚愎自用的人，与事实不合。但是他确实也有过于自信的情况，他以为通过各种渠道完全掌握了下情，其实有的官员的报告是道听途说，不足为信他却因之对事情作出错误判断。

总之，雍正的性格，主要是刚毅果断，急躁和喜怒不定是老毛病，虽有所警惕、改正，但是极不彻底他刚毅，但不愎拧、自信，然而有点过分。

雍正凭刚强果决，雷厉风行的作风而办事迅速讲究功效，所以他即位就开展革除积弊的活动，时间不长，就取得一定的效果。的急躁使他的果断不能完全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对有的问题分析不够，行动上陷入盲目性，于是事情受到挫折或开展不下去，达不到预期效果，犯了轻举妄动的毛病，自信心有助于他坚强果敢， 然而自信太过，做为皇帝，就容易阻塞言路，影响政治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