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雍正与佛教

雍正登位前，长期居于藩王地位，他在雍亲王府邸时，就和僧道往来频繁，对释道经典也非常熟悉，并给自己取了佛教的一个法名为“破尘居士”，又称“圆明居士”。他自称：“朕在藩邸时，因与柏林寺相近，间与僧人谈论内典，并非以僧人为可信用也”。年轻时的信任和爱好，为他晚年大兴佛学创造了条件。到了雍正八年后， 威胁他统治地位的阿其那、塞思黑集团以及年羹尧、隆科多集团均已被他消灭，平定厄鲁特叛乱的胜利，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的签订，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成功，又使西北西南地区局势稳定了下来。他在处理了如此繁冗的政务后，可以重温年轻时熟悉的佛教经典，从佛教哲学中求得安慰和精神寄托了。 他认蒙古大喇嘛章嘉呼土克图为自己的恩师，晚年翻刻了很多佛教经典，他不顾自己是皇帝身份，把他自己关于佛学的语录辑录出来。到了晚年， 雍正在北京宫中，不仅请佛教大师，还请道教大师给诸王和文武官员讲经说法，他自己也以禅学大师的身份，一起参加讲经说法。自雍正十一年春季至夏季， 雍正亲在宫中给王公大臣讲经说法，听讲者有八人亦取了佛学的法名， 皇十六弟庄亲王允禄号爱月居士，皇十七弟果亲王允礼号自得居士， 皇四子宝亲王弘历号长春居士，大学士鄂尔泰号坦然居士等。

雍正之所以提倡佛教、相信佛教、大兴鬼神之道是有一定原因的。除了他年轻时学过佛学，有所爱好外，主要因为雍正是在激烈的皇位斗争中登上宝座的，在他登位前后，他在臣民中的地位和威望，不仅及不上他的父亲康熙，也及不上继他登位的儿子乾隆，他不得不利用宗教迷信为自己的统治制造舆论，同时佛教哲学既可以麻痹臣民的意志。也可以使雍正在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处理繁冗的政务后，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他确实也需要从宗教哲学中得到精神上的支柱，清代前期所有帝王都是大兴喇嘛教的，但其目的不过如乾隆所说的“兴黄教”所以安蒙古也，即把宗教作为联合，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以求安定统治的工具，但对雍正来说，佛教哲学不仅成为他联合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臣民的思想工具，也是他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求得精神安慰和寄托的工具。乾隆登位后，由于当时社会形势和统治思想的不同，多次谕令在全国禁止佛道的数目，才使雍正大兴佛教之风，受到了一定的抑止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