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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排屋子：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柱子，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我永远不会忘。惠特曼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孩子逐日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倾向那东西；／于是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在那一天的某一部分，／或继续了好几年，或好几年结成的伸展着的好几个时代。”正是这样，那排老屋成了我的一部分。很多年后，当母亲和那只小汽车都已离开我，当童年成为无比珍贵的回忆之时，我曾几次想再去看看那排老屋。可是非常奇怪，我找不到它。它孤零且残缺地留在我的印象里，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高高的台阶……但没有方位没有背景周围全是虚空。我不再找它。空间中的那排屋子可能已经拆除，多年来它只作为我的一部分存在于我的时间里。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了它。事实上我很多次就从它旁边走过，只是我从没想到那可能就是它。它的台阶是那样矮，以致我从来没把它放在心上。但那天我又去北海，在它跟前偶尔停留，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往那台阶上爬，他吃力地爬甚至手脚并用，我猛然醒悟，这么多年我竟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那台阶并不随着我的长高而长高。这时我才仔细打量它。绿色的门窗，对，红色的柱子和青灰色的台阶，对，是它，理智告诉我那应该就是它。心头一热，无比的往事瞬间涌来。我定定神退后几米，相信退到了当年的位置并像当年那样张望它。但是张望越久它越陌生，眼前的它与记忆中的它相去越远。从这时起，那排屋子一分为二，成为我的两部分，大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两部分。那么，如果我写它，我应该按照哪一个呢？我开始想：真实是什么。设若几十年后我老态龙钟再来看它，想必它会二分为三成为我生命的三部分。那么真实，尤其说到客观的真实，到底是指什么？

二、角色

在电影里，我见过一排十几个也许二十几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产科的婴儿室一尘不染，他们都裹在白色的襁褓里一个紧挨一个排成一排，睡着，风在窗外摇动着老树的枝叶但这个世界尚未惊动他们，他们睡得安稳之极，模样大同小异。

那时我想：曾经与我紧挨着的那两个孩子是谁呢？（据悉我也是在医院里出生的，想必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一排最初的伙伴儿。）与我一同来到人间的那一排孩子，如今都在做着什么都在怎样生活？当然很难也不必查考。世上的人们都在做着什么，他们也就可能在做着什么，人间需要什么角色他们也就可能是什么角色。譬如部长，譬如乞丐，譬如工人、农民、教授、诗人，毋庸讳言譬如小人，当然还譬如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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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三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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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至少几十上百年内人间的戏剧不会有根本的改动，人间的戏剧一如既往还是需要千差万别的各种角色。那么电影里的那一排孩子将来都可能做什么都可能成为什么角色，也就大致上有了一个安排方案，有了分配的比例。每天每天都有上百万懵懂但是含了欲望的生命来到人间。欲望，不应该受到指责，最简单的理由是：指责，已经是欲望的产物。但是这一排生命简直说这一排欲望，却不可能得到平等的报答。这一排天真无邪稚气可掬的孩子，他们不可能都是爱因斯坦，也不可能都是王小二，不可能全是凡夫俗子也不可能全是巾帼豪杰，这都不要紧这都不值得伤脑筋，最最令人沮丧的是他们不可能都有幸福的前程不可能都交好运，同样，也不可能都超凡入圣或见性成佛。即便有九十九个幸福而光荣的位置相应只有一个痛苦或丑陋的位置在前面，在未来等待着这些初来乍到的生命，令人沮丧的局面也毫无改观：谁，应该去扮演那不幸的一个？和，为什么？

我不相信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个美满的答案。释迦世尊的回答可能是最为精彩的回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藏菩萨也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但是在他们这样回答之时他已经超越痛苦步入慈悲安详，在他这样回答之后他已经脱离丑陋成了英雄好汉，可问题呢，依旧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未得答案。因为正像总统的位置是有限的，佛与菩萨的名额但愿能稍稍多一点而已。

我不再寻找它的答案。尼采说：自从我厌倦了寻找，我便学会了找到。

有一个朋友死了。K，她在命运的迷茫之中猝然赴死。爱她的人说，要是我们早一点知道，我们可以使她不死。是的，这是可能的。但是，谁能让亿万命途都是晴空朗照？谁能保障这世上没有人在迷茫中痛不欲生？K这样去死了，或者其实是：有一个人这样去死了，这个人的名字恰恰叫做K。因为产科婴儿室里的那一排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都还没有名字。

有一个人双腿瘫痪了。S，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连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再想站起来走一分钟都不可能了。爱他的人说将来，将来也许会有办法让他重新站起来走。可能的，在不规定期限的将来这是可能的。但是不管多么长久的将来，人间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伤病，医学的前途不可能没有新的难题。那么将来的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对他自己和对爱他的人来说与现在这个S有什么不同呢？现在是将来的过去，现在是过去的将来，将来是将来的现在。产科婴儿室里每天都有一排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他们都还没有名字。

有一个人步入歧途。L，也许因为贫穷，也许因为愚昧，也许因为历史的造就，他犯了罪甚至可能是不可饶恕的罪。爱他的人说：贫穷、愚昧和历史，难道应该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吗？为什么他不可饶恕？是的，他不可饶恕，因为人类前行要以此标明那是歧途。但是人类还要前行，还要遇到歧途还要标明那是歧途。产科婴儿室里那些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他们还都没有名字，他们之中的谁，将叫做L？

有一天，不是在电影里也不是在产科婴儿室，我看见一排正在离去或者已经离去的伙伴，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排，安静之极，风在窗外摇动老树的枝叶但世界已不再惊扰他们了。用任何尘世的名字呼唤他们，他们不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死者。

三、姻缘

1.我在陕北的一处小山村插过队。我写过那地方儿，叫它做“清平湾”，实际的名称是关家庄。因为村前的河叫清平河，清平河冲流淤积出的一道川叫清平川。清平川蜿蜒百余里，串联起几十个村落。在关家庄上下的几个村子插队的，差不多都是我的同学，曾在同一所中学甚至同一个班级念书。也有例外，男士A，不是我的同学但是和我们一起来到清平川插队，他是为了和我的同学男士B插在一处。但是阴差阳错，到了清平川，公社知青办的干部们将我和B等几个同学分配在关家庄，却把A与我的另几个同学安置在另一个村。费几番周折也没能改变命运的意图。这样男士A便在另一个村中与我的同学女士C相识，在同一个灶上吃饭，在同一块地里干活，从同一眼井中担水，走同一条路去赶集，数年后二人由恋人发展成夫妻，在同一个屋顶下有了同一个家。有一回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可记得你们的媒人是谁吗？是B！”大家愣一下，笑道：“不，不是B，是公社知青办那几位先生。”大家笑罢又有了进一步觉悟，说：

“不不还是不对，不是B也不是那几位先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若非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A和C何缘相识呢？”思路如此推演开去，疑为A和C的媒人者纷纭而至呈几何级数增长，且无止境。

2.我难得登高望远。坐轮椅正坐至第二十个年头，尚无终期。

某一日电梯载我升上十几层高楼，临窗俯看，见城市喧嚣浩瀚比以前更大得怵目惊心，楼堂房舍鳞次栉比也更多彩多姿，纵横交织的街道更宽阔美丽。唯如蚁的人群一如既往地埋头奔走，动机莫测出没无常；熙来攘往擦肩而过，就像互相绕开一棵树或一面墙；忽而也见两三位远远地扑来一处交头接耳，之后又分散融入人流再难辨认；一串汽车首尾相接飞驰向东，当中一辆不知瞬间受了什么引诱，减速出列掉头改道又急驶向西了；飘飘扬扬的一缕红裙，飘飘扬扬地分外醒目，但倏地永远不见了，于原来的地位上顶替以一位推车的老人；老人缓缓地走，推的是一辆婴儿车，车厢里的小孩儿顾自酣甜地睡着……我想，这老人这小孩儿恰是人间亿万命途的象征，来路和去向仍是一贯地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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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三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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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而望这宏大的人间，很可能正像量子力学家们对微观世界的测验和观察吧。书上说：“经典力学具有完全确定的性质，即给出力和质量以及初始位置和速度，就能够精确地预言运动客体的未来或过去的性状。但是，在量子力学中，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指出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能同时精确测定的；因此牛顿定律不能适用于原子范围。量子力学定律并不描述粒子轨道的细节，它只能给出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相对几率。”书上说，后来，物理学家把一切物质都看作具有波粒二象性。我想，人也是这样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吧。你每一瞬间都处于一个位置都是一个粒子，但你每时每刻都在运动你的历史正是一条不间断的波，因而你在任何瞬间在任何位置，都一样是命途难测。书上说：“物质世界是由同时存在着的无穷大的场构成。”那么人间社会料必也是如此；在几十亿条命运轨道无穷多的交织组合之间，一个人的命运真可谓朝不虑夕了。你能知道你现在正走向什么？你能知道什么命运正向你走来吗？

我坐在十几层高楼的窗前，想起往日的一个男孩儿。那男孩儿七岁时有一次问他的母亲：“什么是结婚？”母亲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想要在一起生活。”七岁的男孩儿于是问父亲：“你结婚了吗？”父亲说：“如果我是你的父亲，我肯定是结过婚了。”男孩儿迷茫地想了一会儿，说：“我不结婚。”母亲笑道：“你现在当然不要结，但将来你会结。”“为啥？”“因为，一般来说，所有的人都要结婚。”为此男孩儿郑重其事地想了一个下午，晚上他又问母亲：“那我和谁结婚呢？”母亲说：“这现在谁也不知道。不过那个女孩儿可能正在向你走来。”男孩儿于是独自到阳台上去，俯看街上埋头奔走的人流，很想辨出那个女孩儿，很想看见她从哪儿走来……

这时我忽然想起问我的妻子：“我七岁那年，你在哪儿？”她正读一本书，抬头望了望我，说：“下次别再忘了——又过了三年我才出生。”她笑了。可我没笑。“那么那时你的父母，他们在哪儿？”“很可能那时，”她一边重新埋下头去一边说，“我的父母还不相识。”

3.从上海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夏夜的外滩，情侣的密度当属世界之最。骄阳落去，皎月初升，江风习习吹开熏蒸的溽热之时你瞧吧，沿江的栅栏边，情男恋女伏栏面水倾诉衷肠，一条大队直排出几里，仿佛对黄浦江夹道的欢迎与欢送；一对紧挨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甚至互相不能留出间隙，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倘忽略每一颗头的扭向让你猜哪两个是一对，你有50％的可能错点了鸳鸯。我对他的描述略表怀疑。“怎么你不信？”我的这位富于想象力的朋友笑道：“这么说吧，要是这时有谁下一道命令，譬如喊一二三，或者吹一声哨，情男恋女们无需移动位置只要一齐转头180度，便可在全新的组合中继续谈情说爱。”

“很可能，”我说，“这样的命令已经下过了。”

“下过了？”这一回轮到他怀疑。

“下过了，但是你没听见。”

“你听见了？”

“我有时感到我听见了。在你去外滩之前，在你去外滩之前很久上帝的哨子已经吹过了，因此你看见了你所看到的情景，你看见了你只能看到的一种组合。”

不久前我读一本书，书上说到洗牌。一局牌（不论是扑克还是麻将）开始，先要洗牌。连续的输家抱怨手气不好，尤其要洗牌，别人洗过了他还不能放心，一定要自己再洗，一面把牌打乱一面心中祈祷好运的来临。那本书的作者说：当然这会改变他的牌运，但是，到底是改变得更好了还是改变得更坏了却永远不能知道。被你洗掉了的种种排列，未及存在就已消逝，上帝只取其中一种与你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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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何必曾相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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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一天我们这伙人真都老了，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岁，白发苍苍还拄了拐棍儿，世界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是（夏令时）傍晚七八点钟的太阳，即便到那时候，如果陌路相逢我们仍会因为都是“老三届”而“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么不管在哪儿，咱们找一块不碍事的地方坐下——再说那地方也清静。“您哪届？”“六六。您呢？”（当年是用“你”字，那时都说“您”了，由此见出时间的作用。）“我六八。”“初六八高六八？”“老高一。”“那您大我一岁，我老初三。”倘此时有一对青年经过近旁，小伙子有可能拉起姑娘快走，疑心这俩老家伙念的什么咒语。“那时候您去了哪儿？”“云南（或者东北、内蒙、山西）。您呢？”“陕北，延安。”这就行了，我们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了然。这永远是我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六六、六七、六八，已经是多么遥远了的年代。要是那一对青年学过历史，他们有可能忽然明白那不是咒语，那是二十世纪中极不平常的几年，并且想起考试时他们背诵过几个拗口的词句：插队，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他们恰恰是钻研史学的，如果他们走来，如同发现了活化石那样地发现了我们，我想我们不太介意，历史还要走下去，我们除了不想阻碍它之外，正巧还想为“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世界有一点用处。

我们能说点什么呢？上得了正史的想必都已上了正史。几十年前的喜怒哀乐和几百几千年前的喜怒哀乐一样，都根据当代人的喜怒哀乐成为想象罢了。我们可以讲一点儿单凭想象力所无法触及的野史。

比如，要是正史上写“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边疆”，您信它一半足够了，记此正史的人必是带了情绪。我记得清楚，1968年末的一天，我们学校专门从外校请来一位工宣队长，为我们作动员报告，据说该人在“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上很有成就。他上得台来先是说：“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台下便很安静了。然后他说：“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台下的呼吸声就差不多没有，随后有人带头喊亮了口号。他的最后一句话尤为简洁有力：“你报名去，我们不一定叫你去，不报名的呢，我们非叫你去不可。”因而造成一段历史疑案：有多少报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

什么时候也有勇敢的人，你说出大天来他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威赫如那位工宣队长者反而退却。这里面肯定含着一条令人快慰的逻辑。

我去了延安。我从怕去变为想去，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是以后屡屡证明了的惯做白日梦的禀性所致，以及不敢违逆潮流之怯懦的作用。唯当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和翻山越岭北上的卡车时，才感受到一缕革命豪情。唯当下了汽车先就看见了一些讨饭的农民时，才于默然之间又想到了革命。也就是在那一路，我的同学孙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那是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引发的灵感。他捧定那书看了一路，说：“咱们干赤脚医生吧。”大家都说好。

立哲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页。但若正史上说他有多么高的政治水平，您连十分之一都甭信。立哲要是精于政治，“四人帮”也能懂人道主义了。立哲有的是冲不垮的事业心和磨不尽的人情味，仅此而已。再加上我们那地方缺医少药，是贫病交困的农民们把他送上了行医的路。所以当“四人帮”倒台后，有几个人想把立哲整成“风派”“闹派”时，便有几封数百个农民签名（或委托）的信送去北京，担保他是贫下中农最爱戴的人。

我们那个村子叫关家庄，离延川县城八十里，离永坪油矿三十五里，离公社十里。第一次从公社往村里去的路上，我们半开玩笑地为立哲造舆论：“他是大夫。”“医生噢？”老乡问，“能治病了吧？”“当然，不能治病算什么医生。”“对。就在咱庄里盛下呀是？”“是。”“咳呀——，那就好。”所以到村里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找立哲看病，我们七手八脚地都做他的帮手和参谋。第一个病人是个老婆儿——发烧、发冷、满脸起的红斑。立哲翻完了那本《农村医疗手册》说一声：丹毒。于是大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抗生素都拿出来，把红糖和肉松也拿出来。老婆儿以为那都是药，慌慌地问：“多少价？”大伙回答：“不要钱。”老婆儿惊诧之间已然发了一身透汗，第一轮药服罢病已好去大半。单是那满脸的红斑经久不消。立哲再去看书，又怀疑是否红斑狼疮。这才想起问问病史。老婆儿摸摸脸：“你是问这？胎里坐下的嘛。”“生下来就有？”“噢——嘛！”当然，后来立哲的医道日益精深，名不虚传。

说起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后人有可能认为是造谣。“糠菜半年粮”已经靠近了梦想，把菜去掉换一个汤字才是实情。“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呢，就怕真的掰开倒全要作废，所以才不实行。怎样算一个家呢？一眼窑，进门一条炕，炕头连着锅台，对面一张条案，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便是全部家当。怎样养活一个家呢？男人顶着月亮到山里去，晚上再顶着月亮回来，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民歌里唱“人凭衣裳马凭鞍，婆姨们凭的是男子汉”，其实这除了说明粮食的重要之外不说明其他，婆姨们的苦一点不比男人们的轻，白天喂猪、养鸡、做饭，夜晚男人们歇在炕头抽烟，她们要纺线、织布、做衣裳，农活紧了她们也要上山受苦，一家人的用度还是她们半夜里醒来默默地去盘算。民歌里唱“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差不多是真的。好在我们那儿离油矿近，从废弃的油井边掏一点黑黑的原油拿回家点灯，又能省下几个钱。民歌唱“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说是夸张吗？那是因为其时其地的牛马们苦更重，要是换了草原上的牛马，就不好说谁夸张了谁。猪是一家人全年花销的指望，宁可人饿着不能饿了它们，宁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们养肥，然后卖成钱，买盐，买针线、农具、染布的颜料、娃娃上学要用的书和笔，余下的逐年积累，待娃娃长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时候去派用场。唯独狗可以忽视，所以全村再难找到一头有能力与狼搏斗的狗了。然而，狗仍是最能让人得到温暖的动物，它们饿得昏昏的也还是看重情谊，这自然是值得颂扬的；但它们要是饿紧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你看那生性自轻自贱的目光吧——含满了惭愧和自责，这就未必还是好品质。我彻底厌恶“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理论。人不是一辈子为了当儿子（或者孙子）的，此其一；人在数十万年前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动物，此其二；第三，人若不嫌母丑母亲就永远丑下去，要是不嫌家贫闹革命原本是为了什么呢？找遍陕北民歌你找不到“狗不嫌家贫”这样的词句，有的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苦难中的别离，煎熬着的深情，大胆到无法无天的爱恋：“三天没见哥哥面，大路上行人都问遍。”“风尘尘不动树梢梢摆，梦也梦不见你回来。”“白格生生蔓菁绿缨缨，大女子养娃娃天生成。”“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上队伍上横山。”“洗了个手来和白面，三哥哥吃了上前线。”“想你想得眼发花，土坷垃看成个枣红马。”“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在黄褐色的高原上顺天游荡。在山里受苦时，乡亲们爱听我们讲北京的事，听得羡慕但不嫉妒，“哎呀——，哎呀——”地赞叹，便望那望不尽的山川沟壑，产生一些憧憬，说“咱这搭儿啥时也能像了北京似……”接着叹一声：“不比当年了嘛，人家倒把咱给忘球喽。”于是继续抡动起七八斤重的老镢，唱一声：“六月里黄瓜下了架，巧口口那个说下哄人的话。”再唱一声：“噢，噢，噢嗬，噢嗬嗬，噢嗬嗬——！说是了天上没灵儿神，刮风了下雨是吼雷儿声，我问你就知情是不知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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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何必曾相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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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去的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丰产年，可是公粮收得狠，前一年闹灾荒欠下的公粮还要补足，结果农民是丰产不丰收，我亲眼见村里几个最本分的汉子一入冬就带着全家出门要饭去了。胆大又有心计的人就搞一点“投机倒把”，其实什么投机倒把，无非是把自家舍不得吃的一点白面蒸成馍，拿到几十里地外的车站去卖个高价，多换些玉米高粱回来，为此要冒坐大狱的危险。有手艺的人就在冬闲时出门耍手艺，木匠、石匠还有画匠。我还做过几天画匠呢。外头来的那些画匠的技艺实在不宜恭维，我便自告奋勇为乡亲们画木箱。木箱做好，上了大红的漆，漆干了在上面画些花鸟鱼虫，再写几个吉利的字。外来的画匠画一对木箱要十几块钱，我只要主人顶我一天工，外加一顿杂面条条儿。那时候真是馋呀，知青灶上做不成那么好吃的杂面条条儿；山里挖来的小蒜捣烂，再加上一种叫做CeMa（弄不清是哪两个字）的作料，实在好吃得很。我的画技还算可以，真的，不吹牛。老乡把我画的木箱担到集上卖，都卖了好价钱。画了十几对不能再画了。大家都认为，画一对木箱自家用，算得上是为贫下中农做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担到集上去赚钱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便再难吃上那热热的香香的杂面条条儿了。

历史总归会记得，那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曾经来过一群北京学生，他们在那儿干过一些好事，也助长过一些坏事。比如，我们激烈地反对过小队分红。关家庄占据着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队分红试点，我们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欲，越大当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见共产主义的明天。谁料这样搞的结果是把关家庄搞成全川最穷的村了。再比如，我们吆三喝四地批斗过那些搞“投机倒把”或出门耍手艺赚钱的人，吓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一股劲儿央告。还有，在“以粮为纲”的激励下，知识青年带头把村里的果树都砍了，种粮食。果树的主人躲在窑里流泪，真仿佛杨白劳再世又撞见了黄世仁。好在几年后我们知道不能再那么干了，我们开始弄懂一些中国的事了。读了些历史也看见了些历史，读了些理论又亲历了些生活，知道再那样干不行。尤其知青的命运和农民们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了，这是我们那几届“老插”得天独厚之处，至少开始两年我们差不多绝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将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孙了，谁处在这位置谁都会幡然醒悟，那样干是没有活路的。

当然，一有机会我们还是都飞了，飞回城，飞出国，飞得全世界都有。这现象说起来复杂，要想说清其中缘由，怕是得各门类学者合力去写几本大书。

1984年我在几位作家朋友的帮助下又回了一趟陕北。因为政策的改善，关家庄的生活比十几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说丰衣，钱也还是没有几个，但毕竟足食了。乡亲们迎我到村口，家家都请我去吃饭，吃的都是白面条条儿。我说我想吃杂面条条儿。众人说：“哎呀——，谁晓得你爱吃那号儿？”但是，农民们还是担心，担心政策变了还不是要受穷？担心连遇灾年还不是要挨饿？陕北，浑浊的黄河两岸，赤裸的黄土高原，仍然是得靠天吃饭。

那年我头一次走了南泥湾。歌里唱她是“陕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认为是艺术夸张，但亲临其地一看，才知道当年写歌词的人都还没学会说假话呢。那儿的山是绿的，水是清的，空气也是湿润的，川地里都种的水稻，汽车开一路，两旁的树丛中有的是野果和草药，随时有野鸡、野鸽子振翅起落。究其所以，盖因那满山遍野林木的作用。深谙历史的人告诉我，几百年前的陕北莽莽苍苍都是原始森林。但是一出南泥湾的地界，无边无际又全是灼目的黄土了。我想，要是当年我们一来就开始种树造林，现在的陕北已是一块富庶之地了。我想要是那样，这高原早已变绿，黄河早已变清了。我想，眼下这条浑浊的河流，这片黄色的土地，难道是民族的骄傲吗？其实是罪过，是耻辱。但是见过了南泥湾，心里有了希望：种树吧种树吧种树吧，把当年红卫兵的热情都用来种树吧，让祖国山河一片绿吧！不如此不足使那片贫穷的土地有个根本的变化。

篇幅所限，不能再说了。插队的岁月忘不了，所有的事都忘不了，说起来没有个完。自己为自己盖棺论定是件滑稽的事，历史总归要由后人去评说。再唠叨两句闲话作为结束语吧：要是一罐青格凌凌的麻油洒在了黄土地上，怎么办？别着急，把浸了油的黄土都挖起来，放进锅里重新熬；当年乡亲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再有，现在流行“侃大山”一语，不知与我们当年的掏地有无关联？掏地就是刨地，是真正抡圆了镢头去把所有僵硬的大山都砍得松软；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过的。还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我们十七八岁去插队时，男生和女生互相都不说话，心里骚骚动动的但都不敢说话，远远地望一回或偶尔说上一句半句，浑身热热的但还是不敢说下去；我们就是这样走进了人生的。这些事够后世的年轻人琢磨的，要是他们有兴趣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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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情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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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呢，跟二十几岁的人在一起玩不觉得有什么障碍，偶尔想起自己已经四十岁，倒不免心里一阵疑惑。

某个周末，家里来了几个客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小伙子们没有辜负好年华，都大学毕了业，并且都在谈恋爱；说起爱情的美妙，毫不避讳，大喊大笑。本该是这样。不知怎么话题一转，说起了插队。可能是他们问我的腿是怎么残废的，我说是插队时生病落下的。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说，我爸我妈常给我讲他们插队时候的事。我说，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他又说了一遍，我爸我妈，一讲起他们插队时候的事，就没完。

“你爸和你妈，插过队？”

“那还有错儿？”

“在哪儿？”

“山西。晋北。”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一。知青的第二代，我是老大。”

“你爸你妈他们哪届的？”

“六六届，老高三。今年四十五了。”

不错，回答得挺内行。我暗想：这么说，我们这帮老知青的第二代都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这么说，再有个三五年，我们都可以当爷爷奶奶了？

“你哪年出生？”我愣愣地看他，还是有点儿不信。

“七零年。”他说，“我爸我妈他们六八年走的，一年后结婚，再一年后生了我。”

我还是愣着，把他从头到脚再看几遍。

“您瞧是不是我不该出生？”他调侃道。

“不不不。”我说。大家笑起来。

不过我心里暗想，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

“你爸你妈怎么给你讲插队的事？”

他不假思索，说有一件事给他印象最深：第一年他爸他妈回北京探亲，在农村干了一年连路费都没挣够，只好一路扒车。（扒车，就是坐火车不买票或只买一张站台票，让列车员抓住看你确实没钱，最多也就是把你轰下来。）没钱，可那时年轻，有一副经得起摔打的好身体，住不起旅馆就蹲车站，车上没你的座位你就站着，见查票的来了赶紧往厕所躲，躲不及就又被轰下去，轰下去就轰下去，等一辆车再上，还是一张站台票。归心似箭，就这样一程一程，朝圣般地向京城推进。如此日夜兼程，可是把他爸他妈累着了。有一次扒上一趟车，谢天谢地车上挺空，他爸他妈一人找了一条大椅子倒头便睡。接连几个小站过去，车上的人多了，有人把他爸叫起来，说座位是大家的不能你一个人睡，他爸点点头让人家坐下。再过一会儿，又有人去叫他妈起来。他爸看着心疼。爱情给人智慧，他爸灵机一动，指指他妈对众人说：“别理她，疯子。”众人于是退避三舍，听由他妈睡得香甜。

我说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困境，不单是指经济方面，主要是指舆论。二十年前的中国，爱情羞羞答答的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得不犯的错误；尤其一对知识青年，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尚未大有作为，先谈情说爱，至少会被认为革命意志消沉。革命、进步、大有作为、甚至艰苦奋斗，这些概念与爱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差不多全是独身。那时候，爱情如同一名逃犯，在光明正大的场合无处容身；戏里不许有，书里不许有，歌曲里也不许有。不信你去找，那时的中国的歌曲里绝找不到爱情这个词。以往的歌曲除了《国歌》，外国歌曲除了《国际歌》，一概被指责为黄色。所以，我看着我这位年轻的朋友，心里不免佩服他父母当年的勇敢，想到他们的艰难。

但是二十岁上下的人，不谈恋爱尚可做到，不向往爱情则不可能，除非心理有毛病。

当年我们一同去插队的二十个人，大的刚满十八，小的还不到十七。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到西安、到铜川，再换汽车到延安，一路上嘻嘻哈哈，感觉就像是去旅游。冷静时想一想未来，浪漫的诗意中也透露几分艰险，但“越是艰险越向前”，大家心里便都踏实些，默默地感受着崇高与豪迈。然后互相勉励：“咱们不能消沉。”“对对。”“咱们不能学坏。”“那当然。”“咱们不能无所作为。”“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咱们不能抽烟。”“谁抽烟咱们大伙抽谁！”“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唏——！”所有人都做出一副轻蔑或厌恶的表情，更为激进者甚至宣称一辈子不做那类庸俗的勾当。但是插队的第二年，我们先取消了“不能抽烟”的戒律。在山里受一天苦，晚上回来常常只能喝上几碗“钱钱饭”，肚子饿，嘴上馋，两毛钱买包烟，够几个人享受两晚上，聊补嘴上的欲望这是最经济的办法了。但是抽烟不可让那群女生看见，否则让她们看不起。这就有些微妙，既然立志独身，何苦又那么在意异性的评价呢？此一节不及深究，紧跟着又纷纷唱起“黄歌”来。所谓黄歌，无非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呀，《喀秋莎》呀，《灯光》《小路》《红河谷》等等。不知是谁弄来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大家先被歌词吸引。譬如：“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譬如：“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烁着灯光。”多美的歌词。大家都说好，说一点都不黄，说不仅不黄而且很革命。于是学唱。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认真地学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学《毛选》。推开窑门，坐在崖畔，对面是月色中的群山，脚下就是那条清平河，哗哗啦啦日夜不歇。“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荡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歌声在大山上撞起回声，顺着清平川漫散得很远。唱一阵，歇下来，大家都感动了，默不作声。感动于什么呢？至少大家唱到“姑娘”、“爱人”时都不那么自然。意犹未尽，再唱：“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难道这歌也很革命吗？管他的！这歌更让人心动。那一刻，要是真有一位姑娘对我们之中的不管谁，表示与那歌词相似的意思，谁都会走过去坐在她的身旁。正如《毛选》中云：“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一样，对二十岁上下的人来说，爱情是主流，反爱情的反动也只是一股逆流。不过这股逆流一时还很强大，仍不敢当着女生唱这些歌，怕被骂作流氓，爱情的主流只在心里涌动。既是主流，就不可阻挡。有几回下工回来，在山路上边走边唱。走过一条沟，翻过一道梁，唱得正忘情，忽然迎头撞上了一个或是几个女生，虽赶忙打住但为时已晚，料必那歌声已进入姑娘的耳朵（但愿不仅仅是耳朵，还有心田）。这可咋办？大家慌一阵，说：“没事。”壮自己的胆。说：“管她们的！”撑一撑男子汉的面子。“她们听见了吗？”“那还能听不见？”“她们的脸都红了。”“是吗？”“当然。”“听他胡说呢。”“嘿，谁胡说谁不是人！”“你看见的？”“废话。”这倒是个不坏的消息，是件值得回味的事，让人微微地激动。不管怎么说，这歌声在姑娘那儿有了反应，不管是什么反应吧，总归比仅仅在大山上撞起回声值得考虑。主流毕竟是主流，不久，我们听见女生们也唱起“黄歌”来了：“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是谁叫你这样伤心？问他的是那赶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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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情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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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人类的一切歌唱大概正是这样起源。或者说一切艺术都是这样起源。艰苦的生活需要希望，鲜活的生命需要爱情，数不完的日子和数不完的心事，都要诉说。民歌尤其是这样。陕北民歌尤其是这样。“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三年两年忘不了你。有朝一日见了面，知心的话儿要拉遍。”“蛤蟆口灶火烧干柴，越烧越热离不开。”“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白脖子鸭儿朝南飞，你是哥哥的勾命鬼。半夜里想起干妹妹，狼吃了哥哥不后悔。”情歌在一切民歌中都占着很大的比例，说到底，爱是根本的希望，爱，这才需要诉说。在山里受苦，熬煎了，老乡们就扯开嗓子唱，不像我们那么偷偷摸摸的。爱嘛，又不是偷。“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觉还想你。把住哥哥亲了个嘴，肚子里的疙瘩化成水。”但是反爱情的逆流什么时候都有：“大红果子剥皮皮，人家都说我和你，本来咱俩没关系，好人摊上个赖名誉。”“不怨我爹来不怨我娘，单怨那媒人嘴长。”“我把这个荷包送与你，知心话儿说与你，哥哎哟，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你就说是十字街上买来的，掏了（么）三两银，哥哎哟，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不过我们已经说过了，主流毕竟是主流，把主流逼急了是要造反的：“你要死哟早早些死，前晌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对面价沟里拔黄蒿，我男人倒叫狼吃了。先吃上身子后吃上脑，倒把老奶奶害除了。”“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迟来早去是你的人，跌到一起再结婚。”真正是无法无天。但上帝创造生命想必不是根据法，很可能是根据爱；一切逆流就便是有法的装饰，也都该被打倒。老乡们真诚而坦率地唱，我们听得骚动，听得心惊，听得沉醉，那情景才用得上“再教育”这三个字呢。我在《插队的故事》那篇小说中说过，陕北民歌中常有些哀婉低回的拖腔，或欢快嘹亮的呐喊，若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大山里，这拖腔或呐喊便可随意短长。比如说《三十里铺》：“提起——这家来家有名……”比如《赶牲灵》：“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儿哟——三盏盏的那个灯……”“提起”和“骡子儿哟”之后可以自由地延长，直到你心里满意了为止。根据什么？我看是根据地势，在狭窄的沟壑里要短一些，在开阔的川地里或山顶上就必须长，为了照顾听者的位置吗？可能，更可能是为了满足唱者的感觉：天人合一，这歌声这心灵，都要与天地构成和谐的形式。

民歌的魅力之所以长久不衰，因为它原就是经多少代人锤炼淘汰的结果。民歌之所以流传得广泛，因为它唱的是平常人的平常心。它从不试图揪过耳朵来把你训斥一顿，更不试图把自己装点得多么白璧无瑕甚至多么光彩夺目；它没有吓人之心，也没有取宠之意；它不想在众人之上，它想在大家中间，因而它一开始就放弃拿腔弄调和自命不凡；它不想博得一时癫狂的喝彩，更不希望在其脚下跪倒一群乞讨恩施的“信徒”；它的意蕴是生命的全息，要在天长地久中去体味。道法自然，民歌以真诚和素朴为美。真诚而素朴的忧愁，真诚而素朴的爱恋，真诚而素朴的希冀与憧憬，变成曲调，贴着山走，沿着水流，顺着天游信着天游；变成唱词，贴着心走沿着心流顺着心游信着心游。

其实，流行歌曲的起源也应该是这样——唱平常人的平常心，唱平常人的那些平常的牵念，喜怒哀乐都是真的、刻骨铭心的、魂牵梦萦的，珍藏的也好坦率的也好都是心灵的作为，而不是喉咙的集市。也许是我老了，怎么当前的流行歌曲能打动我的那么少？如果是我老了，以下的话各位就把它随便当成什么风刮过去拉倒。我想，几十几百年前可能也有流行歌曲，有很多也那么旋风似的东南西北地刮过（比如大跃进时期的、“文化革命”时期的），因其不是发源于心因而也就不能留驻于心，早已被人淡忘了。我想，民歌其实就是往昔的流行歌曲之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流传在民间因而后人叫它民歌。我想，经几十甚至几百年而流传至今的所有歌曲，或许当初都算得流行歌曲（不能流行起来也就不会流传下去），它们所以没有随风刮走，那是因为一辈辈人都从中听见自己的心，乃至自己的命。“门前有棵菩提树，站在古井边，我做过无数美梦，在它的绿荫间……”“老人河啊，老人河，你知道一切，但总是沉默……”不管是异时的还是异域的，只要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就必定能够流进心里去。可惜，在此我只能列举出一些歌词，不能让您听见它的曲调，但是通过这些歌词您或许能够想象到它的曲调，那曲调必定是与市场疏离而与心血紧密的。我听有人说，我们的流行歌曲一直没有找到自己恰当的唱法，港台的学过了，东洋西洋的也都学过了，效果都不好，给人又做偷儿又装阔佬的感觉。于是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专门弄土，但那土都不深，扬一把在脑袋上的肯定不是土壤，是浮土要么干脆是灰尘。“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门前刮过”，虽然“高”和“大”都用上了，听着却还是小气；因为您再听：“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这无异于是声称，他对生活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他没心没肺。真要没心没肺一身的仙风道骨也好，可那时候“风”里恰恰是能刮来钱的，挣钱无罪，可这你就不能再说你对生活没有什么看法了。假是终于要露马脚的。歌唱，原是真诚自由的诉说，若是连歌唱也假模假式起来，人活着可真就绝望。我听有人说起对流行歌曲的不满，多是从技术方面考虑，技术是重要的，我不懂，不敢瞎说。但是单纯的技术观点对歌曲是极不利的，歌么，还是得从心那儿去找它的源头和它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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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情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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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儿我怀疑了很久，反省了很久：也许是我错了？我老了？一个人只能唱他自己以为真诚的歌，这是由他的个性和历史所限定的。一个人尽管他虔诚地希望理解所有的人，那也不可能。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历史是不同的，这是代沟的永恒保障。沟不是坏东西，有山有水就有沟，地球上如果都是那么平展展的，虽然希望那都是良田但事实那很可能全是沙漠。别做暴君式的父辈，让儿女都跟自己一般高（我们曾经做那样可怜的儿女已经做得够够的了）。此文开头说的那位二十一岁的朋友——我们知青的第二代，他喜欢唱什么歌呢？有机会我要问问他。但是他愿意唱什么就让他唱什么吧，世上的紧张空气多是出于瞎操心，由瞎操心再演变为穷干涉。我们的第二代既然也快到了恋爱的季节，我们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的观念干涉别人爱情的行为，都只是一股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