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的冬日
傅斯年死了，他生前的亲朋好友以及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及其门生还活着。虽然活法各有不同，际遇略有差异，但整个族群的归宿基本是相同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反五反"、"四清"、"反右"等一系列运动展开，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再度面临着新的人生抉择。
1953年11月，一个高个子白脸留分头的青年学者，悄悄地来到了中山大学陈寅恪的家中，此人便是陈氏早年的弟子加助手汪篯。
汪篯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陈寅恪门下读研究生。陈寅恪离开昆明后，汪又受郑天挺指导，后随史语所迁李庄，与张政烺、任继愈、逯钦立、杨志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一起在李庄居住生活达六年之久。在读书和做研究期间，享受傅斯年专门批发的每月30元津贴补助。据当年与汪氏同在李庄生活的同学周法高回忆："汪篯和下一届的研究生王永兴都是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之下念中国中古史的，汪篯的硕士论文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关于汪在昆明、李庄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周法高的评价是："汪篯人很聪明，可是读书没什么恒心和耐心，有时好多天不看书，有时好多天挑灯夜读。这种起居无节、作息不时的习惯，不大适宜做沉重的学术研究。《论语》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顾炎武的诗句说：'道远不须愁日暮。'胡适先生晚年时常提到这句诗，意思是说：不必愁年纪的老大，路程的遥远，只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恒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业。汪篯是属于智慧型的，而缺少恒心，我在后来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发表。不过由于他的聪明、博学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学里作教授，也许很叫座。在某些中国史大学教科书前面，有时看到他列名于集体编撰者之中。1954年，中国科学院曾经决定请陈寅恪先生由广州岭南大学到北京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长，就是派汪篯去的，后来陈先生没有就聘。"【1】
周法高所言大体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属人中少有的，只是缺了一个"恒"字，这个说法得到了可考资料的支持。1942年2月6日，郑天挺曾为汪篯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征求意见：
汪篯人甚聪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规律，用功时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时或竟数日不读书，以故论文尚未做好。弟个人颇觉其将来可有希望，前言之汤公（用彤），欲俟其毕业后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2】
让郑天挺失望的是，汪篯随史语所自李庄返南京后，没有留在史语所工作，也未能进入北大，而是远赴吉林长白师范学校教书。是否傅斯年也与周法高同样感受或有其他复杂的原因而没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1947年，当汪篯得知陈寅恪重返北平清华大学任教后，在尚未受到任何机构聘用的情形下只身来到陈寅恪身边，与陈门弟子王永兴、陈庆华等协助陈寅恪著述。半年后，经陈寅恪与傅斯年、胡适沟通，北京大学决定聘用汪篯为副教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的助手。于是汪篯在陈寅恪南飞之前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拿着北大薪水为清华导师服务的特殊人员。就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汪篯吃住都在恩师家中，与陈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经历也与导师相似，年近40岁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个简单的家。
据说汪后来也开始静心治学，准备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可惜时不我待，"文革"不期而至。有人说，假如汪篯不是在生命的中途自杀身亡，其学问之造诣与成就并非是在台湾孤岛上自视甚高的周法高辈所能望其项背的。惜哉天不假年，汪氏英年早逝，遂为后继乏人的史学界又添一悲剧。
历史赋予这对师生的最后两年中，汪篯显然比在昆明和李庄时期用功、用心了许多，并得到了陈氏治史方法的真传。这个时期的汪篯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与修改、校正书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导师所接受和采纳。尽管在以后的几年，汪氏像他的同学周法高所言，没有发表太多的研究论文，但其在中国史学界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受到同行越来越多的瞩目与尊重也是事实。这一事实用传记作家陆键东的说法，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汪篯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大部分都有独创性"【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