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

俗语说在那里跌倒在那里站起来，在人类的各种疾病中，几乎可以说癔症的症状最为繁多。它可以表现出人体各系统和各部位的症状，其发作形式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有时又与其他疾病互为混淆、真假难辨，故很容易误诊。如最常见的癔症性痉挛，发作时病人四肢抽搐、呼吸急迫、双目紧闭，与癫痫大发作极为相似。癔症性假性痴呆病人貌似低能，会说错自己的年龄、姓名，把男人说成女人，然仔细检查，会发现他们对复杂的计算或事件的回忆却能精确无误，病人的智能其实并无缺陷。癔症性瘫痪者可长年瘫倒不起，而检查时却无瘫痪体征。张家男人记得早些的时候雁沟曾有一病人多年瘫痪于床，某日忽闻邻居疾呼“着火啦!”便迅即跳下床，拎起皮箱夺门而出，多年瘫痪即此而愈。癔症性失明及失聪者虽视、听觉丧失，行走时却能避开障碍物，睡眠中唤之能醒。因装病者往往为达某一目的而“生病”，目的达到“病”即不治自愈。而癔症病人没有这种意识和动机，他们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左右病情.精神因素通常是癔症发病的直接原因。然而这一外部原因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如亲友病故，自己生病，与人争执等等，这些负性事件在生活中时有发生，因此这一方法并不是很有效。但是如果在平日里能够理性的面对这些负性事件，那么就有可能预防癔症。张家男人觉得自己的女人因为孩子的事情最后直到疯去，再到后面每天的要到柳如是家去，只到孩子的那一声叫，到最后的每天的望着柳如是家的窗子，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与孩子有关系一样。

张家女人好了，全村子的人又一次的震惊了，没有直到她的病却是柳如是家院子里的那颗榕树治好的，因为几年前的时候柳如是在这个榕树上给自己那走了的女儿挂过苹果，而这个榕树似乎使得张家的女人想起了什么。

可是等张家男人回去的时候自己的女人正哭成一团泥，不知道她是在为自己过去的遭遇痛苦，还是为了什么使得她七年后突然的这样伤心了起来。她似乎是在嫌弃着自己，张家男人慢慢的走了过去，她慢慢的停下了哭泣，似乎是在等待着一个庄严的宣告一样，这时候孩子从外面走了进来，只见她走到了孩子的跟前一把把自己的孩子抱的紧紧的哭了起来，还在当时自己的娘又一次的疯了，只是想办法的从娘簇拥自己的双手里逃脱了出来，可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娘却喊出了自己的名字，毕竟那是六年后的一个声音，听起来很陌生，又很久违，几乎连孩子都不能相信自己的娘突然的病好了，而张家的男人这时候站在了一边，早高兴的心里乐开了花。谁也没有想到，疯了七年的女人再一次的失而复得不所，而且病竟然能好了过来，可是妻子的正常却使得张家男人又觉得心里更加的不是滋味，那六年的过去，自己的女人和一个男人过了六年的过去，似乎使得张家男人觉得是一个男人的最大失败和耻辱，他变得慢慢的沉默了起来。可是不管怎么样自己都不能将这样的事情告诉于人，在张家男人的眼里，似乎世界上只有这一个女人。

也许真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从一而终的魅力，使得每个男女对待彼此的时候那样的忠诚。也正是因为这样，因为那些怎么也割不断的夫妻情使得张家男人完全的再一次的接受了自己的女人，可是对于那个疯癫了六年的灵魂似乎并不知道过去的六年，她都发生了什么，或者经历了什么。张家男人慢慢的学会了沉默，将一切的一切都独自的承担了起来，对于过去他甚至害怕了起来，而对于妻子那过了的六年他则选择了只字未提，只等着一切在自己的心底里慢慢的碎去，而一切的一切却是因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妻子。

张家女人好了，柳如是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或者张家女人似乎就代表着自己，她慢慢的下了炕，看了看天上刺眼的阳光，仿佛外面的这个世界自己很久都没有见到一样。

传说老光棍在沙漠中害了麦成的消息很久的没有了，却在老光棍的心里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心结，似乎由于闲言碎语他不敢去见柳如是，甚至柳如是的弟弟一家。老光棍完全的把自己管在了新修的房子里冬眠了起来，十一月的雁沟，冷的路上没有了一个人。而弟弟一家看着姐姐又一次的慢慢活了回来也心里有了一丝的高兴。这年麦成的三个孩子中最大的女儿念萍已经十一岁，而二女儿念茹已经十岁，最小的儿子念志也已经到了九岁。

1921年第二次护法战争失败，国民党严重受挫。1922年9月，在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20～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和其他决议案，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经过改组的国民党，从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成为当时革命政权和革命战争的核心骨干力量。从此，国民党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队。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国民政府。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国民党负责人53人，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陈独秀、马林、张太雷均应邀参加。孙中山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马林讲了话。与会者一致同意改组国民党。9月6日，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参加由丁惟汾、张秋白等9人组成的国民党党务改进起草委员会，起草国民党改组方案并草拟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9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致国民党员书”的党内通信，信中沉痛地回顾了同陈炯明的分歧、陈炯明叛变的始末及严重后果。他说，民国奋斗三十年来，虽屡经失败，然“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他在信中提出了今后的对策方针，并作了自我批评，“任用非人，变生肘腋，致北伐大计，功败垂成，当引咎辞职”，并决定联俄联共，彻底改组国民党，以重新振兴国民党的威望，实现国家的统一。

1924年孙中山借鉴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建立了一套新的党务组织体系。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性，早已为海内外学者所一致承认。1921年中共的成立，直接得力于两件大事：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直接催生中共的母体；后者为中共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实际上，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前后相距仅3年，两者引发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契机几乎是同一的。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为国民党奠定了思想革新和党务革新的基础，同时也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直接促发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总之，这一内一外两件大事，直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生命，进而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考察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不难发现两党的社会基础，实际并无太大差异。这个时期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中共的首创者们为五四知识青年自不待言。用孙中山当时的话，他们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其时，孙中山慨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青年中的流行，叹喟多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过于崇拜。他一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将当时中国知识青年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转变为对三民主义的信仰。由于中共在知识青年中的吸引力远比在工人中的吸引力为大，故早期中共在知识青年中发展组织工作，比在工人中发展较为顺利。李一氓回忆，直到北伐前后，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还很“学生气”。当时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连中共中央通告的称呼正文前不称“同志们”，而称“各级同学们”，而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从这些“暗语”中亦可约略体察当时充溢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的“学生气”氛围。这个时期知识青年在中共党内实扮演着领导者、组织者和启蒙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