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幽默、诙谐的语言是王朔的一面招牌。读者在微笑过后，看到了在八十年代这个急遽变动的社会里，个体的弱小和无能为力。
王朔似一个说着京片子的北京侃爷，在“痞气”十足的叙述中，道尽了八十年代的沧桑。
重温八十年代的阅读通俗文学：抒情诗
抒情诗•汪国真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给暗恋的女孩子写情书时，往往顺手拈来，摘抄几句汪国真的诗：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既然伸出双手／也捧不起水中的月亮／那么让昨日成为回忆／也成为纪念／人生并非只有一处／缤纷烂漫／那凋零的是花／——不是春天
汪国真的诗中不仅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更主要的是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站在人生的更高层次俯视现实中的一切，所采取的“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不能不说是汪国真诗歌备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
“汪国真”热卷起的浪潮异常剧烈，他的诗集不断被翻版，复印，销量达几十万册。
在那时，读和抄录汪国真的诗是一种时髦和年轻的表征。他们用廉价的硬抄本，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属于青春的文字和忧伤的回忆。
在纯粹的大学校园里，能写出汪国真式的诗是许多学生的憧憬，诗歌在真挚的咏叹中，在肥沃的文学土壤里拔节成长。
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充盈的年代，它成全了许许多多汪国真式的诗人。最经典的说法是，一片树叶掉下来会砸到两个诗人的脑袋。写诗，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怀念方式。
人生路迢，悲欢交替，风雨晨昏，那些天蓝年代的点滴，在我们行走的路途中，又一次泠泠而起……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乡下童年记忆
八十年代乡下童年记忆——放牛、抓鱼、打猪草
曾经有段很经典的对话，一个记者问一个放牛娃“你在做什么？”“放牛。”“放牛做什么？”“挣钱。”“挣钱做什么？”“找老婆。”“找老婆做什么？”“生娃。”“生娃做什么？”“放牛。”撇开一些大道理不谈，我觉得那个放牛娃还是幸福的。他最大的幸福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在山风野径中行走的人，也许更容易获得恒常的欢乐。
放牛是件很惬意的事情。放学后，背个拾柴禾的背篓，偷偷往裤袋里塞本小人书，便牵着牛往后山上走。山坡上一些零星的野花兀自开着，山风习习，拂在脸上有种说不出的爽意。我们拿着牛鞭一路拍打，甩手过处那些枝叶应声而落。来到一片绿草茵茵的山洼，我们把牛放开，让它们自由地在草丛中享受“自助餐”，我们就坐在草丛里，或看小人书，或透过树叶看天上的云。女孩们用无名花瓣小心地涂着指甲，再笑着举起白嫩嫩的手指，放在阳光底下看。夕阳渐渐隐入山那边的时候，我们也得回家了，黄牛和水牛们都吃得肚子圆鼓鼓的，我们自然要帮它们消化消化：挺身上牛，骑牛回家。一丁点大的小屁孩也不甘示弱，跳着跃着就往大水牛身上爬，往往快大功告成的时候，一得意便失手摔了下来，伙伴们的哄笑声在山谷间洒了一地，淹没了小屁孩摔在地上的沉闷声响。“落马者”噘着嘴，不敢喊痛，咬咬牙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最后实在爬不上去了，甩甩牛鞭，对着大水牛一记猛抽，大水牛瞪着大眼睛看着小主人，一脸的不知所措……一行牧归的人洒下一路笑声，往炊烟袅袅的村庄慢悠悠地晃过去。
那年月，农村的孩子懂事早，天不亮就要起来剁猪草，把鸡食拌好，再生火把昨晚的剩饭放到炕头上热熟。哪天运气好的话，能在鸡笼底下拣两粒鸡蛋，打在稀粥里搅着吃，那精神能抖擞一上午。再在兜里揣上两个干馍儿，留着中午当饭吃，然后赶几里地到村外上学去。那时候，嘴里实在是淡得慌，学校的伙食也是没点油星儿。我们就邀上几个哥们，一伙人浩浩荡荡地到河边抓鱼去。大家撬了教室门窗上的铁钉，用石块砸扁了当吊钩儿，蚯蚓是就地取材，随便翻两块稀泥就能挖一大瓶子。那会儿人脑子特单纯，用鱼雷炸鱼的人很少，污染也少，不像现在，又是电网捞，又是撒诱饵，鱼捞上来全变成畸形的了。我们用泥巴把下游的沟子堵上，扯张破网把水截住，撒上蚯蚓，就等鱼上钩了。现在回过头瞧，这方法特笨，真有点姜太公钓鱼的架势了。不过，那鱼却扭着屁股扑棱棱全扎到里面去了，大概它们舍不得进化，就是等着救济我们那几张馋嘴的。大家伙高兴得要命，立马分工下去，谁谁谁扒拉茅草起火，谁谁谁为我们可怜的鱼儿开膛破肚，几个毛孩子叽里咕噜地操着方言，都准备着要大干一场。终于，一切准备就绪了，大家把鱼穿在削尖的木棍上，用文火细细地烤，那些鱼仰了身子躺在棍尖上，颤抖着，嗤嗤地响。有时候我们没舍得吃完，偷偷地用报纸包了，带回家留给姊妹们分享。有次我把一只烤得过熟的小虾分给邻居小黑吃，他感激地凑上来，羞赧地咬了一小口，然后就捂着嘴一直不说话了。我自己试着尝了尝，咸得要呛出泪来。打那以后，每当有好东西，哪怕是一粒水果糖，我第一个都会想起他。
那会儿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没其他活路啊，一年到头就盼着它们出栏那一天。猪千万不要得瘟疫，否则一年的劳碌全打水漂去了。那时候没什么“猪快长”之类的猪饲料，猪全靠猪草养大的，猪肉也特别好吃，家里小孩子每天放学后都得为猪草而忙碌。其实，养猪并不能分担什么家用，却让大家多了个盼头，卖了猪，一叠钞票在手，那就是实打实的幸福。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打巷战、玩街机、跳霹雳
八十年代城市童年记忆——打巷战、玩街机、跳霹雳
现代的都市生活教我们学会狡猾，人和人之间互相猜疑，彼此伤害。于是，我们常常缅怀失落已久的童年，也只有童年是不容记忆篡改的。它像个刚告别子宫的婴孩，骨子里散发着干净清朗的气息，在早春的阳光下含泪带笑。
一直以为，在八十年代，迷恋巷战的孩子是迷途于人间的天使。他们狂热地舞动着双手，挑着棍棒在空中劈打，口中念念有词，变形的人声响彻逼仄的小巷。武器自然是随手拈来，脱毛的扫帚，折断的竹棍，连居委会大妈的小红旗都能派上用场。他一个左勾拳，我一个回马枪，扭着屁股墩儿，自我满足，咿咿呀呀。闹腾得厉害了，连巷尾龇牙咧嘴的公狗都进来撒欢，吓得一帮小毛孩蹬起两脚丫子猛跑。战斗嘛，就得划出个道儿，讲究些江湖规矩。你扮齐天大圣太久了，得换个角色，孩子头就颐指气使地打发你演个半夜三更偷鸡的周扒皮。还有一些面黄肌瘦的小不点，被分派饰演忸怩的摩登女郎。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们，偷偷摸摸地从家里揣出两个蒲坨子塞到胸前，还故意细着嗓子翘起个兰花指，朝你脑门上一戳，乐得我们在破席子上猛打滚。可是我们吵得鸡飞狗跳的，就会引起一些老阿婆的不满，她们故意作出一脸愁苦状，倚在门槛边骂骂咧咧。这老人家都一大把年纪了，你还指望她干吗呢，就像下雨天里揍小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童年就只有一次，也不能光打巷战啊，我们得把那些易碎的激情提炼出来。也幸亏那时候有了街机，我们就这样，一头扎入了火热的生活。记得古龙曾说过，解决事情最古老的方法是用拳头，而那时街机最流行的就属格斗游戏，真正是靠双拳打天下。任天堂在八十年代初就推出了《玛利奥》和《ＤｏｎｋｅｙＫｏｎｇ》，它们可算是动作类游戏的佼佼者。但《街头霸王》一出，天下谁与争锋！在《街霸》中，有速度高，招式利落的春丽；有样子丑陋，但速度惊人的Ｂｌａｎｋａ；有昂藏七尺的摔交高手Ｚａｎｇｉｅｆ；有深谙瑜伽之术，手脚能够随意伸缩的Ｄｈａｌｉｍ；有招式豪迈，发型超酷的Ｇｕｉｌｅ；还有日本的相扑高手本田……我们晃着手柄，豆大的汗珠甩落下来，一个王者的身影在眼底飞驰纵横。那会儿一个币只要两毛钱，我们这群穷孩子可真是欣喜若狂，五毛钱往收银台上一摔，装得像个脑满肠肥的大爷。游戏厅里往往机子少高手多，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全是人。我们这些小孩子被惹毛了，耍赖的功夫都用上了，你不让我玩我就跟你死嗑，最终都能杀出条“血路”来。想想当初的疯狂劲儿可真是惹人爱，人就那么单纯地为自己活着了！
可是，也有段日子口袋里实在掏不出个钢蹦儿，我们就自己去找乐子，跑到广场上去跳霹雳。那时满大街流行着迈克尔•杰克逊，一伙人瞪大了眼睛看他踩着月球步向后滑过电视机屏幕……经常有些女孩子穿着宽腿牛仔裤和绷得紧紧的上衣招摇过市，男孩子们则穿着运动衫或当时还少见的Ｔ恤衫，露出肌肉，炫耀他们的身段儿。我们晃着通红的脸，双腿劈着叉儿，在嘈杂的广场上欢呼而过。我们自伤却又自恋，果敢地呐喊着，在荷尔蒙的海洋里，展示着我们的欢乐和苦痛。刺耳的音乐，癫狂的人群，火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大家对着天空伸出了臂膀……
打巷战、玩街机、跳霹雳，这三段式就是城市生活的血肉，它们可能不够惊心动魄，但我们却真切地知道，自己是怎样平凡而勇敢地生活过。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街头的一道风景
八十年代街头的一道风景——书摊
回到八十年代，我们也许都还是些孩子，正在发育和懵懂地成长。大家身上缺少的是现代精神，每天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计较，算计着一日三餐的伙食。小孩们连看一场电影都是很奢侈的事，所以，我们所谓的精神食粮就只剩下摆在街头或者蜷缩在旮旯里的书摊。
守摊儿的多半是个老头，面容干瘪，手上一圈儿老年斑，身上还漾着股廉价的香皂味儿。摊底用发黄的塑料薄膜垫着，要不然揣几个敞开口的纸壳箱，大大咧咧地摊在地上，杂七杂八的书就像些没喂饱奶的小孩，光着膀子满面尘土地躺在里面。
那书摊儿倒像个膏药铺子，“阳春白雪”和“文化垃圾”比翼齐飞，只要你想得出，啥货色都有。老爷子半眯着眼睛，咧着嘴儿，坐在摊边招揽顾客。他倒是不着急，晃悠着两腿儿，守株待兔般，等着你自投罗网。
我们自然是不能抵挡这诱惑，两毛钱在手心里攥出了汗，趿着双拖鞋屁颠屁颠地把钱递过去。在预备好的小凳子上坐定了，大家伙儿便任着性子一溜儿地翻找起来。
那会儿的书摊可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高雅的《读者文摘》跟媚俗的“大腿”杂志比肩；严肃的《呐喊》《彷徨》等入世的作品和多样的养生无为的册子同台；国内外经典名著共俏，散文诗歌小品齐名；证券、股票、集邮指南，底下还搭了本新武侠小说；在书摊上既可以翻出大部头的哲学原著，艰深晦涩，佶屈聱牙，也有充斥着色情、凶杀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的下流货色。
当然，咱也就小老百姓一个，山珍海味消受不了，就到这小地摊上打打牙祭，消遣消遣。有人笑谈，物质的食物有高低贵贱之别，燕窝鱼翅之类，尽可以登堂入室，大饼油条则见于街头小摊；精神的食粮也莫不如此，进入艺术圣境，我们见到的是光辉灿烂的名字和思想，而徜徉街头，我们亦可见精神上的风味小吃：地摊文学。
不可否认，书摊里流淌着许多无聊和猎奇的文字，如“无头女尸案”、“拐骗妇女案”、“大贪污受贿犯某某秘事”……可在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它带给我们的快乐是纯粹的。
而且，那价格也是便宜，花两毛钱坐一个钟头，就算你磨蹭一下午，那老爷子也顶多一笑而过。书刊杂志可都是打五折的，如果你舍得磨嘴皮子，出手的钱还会压得更低一些。更打紧的是，蹲在街头看书，可以边看风景边享乐子，那种感觉别提有多爽了。迎面走来一个穿绣花对襟短褂的女子，几个小人儿会傻呵呵地低着头，红着小脸评头品足一番。
不过，最好是别下雨，那滋味儿可不好受。老头儿会焦急地抡几片破麻袋没头没脑地罩下来，在雨水的“滋润”下，他脖子上的肉刺纤毫毕现。我们自是抱着脑袋四下逃窜，脸上满是怀念的表情。那老人家可是怪可怜的，顾得了这头又抛不下那头，本来就旧得脱页的书全“泡汤”了。我们在屋檐底下耷拉着眼皮，扬着小脸儿假装很忧郁地看着天，没劲透顶。终于撑到雨过天晴了，大家又欢欢喜喜坐下，放开了喉咙哼两嗓子，继续翻看起被雨水打湿页角的书来。
我们不熬到吃饭时是决不舍得走的，当母亲们手执短鞭的身影出现在街头时，大家才乖乖地作鸟兽散。回过头去向老爷子挤出个鬼脸，看着书摊和他单薄的身子，一起消融在淡淡的夕阳里……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祝福的方式
八十年代祝福的方式——写信、电报、明信片、点歌
在八十年代，车站里送别的哥们儿常说，嗨，到了家就给回封信。而现在他们会说，到了就给一封“妹儿”。那时，写信是最常见的交流方式。想念了，疲累了，需要倾诉了，就洋洋洒洒地写下来，再塞进邮筒寄出去。在八十年代人心里，白纸黑字意味着一种承诺，拿起笔时哪怕片言只语也要字斟句酌。心境与现今看电邮时大不相同，笔尖落纸留下的每一线条都是心灵的跳动，书者的气息与体温也随之附于墨香。如今的年轻人已很难体会，那些书信寄出后甜蜜的思念和焦急的等待，还有收到久盼的书信时那种难以言喻的激动与喜悦。那时，我们常手持素笺，一遍一遍地细读其词句、咀嚼其内容、回味其含意，悠长的欢乐在心底儿化开去。有人说如今是一个即使爱得焦头烂额也不会静下心来写信的时代，年轻一辈将会迷恋键盘超过迷恋笔杆，他们擅长用高科技去获取成功——包括爱情。而那些十多年前迷恋书信的孩子们，早就学会喝着清茶坐在电脑前，倾诉自己的思念。
而如今电报也是可怜得要送入博物馆，快要绝种的物什。那天偶然看到一条新闻，大陆发往澳门的电报由初始的浩浩荡荡锐减到现在的每日一封。这时代变化可真叫大，让人骑驴打马都追赶不上。那时的电报是按字儿给钱的，发的当口得左算计右估量，生怕一不留神多打了两字，可别让人给赚大了。说白了，那会儿就是穷，没钱，换到现在谁还有那工夫瞎计较。看过最经典的电报是这样的：“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说是三四月，却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穿。”那可真叫绝啊，汉代的《两地书》给盗版成那样，那种当时还很奢侈的东西，是最能拍合心上人的温情感动。电报里因为字字珠玑，吝惜笔墨，收发的两个人常常像在玩猜谜或者打双关语游戏。面上一层意思，底下儿还藏着另一层意思，双方一来二去地周旋。也幸好这样的时日并不久长，在现代通信工具的胁迫下，电报迟早会变成故纸堆里的古董。
要说那时祝福的方式，自然少不了那纤细颀长的家伙——明信片。现在只要我们手指轻轻一点，各式各样的电子贺卡便立马在网路上漫天飞。如今不是讲究注意力经济吗？那花花绿绿的电子贺卡倒是挺能抓牢我们眼球的。不过，脑袋随着电脑屏幕晃荡的同时，却少了当年那份心情。呵，套句书面语，那可真叫往昔不堪重提，怀旧而来的伤感只能留给后人咏叹了。又想起，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过年过节，兜里都揣着好不容易从父母手里弄来的钞票，欢欢喜喜地奔到街上去买明信片。那么寒的天，冷得人都能掉泪的，却还在一张一张的翻捡，想着那个除夕夜能收到它们的人，心里就似藏着一炉火。也有的实在拿不出钱，就握住彩笔自己动手在硬纸板上绘，一笔一划，思念之情不绝于缕。那一刻，我们潮湿的心情被一种热切的希望鼓舞着，明信片成了牵扯彼此唯一的红线。
对了，“送祝福”还不能落下了电台点歌这事儿，在那个电视仍不普及的年代，点歌自然是我们袒露心事的首选。很多时候，明知对方听不到，还是怀抱着一点小奢望，忐忑地把沉甸甸的祝福送出。而你所祝福的那个人，可能正在某个隐秘的窗帘背后，也可能在某个繁华街道的深处。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者，会在这城市的一个角落，倾听着空气里飘飘悠悠的声音，轻轻地轻轻地停下来，感动得无以言表。不是有人说吗？生活就像一桌家常晚餐，沾满了油烟味儿，但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人们，总会找寻到一个倾诉的渡口——比如点歌。当那些清丽如斯的歌声和祝福，从老旧的收音机里飘出来，我们柔软的神经，顷刻间便被它俘虏了。
昔日各种祝福的方式，在现代化通信的压榨下毁了旧模样。如今的人们一离开电脑和邮件就会变得手足无措，一天不摸键盘就活不下去。就像那歌中所唱的，究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这世界改变了我们？！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
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张海迪、赖宁
那是一个五四青年节前夕，一向低调的张海迪上了央视的《艺术人生》节目。有人问她，如果你能站起来的话，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她说：我想我试试跳舞，真的。这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最大的愿望。虽然我这么多年没有跳过舞，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生命的舞蹈，我想生命的舞蹈可能比现实的舞蹈更美丽。
这就是张海迪，一个在八十年代声名显赫却有血有肉的人物。她也和常人一样，为了短暂的快乐，愁苦经年。她写小说、画油画、拍电视、唱歌、读硕士……即使前路是荒途险滩，她也没有停止过歌唱。
张海迪三分之二的躯体没有知觉，还得了大面积的褥疮，但她还坚持着写作，一次次扼紧着生命的咽喉。
她曾被誉为“当代保尔”、“八十年代的新雷锋”，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全国典型。她生活不能自理，却自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而且还自学了大学英语专业。后来又坚持学习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了１６万字的外文著作和资料。除此之外，她还潜心钻研了《人体解剖学》《内科学》《针灸学》等十几种医学书籍。她用学到的医学知识和针灸技术，为周围群众治病达一万多人次。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坚持！
如今，张海迪已经快五十岁了，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迈入了沉稳的中年。她自豪地说，我很痛苦，但我一样可以让别人快乐。而有谁想过，这个八十年代的楷模，曾是多么艰难，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她第一次听说自己得了癌症，甚至感到欣喜，她想自己终于可以解脱了。她曾说过——我最大的快乐便是死亡。但是，在经历那么多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之后，她却活了下来。这，就是一个奇迹。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记住十多年前的另一个精神偶像——赖宁。无可置疑地，这个只活了十四岁的少年，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
１９８８年，石棉县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火灾，为了扑灭山火，挽救山村，保护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赖宁跑到山上，挥动松枝奋力灭火。高达二三十米的火焰，狂烧猛窜，赖宁和他的伙伴却一次次地冲向火海。这时天色已晚，现场指挥救火的县领导，命令用汽车将参加救火的学生强行送下山。赖宁、周伟、王海等同学也被拉上了车。在车上，有人遗憾地说：“唉，今晚看不成电视剧《再向虎山行》了。”赖宁却风趣地说：“那我们就再向火山行！”一车人都笑了。山间的火势越来越猛，烧焦的枯枝败叶在火焰的冲腾下漫天飞舞，发出噼啪的爆响。天黑了，山陡路滑，风助火势，野火更猖獗了。“我要下去，我要下去！”赖宁跳下了车，王海和周伟也跟着跳了下去。三个人手拿松枝，又一次去迎战烈火。山上的狂风左一股，右一股，撩拨得火焰东奔西窜。９点钟左右，天全黑了。赖宁、王海和周伟三个同学被大火截住了退路。忽然一阵狂风刮来，把离他们１０多米的一片大火呼地吹到他们身边。风向一变，赖宁就和同学们失散了。赖宁独自在火中向山上攀登。他的双脚迈开弓步，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一棵小树……
大火终于扑灭了。３５００余亩森林保住了，卫星电视转播台和石油公司仓库都平安无事了。１４日上午，人们在海子山南坡的过火林带中，发现了赖宁的遗体。他，右臂紧紧挽着一棵小松树，额头靠着山坡，眼镜丢失了，左手撑着地，右腿还保持着向上攀登的姿势。
其实，赖宁不仅仅是一个少年英雄，他更是一个孩子。他只是亿万个普通少年中的一员，“对生活充满热情，个性和好奇心极强，酷爱读书和探险，喜欢恶作剧，内心又隐藏着某些痛苦”，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却影响了中华大地上一亿三千万的少年。
在赖宁去世后的二十年，社会一直没有停息过这样的讨论：我们究竟应不应该教育自己的孩子，无论发生何种灾厄，都要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假如，那只是精卫填海？假如，那只会造成更多无辜生命的陨落？
是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而任何无谓的牺牲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扛起一个时代的重任，懂得道义与担当，使赖宁身上的光华一代代薪火相传，让他的精神在烈焰中永生。
也许，这终究是个告别的年代，我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旧有的生活秩序，就连英雄本身，也因为太重的神话色彩让人无法留恋。但我们还会珍藏曾经有过的感动，那些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像一幅幅沾染过时代芬芳的老照片，褪去了崇高，却依然是真实无比。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过年的记忆
八十年代过年的记忆——压岁钱、年夜饭、看春节晚会
过年可真是孩儿家的盛宴，不仅一年来肚中的饥懒之虫喂了个饱，口袋儿都连带着沾了光。那发红包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的：“哟，小孩子可真乖巧伶俐，来，红包拿好，快快长大。”这当口儿可是最见小孩家的功力，他会装出忸怩的样子，不情不愿地摆着身子。当大人的立马就急了，你不拿可不成，过年过节的，得有个好兆头。接着便是象征性地推推挪挪，一来二去的，搞得双方都有些不甘不忿。那可真叫高手过招，讲究的都是真功夫。最后，真金白银终于落到了孩子手里，当大人的总算松了一口气，很有面子地干咳两声。察言观色可是孩子的特长，他会甩出一大堆祝福的话，强忍住极大的喜悦，脸上依旧是不动声色。可当他慢慢地转过身去，便立马换了一个人，兴奋得涨红了小脸。这是小孩子特有的狡黠，以退为进，推脱中透着股机灵。压岁钱之于八十年代的孩子，就像冷冻的肥猪肉之于六十年代的青年一样，企盼与喜悦彼此纠缠。它们让无数孩子的荷包鼓鼓囊囊，流着香甜的口水做了一宿又一宿的好梦。可惜的是，那红包辗转了几天，还得落到母亲们的口袋里。她们准备好了一大堆酸水向你倾倒，把家里紧巴巴的财政开支一笔一笔地算给你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恨不能把心窝儿掏给你看。最后，你只能屈服了，乖乖地把压岁钱送上，就像看着隆隆的列车脱轨，你再不能螳臂当车地挽回一样。
收压岁钱之前全家还得张罗着年夜饭。男女老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做酸辣鱼汤，我就做韭菜饺子……１９８３年的时候，富强粉、小杂豆、花生米、黄油等都还是限量供应。那之后，便取消了凭票采购，老百姓年夜的餐桌开始丰富起来，糖醋排骨、酥红的扣肉、猪下水、粉条肠子……满满当当地摆了一桌。远游他乡的儿女，终于回家收割故乡的“麦田”，坐在桌前喜孜孜地望着年迈的父母，一杯杯烈酒下肚，呛红了彼此的脸。年夜饭象征着美满团圆，是心与心交接的所在。什么世事无常，盛宴必散被大家通通抛诸脑后，觥筹交错伴着焰火声声，酒杯一碰便又是一个人生。春联窗花贴上了，老人儿女团聚了，喜气在屋子每一个角落漾溢开来。大家伙儿交换着一年来的家长里短，不断蹦涌出来的新鲜事儿在一拨拨人的舌间上翻江倒海。年夜饭还是人性的复归，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多匆促，心里都割舍不了自己的家园。我们嚼着白米饭，用言语和欢笑互相温暖，肚子里的孤独和焦渴被饭菜填满了，喉头的哽咽也被一杯温酒稀释掉。那种家人间的体贴和感动，用任何语言来描摹都是苍白的。
在八十年代，吃年夜饭，看春节晚会，拿压岁钱可是一件都不能少。１９８３年开始，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现场直播，当年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节目当属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而李谷一一口气唱了《乡恋》等七首歌曲。之后，陈佩斯“吃面条”的成功使小品成了气候，《我的中国心》全国传唱，《难忘今宵》几乎成了后来每届晚会的结束曲……那会儿可不像现在，一家人上酒楼，吃吃喝喝，完事就拍屁股走人，没一点儿气氛。我们一边包团圆饺子吃年夜饭，一边看春节晚会，瞅着屏幕上的曲艺明星直乐。这成了大伙儿约定俗成的过年方式，有学者还美其名曰“新民俗”。
可惜的是，如今许多城市里听不到鞭炮声了，过年也已变成一种迫不得已的习惯。物质把我们恒常的生活方式摧毁了，我们玩蹦的，吃酒席，看焰火，最终在繁华的城市里，走丢了自己的路。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的校园记忆
八十年代的校园记忆——眼保健操、三八线、戴小红花
张广天在人民大学做讲演时说，在八十年代，《眼保健操》一类的教育唱片，每个学校都要买一张。那个销售量足以让宝丽金和华纳唱片甘败下风，什么马莉亚•凯瑞、杰克逊、麦当娜，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眼保健操》打擂台的。这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却也侃出了那个年代的真实状况。眼保健操是我们枯燥课堂中一个优雅的隔断，可它那咿咿呀呀的声音总带着些陈年酸腐味，给人以未老先衰的错觉。老师走后，我们这些耐不住寂寞的毛孩子，便开始在逼仄的桌椅间进行节奏性的狂欢。踢一踢前边穿花裙小女生的椅子，扯扯她翘得老高的羊角辫子，然后示威似的吹着口哨儿。她们刷地羞红了脸，委屈得想哭，偏着脑袋揉住眼眶儿挤了好久，可眼泪最终没有掉下来。如果换到现在，激素过多的女孩儿保准哑着小嫩嗓，说声：“哎，做女人好难！”那会儿她们没辙啊，就自己怜惜自己说：“王小虎（或者赵小羊），真坏，欺负人家，我要跑办公室告你去。”那种不经意爆发的天真真是惹人爱，虎头虎脑的小男孩瞧得傻了眼，胸中陡地升起一股暖意，却又假装满不在乎地操练其他活计去了。而那几十年不变的开场白“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就像熟悉而陈旧的电视广告，带着点煽情的意味，却和眼泪、欢笑、小撕扯、小打闹完美地交结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温情的表征。
而当时公认最好玩的事儿还属“三八线”。男生们同桌自然不会滋生什么龌龊，大家互道“兄弟”或者“哥们儿”，有争吵也是小打小闹就过去了。而男女孩共处一桌那可就复杂多了，非得折腾个昏天暗地方才罢休。为表示男女有别，桌上儿就得泾渭分明，画出道“楚河汉界”来，你要越界咱可就兵戎相见了。孩儿家的心思真叫人琢磨不透，表面上懊恼你越界，可又巴不得你快点放马过来，这样方才玩得轰烈。三八线上得垒着几本书，要不就用削尖的铅笔和蘸了墨的钢笔芯儿充数，场面貌似无聊，可那份紧张劲儿，确是一分一厘都马虎不得。总有那么几回，一方听课入了迷，放松了阶级斗争的弦，战火就立马在边境上烧起来。吃了亏的自然不服，扭着屁股墩儿耍赖，说不算，得重来。“什么，重来？咽下去的烂茶渣你还能给我吐出来吗？”拌嘴皮儿谁不会？“你弄疼我了，就是不算！”“不算？你可别耍赖，以为我还治不了你了！”越界的自知理亏，作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改用舌头耍起花枪来了：“你别得意，我瞅到你妈昨儿买菜多拽了别人一把油菜苗子。”“你瞎说，我还瞧见你老爸穿西服从来不脱商标儿！”这一来二去，拌嘴就上升到了人身攻击，吵到最后，双方都有点气结，耸着鼻翼干瞪眼儿。
可也有让人暂时撇下争斗，沉浸在光荣与梦想里的时候，那就是戴小红花。这是当年最值得怀念的事了，其功效等同于《白毛女》中，老爷子在大雪天扯给喜儿的二尺红头绳。看着胸前别着的一朵纸花儿，那份自豪与荣耀之情，是如今后工业时代下的新新人类永远体会不了的。那会儿我们思想真单纯得厉害，除了埋头用功，就没多大奢侈和盼望了。男女孩子交往还不频繁，剩下的就全是眼前的欢乐：周末戴一朵红花儿，迎着他人的艳羡，趾高气扬地回家。可毕竟僧多肉少，你有了我可能就消受不了，大家伙儿的利益是相悖的。所以我们都得耍些小伎俩，为自己争取一下。于是就有人一天拣了三次钢蹦儿交公的，有人硬扶着老太儿过马路的，还有人拉着扯着非要为孕妇让座儿的。这下可真是热闹了，一堆的好人好事让老师听得头皮发麻。这些小手段和小聪明，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令人心酸的。过分地自我保护和争取，是因为大家在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一件本来如此美好的事，却成了我们童年里的阴霾，给愉悦的成长抹上了几分功利和凄凉。
现在，孩子们再也不会迷恋以往单纯的小幸福，他们吃汉堡，听ｗａｌｋ－ｍａｎ穿非常鲜艳非常酷的衣服，并且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经营自己的爱情，那些过去了的，只能留待上一辈人来怀念。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的课余生活
八十年代的课余生活——贴纸、摘抄本、记日记、手抄歌本
长沟流月，岁月无声。老旧的贴纸被磨损得卷了边，就像没电的瓦斯灯泡在昏暗的屋子里忽闪了一下，一切都消遁在回忆里。当年喜爱的翁美玲、小虎队现在去了哪里？当年那个在暴雨里，拿着湿透的贴纸大声哭泣的小男孩又去了哪里？又想起了揣着母亲零碎的毛票找寻明星贴纸的旧时光。当初最爱的是翁美玲，那一个从《射雕》中走出，长着兔牙，笑起来满面生辉的矮个女子。因为得之不易，心里是忐忑的，隐约有对明天就可能失去它的恐惧。接着便是周润发，他用暧昧的眼神，风尘而又有点嚣张地占据着整个时代的荧幕。可是他的贴纸一直没舍得贴，压在枕头下，伴着我们带着浪漫的色彩日夜做梦。还有唱着《蝴蝶》追赶童年的小虎队，他们的玉照被工整地贴在课本里，孩子们翻来覆去地摸索，在风里笑得凉了牙。
之后便是摘抄本大行其道。里面有各种名人语录，如“黑夜之后总会迎来光明”，“梅花香自苦寒来”……除此之外，还有席慕容的朦胧诗，惠特曼的《草叶集》，《马雅科夫斯基诗选》……大段大段煽情的文字，我们抱着摘抄本坐在菩提树下高唱着精神赞歌，自己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想起来有些好笑，我们也跟着奔走在诗歌文化的最前线，让所有狂欢的语言在本子里奔涌而出。当时的摘抄本很简陋，一块硬纸板，中间夹一叠发黄的稿纸，还有许多就是手工装订的，稿纸头印着“某某单位”，“某某供销社”的字样……但那时我们就是逼着自己去热爱，较着劲儿倾听一个个诗人和老学究们的声音，在摘抄本里把它们歌唱出来。呵呵，这段经历，还真得感谢这些码字儿的精英们。
不过，当年的十八般武艺，真保留到现在的也只剩下记日记了。日记是每天都不能遗漏的，有些附庸文雅，还有点小孩子特有的忧郁和天真。也有老师安排下的任务，于是我们就“起床——洗脸——喝粥——吵嘴——上学——挤公车——吃饭——睡觉”一路写下来，凡是能够想到的全部往里面砸，活脱脱一本隐私大全。“小花猫扑闪扑闪着大眼睛，瞪着木木的老鼠，花猫真是可爱，它竟然喜欢吃老鼠，它大概真的想吃老鼠，天啊，它真的把老鼠给吃了。”这样好玩的日记留到现在那可就成了珍品，每个细节都是对琐碎人生的表达，它们清晰地记录了一个少年颠簸的行程。日记似包容巨大的器皿，记下了那些美丽的心情。这样做不是为了感动谁，只是在倾诉过后，可以卸下一点沉疴，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安心地入睡。
最后，得侃一侃八十年代时髦的手抄歌本。那会儿我们的破嗓子是专门用来吓狼的，正儿八经的调子给我们一唱，跟一街角骂人的怨妇似的。但你不让我唱你还能禁止我抄吗？《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月亮代表我的心》《星星点灯》《鹿港小镇》……我们唱着这懒洋洋的青春，等着有一天血脉像山洪般喷张。翻看歌本就是一场奇妙的旅行，灵魂在各个歌手的声带上游弋，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年轻骄傲着。手抄歌本就像一锅黏稠的老汤，油盐酱醋，山珍海味，民间的，流行的全混在里面了，且行且歌，那才叫真正的生活啊。我们用舌头呼喊着一个个歌手的名字，唱着一首首注定老去的歌谣，各式蹩脚的普通话夹杂在一起，音符从嘴角带着唾沫咆哮出来，真是爽得没边了。
现在，你要再跟时髦小青年们谈论起当时的种种，他们没准会扔过来板砖一样的言语：“嗨，我说哥们儿，还是一边儿凉快去吧！”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的童年游戏
八十年代的童年游戏——过家家、丢沙包、跳橡皮筋
八十年代的童年是与各种漫漶的风景拼贴在一起的：天井、巷弄、阁楼、老虎天窗、山坡、金黄的麦田、悠闲游弋的猪……我们像掌握了自然奥秘的孩子，在这样广阔的天地里开始了自己的游戏。
那会儿最爱玩的是过家家。一群孩子在小河边或者天井旁吵吵嚷嚷，做出煞有介事的样子，俨然进入了安恬的梦土。道具也是纷繁杂芜：狗尾巴草、玫瑰叶片、塑料小锅小碗、铝制刀叉、妈妈的花裙子、红肚兜、绿围脖……一切准备就绪，几个小人儿便开始做着粉红色的梦，导演我们自己的故事。
常常是关于爱情，你轻轻掀起我的红盖头，朝我眼里呵着气，你做我的新郎倌，我是你望断秋水的小新娘。有那么几秒钟，大家都感动得眼眶儿发潮，静静地别过脸去，说是被露水打湿了眼睛。这真是小孩子才有的天真和伎俩。也常常会出现争吵，大家都仗着年小，不肯委屈了自己，嘴皮子拌不过就改用手脚。于是，刚才还在做“儿子”的抽起了“老子”，做“孙子”的把“祖父”打得满地找牙。不过，打归打，一把鼻涕一把泪后，哥儿几个都耐不住寂寞，涎着脸又玩到了一起。
对了，大伙儿还玩丢沙包，这可不光是女孩儿家的游戏。找一块粗布，拾掇点儿细沙，让隔壁那满脸皱纹的老大妈用针线缝好，小沙包就做成了。我们凑齐了人数，在骑楼底下就开了战。玩的人需要一点野心，更需要耐心与定力。那沙包神出鬼没，你用手接着了，就可以多一条“性命”，但若砸到你肩膀或屁股，就只能缩紧了脑袋，乖乖儿出局。常有些冤家路窄的，扔的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抡圆了劲往对方猛砸，身子骨单薄点的，非得晕了过去。更残酷的是，兄弟两个，一人砸一人躲，手下见的可是真招，一个闪失，可就成了“骨肉相残”，即使胜利也带了些绞痛。小孩子家，自然会有耍赖，干吗就属我倒霉，也得给我一个翻身的机会，让我上场显显身手。可其他人就是不干，摇着脑袋瓜儿挥舞着一双小拳头，满口的文艺腔：“你得遵守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你懂不？”不过，如果是女孩子，那可就另当别论。因为就算最痞的男生，也懂得怜香惜玉。这个小插曲，倒为我们疯狂的游戏添上了浪漫的一笔。
之后又流行起跳皮筋。皮筋通常是用废自行车外带剪成的，最高档的是用医院的胶皮管做的，结实，弹性好。女孩子扎着马尾巴辫，穿了花裙子在地板上一蹦一蹦，看得我们心窝儿发暖。撩人的节奏得伴着儿歌，“马兰开花二十一……”最经典的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这一唱可真是轻逸风雅。她们的花裙子在风里一转，再一转，整个夏天的黄昏在翩飞的裙裾中搅动。皮筋是不计人数的，三人十人都能跳，人多了就来个集体大合唱，热闹非凡。它的高度可从垂手，腰间，耳边一直升上去，跳的花样也杂：单腿跳、双腿跳、三步跳、四步跳……输了就换拨儿。她们简直玩疯了，女孩儿的矜持全抛到一边，一年跳破了几双鞋！这游戏虽说是女生的专利，也有些细皮嫩肉的男孩子愣头愣脑地加入进去。
抓泥鳅、惹蜜蜂、逮蛐蛐、翻螃蟹、滚铁环、荡秋千、打水漂儿、撞撇拐、背缸倒缸……我们那时可是来者不拒，有啥玩啥。大概，只有年少时才不会像大人一样，面对残酷的生活，感觉到撕心裂肺的疼痛，而我们青涩凛冽的一季，就在这晃晃悠悠中，轻轻地滑过去了。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的经典零食
八十年代的经典零食——冰棍、爆米花、泡泡糖
从中年回到十多岁的童年是一场跋涉，路上得经历很多记忆缺失的断层，旅途艰难。但我们要告诉自己，学会坚持，且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任何一种心灵的过往我们都无法规避，在愉快而平静的路上，就让大家一起，去找寻那失落已久的天真。
在当时，最可爱的记忆就是吃冰棍了。悠长的吆喝飘过黑而窄的巷弄，飘过老虎天窗，传到我们耳里。心中便按捺不住，可惜翻遍了身上的角角落落，却找不出一枚可以缓解“焦渴”的硬币。于是，想到了在天井里苦作的母亲，她擎着柴刀挥汗如雨。这是那时再熟悉不过的场景，还没能用上煤气灶，家家户户都在烧柴禾，吹火的人常被熏一脸的灰。我们就站在边上，神情恍惚，着三不着两地与母亲搭着话，迟迟不敢提钱的事。冰棍车缓缓地经过家门，眼看就要与它交臂而过。善解人意的母亲终于抬起了头，起茧的手从衣襟里摸出张五毛纸币，抿住干燥的嘴唇笑着说，小鬼头，拿好了。我们趿着拖鞋，追上已经遛到巷底的破车，总算了了一桩心愿。那时，冰棍头的绿豆是最诱人的，兄弟几个都舍不得吃，踮着脚尖举到母亲唇边，她象征性地舔了一口，我们便欢喜地把它装在口盅里，等着它慢慢地溶化掉。闷热的三伏天，知了叫得人发慌，可大家伙儿对着口盅，就那样静静坐着，因为我们小小的心里，都有了企盼。
那会儿我们不光吃冰棍，也馋爆米花。常有个老头在这片旧城区猛晃悠，推一辆绿铁皮小车，上面横一块木板，堆了个嵌有仪表的定时压力锅和几袋饱满的玉米粒子。他张开嗓门一喊，四邻的狗就跟着叫唤起来，那效果根本不用做广告。我们自然也不放过这个机会，拉住大人的臂膀扭捏起来，哭着嚷着要吃爆米花。其实，在八十年代初哪有什么好吃的，搞一顿丰盛点的晚餐还得等到过年过节，大人们也想尝些新鲜的玩意儿。于是，他们便顺势推说嘴淡，拉了撒娇的孩子在边儿上假装轻松地等。老头儿望着渐聚渐多的人，很是得意，连往锅里撒料都加了许多虚妄的手势。砰地一声爆响，揭开锅盖儿，荡起一股混杂着烟火味灼烈的香，舀起来立马可食。大蓬蓬的米花儿捏在手上，或从空中抛到嘴里，一点一点地咀嚼，心头牵扯着绵长的感动。因为弟妹儿多，大家又掩饰了欲望推攘着，后来竟是还在襁褓中的弟弟吃得最多，小嘴儿被撑得直冒泡，大伙沮丧地瞪着眼睛干焦急。小妹因为怕事，等一家人走散后，她才敢挪过来，朝那早已空瘪的袋子小心地摸索，过了很久，她抬起小眼拖着哭腔说：“哥——怎么就没了？”那情那景，真叫人此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