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那时的孩子是充满灵性的，特别是对零食有极敏锐的捕捉力：每当那张卑微愁苦的脸从街角探出来，我们就知道卖泡泡糖的老阿婆又来了。与别的小贩不同，她是从不吆喝的。老人家揣着一个大红布口袋，只需在各家各户稍事停留，孩子们便蜂拥了上去。而谁会想到她曾是一个大家闺秀，谁又能预料到如此显赫的门庭会在“文革”中迅速颓败。居民们都很知礼，不会把财物当面给她送去，因为那只是露骨的怜悯与施舍。大人们纷纷掏出钱买糖粒儿，用这种浅显的方式默默地帮衬她，我们便托了福，可以好好地享受一番美味。口香糖讲究的是细嚼慢咽，直到实在没味了，才不甘心地拿到手里把玩。但那玩意儿很粘，捏弄一下便成了黑黝黝的一团，很不雅观。我们便避开了唠叨不停的父母，躲到一边自个儿玩乐去了。它带给我们的快乐非常短暂，但小孩儿家要的就是那份心情。
如今，父母都老了，有次突然听到父亲喃喃地对母亲叨念：“好久没吃过冰棍了，最后的一次享受应该已是三十年前……”才发觉原来年老的父亲，心里竟还藏着这么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愿望。躲在门帘后犯愣的我，忍不住心里发酸。童年的零食现在早就不时兴了，只是不知多年以后，那些立在屋前等我们的人，是否依然在？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的婚礼
八十年代的婚礼——吃喜糖、“三转一响”、黑白结婚照
八十年代的婚姻像贴在毛玻璃上的窗花，被水一冲，便淡了颜色，却又是不甘不忿的样子。它带了点温情，却又有些伤人肺腑，成为那个时代最别致的风情。
那会儿，结婚必备的家什是“三转一响”：缝纫机是“蝴蝶”牌的，自行车是“永久”的，手表是“宝石花”（售价将近１００元），架子上还摆了个收音机，在咿咿呀呀地唱着歌。而且，按照祖辈流传下来的规矩，其他方面还得有些讲究：柜子、桌子、椅子加在一起要多少条“腿”，剪出的大红喜字要贴在洞房的横梁上，新娘进屋前得踏过麦秆点着的火……
八十年代初期，年轻人结婚攀比成风，谁家的东西少一点都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可钱就那么多，这个地方多花了，别的地方就要少用。所以就得借债办喜宴，求爷爷告奶奶，姑姑筹一点，舅舅垫着点，然后婚姻的大幕就拉开了。
结婚那天，新郎穿着一件当年很时兴的蓝色中山装，新娘则是一件红颜色的棉袄罩衫，上面绣了些大朵大朵的花。亲朋好友送来的贺礼都是火簇的嫣红打底的，锦被是娇嫩欲滴的玫瑰红，枕套窗帘儿绣了对涟漪里戏水的鸳鸯。这些红带着股张扬味，给婚庆制造了紧张的气息，映得新娘子腮帮耳垂通红。夫妻二人就在敲打声中去了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的大头合影，挂在了洞房的门廊上。
傍晚时分，亲朋好友都陆续到齐了，围坐在桌边高声谈笑。调皮的孩子，在院门外放着花炮追逐打闹。操持婚礼的老阿姨提着贴了红纸的藤蔓篮儿，忙进忙出地发喜糖。大家伙儿高兴地剥开了红红绿绿的糖纸，满口生津，笑着都说好吃。其实，那都是淀粉加红糖，嚼起来怪粘牙，要的只是那份喜气。
之后，喧嚣声褪去，菜便端了上来。粉嫩的扣肉、红烧排骨、清蒸鲤鱼、酥蛋卷儿、爆炒三鲜，堆了满满一桌。桌边上的人惊喜得不知所措，眼睛里要滴出水来。再接着，划拳声，酒杯碰撞声，乡音俚语，响了满耳。
小夫妻轮着桌儿敬酒，新郎气宇轩昂，新娘子则是一副不胜娇羞的样子。空气里有酒花的香，涨鼓鼓的红包一个一个拍在盛酒的盘子上，新娘子端盘子的手便有些打颤，笑得颔了首。喝酒也是象征性的，嘴角儿一抿，悠悠地又洒出几滴，真正下肚的只有少许。
敬完了酒，像打了个阵仗下来，两腿儿发软。可是，还有那么多的事得吩咐关照，夫妻俩精神又抖擞起来。酒菜是怠慢不得的，回别人的吊篮儿得放足了饼干糖果，还有哪个三姑六婆没到，得赶紧让跑腿的捎个信过去。门外还是花炮声声，叫嚣着喜庆与欢腾。新郎还手忙脚乱地陪着客，新娘子抽了个空当，扯扯他不小心弄皱的毛呢裤子，两口子对视着酣笑了起来。
终于等到筵席散了场，小孩子吮着手指，拉住大人的衣襟，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
闹洞房的人还留在大堂里，乐呵呵地等着看热闹。门梁上拴了个苹果，夫妻俩在众人的推攘中，鼻沟儿发红，焦急地干瞪着眼。他俩怜惜地看着对方，四只手握在一起保持着平衡，想使劲又似打在大团的棉花里，完全的不得要领。
最后，好戏收场，亲朋好友一个一个散尽。洞房里只剩下小两口，他们心底有些按捺不住，却傻愣着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们热切地望着对方，牵着的手握紧了又松开，明明彼此都有一番期待，心里却有些发堵，不知怎么用言语表白。疲累的一天忙乱地过去，新人儿眼角却有些发潮了。
这是八十年代最普通的婚恋一景，很多人就是这样，开始了相濡以沫的生活。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的照像馆
八十年代的照像馆——黑白照
人真是一个温情的动物，夕阳向晚的街，爬满苔藓的青石板路面，还有窗外如豆的灯火，都可以让我们陷入冗长的惆怅里。当怀旧成为现时的流行主打时，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聊聊压在箱底和挂于门棂上的黑白照。
在八十年代，照相还是件很隆重的事。一家人对着木柜子里的梳妆镜，细心地打扮，小孩子用水把前额卷曲的头发贴齐整，把屁股上细密的粉尘拍打掉，妻子用手揉着丈夫打褶的衣领，一扯，再一扯，然后一些蜷曲的线头扑扑地掉下来，她便满意地转过身去，小心翼翼地往自己脸上抹五毛钱一盒的雪花膏。
之后，他们便出发了。穿过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和晶莹的琉璃橱窗，影楼恢弘的身子便凸显出来。一家人推攘了好久，终于站定了，却像是在沙场上摆军姿，满脸凛然的表情。女孩子一般比较怕生，带着几分期待又故作羞涩的样子，在黑洞洞的镜头前憋红了脸。随着喀嚓一声响，尘埃落地，在场的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自然又是回家，大伙儿轻快地踩在铺了绒布的楼梯上，心里像中了头彩，眼角眉梢都被笑意点缀得光彩照人。就这样，一张黑白照诞生了。
关于黑白照，还听一个朋友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其母亲在腊月二十八去世了。那天，他们兄妹几个清理他母亲的遗物。在一件破得棉絮都露出来的花袄里，他们翻出一张褪了色的黑白照。那是老两口结婚时拍的，窄窄小小的一张，还被烛台熏得泛了黄。那里面，母亲羞赧地偎依在父亲的肩膀，低低地偏着头。父亲则梳了个当年流行的三七分，头发直而短。他硬挺的衣领翘起来，刚好遮住了母亲脖颈上的一枚胎印。两个人紧张地靠在一起，好像时光在他们身后静止了一百年，有种地老天荒的感觉。朋友说，他从没见过父母如此亲密过，连拉一下手，扯一下衣袖都未曾见过。成长的年代让他们羞于袒露自己的感情，两人就这样静静地厮守，直到如今人去楼空，仅剩下一张黑白照作为见证和依凭。不知道天下还有多少父母像他们那样，只知道在那一刻，朋友立在黑红的棺木旁，拿着那张黑白照，泣不成声。
写到这里，还想起了我的姥姥，这个用小脚在坎坷中奔波了一生的老人。在她九十大寿那天，父亲特地从照相馆请来一位师傅，为姥姥留张影。拍照的时候，姥姥不知所措地搓着手，又不安地摸了摸额角早已松弛的皮肤，再用木发夹把头发小心地别好。她征询似的回过头来看我们，眼神是慌乱的，父亲便急急地跑过去，拭去她衣角上的炭灰，和她并排站在一起。姥姥真的是很高兴，抬手拍了拍父亲的头，光影就在那一瞬间定格。没想到，三天之后，姥姥就过世了。在我们心里，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油腻腻的灶台和布满蛛网的厨房。那张黑白照是她这辈子拍的第一张相片，也是最后一张。
所以，每一张黑白照都埋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光阴都诉说着一个人生。那照片里落满了时光噬咬的遗痕，摇晃着我们的一生……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的电脑
八十年代的电脑——DOS时代
歌手朴树在《Ｎｅｗｂｏｙ》中唱到：“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这儿有一支未来牌香烟，你不想尝尝吗？明天一早，我猜阳光会好。我要把自己打扫，把破旧的全部卖掉。这样多好。快来吧奔腾电脑，让它们代替我来思考。穿新衣裳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８！”就像歌中所唱的，现在的孩子用奔腾四，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８；整天挂在聊天室、Ｏｉｃｑ，ＢＢＳ上，离开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他们就不能活。如果真如新新人类所说的，他们是“Ｗｉｎ时代的孩子”，那我们这一八十年代的族群则可大言不惭地称自己为“ＤＯＳ年代的花儿”。
还记得那些用ＤＯＳ的时光，纯真而又充满乐趣。也还记得那堆执著而又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哥们儿，曾一个长夜又一个长夜地泡在机房，在ＤＯＳ下玩着血腥的ＤＯＯＭ和光荣的三国。那时候，我们是自信的，因为我们是最早接触计算机的一批人，在新浪潮的峰头浪尖上起舞，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想起那时最爱看的书是我们的偶像——中国那位大名鼎鼎的程序大师所著的《未公开的ＤＯＳ秘密》。探索那些危险的中断，编一些小小的游戏和仿Ｗｉｎｄｏｗｓ界面是我们的最大乐趣。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良性病毒给机房开一个略带惊悚性的小玩笑，或用Ｄｅｂｕｇ打开机房的硬盘写保护，让同学不受机房的限制，二十四小时泡在电脑上。
那会儿，我们无所顾忌，因为ＤＯＳ是公开的，是大家的，所有使用ＤＯＳ的人都在一个平等的世界里，彼此间相互偎依，披荆斩棘。
当时，我们最早使用的台式机是“苹果”公司的Ⅱ型电脑。１９８４年起，这个型号的电脑就开始进入中国大陆，然后迅速被大量仿制。“苹果”公司感觉到知识产权受到侵犯，于是不久就从这个市场全线撤退。用现在玩家的眼光来看，那种机型真是非常的笨拙，反映灵敏度简直像一个未进化的“大猩猩”。而这么些年过去，过早退场的“苹果”肯定会为当时鲁莽的决定后悔了，因为中国正版的大半壁江山，已经被强势登陆的微软占尽。
“苹果”与“微软”之间的争斗还有一个小故事：在八十年代，苹果电脑风靡世界，成为全球仅次于ＩＢＭ的“老二”，处于鼎盛时期的苹果电脑公司自然不把微软瞧在眼里。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微软依靠其ＤＯＳ操作系统的ＯＥＭ战略迅速成长起来，而苹果的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软件则显得有些日落西山。当时，微软和苹果两大美国ＩＴ巨头企业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为争夺这一新兴市场的控制权曾展开过空前激烈的“战争”。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微软ＤＯＳ操作系统的排挤胁迫，苹果电脑几乎濒临死亡的绝境。
这场竞争中，ＤＯＳ可以说是居功至伟，有点像金庸小说中的“倚天剑”——“倚天在手，谁与争锋！”
在电脑尚未普及的八十年代，国内对计算机的培训教学，主要有两条路子：一是开始就学Ｂａｓｉｃ，学到会用Ｂａｓｉｃ编程，让计算机背３．１４１５９２６……你就成初级程序员了；另一条路子是开始就学二进制，学离散数学，学计算机结构，学汇编语言，学到你会调用各种中断，你就算高级程序员了。在今天看来，那真有点不可思议，而这一切都要在ＤＯＳ的环境下运行。
对了，当时还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用电脑程序算命，最搞笑的是有次两个女孩吃饱了没事干，愣头愣脑地用程序算未来夫婿的生肖。结果出来后，一个女生大喊：“啊，我找的怎么是狗！”另一个迫不及待地接道：“我是猪！”这个笑话我们大三学界流传了很久，“我是猪”，也成了ＤＯＳ时代一个无厘头的注脚。
如今，在马不停蹄地学习ＶＣ、ＶＢ、ＶＦ、ＰＢ的时候，我们常常怀恋青涩的ＤＯＳ年代：那些简陋却刺激的赛车游戏和美妙的中断。或许，在以后的某个日子，许多在ＤＯＳ年代长大的人，会像怀恋ＡＰＰＬＥＩＩ一样，重新在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上写一个ＤＯＳ模拟器。若真有那么一天，那些坐在电脑屏幕前的人，又将是怎样一种心情？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写诗、弹吉它、泡图书馆
有人说，当你开始怀旧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老了。可回头看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那份求知的欲望、骨子里的理想主义、简单平静的生活是那个时代与那群年轻人的标志。
最纯粹的东西往往源自大学校园，就像那时烈烈扬扬的诗歌。它让徘徊在暗地里的学子不再甘于沉默，并且给了他们一双飞翔的翅膀，使其俯仰于大地之上。他们疯狂地写诗，课桌上，手抄本里，给女孩子的情书中，以温湿的血，以锋利的笔尖，发泄潜藏于胸的爱怜和憎恨。这是一群做着迷梦的孩子，他们把诗歌视作太阳，追逐并匍匐于朝圣的路上。宿舍里的蚊虫和挥之不去的汗臭养育了他们的灵感，皮肤上被叮咬的痕迹是粘合着真情的，那些疮疤和旧伤口成为一种纪念。幸亏诗歌的国度足够大，也能容纳几颗敏感易碎的心，而构思中的苦痛则得靠时间来抚平。走在校园里，你轻易就能把那些青春派诗人从浩荡的人群中区分出来：长头发，神情疲惫，眼球里布满血丝，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让我们写诗吧！”成了那个年代最鼓舞人心的口号。人，终究是要选择一种生活，我们也许穷尽一生也成不了大师，但没有谁能阻止我们诗意地栖居着。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在大学里，与诗歌的吟哦声一起鸣唱的还有华美的吉它和弦。《没有抵达过的城市》《青春》《恋曲１９９０》……一首首校园民谣从指间滑泻而出。在那个年代，我们不炫耀技术，低哑的弹唱中自有一种忧伤与美感。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饥渴让学子们选择了吉它，清丽的歌声伴我们度过了很多平淡又平凡的日子。吉它声像一树一树的花开，使人的心灵柔软起来。而有了音乐的铺陈，自然就少不了缠绵的爱情，它们朝夕厮守，相伴不离。多少个皮肤白皙的男生，倚在爱慕的女子窗前，用吉它倾诉着自己的思念。他们唱“卡朋特兄妹”，唱“披头士”的老歌，唱“保罗•西蒙”，还唱《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ｏｎｃｅｍｏｒｅ》……后来，学子们又有了崔健，激进的吉它声开始响彻校园。它们热烈昂扬，毫无矫饰，完全是率真性情的流露，听起来十分感人。那可不像如今，吉它完全变为一种道具，成了经验与技艺的显摆地：男生长发飞扬，唱得如泣如诉，女孩子便十分配合地蜷紧拳头放于唇边，大呼——好感动啊！
八十年代把我们对知识的渴慕推上了大气的高潮，所以那时的图书馆总是爆满，学子们滤去心头的喧嚣，把指间明灭不定的光阴握牢。萨特、弗洛伊德、尼采……被我们争相诵读，它们有些凌空高蹈不食人间烟火，却是手执书卷的男女之间交流的通行证。“今天你萨特了没有？”就和“今天你吃饭了没有？”一样稀松平常。那时的图书馆里，厚重的大书全部齐齐整整地码在樟木架子上，年代久远的古籍一翻开就会呛你满鼻子的灰。那会儿最受欢迎的是北岛、舒婷、顾城、江河和他们的朦胧诗，但“金庸热”“梁羽生热”“琼瑶热”“三毛热”“亦舒热”“领袖和知名人士传记热”一样是那个时代的阅读特征。人们沉着安稳地排了队，揣本英文书，口里念叨着洋码儿，实在挤不进去，就脱了皮鞋垫在屁股底下，照样地如痴如醉。图书馆还是生产艳遇的温床，嫌恶抵触时故作深沉状，情意相投便立马脉脉含情，那地方成就了多少段感人肺腑的爱情？
当然，每个年代都有些鲜亮而无法忘怀的往事，看看如今十六七岁的孩子，都开始像模像样地怀起旧来。而如今很多年过去，那些黯淡了的大学生活，还有我们曾经缱绻唱过的歌，又该交与谁来和？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的美女
八十年代的美女——张瑜、陈冲、刘晓庆
现在你要冲到街上大喊一声美女，那回头率肯定是百分之百。如今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很宽容的，只要你肩膀子不抽，脖子儿不斜，都可以杀入美女的行列。所以，那些不回头的肯定是抱着孙子的老大娘，抑或先天性耳疾患者。
而在八十年代，那“美女”可真是货真价实，充不得半点儿水的。翻开当年的电影杂志，全是一溜儿的摩登女郎。那时的电影聚焦了所有的时尚热点，今天已难以想象其盛。杂志封面多是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张瑜、陈冲、刘晓庆……衣裳的颜色赛过彩虹：泼辣的黄、刺激的红，各种艳丽而含混的杂色。那时的美女，浑身泛滥着色彩，喜气而靓丽。
１９８０年，张瑜凭着在电影《庐山恋》中扮演的归国华侨女青年和在《巴山夜雨》中前后思想有很大转变的女红卫兵两个形象，成为“金鸡”、“百花”双料影后。１９８１年可称为张瑜年。她又主演了影片《知音》和《小街》，这两部影片，特别是《小街》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小街》中张瑜男孩般的短发，就像《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的短发一样，在单纯稚嫩的女孩子中间，引发了短发风潮。剧中她的短发和高领羊毛衫，给当年刚刚从封闭中觉醒的国人，带来一种疯狂的“时尚流行”。
而十八岁就红遍了祖国内地的“小花”陈冲凭自己的英文功底成为最早走出国门的女影星。此后，她开始了在美国左冲右突的生活。为了争取角色，陈冲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从清纯亮丽的“小花”一举成为《大班》中性感艳丽的妓女，从而引起国人大哗。过于西化的形象，大大限制了她所能饰演的角色范围。陈冲面临着两难的困境：在好莱坞找不到东方主流角色，在中国又很难找到合适的身份。她几度表示希望回国拍戏，当演员当导演都行。但陈冲就是这么尴尬：中国人早已把她目为“老外”，而外国人仍把她当东方人。
美女大会战，自然不能不提到一个重磅级人物——刘晓庆。电影《小花》不仅捧红了唐国强、陈冲，还捧红了刘晓庆。在整个八十年代，她先后主演了《芙蓉镇》《春桃》，特别是主演《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中的慈禧太后，使刘晓庆红得发紫，这可以说是她演艺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她长期占据娱乐版头条，霸气令人称绝。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在盐碱沙砾中成长起来的“花儿”——《快乐的单身汉》《大桥下面》里可庄可谐的龚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清澈如水的沈丹萍；因《红牡丹》《赤橙黄绿青蓝紫》而红极一时姜黎黎；还有号称“天下第一嫂”的王馥荔，《天云山传奇》《咱们的牛百岁》中，她演尽了中国妇女的温柔、贤良……
而美女们的装饰也像漫天烟火，各出其彩：乌漆的浓眉，彩蕴的眼影，两团庆丰收式的腮红，油汪汪的大红唇膏。那时，进口化妆品还很鲜见，“露美”“美加净”“凤凰”“霞飞”等国产化妆品广受欢迎。
发型也是丁点儿马虎不得：爆炸式、万能头和最普及的额发高耸——恰似一卷飞檐，满是不管不顾的勇气。
写在八十年代美女们眼际眉梢的全是绽放的狂喜；是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乐观精神；是“风雨兼程”投入大时代的热望……她们的精力和意志似乎是没有穷尽的，每每令人畅想起孕育这些遒劲鲜花的八十年代风云。
遗憾的是，现今的美女们都“工业化”了。而昨日的风景，早已被时光打磨得掉了颜色。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由鼎盛走向没落的曲
八十年代由鼎盛走向没落的曲艺——京剧、相声、评书
八十年代可真是个黄金时代，猜谜、变戏法、玩升官图、打扑克、看电影、听收音机、观变脸儿……那可是各出其彩，你不搀和一下心里会堵得慌。就拿那歌坛来说吧，什么西北风、港台风、现代摇滚……噼噼啪啪，闹腾得红红火火。而咱们今儿个可就不给它们捧场了，得转个话题，来说说那消隐了的风景——戏剧曲艺。首先提的是曾被老百姓视为国粹的京剧。京剧发展到今天，可得用“风雨”这顶量筒来计。在那隽永绵长的咿呀声中，多少人从童颜走向了鹤发，多少个年月从森然的戏台上浩然行过。那一出戏、一段唱腔、一个身段、一个眼神，见的都是真招儿。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得演得分毫不差，俗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十几年的修为你就上不了台。那戏台儿也是分个三六九等，金碧辉煌的等着有钱的看官玩转，朽木搭筑的照样能尽扫寒酸，唱得个一曲三叹。上档次的戏院，票友们桌边儿会温上一壶碧螺春，手心拈了两把五香瓜子，脑袋瓜儿晃悠，边看边嗑。看到动情处，掌心如化雪般湿糊一片，分不清哪里是涎水哪里是眼泪。拙陋一些的片场，通常都藏在小巷子里，那尖细的声音从弄堂深处袅袅飘来，感觉就像在暗夜里摸一块千年老玉，周身毛孔似被熨斗熨烫过舒爽通透。京剧还讲究一个“戏”字，那“戏”全都写在了演员身上，从“苏三离了洪洞县”到“今日痛饮庆功酒”，眼波流转中，水袖如白瀑般挥泻下来，一旁的观者早已在梦境中游。不过，如今的京戏早已退守一隅，在公园角落，江滨，堤岸边敞开了门户，但毕竟已是寥落，不复当年的风光。
再来聊聊相声，它发展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到八十年代可谓盛极一时，那“说、学、逗、唱”制造出的气氛像嘎嘣脆的茴香豆，老少咸宜。早年，相声一般都是撂地卖艺，没料想老百姓就喜欢这玩意儿，它身价“蹭蹭蹭”就跟着往上攀，后来进了杂耍馆子，与带唱腔曲艺搭配演出，再后来，就挺进电视荧屏，在上面占据了半壁江山。相声最初时兴冷面滑稽，言语极少，全靠肢体表演吸引人，腰身晃动，四肢摇摆，那模样儿像在空气里画天书。之后，单口、对口、群口相声都搬上了舞台，这门艺术算是彻底活了起来。相声可比小品省事多了，不需要任何舞台道具，也不要任何灯光效果，演员们站在舞台上，凭的就是一双嘴皮儿，张口便来。它还是个实打实的活计，演员们要能闯出点名堂来，当真不容易，那是一腔一调对着镜子看口型，练表情拼出来的，多少愁苦寂寞都得打落了牙往肚子里咽。记得以前电视里一位老师傅，穿件黄马褂儿，说的是单口相声，那折扇子当堂一拍，绝活就使了出来：一会儿学飞禽走兽叫唤，一会儿学小两口吵嘴儿，一会儿学磨剪磨刀的吹喇叭，一会儿学小孩子撅着屁股逗蛐蛐声……我们哥儿几个崇拜得不行，将那段子活灵活现地学给隔壁的三儿听，他昨晚贪睡没赶上趟儿，立马把肠子都悔青了。那会儿最出名的相声演员要属牛群冯巩这俩搭档，他们表演时注入了许多新鲜的元素，频频在晚会上露脸，一出场便博得满堂彩，在当年很是热火了一阵。
相声告一段落，可就该说评书的出场了。据那些老艺人们传说，评书的南北两支派，都是明末清初柳敬亭传下来的。初时，说评书的这个门户，于清雍正十三年在掌仪司立过案，还有皇家颁发的龙票。早年，评书本是说唱相兼的玩艺，有如现代的西河大鼓、乐亭大鼓，说与唱相辅相成。只因光绪年间听书的多为一班太监，因此，被宫中慈禧所闻，传其入宫。但宫中可是禁地啊，哼哼唱唱多有不便，后来就改用评话演说，这艺术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得以流传下来。发展到十多年前，评书就在茶馆里安了家落了户，老爷子老太太花上几块小钱，偏着头摇着蒲扇，听得如醉如痴。如果是在小县城里，说书的地儿筹备起来就更简单了，在甬道两旁支几根木柱子，用塑料薄膜搭了块花帐篷，再摆上长板凳，围成个长方形的场子，说书的往木箱子搭作的台上一站，就成了气候。说评书者多是些暂时驻脚的异乡客，他们光说不唱，其道具不过醒木一块、手绢一张、折扇一把。秉持传统的艺人开书时会先念一套赞词，多是赞以上三种道具，然后才转入正题。所说的书目任其发挥，题材杂乱，有袍带书《三国》《西汉》；有长枪书《精忠岳传》《英烈》；有短打书《水浒》《七侠五义》；神怪书《西游记》《济公传》；还有小段的“片子活”《崂山道士》《梦狼》《画皮》以及重新演绎过的《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说的撑开了嗓子气儿，分外地精气神足，听的早已沉醉在意韵悠长的历史典故里，香汗淋淋，五体通畅。
现今，这几样当年热火的“精粹”容颜已逝，它们步履蹒跚，像拄着拐杖的老妇，脸孔上的脂粉被风雨摧残得掉了色。那些清丽的丝竹之声，隐隐中透出一股浊重喑哑的杂音。又想起有位听京戏的老者，抱了收音机倚在红砖墙前，守着黑黑的煤炉子，满眼莹莹的泪光。他周身被一层红晕笼着，嘴角的烟灰掉下来，他慌忙伸出手去接，耳边的戏曲还在唱：“说什么天长地久到白头，到如今夫妻们难久守，谁知恩爱反成仇……”他像捧着一段老去的历史，掌心已是落满尘埃。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老百姓的生活细节
八十年代老百姓的生活细节——的确良、排队买菜、水泥地白灰墙、自行车
二十年前的男孩子，标准的形象是脚踏一双白球鞋，穿条蓝布裤，胳膊肘上套件缎面般软滑的的确良。他们理个寸头往街边上一站，就是彻头彻尾的“酷哥”一个，保准让现在赶时髦的年轻人无法盗版。而当时正处于豆蔻年华的女孩儿家，自然也不堪寂寞，她们穿红蓝的碎花长裙，边角上还小心翼翼地打了褶。而最会装扮的姑娘则穿质地是的确良的白裙子，为防止走光，她们又套上一层衬裙，走起路来裙角飞扬，像尘嚣上的一片云天，端的是仪态万方。的确良在那会儿是精致生活的标志，我们常穿着它在街头游荡，心中是满满的期待。那种单纯的憧憬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可供吟哦的：身上的确良与沿途的街景互诉着衷肠，晨风扑满我们的白衬衫。可多情的女子只是远远地朝我们微笑，大家伙儿酝酿了半宿的等待最终落了空。
想起那时候的穿着可是生生灭灭，一代换一代的，相对而言，八十年代初期的“食”可要朴素许多。我们冬天吃得最多的是自己存的大白菜，家家都腌些雪里蕻、芥菜疙瘩。来年清明再把它们用腌汤熬熟，晾干，就能消受好长一段时间。可老这样吃下去，非得跟一非洲难民似的，所以没辙了，只能排队买菜去。按规定花生油是一人每月半斤，凭票供应。猪肝粉肠还算是稀罕物，要想买就得到供销社找熟人走后门。那会儿排队的可真叫一个挤啊，你踩我的脚，我碰你的肩，熙熙攘攘中全是磨拳擦掌的呼喊。下雨天那就更惨，瓢泼的雨水夹杂着稀泥从乌黑的瓦楞上倾泻而下，衣领裤脚星星点点淌满了霉斑。无数双手捏着零零碎碎的毛票吆五喝六，而人一多，营业员的态度自然就不好，许多缩在母亲怀里的小毛头，都让国营肉铺里凶悍的阿姨吓哭了。再后来，冬天就有了大棚菜了，肉菜票也跟着取消，老一辈人的口里都念叨着社会主义好……
再说说八十年代的“住”。那时老百姓生活不富裕啊，肚皮儿没填饱，啥事儿都不敢瞎张罗。居民棚户区是一片连一片，站在一个制高点往下望，那可真叫壮观。这城市的犄犄角角都让黑洞洞的砖瓦房填满了，东家的吵骂声，西家的窃笑声，还有天空掠过的灰鸽声，满满当当全是闹腾的景象。砖瓦房也是斜斜地搭着，朝不保夕，随时准备溃散的样子。而屋子里最时兴的就是水泥地白灰墙，简单实在，粗糙的沙砾，用手轻轻一刮，粉尘便簌簌地往下掉。白墙上的灰膏脱落后，被遮住的灰斑就细细密密地涌出来，像老人额角的皱纹，叫人看了免不了有些伤情。但家家户户的门庭都是如此，自然不会生出什么怨艾之心，刚涌起的愁苦之意便全在这粗砺的建筑里偃息了。
最后该念叨念叨那会儿最时髦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它们常在小小的弄堂里或风驰电掣或东倒西歪，铃铛儿丁零丁零地响。年轻人把脱了漆的破车改装得面目全非，又古旧又摩登，在空旷处一拐一拐地玩着花招，搅扰着四邻的心。自行车最好的要属“凤凰”和“永久”牌，大人用它们带着小孩，晨送暮迎，一条条巷弄在他们身后移动着光和影。那时候，街上难得一见进口车，而谁家里摆着几辆自行车，也是件很值得夸耀的事儿，我们就调侃着把自己的坐骑叫做“宝马”或者“卡迪拉克”，骑着它们在老旧的街上长风万里。最靓丽的风景就是帅小伙用自行车驮着一大姑娘，唱着歌儿穿街走巷，真的是羡煞好多街坊。那晃晃悠悠的单车算得上是八十年代的底，它们是唯一能挽留住时光纪念碑似的东西。现在，停下来再回过头去看，那些往事全都落满了光阴的残骸，我们只是轻轻地一转身，它们便随风散尽了。
八十年代的流行词汇遗落在岁月烟尘里的言语（1）
个体户、专业户
“个体户”和“专业户”的概念，都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在人们脑海里扎根的。
个体户最初出现，便为很多人所不齿。所以，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做的也大多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营生。那时，很多人吓唬不用功的孩子常说：“瞧你这孬劲儿，再不用功，就让你到街上练摊儿，当个体户去！”还有一句流行语，叫：“大姑娘要想体验生活练吆喝，就赶紧找个个体户嫁过去。”后来，许多小打小闹的个体户发了大财，成了款爷儿，人们的观念才转变过来，由开始的鄙夷变为满脸的羡慕。
而专业户则是指打破了“小而全”的观念，专门从事某种行当的家庭。它可是我国农业专业商品生产的雏形，其发展为大批剩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人们的眼光开始放得更长远了，不再事事兼顾，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把精力集中在更能赚钱的活计上，并从中尝到了甜头。到八十年代中期，专业户一词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流行了。
五讲四美三热爱
１９８１年２月，《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号召青年们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结合起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美好。
八十年代喜欢喊口号，“五讲四美三热爱”从那时起成为最数字化的经典语言。“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是我们小时候所接受过的最直接、最通俗、最上口的素质教育。那时我们不仅喊了，而且虔诚地去实践了。每天比谁打死的苍蝇多，看谁衣服上染了小污垢，瞄准着某某某又骂了句脏话，赶紧报告老师去。
所以，这可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口号，跟早期“世界是属于你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等号召一样，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成为一种标榜和纪念。
女排精神
排球世界杯赛、世界排球锦标赛和奥运会中的排球赛是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三个大型排球比赛。从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６年，中国女子排球在世界大赛中赢得“五连冠”的殊荣，在世界排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力克强敌，跃居冠军，开创了我国大球翻身的新篇章。之后的几年，队员们再接再厉，连续五年获得冠军，“女排精神”从那时开始被人们口口相传。
“女排精神”在中国八十年代的体育界，曾被运动员们视为刻苦奋斗的标杆和座右铭，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和热情。这种精神之所以备受国人推崇，最重要的是那种足以流芳百世的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那可远远比“五连冠”本身，更加能鼓舞国人。
国优
“国优”是国家优质产品和国家优秀工程及其奖项的简称。在八十年代初期，它频繁出现于大小报刊、广播电视和人们的日常用语中。
国家对各类产品采取每隔三五年进行一次评审，评选出享有良好声誉、质量可靠、各项质量指标高的产品。如１９８８年１１月《文汇报》就报道：在全国电冰箱国优评比中“上菱”实物测试总分第一。不过，对于国优产品，搞的不是终身制，但可以连选连奖。
能评上“国优”，那可真是一种荣耀。受了这个影响，那时的电视广告最常见的画面是：一个头发掉得差不多的经理或厂长，念叨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煞有介事地向全国人民问好。然后磅礴的背景音乐陡起，一个类似新闻播音员的声音道，本产品连续三年（或者时间更长）获省优，部优，国优……那架势，有点像古时候王婆卖瓜，生怕别人不知晓，敞开了胸膛大吼着炫耀“品牌”。
万元户
《半月谈》１９８５年第４期报道：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３０户人家，除了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入二千元外，都是万元户，小山村被人誉为“小金库”。
万元户，既是八十年代初的时髦词汇，也是指首先富裕起来的第一批人。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虽然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感觉，但让更多的平民感觉到了致富所带来的空前喜悦。说到万元户，大伙眼睛都亮啦！
万元户大体由率先完成了个人承包的个体养殖户、建筑包工头、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在经济起步阶段靠的不是知识或者素质，而是胆量和勤劳。我们还可以回忆起那时邀请“万元户”们作报告的场面：他们的确没有什么文化，以前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说话难免语无伦次，甚至因为受到如此平生未遇的隆重欢迎，有些紧张和失措，但他们创业的艰辛历程无不感动每一个与会者，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而如今，时代变了，最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万元户，听起来就跟穷人似的。
计划生育
“错批一个人，误增几亿人。”这是学界对当初批判马寅初的反思。八十年代至今，“计划生育”的口号频繁见于各种报刊以及城乡街头宣传壁、宣传栏中。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二胎的，经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但不论何种情况都不准生三胎。对经多次教育仍不按计划生育办的，应实行必要的经济限制，对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给以奖励和照顾。
对于崇尚“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的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来说，“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无疑真的是革了“老祖宗”的命。中国的“计划生育”运动绝对是世界上最传奇的一场运动：超生游击队、独生小太阳、娶个农村女孩、以钱换准生证、Ｂ超窥照胎儿性别等对付“计划生育”的怪异举动层出不穷。“计划生育”给中国家庭带来最大的变化是，核心家庭成为当代中国家庭的主要形式，家族内部关系的简约给了中国更快融入现代社会模式的可能，而另一方面，那些“老一代”仍然在祈祷上天能送给一个品质优良的孩子——而且最好是男孩。
八十年代的流行词汇遗落在岁月烟尘里的言语（2）
承包责任制
１９８０年开始，一些工业企业为了完成对国家上交利润的任务，借鉴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开始了工业经济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并于１９８２年以后逐步推开。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形式多样：保上交国家利润、保技术改造任务，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两保一挂”；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微利、亏损企业的定额包干和亏损包干以及石油、煤炭、冶金、有色、铁道、邮电、化工和民航八个部门实行的行业投入产出包干等。承包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企业与主管部门签订承包合同，不管何种形式的责任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是其基本形式。
在没有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前，工人们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觉得干多干少都一样。政策下来后，那可大大不同了，承包下来的就算自家的地盘儿了，每天起早摸黑在上面挥汗如雨，四季不息。以前不是有个典故叫“三个和尚没水喝”吗？人多了力量也不一定大，能够醒悟过来顺应时势，迎头赶上，这就是国人的进步。
大锅饭
“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的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八十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职工们都挤在一起，往国企这碗“高汤”里趟，政府就成了那掌勺的厨师。这种制度严重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为彻底根除这种弊病，中央作出了要求：“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之后，“打破大锅饭”的口号喊得轰轰烈烈，人们开始在商海中探出自己的触角，实现了曾是神话的“一夜暴富”。于是，从那时候起，整个中国的经济就在“有声有色”的改革中“活”了过来。
零的突破
它含义挺简单，就是指中国体育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第一枚金牌。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５２年，我国曾派运动员参加第十、十一、十四和十五届奥运会，但从未在奥运会上获得过奖牌。１９８４年，中国派出３５３人的代表团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那一年的７月２９日，中国神枪手许海峰以５６６环的成绩获得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从而打破了中国在奥运会金牌榜上零的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