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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号楼总管巴巴拉先生每天气宇轩昂站在大门口，同时和好几位熟人生客插科打诨兼招呼。全楼共有六层，两架电梯。上下进出的人物看来真是艺术家，准确地说，还未成名发迹的艺术家——疲倦，亢奋；沮丧，骄傲；心事重重却了无牵挂；目光冷漠但眼神热情；懒、随便，又显然紧张而工作过度；气质是单纯的，精神则天然地颓废。美式英文的招呼礼节从来简洁，彼此擦肩而过，门一关，美国所有的楼道差不多全都空无一人。

画画。画室里很快摊得一塌糊涂。记者问培根，是否刻意从画室的零乱无序之中画出“有序”，培根回答：“是。”在画室里能这般理性吗？收音机开着(刚占据画室，接上电源乐音弥漫时，真像开了新纪元)。乐曲有序，我无序地听。这里不作兴串门聊天，“干活的地方”就是干活的地方。一天，有人猛敲门，冲进两个警察两个便衣。三人直奔大窗口朝步话机急速讲话，留一位解释：朋友！要抓人，借个监视点，对不起。

二十分钟后，楼下斜对过两个青年已经被反身制服，双手抱头，就像电影里那样。

录像带普及后，四十二街一排成人电影院相继倒闭。看下去，有两座影院的突出门楼上每天聚满鸽子，鸽粪斑斑。有人定时撒食，鸽群飞降街面，挤挤挨挨捣头如蒜(多好。它们用不着画室，也不需要绿卡)。天黑了。下地铁前偶尔会弯进哪家成人商店(这词想得真好)。我也是成人。千万册杂志画报(十八岁以上的成人照片)可以随便翻看，翻着，忽然就想起楼上我的画室，我当天的画——我是谁？从何处来？我在哪里？井冈山、拉萨、时代广场？

居所和画室分开真有道理。松节油气味仿佛催眠剂哄着我进入恒定安稳的工作，工作专注到近于痴呆，快乐的痴呆，以至忘记快乐。累了，醒过来，发现自己睡着了。画室在日光灯下的宁静呈现一片无声的吵闹：这里那里都是被灯光平均照亮的画或画册，所有画面抢着说话。美国的生活教会我如何同自己相处，教会我如何工作(倒不见得教会如何画画)。每次当我买下做内框的成捆木杠背回画室，心里就想：干什么？谁叫我画这么多无用的大画？每次办展览，搬运货柜车停在楼下，几条彪形大汉铺一地家伙包装，我就觉得闯了祸似的。渐渐地，我和奥尔的大画堆不下了。1994年，我单独租用楼下的406房间，并铺开画一套十五米长的十联画(真是疯狂)。几年来不少过访纽约的中国画家来过，登时一屋子北京话、四川话、上海话。在这个陌生地方，他们见到从前熟悉的人。

我已熟悉得仿佛从来就在此地，也将长此以往。一个地方让人踏实下来，只为这里有你摸熟的书画、抽屉，一堆随手拿起放下擅自作案的家当。往昔漂泊粗陋的作画条件变得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有一天我失去这画室？失去每天开锁进门，泡上茶，坐下来审视前一天画好的(或画僵掉的)作品的权力？是的，这是我的唯一的权力。恐惧倒还不至于，但绝不好玩。单是这许多大画寓所就根本放不下。

4. 我的画室(3)

好吧，我想：知青日子我也趟过来了，还能怎样？多年来我调动这个念头对付种种挫折，正如那位阿Q，这大概又是知青生涯留给我的良药(或后遗症)——1994年夏末，406室的中国阿Q兼老知青(包括楼内的所有艺术家)果然遇到了最不愿遇到的问题。

纽约市长朱利昂尼今秋再获连任。政绩：过去四年犯罪率大幅降低(没话说)，失业率获得控制(也没话说：艺术家反正从来无业)。还有，悬置二十多年的时代广场整建方案终于在他上任后强力通过付诸实施。钱哪里来？一说是香港财团有巨资介入，另一说很快证实：沃尔特·迪斯尼集团包下统吃。

都没话说。

巴巴拉照旧站在大门口谈笑风生。大家在电梯里多了一两句对话：听说吗？听说了。规模较大的事是一点点变化的：对街停车场那幅巨大的梦露性感广告拆卸了，接着，门面最大的成人中心悄然关闭(往日生意清淡时，二楼常有舞娘抽着烟凭窗张望)。废弃几十年的剧场“维克托利”和“阿姆斯特丹”被施工铁架包围，开工翻新，周边街面也封锁起来。其实，迹象早已昭然若揭：从1993年起，市政府就在这条街举办好几次露天艺术品展示(雕塑、装置、行为艺术)，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文化气氛，让纽约人看看曼哈顿黄金地段这条失落的街道快要改邪归正了(后来当我们抗争时就有人指控市府在时代广场先利用艺术而后驱逐艺术家)。1994年春，我窗户对街的大墙画上了迪斯尼卡通广告，那只大白兔造型日后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超级势力，轻易打败了楼内全体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

地皮早就圈了出去，轮到我们的节目只是扫地出门——我的耳目太迟钝了。

入秋的一天，两位男子敲门进屋，西装笔挺，不就座，站着，递过一份“市府开发四十二街计划”知会，附表是长串动迁文件，内有本楼房号和租户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目。“下一步我们会及时通知，任何问题请来电话，劳驾，隔壁几位今天进来没有？”名牌风衣、领带、皮鞋，男用香水味隐隐袭来，头发朝后梳得一丝不苟。留下名片后他们离去，转身的动作潇洒而干练，不愧大公司雇员有恃无恐的气派。此后几天这两件簇新的浅亮色风衣在老旧的楼层内飘荡，寻访每道门背后的租户(许多艺术家在外兼职，并不天天来的)。

工作如常。传说怎么也得拖到来年春天。不过很快艺术家们就行动起来。冬初，我被叫到六楼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女画家画室中开会。那是全楼二十多位同行头一遭会齐，彼此通了姓名，大家看向一位衣履光鲜面色红润的秃头男子。他用坐惯皮沙发的姿势靠在一张铁椅子上，胖手团握，言语清晰，说一句话就目光炯炯环顾众人。他是老牌律师雷康，他说，案子他接了，同时上告市府和所谓整建计划办公室罔顾人权欺负艺术家，上策争取不迁，下策要求赔偿。输，他免费效劳；赢，每人赔款他抽成百分之二十五。

接着商量具体措施。群情激奋。我只能听懂小半，兼以遇到开会我就神志涣散，思想眼睛同时开小差：意大利女画家专画欧美大幅地图，她长得像个吉卜赛人，乌眉黑发，赤脚，脚趾上又是颜料又是趾蔻。瘦高个招集人名叫克里斯蒂，据说是音乐家，又是观念艺术家，蓝眼睛露着忧郁、嘲讽的神色，讲话慢条斯理。大半来者早就面善，在这样的场合，言谈之下情同难友。散会时大部分来者在公诉合约上签字，围着救星兼侠客雷康先生，又聚在楼道里谈了很久，话题早已不是官司，而是哪个画廊的哪期展览——灾难临头的艺术家。那位吉卜赛女画家趿一双用大红绳子编结的南欧凉鞋，在人丛中无缘无故地尖笑。

此后几个月邮件不断，一类是整建办公室提供的画室出租资料，曼哈顿各地段都有，租金贵多了。另一类是雷康办公室的诉讼报告，并迅即来人登记各位同行的画室私产以便报备索赔。两件风衣又来过几回，询问(明明是催逼)另租画室的意愿。显然所有人厌恶这一对活宝，不久，头儿亲自出马：一位伶牙俐齿的时髦女郎，她略去我的姓直呼名字，接着是飞快的唱歌般的开场白：“我知道，我知道，我父亲也是画家，当然，你们有律师，好啊，非常好！我们谈得很好。”她而且坐下，架起腿打量画作诚恳赞美，叫人很难不相信她。我笑着提到那两位喷香的男人。“噢！可怜的孩子。我简直头疼！但是听着：你难道愿意继续这种状况？”我问什么状况(故意的)，是指留下去吗？“NO，NO！”她撮起嘴唇，像幼儿园阿姨那样举起食指左右摇晃，每个指端涂着巧克力色的高级指蔻。

4. 我的画室(4)

进入1995年，我们至少开过六七次会。我心里早已认命。我不是美国人，不像他们从小知道为自己的权利同任何势力争。我一路跟着大家，差不多只为严重的事端总是有点好看、好玩的地方——2月，全体艺术家出现在下城联邦法庭。我迟到，推开某号法庭边门，一眼看见233号楼全体艺术家坐在这种地方，恍如目击一段电影情节。法官的老脸总是疲倦而呆板，不看大家。第一轮我们失败了，记得我隔壁的两位阿根廷画家当庭用西班牙语大骂。雷康镇定自若，步出庭外，同克里斯蒂躲到大石柱背后商量。不久，好几位“难友”悄没声退出案子，他们是时装设计师或工艺美术家，必须赶紧找到工作兼营业的去处。电梯忙起来，大件家当堆在门厅等待搬运。4月第二回出庭时，清一色都是“纯艺术家”。大家坐到前排，神色平静庄重，不像来打官司，倒像是出席葬礼。吉卜赛女画家两眼泪汪汪的，出庭后瞧着春枝绿芽又笑将起来。几天后律师事务所发来信函，措辞坚定沉重，要求大家准备长期周旋下去。克里斯蒂原来是个能干的政治家，他同时展开舆论战，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四五家报馆先后登出消息和文评，一致表示同情和声援，从报章援引的资料，我才知道楼内颇有几位同行成绩不凡，是名牌画廊及惠特尼美术馆双年展的作者。艺术家们向各界散发的传单更是用词耸动，诸如：“四十二街新上演的百老汇悲剧”、“纽约杀害艺术家”之类。我们站成两排在大楼背景前被记者拍照，一位谁也不理，从不参加会议的画家朱利亚(画得非常不错)那天也挤进行列，带着难为情的笑容。

4月底飘着细雨的一天，我们在时代广场发起游行。

艺术家总是像在玩耍。游行前后楼内好比过节，每道门敞开着，大家忙进忙出。克里斯蒂倚在门口问我能否弄到喇叭(我没弄到)，三楼那位剃短发蹬军靴，长得活像革命者模样的女画家挨户送发黑色长布条，关照在游行当天从窗口悬挂到街面，并要求尽量带朋友加入。这是我第二回在时代广场游行示威。上一次是为祭悼林琳。下午两点，队伍集合，我回望大楼：楼面一半窗户内的主人撤走了，零散下垂的布条被风雨折腾得不成样子。人倒来了一大群，给警察、记者围着。队伍启动，忽然，从排首穿过来一阵难听而凄厉的钝响：克里斯蒂，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一支靠旋转刮出响声的木头家伙——笨重粗大，模样像极了中国土制木板机关枪或旧时乡镇的敲更器——他昂然高举，金白色头发逆风飘抖，奋力地、很不熟练地挥舞着，但队伍随即被领错方向，止住，转弯，刮木片声哑了片刻，又复刺耳地响。一片笑声。

自那天以后(我们在四十三街《纽约时报》报馆门口解散，人人浑身湿透)，我再没完整无缺见过坚持到最后的那群人。迁出势成定局，众人陆续动身。好几位艺术家70年代末就在这儿藏身作画，他们是最难受的人。某日在门口遇见六楼那位年长的德国同行(我喜欢他优雅沉静的面容)，他站住，和我长久握手：“再见了，朋友。我回家乡去。在这儿待了十五年，纽约伤了我的心，我永远不想回来了。”

剩下的蚂蚱都在等候最后的驱赶。夏天。成人商店相继移走，连串门面被涂成彩色的大木板封闭了。四十二街变得陌生空荡，就像爱德华·霍珀的那幅名画《星期六》：一排歇业的店铺前空无一人，阳光斜照。我赶制完毕(不完也得完)十联画，初秋将连同所有大画去台北展览。7月的一天，我打开房门清扫画室。一位不认得的中年艺术家走进来，巡视过后，告诉我他叫毕德娄。好，毕德娄。您玩哪一路？“我？你不知道我是谁吗？”(美国人好在直爽。一年后我知道了：他是80年代“挪用占有”大师图像的一位知名画家)真的，我不知道。他于是领我到隔壁四一二房，说他闲租十几年，只为堆放私人收藏。

满屋尘土。在尘土中我如梦似幻看见杜尚先生的两件作品：那只戳着自行车轮胎的高脚凳，那扇连着门框的门。这么说，杜尚同志也得挪窝了。毕先生解释道，同一作品杜尚做过两件(此话倒也不假，现代美术馆的“泉”就是重做的，原件很早即已遗失)，他说他是从朋友那儿转手买来的。但愿他的话和收藏都是真的。原来我的邻居包括杜尚的幽灵和遗作：这似乎是为我失去画室而及时补偿的一份不大不小的虚荣。

4. 我的画室(5)

8月初，那位革命者模样的女画家在过道里叫住我，目光锋利咬牙切齿：“听着，世界末日！他们通知了，9月20号之前所有人一律迁出。”

也在同一年，母校中央美术学院迁出北京王府井校尉营移往京城东郊。10月，我指的是今年，曼哈顿西四十二街233号楼以西至第八大道为止所有建筑物夷为平地。东端楼群和街面年来焕然一新，剧场早已开业，迪斯尼集团名下的高档连锁商店、衣装店、礼品部、咖啡馆相继开张，周围簇新的巨幅广告牌铺天盖地。英国航空公司甚至在街口楼顶架设了一部几十米长的模型飞机，机翼机头倾斜着对准街市，看过去英勇而幸福。其他各项工程如火如荼日夜进行，到年底最末一夜，几十万纽约人在广场举行传统守岁仪式时，时代广场确实气象更新——那年秋末我从亚洲回来，如丧家之犬：画室岂不就是我的家。承画友坦希帮助，运回的大画存在他的画室。无法工作的两个月不知是如何度过的，直到一笔我在年初申请的基金被批准——来自以死去的后现代女画家约翰·米肖尔遗嘱设立的基金会，连同另十九位入选的美国艺术家：至少在这件事上，出钱和领钱、帮助和被帮助的都是彼此素不相识的艺术家。我立刻租下新画室。并非故意，经纪人介绍的处所与老画室仅一街之隔。在十六楼，我从新画室北窗看下去，233号楼每个窗眼都瞎了，灰蒙蒙站着等待拆毁。同样的地铁路线，同样的出站口，不同的是画室租金高了将近三倍。起初，好几次我仍习惯性地朝老画室那儿走去，就像至今我记忆中的美院方位也还是在东单王府井一样。

雷康，继续办案保持来信。我明白了，他办案子好比我们画画，习性难改。在我早已忘了官司时，赔款于上个月寄到。大伙儿临别留下联络地址，两年来收到过几回展览开幕邀请信，谁呢，想起来了：233号楼“难友”，都活着，都在新的干活的地方继续干活。在街上遇见克里斯蒂和女革命家，彼此笑了，谁也没提起那段日子。

我们被撵走了——这在迪斯尼集团的宏图大略看来算不了一回事。在我们，那段日子除了此刻当成写作材料，说实在也他妈的不算回鸟事——请容我顺口带这么一句粗话。

1997年12月

5. 艺术家肖像——坦希(1)

不记得是在张爱玲的哪篇小说里，我读到这么一句妙语：女人都是同行。“相嫉”二字虽然去掉了，女同胞读到，想必心领神会。其实男同志嫉起来，也是酸楚难熬。英国人培根先生专有文章题曰《论嫉妒》，说“嫉妒是不知道休息的”，可见得体会深切，不知是他妒人呢，还是人家嫉他。

单是在心里嫉妒，倒无妨的，或者也能解作羡慕以至钦佩的意思吧。难办的是同行相忌，可悲的是同行相残——彼此防备着、伤害着，窄路相逢了，还得打招呼、握手、扯闲天。

不过我现在要来说的人、事，是同行之间的相知、相助、相敬。

先得讲弗莱德老先生。1991年，我和一伙大陆同行在圣地亚哥艺术学院办展览，座谈会之类散了，他就走过来，沉吟片刻，接着用恳切、从容的男低音(男低音总会显得从容、恳切)说他在圣荷塞有家画廊，要给我办展览。

我不想接。一办，就得卖，一卖，又是老套：得钱，但不开心；卖不掉，也无趣——当你悬想谁会来买，一切变得无趣。那回在学院展览的画作，是我来美国九年后头一遭存心干自己想干的勾当，除了非营利性质的展览，我打定主意不找画廊。熬到非得屈服于饭碗时，再说。

可刚刚开始玩，这位老先生就来兜生意。我照直拒绝。他平静地说，好，不过咱们无妨坐下来谈谈。

这也是老一套。但我喜欢弗莱德的模样，他不像画商，倒活像个面红须白的圣诞老人，又是一派教授风度，尤其是同人讲话的语气，好像熟朋友适才长谈过后又聚拢了似的。他要了我下一程住处的电话号码。几天后，他开车两小时到洛杉矶我落宿的朋友家，也是那么沉吟片刻，说，别的无所谓，但总得把画挂到墙上看看。我说好吧，让我回纽约后想想——两周后他真的飞到纽约来。

再过两个月，我的画就乖乖地挂上他画廊五米高的白墙。老头子用力挡开我的手，自己爬到高梯子顶端调配射灯角度。下得梯子，他用碧蓝的，上岁数后泪汪汪的老眼看看效果，笑得白胡子都沾上口水了。

原来弗莱德是个画家。三十年前他住在纽约，画极简主义的路子，是当年的前卫分子。此后在圣荷塞艺术学院当教授，任教务长，一退休了就自己开画廊。他认识不少颇为重要的画家，其中有好几位的作品我都在美术馆看见过，什么流派花样的都有。但他一个“极简分子”，何以喜欢如我似的“写实分子”？我有点纳闷，问他，他也纳闷，反问道：为什么不？你有你的话要说，我接着了你的意思，此外还要别的理由吗。

展览期间我的三套东西没卖掉，他耸耸肩，就拉我到隔壁去喝咖啡。不久倒是卖掉两套，他在电话里得意地说：“你瞧，我做对了！”真的，他就是喜欢“把画挂起来”(甚至请一位东岸的晚期抽象画名家直接在墙面上画)，然后煞有介事在展厅里走来走去。他也怯生生地嘟囔着谈生意经，但就像此地绝大多数画廊同行，他做起来既认真，又负责。客人到齐了，兴奋得脸色通红。

正派的画商会给艺术家引见客户。弗莱德不单乐于此道，还引我见了西岸好几位画家。同行们挤在屋子里，都像老相识，你是哪国人，画哪一路，没人在乎，那不是交流的障碍，也不是来往的借口，但对艺术家的名气却有可爱的反应。那次弗莱德把郑胜天先生也请来我的画展，当地女画家凯瑟琳开车带我们出去，车中闲谈，郑先生说到会见劳申伯格的往事，凯瑟琳大叫：“什么？你见过他！那我得碰一碰你！”同时就腾出正在开车的右手，做成一缩一伸战战兢兢的动作，在邻座的郑先生的袖子口点了那么一点。

凯瑟琳是个严肃的画家，专画诡谲的人物和场面。后来当她得知弗莱德在纽约介绍我认识了坦希，羡慕地说：“我也要搬去纽约！”

坦希算是当代名家。弗莱德初见我就张罗要让我们会一会，但并不是因为“名气”：在我，一时不知“坦希”是谁，在弗莱德，是他认为我与马克想法相通，应该聊聊。直到他来纽约同坦希约定，临去前递给我两份刊有坦希作品专辑的艺术杂志，这才明白对方是谁：多年前我就在大都会美术馆和现代美术馆见过他的画。我常不记得看署名的。

5. 艺术家肖像——坦希(2)

艺术家交往——干脆就叫同行吧——最痛快两件事，一是“呼朋引类”：甲乙成了朋友，甲认为乙和丙更应该结交，于是玉成。再就是所谓“一见如故”：那夜在下西城一家酒馆落座，坦希接过弗莱德递给他的我的画照，看过，就简单地说：你看哪天方便？我们得约个日子细谈。

再下个礼拜，我记得那天天气严寒，坦希搭乘地铁远来我家，坐下来，也是那么沉吟片刻，然后聊到半夜。

马克·坦希生长在圣荷塞。他父亲在当地艺术学院教了一辈子美术史，和弗莱德是老同事。他的叔叔是战前有名的插图画家，在马克出生前自杀了。日后侄子保存着叔叔的许多原稿。马克成名后，凡是负面的评论都说他的画太像插图，我私下想，叔侄间会有这么一层神秘的关系么？

同奥尔一样，马克也有三个孩子：奥尔的老三是闺女，马克的老三是小子。“那是一次意外，天哪，其实两个就够了，真难为情。”马克摇着头说。他的妻子简恩也来自欧洲，爱尔兰乡村女子，衣着讲究而得体，半点不像农民，但比中国的农民还要老实纯朴，每在马克的展览酒会上跟我要支烟抽，为的是躲到一边独自安静。西方电影尽是婚变情变，以我交往的寡陋，却每每遇到伉俪情深的美国夫妻。

马克总让我想起中国叫做“模范青年”的那么一类人物，他相貌端正、态度谦和——在我的记忆中，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倒还颇有那份相似的类型。怎样的类型呢，就是一派自信而无欺，不曾被侮辱过的神情，待人接物不知何为虚与敷衍。用老话说，马克是个十足的书生。他永远沉思着谈论问题，偶一笑，即刻收敛，又复沉思。他很少一味谈论自己，不抢人话头，表达意见坦率而审慎。议论稍久，他会忽然停住：“哦，我想我说得太多了，你怎样认为？”

他有时简直害羞。当他将某件刚完成的画翻过来给我看时，面颊就微微地红起来。

但这迂阔的性情同马克戏谑的画旨作对比，乍看之下两不相谐：一头牛被牵到油画面前；一位电视主持人用话筒伸向埃及狮身人面石像作采访；好多架上画家在对着原子弹的蘑菇云写生；又有两个文人在字词组成的悬崖绝壁边缘扭打。1985年我在惠特尼双年展前厅看到这幅画，不晓得其中之一就是法国人德里达。什么意思呢？全看明白了，全不懂。然而一定有所指，有用意，而且分明是利用了我们的无知和有知，或者说，我们的有知在这些画前一时变为无知：观众被耍了，同时又似乎被邀请聪明起来——作者想必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脸上带着一抹杜尚式的微笑：很有所谓，很无所谓，结果呢，结果是那么正派的一个马克·坦希坐在酒吧台子边上很老实地等着我们。

说到杜尚，那夜酒馆所在的下西城六大道十三、四街一带，就是布勒东、曼·雷、恩斯特、马松、杜尚，还有列维-施特劳斯一伙人二战期间流亡来美长年居住、聚会的地方。

我们最初的来往被马克弄得太郑重了一点。他甚至来过两三次信笺，为约会，或为约会的改期。在同一城市，在当代，他不打电话而写信寄信，实在是古风久违。但和马克的面见谈话，可把我苦得连中文也糊涂起来。诸如结构、解构、隐喻、修辞等等一大堆辞令，都是他耐心地从我带去的小字典上翻寻指示给我的。可是当这些词混在他连串的句子里，我又迷惑了。他呢，奇怪的是他从来就只当我是懂得的，不虞深浅往下说。假如正在讲我的画，我说，我没听懂，他就认真地说，不，你已经画出来了，我懂。

每次同马克长谈都让我觉得疲惫而滑稽：如果是三岔口，也还有趣，可我们只是两人相对。“要是我会中文就好了。”他常这样回答我的歉意。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我们彼此是“懂得”的——原来马克也需要同志、知己，需要有人倾听，并谈论绘画和所谓观念艺术之间那么一些似有似无的可能性：那是他不放弃画布，又沉溺在观念中的两栖性格和双重挑战。他一再强调他的成功只是80年代后现代绘画中极个别的例外，重要美术馆的承认和收藏，他仅归因于运气。他用自嘲的语气说“运气”两个字，但他以显著的愤怒讲到“前卫艺术”，这时他的眼睛会往下看着某个角落，仿佛前卫艺术就蹲伏在那儿：“我讨厌。我讨厌他们的态度：‘你们都错了，我们才是正确的，我们永远比你们正确’。”一边说着，他就用皮鞋作出盛气凌人式的那么一踢，好像前卫艺术家真踢过谁似的。

5. 艺术家肖像——坦希(3)

他又常用鄙夷的语气提到“主流”。我说，你自己就在主流的名单上，他立刻答道，不，不，我宁可不是。

他会耸肩笑着告诉我某篇嘲骂他的文章。最近一例，是登在《村声》(纽约一份文艺人的大报)艺术版某位老权威写的文章。马克像通报喜事似的打来电话：“你看，我告诉过你，他们从来不喜欢我。”

“他们从来不喜欢我。”这是马克常说的一句话。

“他们”是谁？

马克总是站在非主流的立场，主流，仿佛是他熟悉的冤家。对非西方的艺术，他怀抱尊重，有一回他怯生生向我询问中国宋代山水画的空间问题，好像我一定比他更懂似的。我只能告诉他，宋代的中文还没有“空间”这个词。他曾拉我去参加苏联艺术家的聚会，像大学旁听生那样专心倾听。那年惠特尼美术馆双年展被《纽约时报》出以恶评，马克看过参展晚辈的大量装置作品后说，是的，太多噪音，可是《纽约时报》的老爷们最好停在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昔日光荣之中，稳操文化权力。孩子们是该玩自己的游戏：活力，最要紧的是活力！

1994年初，我带几位北京来的青年同行去看他。忽然他决定把我们的画挂到他家里(为此他特意清出一大间空房)。他买了好酒和食品，叫来好几十号人，包括他自己画廊的老板(长得像个出色的性格演员)，他的长期的评论者(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那天积雪盈尺，马克从早到晚坐立不安，比他自己的画展还兴奋。“你的朋友会在乎在我家里挂他们的画吗？”他两次担心地问我。我常觉得西方人是太认真了：马克甚至花钱雇了他的朋友来负责挂画，一位专职的，为劳申伯格和沃霍尔之流设计展览墙面的大高个子，80年代曾随劳申伯格到过北京和拉萨。

他并非刻意帮我们，他只是要这么做。几天后我去取画，他叼着雪茄同我坐在厨房里抽烟，好像有点伤感的意思。像弗莱德一样，他说，画总得挂出来。“主流！”他又露出鄙夷的神色，“主流的意思就是哪些东西可以展览，哪些却不允许。”我笑。他不看着我，继续说：“好玩吗？不，这就是所谓‘政治上正确’，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游戏，一点都不好玩。”

我觉得不好玩的倒是他居然小心地提出帮我找找画廊：不知是倔呢还是懒，也许既懒又倔，大约八年期间我没有寻找画廊，只管自己画。马克看出来了，几次话头转到这层意思，缓缓地说：“我明白你，然而东西总得拿出去，让他们看看，想一想。”(又是“他们”！)要说画廊的路数，他自然比我熟悉得多，可是朋友如马克，我只愿与他一味清谈，不涉俗务。好哥们儿也有彼此不自在的时候，我嘴上应着，竟是总没给他回电话，

这样的竟有小半年，到底是马克来电话了。笨拙的自嘲的口吻：对不起，好吗？我总是不太同人联络，真糟糕。

是我糟糕，该我说对不起，但我没说。约他过来坐，他来了，却忘记带上我画室的新门号和电话号码，徒然在大楼里转，最后只得回家给我挂电话，又一再地说对不起，隔天他过来，照例提几罐啤酒，洋人灌啤酒好比饮水一样。

久已耳闻西方不断出现质疑西方文化中心、文化霸权的声音。在美国，我也目睹西方人组办的非西方、非白人的艺术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煞有介事。但我对这类热闹却每每不知作何感触：不闹也罢，闹了，反而看见那个“中心”，闻到那股子“霸权”的味道。大概那就是马克的所谓“政治游戏”吧。不过以我的日常的感受，此间艺术家的往来，心态比我们是要开阔无碍，亦且自然得多，真无所谓种族、国籍的概念——让·雷诺阿，法国大导演，那位印象派老雷诺阿的儿子，曾在自传最后一节“别了，民族国家的观念”里，自称是一位无国籍的“电影公民”。他说：一位法国农民与一位法国金融家“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两个法国人之间“没什么可谈”，假如同一位中国农民相会，则会有“很多话相互诉说”。真有两位法国与中国的农民“把酒话桑麻”的景象么？雷诺阿讲的其实是他移居好莱坞之后同美国导演其乐融融的情形，这与我和马克的相往来，彼此听懂三五分，却十分了解契合的样子倒是相仿佛的。

5. 艺术家肖像——坦希(4)

譬如马克、奥尔径自与我交往，就从不在意我是个中国人，无非认作一介同行，彼此干着同样的勾当，简直像是昔时上海弄堂里的小儿，只要见得谁手里攥着弹弓或蟋蟀之类，即率尔趋前玩作一堆。他俩从不向我问及中国的事情，一如身为美国人，他们也殊少谈及美国：那是与艺术无关的话题——似乎也无关乎友谊。

可是我每瞧着马克的蓝眼睛，还有从衬衣领子口蹿出来的淡淡的胸毛，从未忘记他是番邦的夷人，我是此地的异族——我毕竟不能超脱于种族的狭隘心理和自我设限。语言不同多少也是障碍吧，可是在同胞同行中每当言不及义不知所云的场合，我已学会顾左右而言他。

说来好玩，马克在我的画室里见过几回奥尔。奥尔几乎不理他，握手、招呼后，兀自回座继续画。奥尔自尊，马克尊敬奥尔的自尊。同行间不交一言倒也另是一番天趣，夹在当中，我却是多少有点尴尬，可两位白人艺术家瞧着都比我坦然。

1995年秋风吹起，我失去了画室，又正要到台湾去办展览。二十几幅大画再度运回纽约时，我的居家寓所是搁不下的。送交的地址在哪里，接收人又是谁，一时都成了问题。清谈的朋友也有帮忙托付的事情，马克一口承应。他的画室是大的。几个月后，货柜车开到他的画室楼门前。上下卸画进出电梯，他比我还当心，躬身弯腰好不认真。归置停当，马克很得意的样子，取出上好的乳酪和威士忌。事前，单据签收他早已一应办齐，高额费用也预先垫交了。

来年我的新画室小得多了，我去取回大画时，马克又是一丝不苟动手帮我忙完全程。货柜车启动前，他半是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都取走了么？它们放在这儿时，我还真想也来画有色彩的画呢。

他早在说要有大的改变。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单色的，画了近二十年。

我也面临改变，画布尺寸先就得小下去，不再是大型的并置双联或三联画，而是一些写生书本的静物画。他过来看，将脑袋那样的弯到旁边，喃喃地说：“我不太确定，不太确定，但我自己也正在麻烦中呢。”他好久不能画出新的作品，去了，只是聊。他的画室永远严严实实拉紧窗帘。1997年，他辗转由另一位画家介绍我去拜访老一辈名家——那位专画政治暴力的利昂·戈卢布先生。驼背的利昂也是那么沉吟半晌，要再“好好谈谈”，我喜欢他的坦率：NO！这个不好，我不喜欢。可是这几幅，你相信我吗？我真喜欢。

事后我向马克转告利昂的意思。几天后他来电话，沉默了一阵，马克说道：“听着，丹(这是美国人对我名字的简称)！我在想戈卢布的意见，他是对的。我希望你还是画并置的联作。最近的那些静物很美，但是我不希望你又回到传统去，我们不能替代你在这儿的经验，有些事只有你才能做！你知道吗？”

我并未将“回到传统”的静物给利昂看。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才是我能做的：国中同行劝我还像过去那样画，马克劝我不要回到传统去。我想要栖身的是不是就在二者之间的地带？或许双方都在提醒我的迷失？但这都不重要，我发现很久没有得到这样诚挚的忠告——我不曾对马克报以同样的诚挚，毅然告诉他我怎样想他的画，就像我从未对奥尔说出我真实的想法。并不因为奥尔没有成功而马克是成功者，我自己知道，我久已失去了无保留的诚挚。

在马克的画室里有一枚他自制的桃木圆盘，盘面刻写着上千个不同的字词，他说，如果他想不出画题，就旋转盘面，看转动停止时指向盘心的字词是什么，而后取作题目。这两年，我与马克的交谈也在隐约寻找别的话头。纽约艺坛的一动一静久呈疲态，我已变得要由马克告诉我画廊展览的新鲜家常，好像我并不住在这个城市。去夏他约我去看画廊里年青一代的作品，我因故未去，而他也从80年代的弄潮儿退为一介旁观者，另有一层意思要来与我说：“大家不再争辩。没有主流了。对今天的青年来说，我的作品恐怕观念太多，他们什么都不在乎。”

5. 艺术家肖像——坦希(5)

我不在纽约的“大家”和“主流”之中。我只是马克的朋友。在他那儿，“他们”似乎换了指称的对象，忽然，我明白马克已是“前辈”。

他的遥远的前辈是马格里特。他跳过对马格里特心怀崇敬的美国前辈约翰斯和劳申伯格，试图针对那位比利时大师不曾遇到的当代境况而在画布上发表意见。他带着谈起对自己影响重大的人而常有的那么几分讳莫如深的口吻提到马格里特，仅只一两次。而他的特质会让我想到马格里特：潜伏、冷静、沉思，对哲学与智力极端着迷。他俩都不太像画家而更像是诮刻而执拗的书生。

连家世也竟相似：马克的叔叔自杀了，马格里特的母亲投水自尽。

有如我对数学的愚昧，马克的领域多是我所不懂而漠然的事物；我们的友谊远较彼此的相互了解更有内容，而这友谊的内容仅止谈论艺术。要说是怎样投契的同道，言过其实，何况异国的友谊原不作兴熟腻，我俩谈不上莫逆之交，倒是有几分其淡如水的真意，我从他那儿捡回的无非只是年少时结交画友的那种单纯的快乐：只为画画，只因彼此画画——美国同行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便是质直而宁静的友谊。中国的成年人的交往，即便艺术家，也是一套精致的“人际关系”，夹缠着利益、谋算，阴晴不定。艺术本是无事之事，而在不少分明世故而习练潇洒的中国同行面前，不知起于何时，我竟会觉得开口谈论艺术怕是一件迂腐浅薄到近乎羞耻的事。

我也不免世故的。在坦然率真、了无心机的马克与奥尔面前，我常暗自羞惭。这两位美国老兄多么不相似、不相干，但我每想到他俩总觉得像是同一个家伙：都娶了欧洲的妻子，都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魁梧，健康，男中音，见面握手，直视我的眼睛，一股子郁勃凛然的学生腔和少年气。

1998年2月

6. 桑兰与莱奥纳多(1)

谁是桑兰？谁是莱奥纳多？不去管它。这篇文字没有故事没有主角，只为这俩名字好看好听，移来作个题目——

公元1998年7月31日，星期五。星期五逢13号，在基督教文化的美国是个不吉利的日子，今天没事，大晴，不热。我照常在将近中午时分离家到画室去画画。

先拐到邮局寄信。排队，等着，就从书包里挖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红楼梦》第二册读。记得那年毛主席提倡全国全党读《红楼梦》，还问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老粗许世友读了几遍，答曰一遍，毛主席说，不行，至少五遍。

我活到中年才读这部书，连一遍的小半还没到呢。目下从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院夜拟菊花题”读起：宝钗一伙自组诗社，将史湘云拉来入伙，湘云兴起，连作两首七律，读到第一首下阕首句，邮局窗口就唤我过去了。

在日头下往地铁站赶，进站前照常买了一份当天的中文《世界日报》，扫一眼头版新闻，依次是：

“台湾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林滴娟在大连被绑架不幸身亡”

“印尼华侨遭虐美国众议院震惊下月举行公听”

“泰坦尼克号男主角莱奥纳多昨日亲往纽约医院看望中国女体操队员桑兰”

“洪峰通过九江水位偏高长江大堤随时可能崩溃”

列车往曼哈顿开。坐定后开始细读新闻内容。据说选择哪条头版消息优先阅读可以测试性格，我的性格(至少今天上午的性格)是什么呢？先瞧瞧俊男少女：莱奥纳多已经发胖，桑兰卧枕傻笑，两幅彩照印在文字边上(图像总是比文字先看见)。宁波人桑兰，十七岁，几天前在国际赛场摔断颈椎骨后，每天有跟踪报道，她公开向媒体说渴望好莱坞偶像莱奥纳多亲自来看望她，不然，就劳驾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的女歌手跑一趟，再不然，见见英国“辣妹”摇滚乐团五位姑娘也好。

这就是一位当代中国姑娘的欲望和想象力——换在三十年前，中国少年儿童最想见到的偶像一定是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桑兰有福了：事先未通知，也没让媒体知道，莱奥纳多本人和两位经纪人步入病房，这岂不明明制造梦幻！照中国民间话语或小说中的描写，桑兰小姐必得用手拧腿证实此刻不是在梦中，但她的下肢已经毫无知觉了。没关系，大众情人莱奥纳多在四十分钟停留时一直握着桑兰的手呢。

长江又发大水了。我在江西插队时去过几次九江，有一回从火车上目睹洪水的壮观：车窗两边是望不到尽头的水面，山头、树梢、屋顶散布汪洋，水面舟船上塞满破烂家当，灾民还瞧着火车笑。

要是曼哈顿也被淹了呢？摩天高楼的上层公寓一定生意兴旺。

到我画室的车行时间不到半小时，读完报，想起史湘云的诗，才要取书，到站了。出站过街，前一阵张贴迪斯尼卡通片《花木兰》的旋转广告牌已经换了另一幅电影海报：一位穿内裤的美国姑娘斜在虎皮沙发上。早说要去看《花木兰》，转眼下片了。木兰姑娘要是从马背上摔残了会想见谁呢，该是自己的爹娘吧。桑兰的爹娘倒是在她受伤后立即飞来了。

开锁进画室，如厕、泡茶、点烟，轻触昨天的画布看看颜料干了没有。近来画的是一连串静物画，全是摆开中国书画画册和字帖写生。本周的这一幅从左至右依次是清代人物图(无款)、八大浅绛山水、王羲之《十七帖》、董其昌浓墨山水。今天要画的部分是清人画页，比较吃工夫：一男一女在庭园树下，女子回头俯看，男子半跪在地，伸手握住她的一只绣花鞋。周围有栏杆、石凳、果树、假山，画片五寸见方，脑袋只有小指甲大。

一支烟后，打开收音机拨到九十六频道古典音乐台，接着就摊开家伙画。电台报道也提起莱奥纳多探看中国少女的消息——台湾议员被撕票、北京市长被判刑、长江洪峰淹大堤，在美国的新闻价值都不如桑兰的春梦(糟糕，瞧这《红楼梦》给看的)。新闻后是美国人库普兰的交响乐，我不爱听，就拨到录音磁带那一挡，塞了盘香港歌星周华健的歌曲。平时不听港台流行曲，只为回国期间在朋友车里听熟了，取来再听，可收现场回忆之效——请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多一点点温柔不要让我独自难受——此刻管他歌中难受不难受，我只顾独自回忆，独自画画。听着听着，我很喜欢周华健，又是广东话又是普通话的轮番唱情歌，比那强拉了美国“民间风格”曲调做作交响乐的库普兰好听多了。

6. 桑兰与莱奥纳多(2)

用油画画中国画，准确地说，将平面的印刷品“写生”到平面的画布上，近来总算略略摸到一点经验。但这不是我写这篇文字的意图——现在我一五一十报告今日见闻流水账的意图是什么呢？

忽然想起湘云、宝玉、黛玉、宝钗、探春、惜春的诗，其实都是曹雪芹独个儿写的。

两点半，美国画友坦希来电话，说是二十三街新画廊区有新兴画家的联展，时报和杂志的艺评都不错，今天是展期最后一日，要不要一起去瞧瞧。我给说得心里很痒：前卫画廊里多年不见像样而能提神的新绘画了，我和坦希这类还在布面上画画的角色仿佛越来越反动。但手上这一小段活计已经画了五六成，搭车去下城画廊一来一去至少俩钟头，再回来就收拾不了画面，明日颜料干了，怎么办？

坦希说，这么办吧：我在画廊等你到五点，如果来不了，咱们下次再约。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去看美国新画家，新绘画？还是照应眼前这一对几百年前的中国风流情种？抽烟的好处之一是定神养气，我又拱着背用小笔描下去。四点。忽然我就锁了门下楼往街上截出租车。周末迟午，满街TAXI都有客，举臂良久，叫车不遂。人大约多少有点阿Q精神的吧，而且阿Q的精神还能有好多小理论小逻辑可供支应活用的——我在返回画室的电梯中想：行，不是我不去，是叫不到出租车。画架子前坐定了，我又想：平日管自画着，早不知错过多少好画展。要是坦希今儿个不来电话？要是他来电话时我正在上厕所？要是我干脆人还在中国？这样想着，半支烟烧掉了，我又拱着背用小笔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