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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暗下来。收摊，回家。其实那画展我瞥了一眼的：上周陪国内来的师友去过，临近黄昏，画廊关闭了。从橱窗能瞧见两幅大画，记得有一幅两米见方，画着两张美女的大红嘴唇，以上下方向凑拢，将要接吻。平涂，勾线，介于沃霍尔和利希滕斯坦的意思，只是更简单、更空洞，一如所有90年代的美国新绘画，新是新的，看了，却不晓得心里喜欢不喜欢。

与大楼为临的“尼德兰”剧院门口，长串观众正排队等候入场看八点开演的百老汇剧《房租》(一出普契尼名歌剧《波希米亚人》的现代版歌舞剧，背景改为纽约东格林威治村穷艺术家聚居点)。人丛中不少美籍亚裔子弟面孔(其中可有宝玉或宝钗的后代？)，少不了胳膊挽着美国异性爱人(有黑人，有白人)，个个穿戴入时，神采飞扬，分明在将要观剧的兴奋中。

地铁车厢里的乘客人种也是五色杂陈。这里是起点站，开出后车灯会自动熄灭三五秒，又复明亮时，座中乘客纷纷打开报纸：西班牙文、伊斯兰文、朝鲜文、中文、俄文，自然还有英文。我又取出《红楼梦》，从史湘云律诗下阙读起。我读书很老实的，尤其中国古典书，稍一不慎，就读错读乱：古人即便用“白话文”也写得清通洗练，不像当今中国的不少小说，动辄千言不知所云。车行晃动，隆隆作响，偶或举目查看到站地点，瞥见车厢上端的广告栏，我这一节车内是纽约大频道《ABC》新出的宣传花招，一律黄底黑字，语言也清通干练：“假如不买电视机，您家里的沙发朝哪个方向摆？”

晚饭。饭后照常坐到沙发上看电视，准确地说，看租来的中国电视连续剧。美国节目早看得厌了，90年代以来，我同家人少说也看了一千集吧。近日看的是《黑土地黄棉袄》，讲开发北大荒的故事。唉，除了老知青(出国了，继续插队)，谁会乐意瞧一眼呢，拍得又实在不高明。但既是号称二十集，总有什么特别情节吧。果然，今晚看的第五集有点戏：连长同一位当地老猎户的闺女相好，新房都布置停当了，组织上来人向连长宣布那闺女是日本鬼子遗下的孤儿。“你滚！”连长向姑娘吼道，“我爹妈姐姐都叫鬼子杀了，我和日本人不共戴天！”接着是连队在暴风雪里漫山遍野找寻负气出走的姑娘，再接着，另一位参加找寻的村姑冻昏了——就在这时窗外街面几辆消防车呼啸而过，想是附近有居家着火了。五分钟后我们又坐回沙发，沙发正对着电视机——广告说得一点不错。

6. 桑兰与莱奥纳多(3)

闲话少说(好多连续剧节奏忒慢，叙述忒噜嗦，好容易那老猎人和连长将冻昏的村姑抬回家，但立刻往热炕上搁万万使不得，土法子是赶紧泡进满缸的凉水里暖和过来(这就是不看电视剧不会知道的事)。然而半天不见动静。老猎人脸色一沉，说出最后一招：他叫连长把自己和姑娘的衣服都脱了，去炕上抱紧了用身子暖和救人(这更是不看电视剧绝对想不到的事)。连长面有难色，老猎人苦着脸催道：“都啥时候了，快啊！”

中国是在进步了：革命年代的事，革命年代的影视是不可能拍摄这类情节的。

我手上还有一篇访谈稿子要赶，看到这儿就坐回书桌电脑前头去。那访谈的话题是“中国油画在世界”，我出了国，大概就算在“世界”吧？哪里晓得我在纽约某座公寓的灯光下瞧着东北连长献身救姑娘。一小时后我问妻子后事如何，回说那姑娘暖醒过来一把抱住连长大哭，不几日就嫁了救命恩人了。

夜阑人静。时钟已经是8月1日。上床后照常看会儿书，看到刘姥姥进大观园在贾母面前编故事取乐，正讲到有个二八年华的小姑娘在雪地里抽柴草，贾府就失小火，给贾母觉得不吉利，不让说下去，却急煞了怜香惜玉的“怡红公子”贾宝玉同志。

熄灯，睡觉。照常有梦，也照常在醒来后的一瞬全忘干净——要不是此刻写下来，今天的报章新闻、路上的海报广告、大观园里的男男女女，都会渐次忘记。翌日照常往地铁赶(周六我也去画室的)，照常买一份《世界日报》：头版消息是克林顿与白宫女秘书莱温斯基性丑闻诉讼事务新获进展；台湾林滴娟家属前往东北认尸；桑兰医师宣布她的双腿恢复知觉希望渺茫，将会终生靠轮椅代步了(莱奥纳多现在在哪里？啊！他在银幕上纹丝不动沉入海底，瞧着真叫人心惊)。

我的一天过去了，就像我度过的无数天日子，平常，无事。少年时看鲁迅日记，常见到某日“无事”二字，我就想：喔！鲁迅居然“无事”。我今天写的不是日记：为什么写这些毫不相关的事情呢？

事情是这样：近八九年来，我很画了一些画，全是毫不相关的画面——有眼前的，记忆的，自然，也就有所谓西方的，还有咱中国的种种内容——并置在一起，算是一件作品。我难得给人看，更难得开展览；凡看见的，尤其是中国的同行同好，都难得发生感应、认同，又都会来问道：为什么呢？你把这些不相关的画面画出来拼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要是知道我如今度过的日子(譬如7月31日)和我天天看到的一切(譬如以上种种见闻)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该多好啊！我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还会去画出来？”朋友问道。但我连为什么要去画出来我也不知道，我干脆就是要把我的“不知道”——又分明给我看见的纷乱事物——画那么一小点出来。等我画出来，这“不知道”似乎就传染给了看到的人，并将问题递回给我。怎么办呢，今天，我就忽然想到索性把今天的见闻胡乱写出来——这可以算是回答么？

但愿诸位每天过的是同我非常不一样的生活：非常有意思，而且说得出是什么意思。

1998年7月31日—8月1日

1. 艺术评论

摘自《杜尚访谈录》，卡巴内著，王瑞芸译，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8页：

卡巴内：那么，您对普吕东、卡罗吉或莱伯对这件作品的解释怎么想？

杜 尚：他们每个人都给自己的解释留下了各自特别的记号。这并不意味着对或者错，都很有意思。这有意思是指当你想到写这类解释的那个人而言。对于那些解释印象派的人也是同样情形。你相信这，或相信那，取决于你感到与哪一种解释更亲近。

卡巴内：所以，从根本上说，您对那些写出来的评论不予关心。

杜 尚：不，我很有兴趣。

卡巴内：您读了？

杜 尚：当然，但都忘了。

1998年1月

2. 拙劣的比喻(1)

忘了是在哪天，总之，开春时节，好太阳，我出门搭地铁到画室去。从街口刚拐弯，一眼就看见两匹坐着骑警的骏马，一匹栗色，一匹黑色，在停着的与行驶着的车阵之间缓缓走动。

自从我所在的杰克逊郡几年前被市府列为“历史保留”街区(二战前的公寓楼群和林荫道在此地就够得上历史资格了)，除了更新路牌，还添派两位骑警定期巡逻——现在我赶紧趋前几步同那两匹骏马走到平行的位置，像儿时在上海街头见到任何畜生那样梦游似的跟着、盯着。“小心脚步！”高坐在马背上的警察曼声提醒我，同时左眼一眯缝，表示他知道我在观赏他的坐骑。

所有警马都是精选的良种，不必同农家或牧场那些辛苦粗野的马匹相比，就是纽约中央公园专为招徕游客的仿古马车的好马也不在话下。警马，一望而知属于马类的上流阶级，养尊处优，不事劳动，除了给警员骑坐值勤，卸鞍前后，一律以车辆运送——人类自古由马匹代步，工业文明后，千里马终于歇了飞腿快蹄，改由车夫替它们起驾上路了：只见一辆专车隔成两间，乘载着两匹膘肥体壮的良马，脚下设有专接马矢的装置，冬日盖着纯呢的毯子，隆而重之，招摇过市，想必是送回去喂好吃食去了。我曾见日头下两三位彪悍的警局马夫在院子里伺候一匹良驹，捧着水管冲洗再三，然后周身上下细细梳刷，好不恭敬，那马只是理所当然地站着，亮着一副好身材——看哪！它们个个身量高挑骨肉停匀，脊背线越过高大男子的头顶之上，连头带尾怕有三米长，要是近距离在你视线前走过，必须转动目光才能看见全身。最可惊叹是毫光闪闪的鬃毛，又密集又平滑朝各个部位顺势旋转包围过去，严严实实裹着一身好肌肉。顶好看的肌肉是绷紧的，滑动弹跳的——毫无用处，只是展览着。

此刻这两头上等牲口就这么并肩迈着优雅的步子，以超级模特儿久经训练的架势，又像是潇洒的行书落笔那样一撇一捺地走着。精瘦结实的长腿每走一步都颤巍巍懒洋洋的，矜持而矫健，浑身静穆的精力仅只用了几分，仿佛单是为了给人看看遍体筋肉令人目眩的扭动，扭动得叫我不知该看哪个部分才好。

十字路口。红灯。两位美人的蹄腿一阵轻巧顿挫(记得俄国小说中的贵族就管良驹叫做美人)，那正着身子斜跨脚步让到街沿的动作多么羞涩、妩媚而彬彬有礼。啊！在满街汽车的噪音中马蹄清脆真是好听。它俩站定了，一条后腿像芭蕾演员那样曲着，筋脉俊美，栗色马的面门子上一笔雪白的鬃毛；黑色马从额顶到鼻唇就像绷着乌亮的锦缎。善良的马眼不见眼白，湿润、无辜，像是要哭或刚哭过。一只指蔻鲜艳的白手伸过去上下抚摸栗色马的狭长腮帮，它眨眼、顿首，镇定地稍稍后退半步，带着魁梧健硕的一身筋肉，带着畜生的全部无知和由于无知所以格外沉默而旺盛的生命感。街沿长椅上的老太太喃喃叹道：BEAUTIFUL！BEAUTIFUL！另一条长椅上那位经常仰面高卧的醉汉睁着泪汪汪的红眼瞧着马憨笑；有位小男孩用蓝到发白的眸子直勾勾盯着马腿，忽然咧开没牙的嘴，在童车里痉挛颤抖。周围车来人往。两匹马安详地垂首站着，同身边的一切毫不相似、毫不相干，高大，尊贵，无所事事。

绿灯亮了，我折往通向地铁站的八十二街，两位骑警也勒转马头在同一条街上继续缓缓前进。

好极了，那么我还能多看一会儿。为了让位给渐渐拥挤的车辆，它俩不再并肩而行。南北向的街道洒满阳光，照着一前一后两匹骏马的好身段，那遍体鬃毛光影流窜，好不华丽，俨然王侯出行：路人纷纷放慢脚步掉头观望，车中人也摇下车窗探出头来，不看警察，只为看马。从正面看，它俩的长脸、颈脖、胸肩因为前腿的依次迈动而频频起落，周而复始，显得又诚恳又庄严；从后面看，几乎拂及地面的尾鬃款款摆动着，那肥硕的屁股忽方忽圆挺翘耸动，看过去简直无耻而风流——忽然我意识到它俩裸体，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众目睽睽。

2. 拙劣的比喻(2)

奇怪，就因为这两头裸体的牲口，人的样子，整条街的样子，还有店面橱窗里花花绿绿的广告、招牌、霓虹灯和各色商品，一时都露出伧俗丑陋、自愧不如的神色。这不是我头一次在纽约街头邂逅良马，真的，每次我都会醒悟我们日常所见何其乏味，这个时代的文明是好事而徒劳的，都仿佛弄错、失败了——在“美”的意义(假如美具有意义的话)面前失败了。我明白这是一时的妄念，但在街市人流间凛然兀然走走停停的良马却分明提醒我的心目：我们已经是另一种人类。是谁做主为摩登都市保留骏马的姿影？现代巡警并不需要马匹。马的威风、速度，加上动物的野性显然不具有辅佐现代治安的实际功能。为全副武装的警察配备骏马并斥资豢养，看来纯然出于装饰的、象征的、超现实的理由，这理由似乎缘自一种尚未被遗忘的对于仪式、排场、尊严，尤其是美的意识。是的，不论征战、巡逻，还是其他生存活动，我们早已活在用不着马匹的年代——它们被遗弃了，又被曲意奉承——这是马类的还是人类的福祉？

但两位裸体的美人浑然不知，只顾顿首耸臀一撇一捺向前走，凝着柔顺有余的眼神，那眼神被更其柔顺的浓密的睫毛遮了一半。

它们远了：当我登上通往地铁车站的阶梯口回看这两头牲口时，它们又复收起步子，婷婷袅袅站好了，一副又恭谦又倨傲的样子，等着成百辆拥挤堵塞的大小车辆缓慢通过。阳光照射在车身和马背上，闪闪发亮、光彩旖旎。噫！我这才注意到在我凝望骏马的这一路，街头所有的车辆都没看见，都失色了。什么意思呢？我无端感到这景象似乎有什么意思在。

于是我写下来，自以为回答了一个我常被问到也常在自问的问题：为什么我固执地迷恋古典艺术？车与马在我心里发生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联想——满街车辆好比是形形色色的“现代艺术”，那么，仪态万方的骏马像不像是“古典艺术”——此话何从说起？

但我还是这样想到，这样子写了出来，虽然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拙劣的比喻。

1998年8月

3. 艺术与良心(1)

奥斯卡颁奖大典最近几年添了一项内容：将年内去世的电影名流(演员、剧作者、制片、导演)生前作品片段，辑录集锦现场播映，名曰“怀念”。在连绵起伏的配乐中，亡者名姓连串而过，这时，盛会的喜庆气氛倒也不是乐极生悲，却陡然伤感起来。人死了，角色仍在银幕上哭笑，且大抵是早期黑白电影里的俏姑娘或俊小伙，鲜蹦活跳。其实当代的观众早已忘了吧，忽然重逢，啊，是他(她)们呀！

鬼。看老电影里的男男女女都像是活见鬼。费里尼说得客气一点，他说，人走进电影院是为做梦。

名震影史的人物，譬如几周前才刚辞世的大导演库布里克，则尺寸太大，不该放进匆匆一过的“怀念”集锦，所以今年的盛会特意添一组库氏毕生作品的剪辑，暗下灯光当场放映。放过，华灯大亮，全场衣香鬓影又复容光焕发，期待下一个重头节目：颁发本年度的“终身成就奖”。在过去十数年收看的实况转播中，我现在记得三位受奖的大牌人物：索菲娅·罗兰、黑泽明、费里尼，还记得他们的得奖感言？

索菲亚著名的大嘴用西西里口音英语说：我一生的体会，天才？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黑泽明像个老实勤恳的公司总裁，请翻译告诉大家：我觉得我还不太了解电影。费里尼！在音乐发作、掌声雷动中施然出台，他谁也不看，晃着手指朝台下某排座位中的他的妻子叫道：别哭，别哭！我跟你说过，别哭！

当然哭了，随即破涕而笑。费里尼的妻就是个性格演员，不作表情也表情。

“终身成就奖”，棺未盖而论先定，向来被影人视为名垂影史的最高光荣，也是奥斯卡不可错过的碑铭，是故从来非同小可，必得赶在大师尚在人世时颁发。昔年影史神话人物卓别林望九之年专程从瑞士赶来领奖并接受全球观众致敬时，他已离开美国二十多载，早已息影，距他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更长达半个世纪了，但奥斯卡奖不能放过他，否则，不是大师与奖失之交臂，而是奥斯卡对不起历史。记得我首次观瞻是项大奖场面，是1979年在北京看卓别林传记片的末尾一段：老人白发苍苍面对全场后生，努力抑制泪水，喃喃地说：我爱你们，你们对我真好！末了，他顺便做了个帽子滑落反手接住的滑稽动作。

年年3月奥斯卡盛会当晚，只等获颁终身成就奖的大师一出台，总是全体来宾轰然起立，总是哗然喧腾经久不息的掌声，全场气氛不再是开奖唱名的一惊一乍，不再是美式娱乐圈圆熟而恣意的调笑，所有人油然动衷神情庄严。艺术家！只见艺术而不见到艺术家，艺术将会是怎样情形？那一刻我甚至幻想凡?高同志或马奈先生忽然在台前出现，给我几分钟热泪盈眶直勾勾傻盯着他们的机会。

今年。今年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是美国大导演伊利亚·卡赞，他的力作，即根据威廉·田纳西话剧《欲望号街车》改编的同名电影，日后成为“天王巨星”的马龙·白兰度和《飘》女主角费雯丽在其中演对手戏，卡赞以擅长调教演员见著，四五十年代是他事业的盛期。一行有一行的寨主，一代有一代的大师，我并不熟悉卡赞，有名的《欲望号街车》竟是看不下去。担任司仪的是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大演员罗伯特·德·尼罗。赞美词过后，照例播映他毕生作品的集锦，接着是唱报卡赞大名，照例鼓乐齐奏，台内布景中央豁然开启，老先生颤巍巍步向台前：就在这时，现场录像转播了奥斯卡盛会鲜少出现的蹊跷场面：

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来宾从座位这里或那里零星站起，抬手鼓掌(其中有中国观众熟悉的梅丽尔·斯特里普)，差不多好几条座线的整排来宾端然在座，不鼓掌，不出声。镜头切换到卡赞，他遍看坐席，轻微而显著地愕然，镜头拉开，收入全场站者坐者参差错落的全场景。他语句阻滞，笑容勉强，感言简短，旋即被领回台内。全过程也就几分钟吧(向卓别林起立鼓掌据称长达十五分钟)，仪式照常进行，那一幕好似没有发生；台上台下的演员以教养和技巧使那几分钟过得尽量合乎礼仪，因为所有人当场目击礼仪发生裂痕，准确地说，未曾起立的来宾履行了另一项“礼仪”：集体的沉默——这位卡赞，今晚他勾起了几代好莱坞影人的政治记忆。

3. 艺术与良心(2)

50年代冷战肇端，美国进入全面清查清洗左翼人士的“麦卡锡时代”。可怜好莱坞年轻演艺家当年实在是奉左倾为时尚而加入共产党，结果纷纷被打入黑名单遭到整肃，重者自杀、疯狂，轻者失业、酗酒、沦落。不少涉案作者日后则改名换姓才能发表作品。当时左倾的卓别林虽未入党，但他是那场著名整肃行动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他被时任众议员的尼克松亲自划入驱逐名单，提前结束了他在好莱坞的辉煌事业，回到欧洲。这一去，直到70年代奥斯卡新一代影人发出恳请这才回到美国受奖。

卡赞，一度的共产党员，1952年经联邦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唤出庭，供出八名同党得以避祸，日后事业顺遂。另一位同党，当时已经成名的演员伏莱德·格莱夫拒绝合作，从此自影坛销声匿迹。半世纪后，卡赞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提名，遭到同行同业的强烈反对，照中国的说法，他是一位“叛徒”，美国人则视之为可耻的“告密者”。然而时过境迁，卡赞影作等身。评选者谓艺术与人应该分开考量才是道理，在一片争议中，终于通过颁奖。是夜，遂有前面提到的一幕。

那些日子，所有好莱坞权贵的长条房车里出现传单：“不起立，不鼓掌。”报章则引述同情卡赞的大演员华伦·比提的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儿讨论通过还是不通过，因为我们都不必亲身经历那个困难的时代。结果这位好莱坞著名的“花心男子”起立鼓掌，而在他身边的妻子——好不容易将华伦收服为丈夫的著名演员安奈特·贝妮则凛然端坐。在奥斯卡会场外，当天有一百五十人(多为当年受害者家属)持“不要洗白黑名单”标语牌抗议，另有一百五十人站在卡赞一边也加入抗议。场内，成排坐而不起的人士不但坐而不起，并冷眼等待暮年的卡赞是否其言也善、天良未泯，趁这最合适，也是最后的机会，向往事道歉。

没有道歉。他太老了？八十九岁。他分明说，感谢奥斯卡委员会颁奖给他的“勇气”。好几位坐者面色越发峻怒，其中有入围最佳影片的年轻导演。两位司仪都现出难以欢然坦然的神色，斯科塞斯，不知是为此羞惭还是开玩笑(或许两者皆然)，索性紧贴卡赞身背后躲藏自己，老人嗄哑地唤道：马丁，你在哪儿？然后将无可奈何、不情不愿的马丁拽回身边。斯特里普四顾坐席毅然起立，然而听完卡赞感言后，她的善良目光一瞬间闪失焦距，泄露内心的失望。但愿我的解读是错了，但事关重大而在大庭广众，迅速的一瞥，意思尽皆收入视线，奇怪，毅然起立者多是中年一辈，默坐抗议的反而都是比较年轻的演员——历史无情人有情，我这才目睹伤害怎样潜越时间。西谚谓：“我们原谅，但不忘记！”我也这才领教西方人执拗的集体记忆。

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一回类似的场面，大概要算是曾经卡赞调教而后声名鹊起的马龙·白兰度那次著名的行为：事在70年代，他获颁最佳男演员奖，自己不出席，却支使一位印第安籍的青年女子在代他上台领奖时，宣读他的一篇文稿，无情谴责白人在19世纪残酷屠杀灭绝美国中部“伤膝镇”土著印第安人，痛揭美国国家和全体白人的历史伤疤。所有来宾猝不及防，不得不坐听始终，奈何他不得。今世美国芸芸白人众生谁该对祖宗的罪孽负责？好一个白兰度，他为此名上添名，而这名分搅了好莱坞一台大戏。

前后两次，事主事因不同。上次台上给台下出难题，这回是台下不给台上脸面，然而都在颁奖大典当场“发难”，都是为了与在场来宾其实无关的陈年宿怨：今晚所有以沉默表态的演艺人士不曾身受麦卡锡时代之害，当年，他们之中有半数尚未出生。半个世纪过去，此人此事与他们何干？他们对那段历史岂能感同身受，而曾经感同身受的那一代人十九早已退出历史，在座的晚生实在与卡赞无冤无仇，今晚他们坐在这里只因是大牌明星，身价千万盛装华服争奇斗艳，忽然，他们板起脸来逞示自己尚有良心。

3. 艺术与良心(3)

做人要凭良心，艺术也要凭良心。凭良心讲，卡赞获奖的资格毋庸置疑，一如他的白圭之瑕毋庸置疑。怎么办呢？只好是有人同意而有人不同意；有人起立，有人就是不肯起立。今晚，不论是表达内心的敬意还是鄙夷，二者都不容易做到，真的，都要拿出几分勇气。

卡赞旧案属政治事件，端坐抗议也是政治表态，这篇稿子起先的题目是“艺术与政治”。但艺术家不事政治，也并不都会遇到政治麻烦，于是改成现在的题目。卡赞长得古怪丑陋，大而无当的鼻子霸占颜面，鼻梁鼻翼疙疙瘩瘩——这倒与他过往的劣迹无关，也非关良心，那是上帝的事。他的代表作回顾集锦颇有几段悲壮动人的画面，诚然大师手笔。这金像奖与受奖典礼是他一生的艺术的报答，抑或是他一时过错的报应？当他扫视全场，镜头也扫视全场时，天可怜见：一位老人，老艺术家，在他毕生最光荣的时刻不得不将自己同时交付给无以逃遁的难堪，众目睽睽。呜呼！昔年麦卡锡分子和今晚的来宾都不肯放他一马。四十七年前他出庭时经历怎样的内心挣扎？同此刻相较，孰难，孰易？

所幸我未被传唤出庭或被邀请参加奥斯卡盛会。居家坐看电视更不必牵动良心。瞧着卡赞老苍苍站在聚光灯下斜举奖座左顾右盼、结结巴巴，我怜悯他。我竟也传染到难堪的苦味，而台下的场面又实在令人肃然起敬好生佩服。在沙发上久看电视身子会斜下去，那一刻，我不由得缓缓欠身，直坐起来。

1999年3月

4. 艺术与艺术家

毕加索不愿回电纽约现代美术馆支持“艺术自由”，将电报扔进废纸篓。事在1946年。但他与吉洛关于这件事的谈话还没完。以下摘自《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第213页—214页：

我提醒他，马莱伯曾指出，对国家来说，一个诗人的作用还抵不上一个成天玩九拄戏的人。“没错，”巴布罗说，“柏拉图为什么说诗人应该被驱逐出共和国？就因为任何一个诗人，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反社会的，并非诗人和艺术家要这样，实在是他们只能如此，国家从国家角度出发，当然得把他们驱赶出去；而他若是个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不会想要被人认可，这正是艺术家的天性。

“艺术家一旦被认可了，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是可以理解，可以通过的，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根本不值一钱。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都没法得到承认。人们就是看不到那么深，那么远。说什么要捍卫文化，要给文化以自由，纯属荒唐。人们只能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捍卫文化，譬如指继承文化遗产；而自由表现的权利是要艺术家自己去夺取，而不是由人赐予。它不像某个原则能够加以确定，而一旦确定后就得存在下去。假如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只有一条，即此原则之所以存在乃是为了反对现存秩序。

“俄国人才那么天真，以为艺术家会适应社会，他们不懂什么是艺术家。国家对真正的艺术家，对那些真知灼见者能怎样呢？不能想象俄国会出个兰波(法国前卫诗人)。连马雅可夫斯基也自杀了。

“有创见的人与国家是完全对立的。对国家来说只有一个办法——扼杀那些具有真知灼见的人，如果社会这一观念是为了支配一个人的思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必定要毁灭。反之，要是没有扼杀个人的国家，也就不会有具真知灼见的人：只有在这么一种时刻，在这么一种压力下，才会有具真知灼见的人。

“人只有在越过无数障碍之后，才能称得上是艺术家，因而对艺术非但不该加以鼓励，相反应当压抑艺术。”

1999年3月28日

5. 艺术与自由

摘自《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弗朗索瓦兹·吉洛、卡尔顿·莱克著，周仲安、吴宪、姚燕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11页：

米罗走后不久的一个上午，我们收到卡恩韦勒寄自巴黎的快信，信中还夹着一份纽约来的电报。

此前，我们已听说不少美国国会议员谴责现代艺术将导致政治颠覆的怪论，这些论调类似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煽动性演讲，也是目前俄国人津津乐道的。唯一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国会议员把现代艺术视力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而俄国人则将现代艺术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腐败”。持有这种论调的人都是美国亚文化阵线中的极端分子，而纽约现代美术馆显然是抵制这类人的一个中心，这份电报便是这一抵制中心所急切发出的“心灵的呼声”。签名的有画家斯图尔特·戴维斯、雕塑家利普切兹，以及当时该馆绘画与雕塑部门主任詹姆斯·约翰逊·斯威尼，电报是经由卡恩韦勒的美术馆发给毕加索的，全文如下：

美国新闻界和美术馆反对绘画与雕刻自由表现的声浪日见高涨。支持平庸之辈和功利主义者的巨大压力重新兴起。艺术家和作家们为了重申他们的权力，将于5月5日在现代美术馆召开会议。您的支持对会议的成功意义重大。请来电声明您强调艺术创新有必要予以宽容。电报请发百老汇大道1775威斯尼。

电报里附有回电费用业已预付的收据。我把电报给巴布罗(即毕加索)译了出来，又给他念了卡恩韦勒的信。卡恩韦勒已读过电报，他的评语是“胡说八道”。对于日益高涨的反对艺术自由的声浪，卡恩韦勒反问：有谁在乎？对于那帮人谁也不必担心。他又说，或许他错了，毕加索也许会觉得有必要强调对艺术创新应有宽容之心。

巴布罗摇摇头，说：“卡恩韦勒是对的。艺术是起破坏作用的东西，的确不该获得自由。艺术和自由，恰似普罗米修斯的火，只能被偷来，用来反对现存秩序。一旦艺术成为官方性质，并向所有人开放，它就成了新的学院派，”他将电报往桌上一扔，“我怎能支持这种观点？要是有朝一日允许艺术畅行无阻，那是因为艺术已经被淡化，显得软弱无力，不值得为之奋斗了。

“眼下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强有力的学院派艺术可以是值得与之抗争的，也许可以说，学院艺术已经奄奄一息，而这对现代艺术是很不利的。原则即便糟糕之至，也该制定原则，艺术有没有力量的佐证，就在于它能否冲破种种障碍。清除障碍的结果无非是：艺术变得空洞乏味、苍白无力、毫无意义，艺术的价值将等于零。”

巴布罗仔细看了那张预付款项的收据。“得，他们白白为我浪费了938法郎。”说着，他将收据扔进废纸篓。

1999年3月28日

6. 美术馆(1)

美术馆应该算是领会形式、评判形式的最后场所吗？

——杜尚

孩子喜欢打量穿制服的人。我也喜欢。在这儿，警察的黑制服和一身披挂当然最醒目：帽徽、肩章、警衔、枪、子弹带、手铐、警棍、步话机，外加一本记事皮夹。有一回我在地铁站点烟，才吸半口，两位警察笑嘻嘻走拢来，老朋友似的打过招呼，接着飞快填妥罚款单，撕下来，递给我。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到处都是警卫，一色青灰制服，但行头简单，只是徒手，每座小馆至少派定一位。当你拐进暗幽幽的中世纪告解室、古印度庙廊偏房或埃及经卷馆，正好没有观众时，必定先瞧见一位警卫呆在那里。文艺复兴馆、印象派馆，设在顶层的苏州亭院，男女警卫可就多了，聊天，使眼色，来回闲步。在千万件珍藏瑰宝中，他们是仅有的活人，会打哈欠，只因身穿制服，相貌不易辨识。人总有片刻的同情心吧(也许是好奇心)，当我瞥见哪位百无聊赖的警卫仰面端详名画，就会闪过一念：三百六十五天，您还没看够么？

警卫长不穿制服，西装笔挺，巡逡各馆，手里永远提着步话机——闭馆了。忽然，青灰色的警卫们不知何时已在各馆出口排列成阵，缓缓移动，就像街战时警民对峙那样，将观众一步步逼出展厅。这时，将要下班的警卫个个容光焕发。

大门口还有一道警卫线。当我在馆内临画完毕，手提摹本通过时，警卫必须仔细查证内框边缘和画布反面事先加盖的馆方专章(但从不瞧一眼我的画艺)，确认无诈，这才拍拍我的肩背，放我出馆，就像小说《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探完监，挤过门口时被狱卒在背上拍那么一记。

只有那位肥胖的老警卫每次都留住我，偏头审视摹本：“哈！艾尔?格列柯，不可思议。你保管发财——等一等，这绝对就是那张原作，你可骗不了我！”

老头子名叫乔万尼，意大利移民。如果不当值，这位来自文艺复兴国的老警卫可以教我全本欧洲美术史呢。

1982年元月，我踏雪造访大都会美术馆，平生第一次在看也看不过来的原作之间梦游似的乱走，直走得腰腿滞重、口干舌燥。我哪里晓得逛美术馆这等辛苦，又不肯停下歇息。眼睛只是睁着，也不知看在眼里没有。脑子呢，似乎全是想法，其实一片空白。

撑到闭馆出门，在一处可以坐下的地方坐下，我立即睡着，还清清楚楚地做梦。

但随即醒来。饿醒的。

记得获准留学，行前被江丰老师叫去。“不要怕吃苦，”老先生说，“到了美术馆，就吃点面包、香肠，这样子，我们中国的油画就上去了么！”

后来呢，后来发现美术馆阔人区的香肠面包并不便宜，而且美术馆内不准吃东西：其实是自己穷。美术馆餐厅一份三明治，七八美元，加上地铁来回票，对当年如我似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能省则省。馆外小摊有便宜“热狗”，既难吃，也不果腹。怎么办呢，于是自备一份干粮，坐在馆外慢慢地咽。

几年后我进馆临画，索性煮好茶叶蛋之类中国饭菜随身带着，仅为在餐厅落座而叫杯咖啡，颇以为得计。有一回剥着茶叶蛋，邻座来了一家四口工人模样的日本游客，叫满一桌，光是每人饭后那份水果，单价就在三明治之上。

据吴尔芙夫人的说法，若缺了高浓度营养，写作时脑后那根“火苗”就是蹿不上来(难怪“困难时期”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得赏较多的是粮票和油票)。我既非作家，更不是“高知”，乍来美国，肠胃史的内容不过是美院食堂那份菜单：熬白菜、馒头、白开水。以这点蛋白质、卡路里加脂肪，哪里扛得住逛美术馆这类高度体力兼脑力支出的风雅情事。好在美院伙食总算长进了：那年归国探访，只见面色活润的年轻人围在桌边，爆腰花、醋熘鱼片、番茄炒鸡蛋，还叫白酒。

祝福年轻人！如今真喜欢看见青年，常常发现自己在那儿傻看。

6. 美术馆(2)

我久已是纽约美术馆资深导游(免费)。业务之一，是当朋友被内急所逼，我通晓馆内各个厕所的方位——朋友进去，我等在门外浏览观众。看画既久，我本能地会腾出眼睛看看活人。

奇怪。人到了美术馆会好看起来——有闲阶级，闲出视觉上的种种效果；文人雅士，则个个精于打扮，欧洲人气质尤佳。天然好看的是波希米亚型穷艺术家或大学生，衣履随便，青春洋溢，站在画幅或雕像前，静下来了，目光格外纯良：我所谓的好看就是这意思。美术馆似乎无为而为事先选择了它的观众，观众也同馆外的世界自然而然划分开来。也许只是错觉？要么理由很简单：在这儿，人的背景换了。就说拍照吧(彩色胶卷泛滥之后，照片变得丑陋)，在美术馆厅堂或藏品前留影，也就比较的可看。

去年在一篇访谈中被问及艺术与人民的关系，我想，我们或许将“人民”和“文化人口”相混淆了。初来，看到音乐厅、歌剧院和美术馆的人潮，我不禁感慨：此地的人民真有教养。但我错了。其实千千万万美国人民挤满在商场、赌场、迪斯尼乐园、流行歌厅、体育馆、健身房、电影院，或稳坐在自家电视机前，手里捏一罐啤酒。

就我所知，古代的艺术和人民曾经关系和谐。意大利人民(包括乞丐和囚犯)挤在西斯廷教堂朝圣，中国老百姓(包括商贾和驮夫)钻进敦煌洞中礼佛，那时，说艺术等同于宗教，不如说艺术等同于今日所谓“媒介”——我们口口声声的“现代”，人民更在乎艺术，艺术更在乎人民吗？

此间一份社会调查显示，在男性中有高达百分之四十的人从不去美术馆，毕生对艺术毫无兴趣。而在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中，去美术馆的人数比例也少得可怜——然而这少得可怜的一撮人，就我所见，常使此地美术馆人满为患，一票难求。

所以值得比较分析的是各国文化人口在“人民”中的比例差异和差异的原因。今天，将人与人排比而贬褒，未免乖张，我的意思，美术馆馆里馆外的人群或可测出今昔文化生态的变迁。报上一则报道说，某日大都会美术馆总监亲自带领一群纽约中学生参观名画，一位黑人孩子大胆质问总监：您不觉得这种参观是在提倡精英文化么(好一个“精英文化”，这是当今民主时代的时髦用词之一，同我们的“文革”语言多么神似)？总监同志答道：

“今天大好天气，星期六，您不在街上和朋友们玩耍，却来这里受罪，您不觉得将来您或许也是一位精英吗？”

弗兰西斯?培根在纽约一家豪华旅馆电梯间遇见一位阔佬，手提纸袋破了，滚出青豆和马铃薯来。培根于是说：“他的套间里想必备着小炉子，好让他煮这些菜蔬吃。噢，对有钱人来说，这才叫做奢侈！”

培根自己也有钱，在伦敦买好几处画室，脏乱不堪，晚年还睡墙角边的破旧垫子。

奢侈观确乎可以是好多种。一位北方来的名作家即曾对我叹道：奢侈啊！我现在都不敢坐下来读小说：花好几百租着房子，你他妈得赶紧出去把钱挣回来！

这是实话。好几次我陪国中刚出来的朋友上美术馆，自以为他们理当兴奋，至少脸该正对着墙上的画。可是有位老兄看着说着，又把头朝我别过来：“昨晚想想又哭了一场。往后怎么活下去呀，你还有心思看画？”

我至今记得出馆后这位老兄临风站着忧心如焚的神色。谢天谢地，他很快在外州发财了，电话里都听得出眉飞色舞的——“往后怎么活下去呀！”这真是一只挥之不去的大苍蝇。好在我是老油条了，“插队落户”的前科结结实实垫着，犯起愁来，一会儿又想别的去。想什么呢，索性上美术馆临画。青豆、马铃薯还得过磅付钱，临画，一律免费。

美术馆自身谈不上“奢侈”，美术馆是“贵重”。无价珍藏不必说，单是养好几百警卫就是一大笔开销。大都会美术馆正厅总柜台和四面石壁上的壁龛，长年供着大号名贵鲜花，每簇市价至少千元以上，三五天更换一次，是一个出版界大家族永久性赠送的。奢侈吗？照培根的说法不能算，仍属“贵重”物品。此地美术馆多属私立，前厅石墙嵌有刻满捐家姓名的石碑，还留着空余，谁捐赠谁上榜。我曾见老刻工戴着袖套气闲神定对着石碑下凿子。这是真正的手艺匠人啊，在纽约就像稀有动物般难得一见，可是往来观众谁也不看他。

6. 美术馆(3)

当初我揣着几十美金来到美利坚，只为一件事：奔美术馆看原作。往后怎么活下去、画下去，全不知道。现在想来，真蠢得连这就叫做“奢侈”也不知道。如今国中来的不少同行总算知道得多了：简历、幻灯片子、参展资料、得奖记录，外加画廊名单。美术馆呢，有空再去，或根本不去。是啊，凭什么非得去——我想明白了：恐怕这才叫做“奢侈”！

欧洲。到目前为止，我只去过英国和意大利。

伦敦国家美术馆夏季不设冷气。这无妨，但不列颠的经济状况由此可见一斑。意大利的衰乱景象可就触目了：拿坡里街市，下午两点，只听身后一位女子锐声尖叫，原来皮包被一位美少年生生扯去，上了另一位少年的摩托车绝尘而去。

说来意大利全境找不到美国式的美术馆。艺术品都散在大小教堂、宫殿、古堡、豪宅、旧日市府，或者马路上。在各地名城的街巷游走，不必进什么馆，随处可见中古或文艺复兴的雕刻遗迹。那不能叫做“藏品”，终年裸露着，日晒雨淋。

藏品当然有，躲在早先供着的场所，寻访不易。譬如卡拉瓦乔两件中期作品，挂在罗马市东南一座小教堂里。教堂还天天用着(一早就有市民为些私事跪在那儿喃喃自语)，你得找到管理员，付了钱，被领到某个漆黑的角落，由他拉一下开关(正是上海民居那种老式电灯“扑落”)，灯泡亮了，先照见金灿灿暗沉沉无数雕饰，然后渐渐看清那两幅名画上的马腿、人脸。探访名胜的感受是分不清兴奋和疲乏的界限(往往二者都是)，当日还有好几处教堂要去拜呢。呆看片刻，关灯离去，卡拉瓦乔悄然没入黑暗，回了坟墓似的。

所谓梵蒂冈美术馆根本就是一座教堂城。光是一件紧挨着一件摆满罗马雕刻的长廊就有几十条。先看左边、右边？还是这件、那件？在宝库或奇境之中，目光和脚步是难以节制的。判断、选择、品鉴、赏析，都谈不上，都在过度亢奋而心不在焉之际匆匆走过去了。通向西斯廷教堂的走廊仅供单行，挤满游客，前胸贴后背地往前蹭。广播用各种语言反复念道：安静，安静！

毕加索曾说，去一趟枫丹白露森林，他就得了绿色消化不良症。在意大利，天天消化不良：文化、历史、艺术，加上大白天抢皮包。

文艺复兴的重头作品不必在美国找。全美大概仅得一枚芬奇肖像，供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用丝绒绳子拦着。中古雕刻在欧洲挤满仓库，美国则三五件就占一大间厅堂。绘画一律平行挂开，看去倒是十分疏朗，但我反而喜欢欧洲那种传统挂法：密密层层挂满整墙。当初印象派同志在沙龙里受的鸟气，就是好不容易选上了，也给挂在冷僻之处——如今还这么挂，给你看到另一层意思，仿佛历史也在场。不是吗，咱们敦煌就有许多小洞，小到你得贴地趴下塞进脑袋和上半身，你不由得设想自己就是那画工：画具往哪儿搁，腕臂又如何转动施展，瞧那四壁画的飞禽走兽、灵动生猛，一笔不懈怠。

不过有一种看画方式，可谓奢侈。大都会馆素描部允许经由申请(或走后门)调出藏件，坐在专室独个儿细细品味。1993年经朋友提携，登记净手之后，米开朗琪罗和安格尔数件真品居然将信将疑捧在掌中了。看是早在展厅看过的，此刻私会，什么感觉？记得脱口而出一句比喻，自以为贴切，只是不好意思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