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丁吻着他的双手，他问她原先为什么要离开美国。她说，她总认为她有三种选择：嫁给一个瘾君子或医生，当模特或在杰克逊高中教艺术。在欧洲，她觉得可能有第四种选择。他们相互诉说着一切。可他坚持要去埃罗。她边听边点头，心想和他去哪儿都成。她感到了完整的幸福。经历了所有那些性功能强的男人，所有那些善于在做爱前挑逗的专家和高手，以及使用无语言设备的男人，他的狂野和笨拙，他的粗鲁和不自主的欢娱，就像天蓝色的水。再给我看看在天空中独自闪亮是什么样子。他做了，又做了好几次。他把她的全身看成是一只耳朵，对着她的每一部分低声讲述着故事：冰帽子和会唱歌的鱼，《狐狸和鹳》，《猴子和狮子》，《蜘蛛赶集》，与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的是他的带有冒险和奇想的性生活，以致她后来只要一提起《小红帽》，没有不打战的。
他们有时候想起骑士岛。他会说"奥列巴伦"，而她就会笑得尖叫。她给昂丁和西德尼写了两张误导的明信片。收到的是一封简短、难过，还带点责备的回信，她不想让这封信弄酸了她的幸福。她的请假十分困难。最后她靠的是米歇林医生打发来当新勤杂工的一个斜眼的黑白混血儿。斯特利特夫妇似乎没注意或没在乎她的离去。只有昂丁和西德尼感到伤心。她答应，只要他们愿意，她立刻就派人去接他们，但她告诉他们，她将乘这艘快艇，她把两位阴郁又弄不明白的老人撇在厨房的桌子旁，他们只好硬下心肠看她离去。她说，她的纽约之行是很关键的，因为她要安排妥当，这样他们三个就能住在一起了。她不能让他们知道，谁在希尔顿旅馆等着她。儿子和吉丁在多恩的公寓里商讨他们的处境。昂丁和西德尼似乎对他们的工作没把握，但看来还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让他们走。儿子对昂丁的困境不够同情，因为她的做法过于裹足不前了--把她的白人女主人的秘密"像是她自己的"一样来守口如瓶，而且爱她白人女主人的婴儿"也像是她自己的"一样。他对西德尼的同情就更少，因为在三十年中他居然没有砸裂瓦利连的脑壳。西德尼和昂丁所谈的，百分之八十都是他们主人的乖戾和习惯。
"你还喜欢那个老人，是吧?"儿子问她。
"谁?瓦利连吗?"
"对。"
"我告诉过你，他送我上完了学。"
"没有回报?"
"没有。一点没有。从来没有过非礼举动，什么都没有。"
"玛格丽特呢?"他问道，"她怎么对待你的?"
"还好。她保持的距离比他更远，但对我蛮不错的。算是够好的了。"
"她对你的亲人可不怎么样。"他说。
"实际上，她对他们不坏，"吉丁回答说，"他们俩对他们都不坏。至少从我能看见的来说。所以我那天才那样息事宁人。我没法相信。他们打在一起就像我们上小学时候那样。"
"撒野。"他说，想到那次劝架。
"是够野的。"吉丁用两根指头在他胸毛中做着查尔斯顿黑人交谊舞的样子，"我们会富有的，接他们来，快快活活地过下半辈子。"话虽说得是，但不该在此时此刻，因为还有许多事情要安置。他们住在这个公寓里只剩两个月了，可是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吉丁习惯性地刮遍全身的汗毛，就像是个四年级的女童子军，最后他总算对她讲明，他想要她保持一些体毛。但是需要时间才能长出来。很多时间。其中就有她给他好好画一张素描的时间。可是，既然她能够摸得着他，又何必画出来呢?还有做一顿地道的平锅菜饭的时间；她编完花盆的装饰外兜的时间，他装好洗碟机的时间。他们该是处于热恋之中--他们从来没开过一次电视。他们忘记了买香烟和酒水，他们甚至都没在公园中遛弯儿。
整个城市都没有他能干的长期的成年人的工作，所以他偶然做些十几岁孩子的活计或是成年人的零活。他和装修大厅的人们谈起工作。黑人们告诉他去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人人都在码头上工作。或者加尔维斯顿，或者圣地亚哥或者新奥尔良或者萨万纳。纽约--没有机遇。有点小偷小摸的小钱--就这么些了。一些在早市卖菜的菜农给了他一些不是人干的活，看摊的活儿，有时候不付他报酬，他也就不要了。但这一切都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一天下午，他正在帮一个菜农在百老汇和一○一街的路口卸箱子，忽听得街上交通一片混乱。一个剃了头、鼻子上戴小环的年轻女子骂着一个正在路中间的男人，儿子从那人表情的莫名其妙和无辜判断，样子像个非洲人或西印度群岛人，站在那儿看着她默默不语。他的两三个朋友靠着汽车，眼睛虽然看着别处，但显然在等着收场。那姑娘穿着牛仔裤和薄线衣，脚上蹬一双木屐式坡底高跟鞋。她有军士般的嗓音，满嘴难听的话，让人难忘。小汽车在并入旁边的车道之前都冲他们按喇叭；行人们瞥上一眼，就装没这回事了。只有儿子和二楼窗子里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这可过于难堪了。那姑娘的面孔绷紧又刻薄，就像一棵圆白菜，她的食指向便道上指指点点。但在她那双眯起来的愤怒的眼睛里，还有许多别的眼睛--有的是受了伤害的，有的是勇气十足的，有的则只是孤独而空洞的，而她那颗剃了的头，让儿子联想起他妹妹。他听着那些辱骂，充满了羞愧和气恼，直到那男人觉得安全无事了(他的那伙后援仍然靠在车子上)才转身走开。这一切都没有让她的鼻环黯然失色，也没有让她闭口。她一路沿街走去，一路用咒骂来鞭笞他，说不定会追随着他，没完没了。这时，儿子被她眼睛中的眼睛弄得很痛苦，就走过去，大张开双臂，拦在她面前。她带着亘古的痛恨望着他。
"过来。"他说。
她没有动步，于是他就用双臂搂住她，遮住两楼人们的目光，拢住她的火气。那姑娘拼命挣扎，但他不松开她。"你会冻死的，"他说，"我来给你买一杯酒。"这时她把前额靠在他胸前，哭了起来。
"过来，"他说，"这个街区头上有一处地方。"他用一只手臂搂着她肩膀，领路来到一家中国餐馆，给她要了一杯苦艾酒。她喝了酒，跟他讲起来那个男人，可是儿子摇了摇头。"别，"他说，"别想那事了，你有地方待吗?"
她说："今天晚上，我还没有。"于是他撂下了卸箱子的活儿，带她回家了。
他们三个人，诺莫、吉丁和儿子，一起去了一家熟食店，商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们用儿子最后的十元钞票买了薯条、不含酒精的根汁啤酒和三根"工资日"棒糖。他们在雪中吃光了全部吃食。他们虽然很冷，还是磕磕绊绊地一路咯咯笑着回到了儿子和吉丁像小狗似的睡觉的公寓，诺莫带着零钱跑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