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生活调查的局限
调查（与民意测验不同）是一种了解行为知识的方式。有许多如同“金赛报告”的关于性的调查在美国发表过，法国也发表过几份这类调查。应注意，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在美国所作的调查在法国是不能作为参考资料的。那么，我们手中惟一可以参照的资料，就是1970年西蒙调查组在法国作的调查，而这次调查距今已20年了。从那以后，人的行为自然已发生了变化。比如说，19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人们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下降了，而从80年代开始，这一年龄又回升了。尽管这次调查是严肃的，且采集资料面也足够宽广，它却没有任何关于60至70年代性行为心理倾向的阐述。
换句话说，可以调查统计人们的性态度、性姿势或是性频率，但却不能从中发现任何新的东西或是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从历史的和心理的角度考察性行为，那么，知道人们如何过性生活，性生活的频率、姿势、辅助用具，他们对性生活的印象，他们是否换性伙伴，是自慰还是两个人在一起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积累这些信息却无法从中获取知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想获取知识吗？
我又一次发现关于这个问题作调查是不容易的，由于问题的特殊性，事先得准备好问问题的方式。我们从受访者口中得知的大多数信息并非真实的情况，而是最接近于他们的理想的情况，或是根据他们的判断，适合说出的情况。甚至连调查者本身也不是中性的。如果说他可以有意识地不作任何诱导，他却不能阻止受访者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想着他，如果调查员本身有明显的倾向性，则得到的就是歪曲的调查结果。我们会发现，根据某些社会科学（甚至宗教）知识，有些方法论原则在调查时未被尊重。
乔治·德弗勒（GeorgesDevreux），《补充性人种心理分析》，Flammarion出版社，巴黎，1972。该书收录了德弗勒自1940年起发表并构建了其研究方法的主要论文。德弗勒从1926至1930年在盖扎·罗海姆(GézaRo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的基础上开始其理论构建。
第一份详尽的关于人类性生活的调查是由著名的昆虫学家金赛作的。（金赛是研究胡蜂的专家。）而“金赛报告”（1948，1953，1958）的目的在于“客观地”描述人类的性行为。报告惟一判断是否“正常”的测量工具是统计学上的方法：行为越多地被重复，它就越正常。但是，在评估人类行为的时候，仅注意重复的次数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方法未考虑到每个人的心理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昆虫或是其他的动物只被它们的本能决定和调节着，因此只需要观察其行为的次数就可得出其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但是人的情况则不同。人的本能很少，其主要心理生活都是“获得物”的结果。感情生活和性生活也是个体历史的结果。一个人的“正常”并不是另一个的“正常”——即使两人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金赛报告”的调查方法和内容都值得商榷，但在报告公布后的几年里，它却成了不少武断的判断的基础。当然，几份“金赛报告”所提供的关于性行为的事实和信息是直到20世纪中叶的所有材料中最丰富的和最多方位的，但即使在它发布的时代，它就已经受到了一些人类心理学专家严肃的批判，如赖希（Reich）于1927年，洛朗于1939年。
乔治·德弗勒是人种精神病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批判“金赛报告”时强调，该报告的结果是不完善和扭曲的，“调查者在提供大多数资料时都没有考虑到文化对回答、对潜意识、对遗忘（压抑）以及记忆的塑造……我们承认，许多怀有负罪感的人在看了‘金赛报告’以后，焦躁的情绪暂时得到了缓解，因为他们发现大多数人做着跟他们同样的事情。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观察结果是不科学的，这份报告仅仅是主题震动了公众的一份统计材料，用这种统计学的方法必然会有一个‘正常’。这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正常以我们所掌握的客观有效的标准来看，是明显的不正常……我们可以把这份报告中的原始材料看成美国人性行为的一次分等级陈列……我们可以从这一简单陈列中得出深层次的心理学资料，统计上最多出现的性行为可能代表的是最接近意识的层次，而最少出现的行为代表的是平时没意识到的性冲动与性幻觉，比如男子希望像女子那样有生殖功能”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Flammarion出版社，巴黎，1980。
我们又一次发现，调查报告力图不触及行为的心理学意义，它所用的观察方法和理解模型其实是不适用于性行为研究的。用研究动物心理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逃避——其目的在于不真正地面对“性”。生物化学式的性关系模式把性关系同心理生活的联系完全割断了。化学反应成了冲动的惟一原因。似乎只要进行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就可以解释整个性关系了。生物化学式的爱情生活樊尚，《激情生物学》。
与心理生活是相互作用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现在的倾向却是抹去心理层面对性行为的作用，使性行为不再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自然性”。好像说“我们受自己的‘动物本能’控制”或是说“我们生物学意义上所必需的平衡”能让我们自己感到安心似的！可是，我们必须是受自己思想控制的，如果我们只是受环境的影响，我们的行为就不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现代人由于无法对自己的焦虑进行加工，才会把焦虑抛向“外界”，认为外界才是各种冲动的来源。然而，哲学研究、宗教思考，以及伦理判断，这些对于担负起人类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学生时代起就放弃对这些领域的学习，承认自己仅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会使个体丧失自我意识。
这个时代的人自己空乏着自己的内心，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在外部世界里只能找到痛苦的理由。现代人希望焦虑和性压抑并非来源于其自身，于是他就必须找到一个理由（或是一只替罪羊）。我们发现许多人身上都存在着这种内心生活的“丧失”，而作为对这一丧失的补偿，个体又求助于各式古怪方法以满足需要。在这种态度的背后有一种拒绝——对人类性关系的拒绝和对理解性关系的拒绝。我们非常赞同德弗勒以下的这段话：“人类讨厌理解性——尽管在这方面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拒绝了解这方面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
在弗洛伊德之后，他在此处强调这一“矛盾的态度”是有道理的；这一态度导致了研究上的错误：想知道别人在做什么这一想法萦绕脑际，但是同时，又拒绝了解这样做的原因和意义何在。比方说，在出现性犯罪的时候，这种情况就经常出现。人们满足于描写行为，然后有选择性地（这很奇怪）表达自己的愤怒。
媒体对某些针对儿童的性犯罪不厌其烦地报道，而把另一些同样卑鄙的行为则只是当作报纸的一种花边新闻，比如在报道一名女护士对一位82岁的妇女的犯罪时就是这种情况。1987年8月23日的几则报道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