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了解，但总想看。电视、杂志和其他一些刊物直白地讨论着性关系，它们这样做，与其说是让观众（读者）了解自身的性生活，还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观众（读者）“看”他人的欲望。连性教育也难逃“暴露癖”和“偷窥癖”：人们越来越多地看，越来越少地了解。
性让人害怕了，害怕进而发展成恐怖症或精神疾病。害怕还有可能转移到了别的事物上，比如飙车、飙艇甚至飙飞机这些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总是能找到一个“自阉的奥里金”来证明“性是不存在的”；或是找到一个“如同柏拉图的、类精神分裂的同性恋”（乔治·德弗勒语）来肯定“单性其实就够了”；要不就是一个成年人遗憾自己美好的青春过去得太快：“年轻时好像什么都可以啊！”这些都不是人类性关系的现实。还有一种更巧妙的否认性的方法，就是更多地展露性。“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色情文学总在讲述堕落，而不止一个的反科学者说堕落其实是正常的。”（乔治·德弗勒语）把所有的性行为划为同一层次，暗示它们都是“正常的”（既然它们都存在着），这是拒绝理解性关系，拒绝从中找出它所代表的意义的表现。用心理分析和心理学语言包装起来的简单的信息成了今天“知识”的一部分。这种过度简单化让人以为自己一下子全理解了，而事实上，人们却混淆了潜意识活动和意识活动的逻辑。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但现在的氛围以及对儿童的性教育都倾向于限制，甚至摧毁这种相互间的联系。这是与人类精神现实相背的。许多关于潜意识的心理分析材料（心理分析材料大多是关于潜意识的）变成了对意识的心理分析，其目的在于为某些性行为找到理由，为了不去问自己什么才能使性经验具有意义。人们忘记了，心理分析学的方法和已有的知识对人的心理功能是有影响的。求助于原始的欲望并把它奉为参照标准，是不能解释性行为的，更谈不上证明它的正确性。
没有一个夏天，各式杂志不向它们的读者提供一沓关于性的材料。杂志总是鼓励它们的读者趁着假期来一次“性旅游”（既包括拥有多个性伙伴的老调重弹，又包括自慰之类的独自性行为，甚至还有“偷窥癖”之类）。这种行为真的是现在大多数人都具有的行为还是人们以之为“榜样”的性观念？回答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这会使我们明白我们在讨论什么，而不是视这个“榜样”为理所当然。每份杂志都想像着行为，向读者建议或提供一些参考——不管是用插科打诨的形式还是用所谓的测试的形式——比如“计量”人们吸引异性的能力，或是“指明”性关系的方向。这些文章里形成的“理论”是叫人们追随和实践自己的潜意识。但是，潜意识只是人类心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其使命也绝不是要按其本身在外部世界里实现——除非是陷入类精神分裂的死胡同里。认为应把我们的潜意识“做出来”是荒谬的。我们已经指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要么是把作为灵感来源的潜意识消灭掉，成为一个总想把最初的念头实现的冲动的自我（以所谓“真实”的名义），要么就在还未为“潜意识产品”和“冲动”在外界找到出路的时候，就对它们进行了内心加工。
这些杂志上的资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它们只是迎合了流行的想法，却没有真正提出有关性的问题。把几位男女明星作为性感的样本陈列出来，这什么也不能证明。这些明星所代表的东西其实少得可怜，不能成为“情感想像力”的养料。希腊众神，西方著名的爱情传奇中的人物，以及《圣经》里某些关于爱情的谈话，都比现代人不稳定的“心理镜子”破碎以后的反射（明星）内涵更丰富，也更有建设性。像伊莎贝尔·贾妮、达尔和雅尼克·挪亚那样的本能而自发的天性，虽然能让人疯狂（看起来是这样），但在那背后却掩藏着他们脆弱的心理。只要看看他们在事业或感情上受挫后是如何迅速地垮掉，就能发现这一点。但这也恰好符合他们正当地提出的一个要求，即“我是一个人”。媒体如此地关注他们，那是因为他们是现代社会沮丧现实的“镜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而不是模仿的对象。至于公众关注明星的子女，则又一次反映出现在的色情儿童化倾向——与青年人的关系尤其被色情化了。电影《大卫·哈利戴》成功，是因为它讲述的是两个未成年人破碎的爱情梦；而在《保罗·贝尔蒙多》里，主人公正直、敏锐、无所畏惧，这些品质如出现在他父亲身上恐怕更为合适。这些角色让人浮想联翩，是因为从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是这些角色是无助于人们建立真实的、内心化了的人格的。自恋的态度妨碍了人们建立真正的神秘的爱情关系，其结果只能是使人处于冲突的“爱与恨”之中。影片只是用了大量的戏剧化的爱情情节来满足观众（还有拍片人本身）。明星体制生产出来的都是最平庸的关系，而明星所扮演的角色不具有促进“整合内心”的工作的价值，因为这些角色仅仅是现代人心理的“反映”。
总而言之，关于性关系的调查往往是想把人们所做的事情合理化，而不是想搞清楚行为的事实和历史。这些人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夫妻关系触礁、父母离了婚的孩子、流产或是艾滋病（他们常用娱乐圈人物作为讨论这些的由头），都只是为了更好地自我欣赏。 调查中的性行为是处在特定的背景下的，即处在感情和性都解放了的性关系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调查用处不大，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结果都是不真实的——“金赛报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是，在好几个国家里，以收集信息防范艾滋病为借口，还有人准备进行类似的调查。这类调查耗费巨大，然而在它们完成之后，我们却不知该如何使用它们——因为它们想了解的是“别的事情”而不是性，而“别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人类并非昨天才出现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了解人类的性实践。性实践是随着时代、社会、个体的不同而变化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性实践是与性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从临床上观察到的行为中得出意义，从流行的观念中得出意义，这些与性实践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才是对性的意义的真正的理解。这些调查试图带给我们受访者行为（实际的或者想像的）的信息。但是，扩大受访者人数，这并不能保证得出“现代人的性行为与前人相比是独特的”这一结论。诺克斯教授监督了在英国进行的一次调查，他认为50％—60%的受访者都给了捏造的答案。
《医生周报》，1990年4月27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相信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呢？诺克斯教授的判断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只有15%的情况有证据证明事实被夸大了。我们看到了这实在是一件恼人的工作，那么问题就的确在于问一问：“这次调查反映的是什么？”“它有什么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