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身体里，我认不出我自己了。
——勒内·克雷韦尔《我的身体和我》
在我们这个时代，多亏了营养学的进步、人们对清规戒律的抛弃，以及时装款式的发展，身体终于被重视、被解放并且充分发展了起来。理所当然地，为了使我们精力充沛、体形完美、永葆青春，我们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要在时光流逝中身体不老！所以，我们跳啊，跑啊，吃减肥药啊，做放松运动啊；我们流汗，排毒，使自己保持“新鲜”，就像我们是小贩叫卖的奶制品似的。这种身体生态学关注着身体的健康，如果它的确有助于我们身心愉快，并且可以让至今被忽视的身体得到锻炼，那么，我们不去理会它就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社会不停地给我们灌输的“要完美身体”的信息，它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结果是，灌输到头脑中的映像有时候比现实更强大。于是，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身体的映像成了这样：身体是本能的，是被解放了的，是想着释放其生命能量的身体。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它以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为榜样。至于广告，它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总是以年轻人的身体为参照标准。这样，成为参照标准的不是成年人身体的可能性，而是生活中最初的行为和动作。难道身体的前途就是它的过去？难道幼儿在他的身体里就是自由的？
“自由已获”，这一信念在性上也反映出来了。舆论使每个人相信，他比前人更容易得到享受。社会的和道德的戒律被废除了，个人的性得到了全面发展。至少，既然传媒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要享受，戒律就应该被废除——也不论这是不是把性和爱的渴望混淆了的享受！要知道，性关系可以是与他人真实关系的表现。一时的性享乐、不停地换性伙伴则只是一种原始感情冲动的寻觅，而并不是寻找他人的过程，这种行为尤其会使人觉得缺乏爱。
我们使自己相信，我们与祖先不同：我们知道如何享受性，我们是因为爱而结婚的。这个统治了我们头脑30多年的想法，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认识。坚持这个诗意的观点是想说在我们之前的生活都是不好的，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样想是不公正的。不应认为前人都不会运用自己的器官，也不应认为他们只是为了利益才结婚的。事实上，对性的关注并不是从20世纪才开始的。如果说是我们把性肯定地说了出来，那是为了宣布“为性而性”、“为享乐而享乐”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性关系终结了。产生于1950年代的那些观念与今天的斗士们的奋斗目标是不同的。事实上，全方位的感官帝国已向“力比多”的降低让步了，向有限制的性让步了。我们在本书中将反复提及：同“年轻人观念”一同出现的那种性关系榜样是死路一条——虽然以年轻人作为性的榜样绝非偶然。今天，“将爱情融入性”这一需要正蓬勃发展，而把一切——甚至是与儿童的关系——都色情化这一“理想”是绝对没有前途的。为了理解这种变化，我们将要在各章中反复讨论儿童的性关系、青年人的性关系和成年人的性关系。当然，根据性当代史的不同时期，我们会有所侧重地讨论其中某些关系。
在最近的时期里，性解放这一主题统治了人们的思想，但它并不表示个体的性是舒适的，相反，它常常掩盖着困难。有些人还把自己无力从幼年的感情陷阱中挣脱出来——这一敏感的过程依赖于每个人的心理劳动——归罪于社会，归罪于道德。他们否认自己的无能，不愿放弃儿童的那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感觉。性解放的主题其实不是爱情的内在解放，而是青春期性关系的解放。在介绍J._P.莫基的电影《地狱里结冰了》时，有人用了两个带着成人性器官的小天使（儿童的象征）的画面，这件事就是症状……想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用虚构的儿童的性关系来表现，这是让人担心的——如果不说这是邪恶的。这个画面（我们还会提到它）本身就概括了现今某些占统治地位的性榜样，即儿童的性关系在“掌权”了。
然而，年轻人所想像的“为性而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孩子和未成年人为了享乐而寻找享乐，但是长此以往，个体就会感到沮丧，就会孤独地沉溺于自身与他人分裂的自慰之中。自慰不能成为个体的性前途，因为每次自慰之后个体就会感到更加孤独；自慰意味着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的失败，以及在想像的性中自我封闭。个体会因此产生犯罪感，会怨恨自己没有遇到什么人。与他人的关系的缺乏，使他依附于其最初的感情寄托——父母。正常的情况是，到了青少年时期，随着心理世界发生变化，性心理也开始改变。青少年不再想通过杂志上印刷的男人、女人来实现自己的性关系，另一半将出现在现实里。与他人的关系成了目的，爱情从关系中发展起来。这样，不再是“为享乐而享乐”，享乐成为一个成功关系的结果，享乐也因此更令人快乐。相反，浸染着儿童色彩的性主题不能促使人在性上成熟。
“身体为了身体”，“性为了性”。有些人为此感到担忧，认为我们这个享乐主义的社会陷入了自恋之中。另一些却为此庆幸，声称享乐是个性充分发展的源泉，性被展示、被张贴、被陈列是自由的标志，是什么也不能禁止的。
是道德框框在反对性自由吗？这个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幼稚的。道德反对性或者性反对道德，这种争论本身就是错误的。争论仅是陷入“父母性超我”心理危机的人为自己找出路的一种方式，争论双方其实并不了解问题的本质。有些人觉得道德不可忍受，于是否认道德，另一些人被道德感所操纵，只知道做卫道士。第一种人最终忘记了思考“什么是给生命带来意义的价值”，而第二种人忘记了他们对性的需求和性对于他们的必要性。对第一种人来说，想像的时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一旦性回归现实，他就不能把他人、自己的欲望、尊重的重要性和爱情的重要性和谐地统一起来，而恰恰是这些才能使人获得自我发展。性既不是与道德无关的，也不是与社会无关的——除非我们让它处于下意识状态，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攻击性的，是无法无天的。
被抬高了的身体和被解放了的性，其实宣告的是不是与它们所要肯定的相反的东西呢？年轻的、有型而有活力的身体的映像，其实不过是心理不适的解毒药。就像两性的差别不容易被接受一样，性化了的身体也不容易被接受，对于年老了的身体更是如此。“看重外表”的时尚使人想把自己的身体伪装起来，展现另一个身体。这个消灭的过程同样影响到了性。性遭遇了非性化，而且失去了其色情功能。我们社会里那些用最原始的方式表现的色情电影，不但远远没让人兴奋，反而——只是迟早的问题——让人远离这样的性。这样的性极无意义，它迫使我们思考：在什么意义上性是生命的源泉？在什么意义上性关系才是“人”的？到处张贴的性让我们忘记了这两个问题，但最终又出现了悖论：它又促使我们重新发现这些问题的意义所在。
暴露癖者总是在内心失去其力图展示的东西，并表现出无能力拥有真正的性关系。事实上，总是被展示的性意味着其实并没有性。越是展示它，越是谈论它，就越是表明无能力拥有它。许多人不停地拿性开玩笑，用口头的轻松表示其性的轻松良好，这些人其实常常缺乏性，是平庸的性伙伴。
对身体的蔑视对避孕和流产的争论常常掩盖和抹杀了对人类性关系的思考；对控制荷尔蒙的关注，对控制出生的技术的孜孜以求，忽视了性生活的主体，排除性心理上的问题，使性退化成了一个简单的机械性的东西。过去，人们认为，医学方法的职责在于保护社会安全，而且，医学方法促进了性的实现和性的自由：性与爱情有没有关联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在过性生活的多数情况下，可以不被怀孕的可能所困扰。这一观点否认了人类的性的特殊性。现在，它还导致了缺乏与他人交流的人类的性倒退为分裂的性、乱伦的性、攻击性的性。
如果说避孕方法和流产方法是不可否认的科学进步，那么由它们导致了什么样的意识状态呢？社会上存在着流传下来的某种形式的禁忌，即不愿意问一问这些方法带来的后果，问一问它们对人的个性和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然而，性是生命的起源，它是来对抗死亡的。从对人类胚胎的各种控制成为可能的那一刻起，就存在着削弱性关系的相对重要性的严重危险。如果与另一人的关系不再让死亡显出其意义，那么，活着就并不比死亡更让人尊敬。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它并不属于科学的能力范围之内。伟大的科学只能解决医学和实践的问题，当人们想用它来解决心理和伦理问题时，往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