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新华社失实报道推波助澜

一

2000年6月12日，新华社播发了题为《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电讯稿。翌日，《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等中央和省、市数十家党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全文刊登，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予以播发。我们把这篇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电讯稿重新全文抄录，奇文再欣赏。

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

新华社记者 郭献文 华年轮 边 江

陕西省岐山县蔡家坡镇岐星村和大荔县范家乡雷北村，是全省闻名的两个“老先进”、“红旗村”。岐星村党委书记冯德玉和原雷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有耀都是知名的全国劳模。但记者最近访问这两个村时发现，两村境况如今已截然不同。

走进岐星村，只见四周齐整整的“万元田” 塑料大棚一眼望不到头；坐落在公路边的水泥厂、热电厂等企业一派热气腾腾。水泥厂门前送原料、拉产品的车辆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年轻厂长兴奋地告诉记者：“现在每天进出厂区的运输车辆超过了800台！”在村会议室，醒目地悬挂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乡镇企业管理先进单位”等奖匾。在最近举行的村民直选中，原村委会成员全部高票当选。

而在雷北村，昔日红火热闹的村接待站如今冷冷清清，许多房间门窗被损坏，屋子里一片狼藉，屋顶挂满了蜘蛛网。一些村民们见到外人，不等交谈便匆匆躲开。县里驻村工作队的同志告诉记者，他们是大荔县委自1998年以来向这个村派的第8批工作队。现在的雷北村经济持续滑坡，群众生活水平下降，村民多次集体上访，联名上书要求罢免张有耀总支书记及村委会。去年初上级党委免去了张有耀总支书记职务，在前不久进行的村民直选中原村委会成员无一人当选。村党组织因失去民心，陷入了瘫痪状态。

岐星村和雷北村同处八百里秦川，两个村的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并无多大差别，几年间为何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记者在调查中感到, 最根本的一条是，两个村在新的形势下遇到了两种不同的村领导班子和带头人。

岐星村改革创新抢机遇，每五年经济翻两番

雷北村因循守旧失良机，返贫户已占三成多

岐星村6,231口人，3,350亩耕地,人均只有半亩地。70年代全村人均纯收入100多元，在当地算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村里引导农民大胆自主经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很快形成了“北种蔬菜多产粮，南栽果树挖鱼塘”的产业格局，近几年又通过实施“万元田”、“双千田”工程，使岐星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经济村”。

1983年, 村党委根据人多地少的实际和沿海一些地方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提出了“靠农业解决温饱，靠工业走向富裕”的思路。第二年，就贷款130万元建起了年产2,000吨的水泥厂，接着又建起了年创汇85万美元的外向型企业电解锰厂，为全村发展奠定了基础。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村党委又及时提出“抢抓机遇，二次创业”。他们派人从全国各地考察带回116个备选项目，聘请50多位专家帮助论证，从中筛选了4个投资千万元以上的大项目，并很快建成投产，使全村企业产值一举突破了亿元大关。1996年前后，水泥市场一度出现疲软，冯德玉调查认定“低谷后面是高峰”，低谷时期搞技改不仅投资成本低，而且可以抢先创造优势。他们对村水泥厂连续进行了4期技术改造，年生产能力达到53万吨，产品档次得到提高。经过十几年滚动发展，目前村办企业已发展到18户，拥有固定资产2.23亿元，同时还扶持发展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389户。去年村办企业实现利税达2,271.9万元，其中税收已占全县的十分之一；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3,360元。

全村2,089口人、2,722亩耕地的雷北村，70年代末人均纯收入已突破200元，远远高于周围村。由于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雷北实行土地承包到户比周围都晚，且相当一段时间内经营权仍控制在“大集体”手中。1986年前后，村民张新发看到邻村有人靠种苹果致富，在雷北率先办起了苹果园，并培育苹果苗给群众栽，但村干部为保粮棉面积，栽果树的不让浇水，有些栽上的苹果苗也被迫拔掉。几年后周围许多村都靠果树致了富，雷北才允许群众栽果树，已错失良机。中央明确规定机动地所占比例不能超过5％，但雷北至今集体所留机动地和果园仍占总耕地五分之一多。1997年，村上将75亩集体果园交由全村党员“集体义务管理”，结果村上支出各项费用29,633元（其中党员劳动报酬8,200元），5.3万公斤苹果只买了18,412元，当年亏损11,221元。

前些年, 雷北村先后兴建了20多个企业，不少是“凭牌子、批条子、要款子”办起的“政治项目”和“拍脑袋项目”。由于“当家人”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代“一大二公”的旧框框，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不相适应，这些项目停的停、垮的垮, 目前只剩下投资一千多万元建起的雷北纺纱厂还在勉强维持。

雷北80年代曾被誉为“陕西第一村”，如今却变成了全乡的后进村，村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全村因生活困难靠外出打零工维持生计的农户占三分之一多，其中特困户63户，甚至出现了个别村民外出讨饭现象。

岐星村领导一心为群众谋利益，宁可牺牲个人利益

雷北村干部为保自己既得利益，不惜以退党相要挟

“有吃有穿我不靠你, 不批不斗我不怕你，有了事情我才找你，说得不好我还骂你。”这是农村基层工作普遍遇到的难题。岐星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占虎说，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基层组织和干部与农民的经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只有适应新形势，真正代表多数群众的利益, 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群众才买你的账。

改革开放之后，加快经济发展和尽快致富成为群众最迫切的愿望，冯德玉带领村党委一班人，始终把念好“发展经”摆在首位。“七五”以来实现每五年经济翻两番，去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05亿元。但冯德玉认为，并不是经济发展了群众就满意，还要让人民群众不断地从发展中得到实惠。为此村上既积极壮大集体经济，又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鼓励一批“能人”率先致富。对个人没能力致富的人，村里优先安排就业。现全村2,500名劳动力，95％以上在企业上班，年人均工资收入4,245元。

集体经济发展了，村里积累增加了，冯德玉和村领导一班人对自己要求却很严。他们明确规定，当村干部就不能个人办企业；对引进人才和对企业贡献大的人实行重奖，对自己的奖金却有上额限制。集体积累主要用于为群众谋利益。村上从1984年开始免收各项提留，并先后投资上千万元，进行新村规划和给群众以建房补贴，使全村98％的农户住进了二层楼房，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3.6平方米；全村总长20.7公里的66条道路全部实现了水泥硬化，还建起了市级示范学校，给村民家家通上了自来水，安装了有线电视，开通了400门程控电话；各村民小组建起了文化室，村办企业修起了健身房、洗澡房、娱乐室、灯光球场等。村上每年还从企业利润中拿出一部分给村民分红、给老人发养老金。

雷北村前几年也曾办起一批集体企业，但村民反映多数群众并未从中得到多大实惠。企业盈了是自己的，亏了是集体的，主要由一部分“当权者”得了实利。近几年村里接连发生让群众寒心的事：村里每户集资三四百元办的自来水，只用了不长时间就因质量低劣而报废，村民们不得不掏钱到几公里外买水吃。1997年在抗旱的紧要关头，雷北连续14天停电，群众无水浇地心急如焚，“当家人”却坐上轿车“浪”（玩）去了。更让群众气愤的是，村上经济这几年连续滑坡，可村干部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竟编造一些虚假数字应付上级，还花近两万元添置洋乐器装点“门面”。

到雷北调查过的省委常委栗战书指出：当自身利益与大多数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张有耀和村里一批党员干部首先考虑的不是群众利益，而是少数人的既得利益，甚至不惜以集体辞职和退党要挟上级。这种现象令人深思。

岐星村真正让群众当家作主，得到群众真心拥戴

雷北村对群众实行高压政策，党群干群矛盾激化

岐星村在当地是个大行政村，共有7个自然村、16个村民小组。因靠近车站、人口多，难于管理，一度以混乱出名。

新的村党委和村委会上任后，经过全体村民充分讨论，先后制定了村规民约、村务公开实施细则等20多项规章制度，真正体现人民当家做主。干部每周一次和村民每月一次的学习议事制度，岐星村已坚持了多年。通过经常性的学习，使带头人首先成为“明白人”，也落实了群众对国家大事和村务管理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村上重大事项都由两委会研究拿方案，聘请各方广泛论证，经“两委会” 和岐星企业集团公司负责人联席会议把关，最后提交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村党委书记兼集团公司董事长冯德玉1997年提议村上在蔡家坡镇兴建一座星级宾馆，联席会议讨论时大家都认为从发展眼光看应该建，但从市场状况看开工时机不成熟,最后决定将其列为村上的投资储备项目。

冯德玉认为，发展能解决许多问题，也会带来一些新矛盾、新问题。为此，村党委和村委会领导一直坚持群众接待制度。除了正常的办公室接待之外，冯德玉家也成了不关门的来访接待站。只要他在家，无论群众多晚来访，他都认真接待，虚心听取意见，耐心解答和帮助解决问题。他们还特别注重发挥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有问题尽可能发现和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一些矛盾因拖延、积累而升级激化，被评为全国人民调解先进单位。

过去，张有耀也曾对雷北村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群众曾敲锣打鼓给他送匾，赞扬他是“社会精英、雷北擎柱”。但后来随着官帽越来越大、名声越来越响，他对待群众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仆人”变成了作风霸道的“救世主”。

在雷北村，大小事情几乎都由张有耀一个人说了算。1994年有人建议办“石子馍”（一种地方小吃）厂，村上派出进行市场考察的同志提出了否决的意见，但张有耀仍决意投资近20万元上马，终因产品无销路，项目很快“搁浅”，花费8万元所购的高挡包装盒积压至今。只要他中意，文化低、缺技术、不懂企业管理的人照样当厂长、经理。其中一位企业负责人连续办垮了三个厂，仍“常败将军常挂帅”。这也是雷北村许多企业垮掉的重要原因。

这几年全村经济滑坡、群众生活困难，而张有耀照样经常坐上小车去打“自乐班”,通霄达旦地打麻将,人们戏称为“双打干部”。他对村组干部说“只准我浪（玩），不准你们浪”。为讲排场，他7年内先后4次换小车，气得群众卸了他的小车轮子。

张有耀认为“村民自治就是放任自由”。他习惯于对群众“我说你听”、“我压你服”，并在村里设立了配备警服、警具的“治安办”，专门整治所谓不听话的“刺儿头”。有一次，张有耀的女婿王民祥（村电工）为收电费与村民许春喜打架，治安办便对许拳脚相加，并给其戴上手铐和指铐关了一夜。

1998年初，雷北村干群矛盾进一步加剧，全村300多户群众集体上访要求公布村级财务、罢免张有耀等村干部。这仍没引起张有耀的反省，他反认为这是“一小撮恶势力要夺权”，上访群众是“反动组织”，并多次以党总支、村委会名义打报告、开名单，要求公安部门上门抓“闹事头头”。张有耀和村班子也彻底把自己推向了多数群众的对立面。

谈到雷北问题，渭南市委负责处理此事的副书记王纯认为，雷北村由一个“红旗村”闹到这一步，还提出了一个新时期如何引导、教育农民的问题。基层党组织一旦失去了先进性和群众基础，也就难以承担起对农民进行引导、教育的责任。冯德玉认为，新时期加强对农民的引导教育，一靠带头人的模范和表率作用；二靠理论灌输和文化科技知识教育；三靠农民自己教育自己。近年来，岐星村一直把创建文明户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坚持措施到位、奖罚分明。对连续5年评为十星级文明户标兵者，村上免费组织出国观光旅游；对年度评比中低于八星级者，组织专人对其家庭进行教育帮助。他们还提出了“以人才换钱财”的口号，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村里先后投资200多万元，选派500多人去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学习深造，还聘请上百位专家教授先后来村里进行人才培训。目前全村已有270多位农民评了专业技术职称，其中30人评上了中、高级职称。

（新华社西安6月12日电）

新华社的权威性不容置疑。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新闻媒体都以显著位置刊载新华社电讯稿的举动说明，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举足轻重。

人们拍手称快：又搞出了一个大邱庄，又挖出了一个“禹作敏”！

对雷北村的过去有所了解或者对张有耀熟识者不得不表示惊讶：雷北村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张有耀竟然变得这么坏？

二

在雷北村少数人煽动闹事愈演愈烈之际，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郭献文、华年轮、边江就已介入其中。身为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的郭献文从来没有去过大荔县，更没有到过雷北村采访调查，却在一篇篇文章发表时署上了他的名字。华年轮等轻信雷北闹事者到处诬告的一面之辞，采访时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已经县委工作组长时间艰苦调查核实不存在的诬蔑不实之辞依然作为依据，对雷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有耀以及雷北村干部做出了错误估价。他们先后多次在新华社内参上发表文章，列举并不存在甚至颠倒黑白的事实和严重失实的数字，公然为闹事者的违法行为拍手叫好。1999年《内参选编》第21期刊登的题为《“一村两府”何时休》中，使用的事实素材就已经几乎全部失实。对于县乡两级和驻村工作组都不承认的非法村委会，该文却公然写道：“雷北村800多名群众选举了‘新村委会’，雷北有选举资格的1,300人，800名是绝对多数，张有耀不承认算什么，乡、县、市一百多人参与调查，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他们不承认不怕犯法吗？不怕丢官吗？”前文已就此事有过叙述，新华社记者在这里纯粹是无的放矢胡说八道！此时张有耀已被罢了官，不是他承认不承认“新村委会”，而是县、乡党委和县委工作组不承认，与张有耀何干？记者这样写无非就是表明他们支持非法的雷北村村委会，难怪闹事者们拿着这份标明“秘密”原本发至乡镇党委的《内参选编》如获至宝。张庭腊几次召集会议，把这篇文章边读边讲，并不顾及保密原则复印成传单似地广为散发，说明新华社支持他们。雷北村闹事者之所以越来越肆无忌惮，新华社失实报道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就在这篇新华社电讯稿播发的同时，新华社办的《农村大世界》杂志，在“焦点”栏目刊登出“本刊记者”郭献文、华年轮、边江的“特别报道”《失去民心的背后》。这篇文章不再把雷北村跟哪个先进单位做比较，直接把批评的矛头对准雷北村党总支和张有耀。这篇文章几乎完全使用的是《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和“内参稿”《“一村两府”何时休》中的那些所谓的“事实”，用了四个问题定性式的小标题：“因循守旧，成了市场经济的落伍者”、“脱离群众，干部成了既得利益的一族”、“高压政策，把自己推向群众对立面”、“监督真空，造就了‘特殊人物’”，把张有耀及其雷北村干部糟蹋得不成名堂。在文章中间和末尾分别插刊了两幅漫画，一幅画的是一个脑满肚肥者双手抱肩，双腿盘坐在一个写有“成绩”二字的包袱上，背上插着四面小旗，分别写着“红旗村”、“劳模”、“代表”字样。不言而喻，这是张有耀的丑化像。另一幅画的是3个提着水桶的男女，分别对着屁股冒烟的小轿车气愤地喊着“没有水了！”、“谁来管？”、“停电了！”。这是大旱停电无水浇地时，张有耀坐着小车“浪”去了的讽刺画。这里我们不去枯燥地全文抄录这篇满纸荒唐言的东西，免得玷污了读者的眼球。

新华社的失实报道，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张有耀以及雷北村村干部的名声，一夜之间几乎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搞臭了。

新华社内参稿《“一村两府”何时休》和电讯稿《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以及《农村大世界》“焦点”文章《失去民心的背后》相继发表后，引起雷北村党员和有正义感的大多数群众强烈愤慨。雷北村先后有40名党员于1999年7月12日和600名村民、44名党员于2000年6月25日，就这两次失实报道，向新华社陕西分社党组织发出了抗议书。“抗议书”阐述了事实真相，逐条批驳了文章中几乎全部失实之处。“抗议书”首先对新华社记者的观点和态度给予了总体批评。就“内参稿”的“抗议书”写道：“一个以客观、公正为准则的记者，写了2,000字的材料，不算其中的官话、评语（如霸道、绊脚石、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不适应等），涉及事实、数字和人名的就有15处差错，甚至颠倒黑白。记者为了自己的名和利，不顾客观事实，不惜伤害他人，使人难以理解。”就电讯稿《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的“抗议书”是这样写的：“我们没有想到，堂堂新华社记者郭献文、华年轮、边江，竟丧失公德、丧失客观公正准则，卑劣地歪曲事实，捏造事实，诬陷雷北村及其村干部，以占据的舆论阵地埋真情压真理。”“理要求真，事要求实，话要求准，以权压人，100年也压不倒。”这就表明，新华社在刊播这些完全失实的批评稿之前，记者就根本没有把他们的稿子跟张有耀以及雷北村干部见过面，据说也没有让任何一级党委审过稿。如果这些批评稿事先送交任何一级党委审查，即使那些奉行“牺牲干部求稳定”者，再怎么想把已经“牺牲”了的张有耀和雷北村干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也不敢那样瞪着眼睛说瞎话。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宣传部曾就新闻单位公开点名批评问题发过专门文件，规定批评稿在采用前必须跟被批评者见面。新华社记者这种违背党的新闻工作纪律，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首先应当予以追究责任。

新华社文章中的事实，绝大多数是从闹事者上访材料中抄来的，前边我们全文抄录的县委工作组《关于对雷北村上访群众反映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基本上已经阐述了事实的真相，否定了他们的诬陷和诽谤。华年轮等人前往雷北村采访之际，这份调查核实报告已经形成，不知为什么新华社记者不去查阅或者不相信县委的调查结果，却一味听信已被证实的诬陷诽谤？其中的奥妙令人费解。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浪费篇幅再去重复那些已经叙述过的内容，单就新华社文章中纯粹颠倒黑白的基本事实予以批驳，即可见其失实的恶劣程度。

新华社电讯稿《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写到：“雷北80年代曾被誉为‘陕西第一村’，如今却变成了全乡的后进村，村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全村因生活困难靠外出打零工维持生计的农户占三分之一多，其中特困户63户，甚至出现了个别村民外出讨饭现象。”其它几篇文章中都有类似的叙述。

雷北村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前有所放慢，村办企业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是就全村村民生活水平而言，还没有到了“持续下降”的状态。就记者调查时的1999年6月底统计，设在雷北村的三家金融机构村民储蓄存款余额为710万元，在雷北村以外存款不计，仅此全村户均1.4万元，人均3,308元。不仅全乡第一，在全县也是第一，超过全县人均储蓄存款1,676元的近一倍。何谈“全乡的后进村”？“个别村民外出讨饭现象”，这是一些人在上访材料中提出的问题。县委工作组曾找提意见者列出具体讨饭者的名单以便予以调查，结果问来问去问出了个张正法。工作组同志到了张正法家里，看到的是两层楼房、彩色电视机、洗衣机，还卖了10头牛、30多只羊。1999年元月张正法父亲去世，摆宴席，请吹鼓手，唱自乐班，设灵堂吊唁三天，花费一万多元。这样的人家还需要讨饭吗？雷北村党总支多年来按照人均纯收入400元的标准调查摸底特困户然后给予救济，1991年是24户，1993年是18户，1995年是26户，1997年是34户。1999年元月大荔县民政局在雷北村摸底调查，核定该村贫困户为17户，大大低于全国小康村特困户允许在5％以内的数字。新华社电讯稿中所说的63户不知源自何处，依据是什么？雷北村地处三门峡库区附近，部队农场和国营农垦系统经营着60多万亩耕地，庄稼的收、种、管都是象搞工程那样对外发包，常年四季接纳各种形式的打工者，是一个难得的劳务市场。雷北村党总支长期以来把劳务输出作为一项增加群众收入的重要措施，鼓励和支持村民出外打工。因而雷北村村民出外打工不是走投无路维持生计，而是劳动致富的一项门路。1999年上半年，村民张庆祥夫妇在库区打工就净赚6,000元，张八一夫妇和儿子开上自家的车去打工，赚回了一万多元。作为新华社记者，竟以传统的旧观念看待劳务输出，把出外打工看做耻辱，实在是低层次低水平的思想认识。当今全国范围内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劳务输出，几乎形成一个新型的打工族。郭献文、华年轮和边江此时此刻回想当初的无知幼稚，应该脸红了吧？《农村大世界》“焦点”文章《失去民心的背后》和“内参稿”都特别写到一户女主人名叫张茜爱的人家为惟一的事例，说明群众生活困难。事实是：张茜爱几年前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跟着情夫外出不归，气得丈夫走了绝路，两年前才招赘了现在的丈夫进门。这样瞎折腾的人家自然日子不会好过，雷北村没有谁家跟她家一样，她家也不是《失去民心的背后》中所说的“生活水平在村上属‘一般’”。

新华社电讯稿《陕西两个“红旗村” 一兴一衰》批评雷北村干部“因循守旧坐失良机”，列举了一个例子：“1986年前后，村民张新发等看到邻村有人靠种苹果致富，在雷北率先办起了苹果园，并培育苹果苗给群众栽，但村干部为保粮、棉面积，栽苹果的不让浇水，有些栽上的苹果苗也被迫拔掉。”同样的内容在“内参稿”和《农村大世界》“焦点”文章《失去民心的背后》里都有叙述。

这里所叙述的“事实”除了“张新发”一名确属雷北村村民外，其它全是子虚乌有的编造。早在1978年张有耀去山东烟台参观学习回来后，雷北村就一下子栽植果园260亩，包产到户时集体已拥有成形挂果果园178亩。张新发经营的30亩苹果园是承包集体的老果园，不存在“率先办起苹果园”一说。1980年，雷北村开始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很快形成了瓜、菜、果、棉四大项，粮食面积最少年份竟只有160亩。于是便形成《失去民心的背后》一文中所写的“雷北村大约有300户群众吃‘商品粮’”的情形，就连每年的公购粮任务也要靠买别处群众的余粮来完成。为此，大荔县政府领导曾多次点名批评雷北在稳定粮食面积上给全县带了个“坏”头，哪里还能有不让栽苹果的浇水和拔了苹果苗的怪事？

新华社电讯稿《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写到两件让群众十分寒心的事情，其一是：“1997年在抗旱的紧要关头，雷北连续14天停电，群众无水浇地心急如焚，‘当家人’（《农村大世界》“焦点”文章《失去民心的背后》写做“张有耀”）却坐上轿车‘浪’（玩）去了。”其二是：“村里每户集资三四百元办的自来水，只用了不长时间就因质量低劣而报废，村民们不得不掏钱到几公里外买水吃。”

1997年抗旱紧要关头，雷北抽水站因为窃电被电管部门发现停了电。停电之后，张有耀立即找抽水站弄清了原因，连夜派村企业总公司副经理王齐温去县电力局，代表企业总公司当面检讨承担责任，并表示愿意接受电力部门处罚管好下属单位，请求尽快通电不要影响抗旱。这天晚上张有耀一夜未睡，守在电话机旁等候消息。天亮后他又坐在抽水站出水口，直到通了电上了水才回家休息。停电后第2天就通了电，哪里是14天？“当家人”又怎么“浪”去了？《农村大世界》“焦点”文章《失去民心的背后》末尾的漫画，又是依据怎样的事实而鼓捣出来的呢？至于说自来水停水，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雷北村的自来水是全县统一的大荔矿泉水工程，水源地距雷北40多公里，中途要数次加压。由于整个工程设计和资金缺乏等问题，就连县城也常常停水，稍高一点的地方从早到晚没水吃，自来水不通水远非一个雷北村，几乎每个吃矿泉水的村庄都深受其害。雷北村干部为此常年与供水部门交涉，宁肯多出钱，供水部门也不敢承诺保证不断水。无奈之下雷北村曾决定自己搞一套自来水工程，与矿泉水双保险，请来省水文部门专家测试后，又请来全省最有名的省第一打井队施工，花了8万元，打出一口280米的深井，结果还是苦水。地质资料表明，雷北村半径15公里之内是贫水区，历史上世世代代都是靠窖水生活。请问新华社记者华年轮，你还有什么比雷北村干部更高明的办法，解决雷北村自来水不通问题呢？

新华社电讯稿《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内参稿”和《农村大世界》“焦点”文章《失去民心的背后》，都在张有耀对群众实行“高压政策”，由“公仆”变成了作风霸道的“救世主”的大帽子下，列举了一个令人极端愤慨的事例：“他习惯于对群众我说你听’、‘我压你服’，并在村里设立了配备警服、警具的‘治安办’，专门整治所谓不听话的‘刺头儿’。有一次，张有耀的女婿王民祥（村电工）为收电费与村民许春喜打架，治安办便对许拳脚相加，并给其戴上手铐和指铐关了一夜。”

雷北村的“治安办”既不是张有耀设立的，也不是雷北村党总支、村委会下属单位，而是大荔县公安局根据雷北村特殊情况和综合治理的需要，直接招聘两名民警派驻雷北的，业务上属两宜派出所领导。1998年元月20日晚，雷北村电工王民祥找村民许进喜（新华社文章误为许春喜）收缴电费。蛮横不讲理的许进喜不但不交电费，还走出门把整条巷道的电源线铲断。通着电的电线横断在路上，晚上危及行人安全。电工王民祥又去找许进喜，走进门没有说上一句话，就被许进喜用尿盆劈头盖脸一阵猛砸，当即昏倒在地血流不止，连手都未还一下。村民闻讯后赶来把王民祥抬到村卫生所，经过一个多小时抢救后才清醒过来，头上缝了6针。后来转送到县医院，诊断为脑震荡、脑挫伤，住院治疗半个多月。治安办人员在事情发生后去找许进喜，要许进喜先付医药费待后处理。许进喜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治安办同志把许进喜带到办公室，报告两宜派出所处理。当天晚上在办公室留待派出所来人，根本没有动许进喜一指头，更不要说用手铐、指铐铐人。第二天早上两宜派出所来人后，许进喜之弟许忠喜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把执行公务的民警团团围住，起哄、谩骂长达6个小时。这件事发生的前后几天里，张有耀在西安出差就没有在家，与张有耀何干？难道电工王民祥因为是张有耀的女婿，就该白白挨打？这件事的真相在雷北村人所共知，连那些对张有耀大小事情都不放过的人，既没有敢写进上访材料中，也没有在任何场合以任何方式提出来。而新华社记者却不知听谁偷偷告诉他们，竟信以为真，写进了文章。

新华社电讯稿《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批评雷北村干部“企业盈了是自己的，亏了是集体的，主要由一部分‘当权者’得了实利。”“多数群众并未从中得到多大实惠。”又说“雷北村先后兴建了20多个企业，不少是‘凭牌子、批条子、要款子’办起的‘政治项目’和‘拍脑袋项目’。……这些项目停的停、垮的垮，目前只剩下投资一千多万元建起的雷北纺纱厂还在勉强维持。”《农村大世界》“焦点”文章《失去民心的背后》和“内参稿”亦有类似的报道。

记者这些文字基本上是从雷北村闹事者上访材料中原文抄过来的，县委工作组调查核实报告已就这一问题有了结论，前边已予抄录，此处不再赘述。不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算起，在雷北村办过的包括木工组、缝纫部、榨油坊、磨面机在内的大大小小共计21个企业中，找不出一个是“凭牌子、批条子、要款子”办起来的，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政治项目”和“拍脑袋项目”。投资1,000多万元的纺纱厂全部是集体投资和贷款，没有任何人白给一分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雷北村一些企业关闭，个别因亏损停产，这是优胜劣汰的经济规律，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雷北纺纱厂建成投产，就遇到全国纺织行业跌入从未有过的低谷，雷北村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更无盈利可谈。这种形势不是雷北村干部所能左右的，整个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受阻，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尽管如此，雷北村还是依靠集体原有的经济实力，苦苦挣扎，度过了难关。纺纱厂坚持生产，村办企业安排了400名左右的人就业，支付了500万元工资，交纳了550万元国税，偿还了贷款本息700多万元，给村上上交了提留款。村上用这笔钱补助盖楼房的群众，建文化楼，投资100万元建标准化学校，大街小巷铺上柏油路。全村家家户户14年没有上交过村提留，仅此一项减轻农民负担60万元。至于“一部分‘当权者’得了实利”，县委工作组已经过调查，对村级和企业总公司账务进行了严格审计，结论是：“没有发现村干部侵吞集体财产的问题”。

新华社电讯稿《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在“在雷北村，大小事情几乎都由张有耀一个人说了算”的大帽子下，列举了1994年雷北村办“石子馍”厂的事，说派出考察的同志提出否决意见，张有耀仍决意投资上马。《农村大世界》“焦点”文章《失去民心的背后》则写道：“他（指张有耀）集党权、人权、财权于一身，几乎大小事都一个人说了算。”列举的惟一事例也是这个办“石子馍”厂。

事情的经过并非如此。雷北村派出考察这一项目的是企业办主任王齐温，他到西安走访了食品工业方面的行家，心里仍不踏实，又去西北农林大学拜访了著名食品专家陈锦屏教授，都支持立即上马。后来党总支、村委会又把陈锦屏教授请到雷北，陈锦屏教授同时带来几位技术人员，给雷北村党总支、村委会和总公司干部讲了食品工业的现状、前途和“石子馍”的市场前景，设计了“石子馍”的几种品味配方，把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统一起来。最后，又在全体党员和全体村民代表会上征求意见，取得一致意见后才决定上马。当年考察“石子馍”项目的王齐温，至今都不认为这个项目没前途，只是经营策略和广告等方面存在不足而尚未打开销路。1998年春节过后，雷北村党总支、村委会和企业总公司开会研究的8个企业产权改革方案，其中就包括加工“石子馍”的食品厂，准备重新启动这个项目。结果跟其它企业改革一起，被闹事者搅黄了。

新华社几篇文章中，都有一些凭空想象和张冠李戴栽脏陷害张有耀以及雷北村干部的叙述和描写，故意往他们头上扣屎盆子。电讯稿《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开头所写的雷北村接待站破败景象，那是闹事者非法夺权一年半之后的特写镜头。昔日的接待站何曾是这般模样？办公室的锦旗、奖牌已经被他们砸坏撕烂扔掉，如果存在怕是要比岐星村多好多倍。接待站的东西被抢的抢了，砸的砸了。记者眼前看到的恰恰是那些人作恶的罪证，但却被华年轮们算成了张有耀和原雷北村干部的罪过。

电讯稿《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写到雷北村“村上经济这几年连续滑坡，可村干部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竟编造一些虚假数字应付上级。”《农村大世界》“焦点”文章《失去民心的背后》也同样写道：“这几年雷北村与周围村的差距越拉越大，可为了顾‘面子’、保‘位子’，村干部依然靠作表面文章、捏虚假数字苦苦支撑。”究竟怎样编造虚假数字，捏了哪些虚假数字？两篇文章都没有举出例子。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雷北村长期以来在经济数字上宁可少报，决不多报，上上下下人所皆知。华年轮们在这里纯粹是毫无根据血口喷人！

在新华社几篇文章中，记者都直接给张有耀编造了一些“认为”和语录。电讯稿《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有“张有耀认为‘村民自治就是放任自由’。”（《农村大世界》“焦点”文章《失去民心的背后》则写做“搞村民自治就是村民自由”。）“只准我浪（玩），不准你们浪”。（《农村大世界》“焦点”文章则写做“我可以‘浪’，你们不行。”）张有耀“认为这是‘一小撮恶势力要夺权’、上访群众是‘反动组织’，并多次以党总支、村委会名义打报告、开名单，要求公安部门上门抓‘闹事头头’。”（《农村大世界》“焦点”文章《失去民心的背后》则写做张有耀“认为这是村上‘一小撮坏人要夺权’，并多次向公安局开出一串串名单，要求捉拿‘闹事头头’。” 把以党总支、村委会名义打报告、开名单，变成了张有耀自己开出一串串名单。）《内参选编》1999年第21期文章中还编造张有耀说：“我让你富你就能富，不让你富你只能受穷。”请问堂堂新华社记者华年轮们，张有耀并没有告诉过你们他有什么想法，而你们文章中张有耀那些恶狠狠的“认为”是从什么途径采访得来的？新闻的生命是真实，不允许把文学手法运用于新闻写作，这是最起码的新闻常识，你们不可能连这也不懂？另外，那些漏洞百出的张有耀语录，张有耀从来没有讲过。张有耀不可能可笑到那种程度，水平也没有那么低。说到张有耀或雷北村党总支向公安局打过报告，开过要求抓人的名单，那更是无稽之谈。大荔县公安局领导曾对此评论说：这个抓人的名单到底报给哪个公安局了？反正我们没见到。张有耀和雷北干部的法制观念能哪么低？简直是侮辱人嘛！换句话说，如果张有耀有那么大的权力，决不会出现雷北村后来的状况。

我们通过上述各个方面事实真相的揭露，不难看出新华社几篇关于雷北村的报道，真实性几乎为零。这样全面失实的新闻，就连业余通讯员都很难写得出。可是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记者却写了出来，发了出去。据说华年轮已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太太，何以有这么大的精神去炮制这么一篇篇害人的东西？不免让人猜测其中必有蹊跷。这些失实的报道，对张有耀以及雷北村干部名誉的损害，心灵的创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雷北问题的复杂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极坏作用。这笔账该怎么去算？跟谁去算？是中国新闻界坐头把交椅的新华社的耻辱，还只是华年轮们个人的罪过？尤其是在连篇累牍的失实报道发出之后，雷北村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当即向新华社寄送了批评其失实的抗议材料，不知为什么竟不哼不哈至今没有看到一个字的答复。是做贼心虚不敢回答还是故意包庇助纣为虐？这大概需要新华社的领导们自己站出来，回答这些尖锐而深刻的问题。

新华社的权威同样面临危机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