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牺牲"的代价

一

这里，我们回到本书开头《引子》中所说的《“牺牲”的代价》那篇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在阐述了雷北问题发生、发展和处理的全过程，以充分的理由批驳了“牺牲干部求稳定”的荒谬绝伦之后，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阐发了作者由此而引发出来的忧思：

雷北村是西北黄土高原黄河岸边一个十分偏僻的小村庄。雷北村发生的集体上访和闹事在全国并非罕事，奇特的是它的处理方式“牺牲干部求稳定”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恶果，给予人们太多的忧虑和思索。

忧思一：“惟上”不“惟实”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怎么还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种比贪污侵吞成千万上亿元更为可怕的腐败，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

“惟书”、“惟上”不“惟实”的封建主义思想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改革开放前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阻力，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灾难。1957年反右派，说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是要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于是全国上下一下子就揪出了几百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几乎把中国的一代精英一网打尽；大跃进，说放卫星都放卫星，一亩地上用麻袋装粮食也堆不下的数字，竟被红口白牙说成了实有产量，随之而来便是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庐山会议，毛泽东说彭德怀反党，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举手，生生把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打成了反党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最高指示”成了衡量和指导一切的金科玉律，使中国人民经受了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浩劫；后来又是“两个凡是”禁锢人们的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绊脚石。邓小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独有的雄才大略把人们从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下解放了出来，才有了国家兴旺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今天。江泽民同志继往开来高屋建瓴般提出“三个代表”伟大思想，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给中国共产党注入了新的活力。实践证明，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是人类社会前进的锐利思想武器，伟大的真理性无庸置疑。然而，我们从处理雷北问题的过程中，却明显地感觉到“惟上”不“惟实”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阴魂不散，依然侵害着我们党的肌体，成为某些人权欲熏心、明哲保身所奉行的信条。中共大荔县委先后派出5任工作组，100多名干部，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和调查研究，已经弄清了事实真相，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报告中共渭南市委得到同意着手处理雷北问题，并且已初见成效。此时省上领导一个指示说转弯子，大家便统统都跟着转了弯子。中共大荔县委第6任工作组又在雷北村驻了一年多，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受到雷北村少数恶势力的倒行逆施，却仍然原封不动地盲目执行“牺牲干部求稳定”方针。时至今日，在长达3年（又过去了两年，总共5年）多的时间里，从渭南市委到大荔县委，再到范家乡（镇）党委三级党的委员会，大大小小数百名领导干部和党员，有谁再去雷北村看看，“牺牲”了干部并未求得稳定，反而更乱更糟得一蹋糊涂的现状？又有谁斗胆站出来向上级党委直至党中央阐述雷北问题的真相？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敢于以党性原则这么去做了，也许当年“牺牲干部求稳定”方针的提出者会幡然醒悟，重新做出正确的指示。毕竟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也没有。最后竟然发展到对于涉及雷北村的任何问题，都没有人去碰去管的可笑地步。这种可悲的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深深的忧虑。这是一种看不见却危害更大的腐败，对我们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要比那些贪污侵吞数百上千万甚至几亿几十亿元的大案要案大得多。我们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忧思二：张有耀和雷北村干部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了大半生，他们不清不白的悲惨结局，让许许多多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基层干部感到寒心。这种看不见的“内伤”，严重地动摇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基石。

雷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有耀曾经被树立为农村基层干部学习的榜样，30多年如一日忠诚于党的事业，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出了人所共知的显著贡献。可是，在“牺牲干部求稳定”的指导思想下，就被轻而易举地“牺牲”掉了。特别是新华社的失实报道，更把张有耀在全国上下搞得名誉扫地臭不可闻。在新华社电讯稿播发后的一个多月里，张有耀家里的电话没日没夜地响个不停。来自全国各地的询问电话有千次之多，直接到雷北村探问者就达三百多人。其中就有在《陕西两个“红旗村”一兴一衰的启示》中，用来跟雷北村相比的陕西省岐山县蔡家坡镇岐星村党委书记冯德玉。他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很觉不安，特地约请省委办公厅一位同志一起来到雷北村，向张有耀表示歉意。冯德玉说：“我们真不知道把我们拿来跟雷北比，要知道是这样，我们说啥也不会同意。我们了解雷北，也了解张有耀，我们岐星就是学习了雷北经验才干起来的。我们没有那么好，雷北也没有那么坏。”言辞恳切，令张有耀淆然泪下。人们都不相信张有耀是那样的人，当弄清真相后无不惊讶和哀叹。惊讶怎么能够这样不公正地对待一个几乎把一辈子都献给了共产党的先进模范？哀叹难道共产党也能把人冤枉死？他们说，基层干部身处第一线，有很多事是代上级受过，干工作按政策办事难免得罪人，连张有耀都落了个这样的下场，我们将来能比他好多少？这种以张有耀的悲惨结局为参照，自然而然想到自身的兔死狐悲顺理成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在台上执政的共产党，竟然连自己的同志都保护不了，怎能不让众多继续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人感到不寒而栗！

忧思三：怎么能把一个地方的绝大多数党员看做问题的对立面？难道要树立一个没有共产党照样大发展的“样板”？

据中共大荔县委工作组调查，雷北村共有党员75名，有9名党员在上访材料上签过名，其中6名参与过闹事活动。绝大多数党员是站在党性立场上，坚决反对和抵制闹事的。在执行“牺牲干部求稳定”方针解决雷北问题后，雷北村50多名党员先后多次签名上书上级党委，反映事实真相，阐述他们的立场和观点，要求公正地处理雷北问题。结果不但不被听取和重视，反而视做解决雷北问题的绊脚石，进而一脚踢开，让没有共产党组织存在和活动的状况持续数年之久。如果说雷北村的党员中出了几个腐败分子很有可能，但是把绝大多数党员划到正确路线和广大群众的对立面，这不仅仅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而是立场和原则上的极大错误。我们共产党绝对没有堕落到要被人民彻底抛弃的地步！从1999年年初完全由“造反派”执政开始，雷北村就没有了党的组织，没有党组织的任何活动。2002年年初党总支恢复，却又被打得连办公室都进不了。在没有党组织的监督下，造反上台的雷北村委会几乎干的全是跟党和政府作对的坏事恶事，使雷北村乱上加乱。实践再一次证明，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办不好的事，那就谁也办不好；如果说我们共产党人在工作中出现问题和失误，需要批评和纠正，但是因此而一脚踢开共产党，那将对中国的老百姓是一场灾难！对于雷北村恶势力长期抛开党组织，蔑视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无法无天行径，先是默许和容忍，后来又显得束手无策，只能说明管辖着雷北这块地方的党政官员昏庸无能！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开这样的先例，搞这样的“试点”，更不能树这样的“样板”！

忧思四：在依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的今天，公民的基本权利究竟还能不能得到保障？全国党代会代表、全国劳动摸范、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被严重侵权而立不了案，想要向人们说明什么？

如果张有耀已经堕落成一个腐败分子或者触犯了刑律，他即使过去有再大的功劳和天大的荣誉，都应该毫不留情地打倒或者绳之以法。可是，经过中共大荔县委先后5任工作组100多名干部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地毯式调查落实，证明那些旷日持久的诬告纯属不实之辞。在这种情况下，却还要“牺牲”张有耀，把张有耀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如果这种“牺牲”换来了雷北村的稳定，那么张有耀的“牺牲”也是对党的贡献，就十分有价值。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不仅仅是宝贵的生命，这种牺牲也是一种牺牲。可悲的是“牺牲”了张有耀和雷北村一大批干部，换来的却是雷北村更大的混乱和灾难。雷北村一些人诬陷诽谤张有耀采取了非法的“文革”手段，诬陷诽谤的内容不只是要张有耀下台，而是要置其于判刑坐牢以至枪毙的死地。与此同时，还对张有耀及其家属子女进行迫害，严重侵犯人身基本权利，构成了犯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张有耀有权提起诉讼，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编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包括犯人）的，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处分。”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非法管制他人，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张有耀根据这些法律的具体规定，依法向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提起诉讼，追究张庭腊、王建设等人的诬陷罪、诽谤罪、侵犯私人住宅罪和人身伤害罪，却始终连个案都立不了。更不要说面对堂堂的新华社和新华社记者，在那样大的范围内几乎全部失实的新闻报道而造成的名誉损害，去依法追究其损害名誉罪。那越发没有地方去告，也更没有人敢于立案了。一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宪法》规定的人身基本权利受到严重侵犯时，上诉到政法机关却连个案都立不了。这种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做法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相去甚远，让人们不由自主地由此及彼有太多的忧虑。

忧思五：什么才是真正的稳定？不讲原则，不讲法制，“求”来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这是所有希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人们都懂得的基本常识。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稳定？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此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百姓大众所希望的稳定，是在法制前提下，人人奉公守法，个个安居乐业，从而建立起一个和谐安祥的社会秩序。这种稳定，是建立在化解了各种矛盾，唤起人们自觉消除各种隔阂，实现安定团结基础上的稳定。决不是某些人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或为掩饰自己的错误或罪恶，或为保自己头上的乌纱帽，而丧失原则掩盖矛盾，甚至不惜践踏法律维持出来的表面稳定。可悲的是，后者却屡屡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让人们难解其中谜。譬如，已被揭露出来的一些高官巨贪，动辄贪污侵占数百上千万元而被判了重刑，个别的还被送上了断头台。难道他们的黑手开始伸出，或者在达到一定的数额之时，能够不露一点儿蛛丝马迹？如果及早采取得力措施斩断黑手，就不至于养虎为患，造成最终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又譬如屡见公开报道的惊天大案，那些为害一方的黑恶势力开始之时不会不在当地造成一定的恶劣影响，人们群众也不可能对此没有反映。为什么那些地方的党政官员不在犯罪分子初始作恶就将他们绳之以法，而使其猖狂至极不可收拾时才大动干戈？虽然为非作歹者最终未能逃脱法律的严厉制裁，但是党和国家的利益以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到的巨大损失已无法挽回。在那些巨贪和黑恶势力被彻底揭露之前，那些部门和地方似乎清正廉明歌舞升平，一派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然而党和人民却最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雷北问题的处理正是这种现象的翻版。面对几个“造反派”肆无忌惮的闹事行径，不是坚决地依法予以必要的制裁，遏制其对社会带来的不安定因素，而是不讲法制网开一面，不讲原则“牺牲”干部。以至于党中央、国务院树立起来的先进单位的声誉而不顾，于雷北村经济发展和2000多名群众的生计而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纵容黑恶势力，去“求”一种暂时和表面的“稳定”。结果，不但连暂时的表面的稳定都没有“求”到，而且成为长期不稳定的根源。直到最终连雷北村的大小事情都不去过问，生怕暴露出不稳定的真相，让雷北群众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雷北问题的处理，再一次证明不讲原则，不讲法制，掩盖矛盾，藏污纳垢而得到的稳定，是最靠不住的稳定。这种“稳定”得到好处的是那些权欲熏心者，而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却受害无穷。让人们十分忧虑的是，这样浅显的道理，至今尚有不少领导干部，甚至包括一些已身居高级干部职位者不懂或者懂得装做不懂。

二

《“牺牲”的代价》成稿后，我先寄给陕西某一家似乎常发一些批评稿的报纸，并写给总编辑一封信，说明该文干系之大，如若对事实的真伪有所怀疑，可派记者重新予以调查。结果石沉大海，连个音讯也不见。我感到这样的稿子怕是在陕西无人敢发，便又寄给广州的《南方周末》、《羊城晚报》和北京的《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大地）》。普遍撒网，逮住哪条鱼是哪条鱼。

就在稿子发往广州、北京后不几天的一个下午，中共大荔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到家里来家里找我，问我是不是写了一篇关于雷北的报告文学。我毫不隐讳也不必隐讳地回答说，是写了这么一篇稿子，不是报告文学，可以称之为特写或者调查报告。宣传部长说能不能不要发这篇稿子，雷北问题很复杂，请我不要介入。我说，稿子已经寄给了有关的新闻媒体，发不发已经不能由作者说了算。宣传部长说，可以立即采取措施收回稿子嘛！我说，我写稿寄稿就是为了发表，为什么要收回呢？

原来不知道怎么走漏了风声，时任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并负责处理雷北问题的一位领导同志得到消息，打电话给中共大荔县委书记，让找作者采取措施无论如何不能让稿子发表出来，至少也不能让在马上就要召开的中共陕西省第十次代表会议期间发表出来，以免影响省党代会的选举结果。把调查报告说成报告文学，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过这篇稿子，更不知道其具体内容。大概只是道听途说有人写了这么一篇稿子，篇幅很长，批评“牺牲干部求稳定”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为张有耀和雷北村干部鸣不平。于是便慌了手脚，采取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阻止其公之于众。如果他们依然确信在雷北问题上没有错，则大可不必这样鬼鬼祟祟。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采取组织措施，一方面严肃批评教育作者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写出的是观点错误的文章，文责自负，由此而造成的极坏影响必须承担一切责任，促使其醒悟，让作者自己看该怎么办。另一方面以组织的名义致函新闻媒体，阐明正确观点和态度，告知如果刊载这篇稿子引发某种恶果要负法律责任。某一级党委的意见自然要比作者个人意见顶用得多，稿子将永难见天日。他们之所以不敢这样做，说明心里有鬼！他们一定害怕依然坚持已被实践证明的错误，反而会诱发那些在全国极有影响的新闻媒体的新闻嗅觉被抓住不放，派出记者实地采访一番，那就越发放不下了。实际上我想要的就是这样一种结果，并不奢望牵扯到省级领导的重大新闻题材，单凭作者个人一面之辞就能够曝光出来。

中共大荔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没有“煮”烂我这个“牛头”，中共大荔县委书记房龙山亲自找我谈话。据悉在此之前曾有意动用公安机关对我采取某种特殊措施，后又觉欠妥而作罢。这位来自陕北老区总人口不到5万人的黄龙县县委书记，取代当年坚持正确处理雷北问题的原大荔县委书记王焕有而异地交流到大荔县。张有耀和原雷北村干部最终被“牺牲”和千方百计把“造反派”扶上台，以及让雷北村出现长时间没有共产党组织和活动的不正常状态，都是这位县委书记领导下的“杰作”。干部“牺牲”后雷北村是否稳定，他应该一清二楚。自从县委第6任工作组撤离后，雷北村的大小问题再没人管，没人查，也应该是来源于此人的指导思想。中共大荔县委书记房龙山不愧是不折不扣甚至创造性执行“牺牲干部求稳定”方针的模范。如果说他在大荔县尚未被揭发出有什么贪污受贿，还有着一副清正廉明的形象，那么他在雷北问题上长期所持有的指导思想和不正常态度，却是一种不能令人容忍的极大腐败。

县委书记房龙山极其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后边，以他惯常具有的装模做样，首先介绍了他来到大荔县后所干的两件“大事”：一曰抓了设施农业，建了多少多少个温室大棚。此公在这方面确实像县长而不是县委书记似地做了很多工作功不可没；二曰抓了全县的稳定，妥善处理了对全县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雷北问题。他说，雷北问题十分复杂，有历史渊源，有现实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处理雷北问题既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又需要有充裕的时间，因此不允许新闻单位介入。要相信县委能够最终处理好雷北问题，雷北问题的处理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他希望我也不要插手雷北问题，以免给全县的稳定大局带来副作用。

我洗耳恭听了房龙山书记长达半个多小时既不像讨论问题又不像训诫下属不伦不类的谆谆教导后，却很难接受他那种继续坚持“牺牲干部求稳定”的观点与态度，于是便也一本正经极其严肃地进行了反驳。我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所写文章的具体内容，提出了前文已经阐述过的5条忧思，请领导指正。接着又对县委书记所说的“需要时间”表示质疑，说：“雷北问题从发生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3年解决不了一个村子的问题，仍还需要时间，这样的工作效率未免太低了。再说，雷北村群众已经等了3年，如果再要等三五年，他们还发展不发展经济，吃不吃饭？”

县委书记房龙山来到70多万人口的大荔县后大概还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个敢于如此跟他讲话的人，也没有想到我会是这么一个看不明风向掂不来轻重的货色，恼怒生气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不雅地中断谈话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忽然间由凛然不可冒犯而变得底气不足，并未就我文章中的内容和忧思正面发表赞同或者反对的任何意见，也没有对“需要时间”的质疑做出回答，只说他明天就要去参加省党代会，见了省委领导总得有个交待，恳请我体谅他的难处，能够以修改为由收回稿子，并且立即有所行动。他竟还态度诚恳地表示接受我的正确意见，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一定能够正确处理好雷北问题。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10时以后……

第二天凌晨，中共大荔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陪同和监督着我，直接来到咸阳机场，先飞广州，后飞北京，以需要修改为由，从有关报纸和刊物编辑部要回了稿子。我虽未像宋江那般被“招安”，但却由于种种可以公开或不宜公开的原因，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回投降派。

三

又3个年头过去了。

2005年4月一个阴霾的日子，《陕西农村报》几位记者要到雷北村，看一看昔日的先进村如今有什么新发展，我跟着一路同行。汽车驶进村子，家家门前堆放着柴草，有的巷道堵得连人都很难走得过去。大路边垃圾随处可见，过去的花草和风景树，已经不见了踪影儿。棉绒厂、纺纱厂围墙破败，听不见往日的机器轰鸣声。街道什字几家小卖部和一家饭馆门前，各自聚集着几个人打扑克和闲聊，没有看见一个人吃饭和买东西。昔日党总支、村委会办公和接待来客的接待站门前，花坛不见了，宣传橱窗破烂不堪蛛网密布，地面上除了垃圾就是杂草。接待站门头上挂着一块陈旧的村委会牌子，记者走进门连喊数声，用做小卖部大门朝外的一间房里走出人来。记者问村党总支在哪个房里办公？回答说没有党总支，不知道在哪儿办公。又问村委会，回答仍然是没有村委会，也不知道在哪儿办公。记者楼上楼下转了一圈儿，看见几乎所有的窗玻璃都被打碎，有的门窗竟被挖掉，房间里空空荡荡什么东西也没有，简直是一座破烂不堪垃圾遍地的废弃建筑物，连一个人也找不到。

无奈之下，记者只好在村子里转悠，随机采访一些村民。

在第2村民小组，一个嘴唇动过手术的小伙子告诉记者，现在的雷北人没法活了。过去张有耀当政时，只有两件事群众有意见，一是农业税太高（农业税由乡政府征收，与村上无关），二是抽水站水费太高。现在的水费还是比国家抽黄灌溉工程水费高出一倍多。其它都没有啥，大家也很满意。现在村上企业倒完了，塬上的地每人只有一亩，靠啥生活？只有到滩下去给人家打工，只有到了棉花收获季节才有工可打。天不明从家里起身，天黑净了才能回来，挣死挣活，一季下来也就是挣个两千来元。

另一位50多岁的人接过话茬说，滩下的地是我们雷北的，王建设不给雷北人种，包给外地人，雷北人又在自家地里给人家打工，这叫个啥球子事嘛！都只怪张有耀过去给集体攒的摊子太大了，让有的人眼红，总想分。现在是分没分上，叫董光了，安宁了。

记者沿着抽水站渠道边的小路来到村北，雷北村塬上的2,000多亩土地尽收眼底。昔日纵横成行树荫遮天的路旁渠旁树木，此时看不到一棵。一个在果园里干活儿的年轻妇女告诉记者，卖光了，都卖光了，连一丈多高的小树也被偷挖完了。她还说，现在的雷北人穷到底了，种地没地，苹果卖不上价，出去做个生意既没本事又没本钱。过去一家在村上企业做工，男的一月400多元，女的300多元，吃住在自己家里，一年下来七八千上万元就是实落。再加上地里收入上一些，日子就能过。现在靠啥哩？有些人在村里开个商店，办个饭馆，自己挣自己的钱，也不如原来好挣了。过去纺纱厂红火的时候，光饭馆就开了6家。纺纱厂一着火，第二个月就剩下了一家，还没人吃。雷北人穷得到滩下打工都拿的干馍凉开水，谁还进得起馆子？

在巷道里，有人指着王建设家的房子和院子对记者说：看见没有？那是我们王主任家，两座院子加上人家私人办的棉绒厂，足足有两亩地大。过去说人家张有耀多占了多少平米的庄基，现在他占的比全村任何一家都大四五倍。捞美了，不干了。过去村里的账，县里几十个人查了两年，没查出一个钱的问题。这几年王建设当主任的账，群众提了多少意见，为什么乡上县上都不派人来查？他敢让查吗？这硬是让雷北瞎哩！

一位不久前刚被村上派来管理雷北村接待站的人告诉记者，有啥可管的，你管谁呀？接待站的东西全被拿光了。整座二楼的24间房子，几年前被一位在家里让老婆孩子训得不敢吭声的人，有一天为了在村人面前显示他的厉害，跑到接待站宣布二楼归他了，于是便关上所有房间的门，再没有人敢上二楼去。接待站一楼西头临街的房子，被挖掉窗子变成门面房，开起了饭馆、商店。雷北村曾经接待过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等外宾，省、地、县都觉得接待站档次太低，专门聘请了世界知名建筑专家梁思成的得意弟子、主持过西安南大街整体规划的西安市城市规划局局长韩冀精心设计，在招待所后边建造了一个外宾接待室，室内装修考究，家具配备高档。如今，这座先后接待过7个国家外宾的高档居室，室内所有物件已被洗劫一空，房子被一户人家占据作了养鸡场。接待站的房子谁想占就占，东西谁想拿就拿。过去每个房间都有床板被褥桌椅板凳，还有几个用来接待领导的高档间，沙发、地毯、台灯、衣柜，光被子就有五六百条，现在啥啥都没有了，连房里的暖气片也被人拆了卖了。有一次开“两委会”，总共11个人，角角落落找遍，包括三条腿的在内，都没有找够11条凳子。

雷北村公物被偷被抢被占的现象不仅仅是一个接待站。据村民反映，原来用作农民技术学校的文化楼，全部被跟随造反的人所霸占。有的一家几口住了楼上好几间房子。有个人当年跟王建设“造反有功”，王建设在接待站房子都住不完的情况下，竟把这个人家里房子租为纺纱厂职工宿舍，合同一签就是8年，每年房租5000元，这个人一家又搬到文化楼上去住，一分钱不掏。一层临街房全部被挖窗开门，私人占据做着各种生意。原来集体的苹果库三间大房变成了私人住宅，就连一两间大小的电房、水库房、树木管护房，如今也被私人据为己有……最为可气的是村上的抽水站，从闹事开始被抢占后一直为闹事骨干石林所霸占。每年上多少水，浇多少地，收多少钱，既无人管也没人问。水费该收多少，是高了还是低了，全由石林自己说了算。过去集体投资建成的抽水站，修筑衬砌的的大小渠道，如今全都成了石林个人经营赚钱的工具。王建设执政七八年来，这些乱占集体房屋、资产和设施者，既未经任何人批准，也未跟任何组织签订过合同，更未向村上交过一分钱。过去抢了占了，现在还依然占着，并且理直气壮要也不还。

最后，记者好不容易找到现在的雷北村村委会主任张栓马，问到雷北村目前的状况。张栓马长长叹了一口气，说：“现在雷北村这事，谁都没法再干！”

张栓马告诉记者，2003年5月王建设不干后，乡（镇）上领导找到他，让他当雷北村村委会主任。他当时根本不愿意干，知道这是个坐萝卜的事儿。乡（镇）上领导一再打包票说，你干，乡（镇）上给你撑腰，有啥问题一定帮助你解决。这样，他就把这个事接承了下来。接手后首先是搞移交，王建设就是不移交。不要说交下来多少钱，连账都不交，债权不交，债务也不交。王建设说上手没有给他移交，他也就不给下手移交。上届村委会是被他们夺的权，夺权后村委会的账被收到县上去查，至今还放在县上。乡（镇）上说要不你也把账交给县上，这一任的人从县上取。王建设还是不交，既不给村上交，也不给乡（镇）上、县上交。纺纱厂是他们选举上台后接管的，上任厂长给他们办了移交，他们总该把纺纱厂的账移交吧？王建设还是不交。纺纱厂每年进出一两千万元，到底雷北现在还欠外边多少钱，卖出的货还有多少钱没有收回来，一概不知，这个村长还怎么当？我们确切知道就有10多万元的现金还拿在私人手里。乡（镇）上为了说服王建设交出雷北纺纱厂的账，找了王建设好多次，王建设就是不交，乡（镇）上也就没了办法。到现在都快一年了，王建设还是不移交，村上连会计、出纳都没设，还怎么开展工作？

张栓马说，现在雷北村一是风气太坏，二是人心太散，三是秩序太乱。几年来形成的谁歪（方言，即恶，蛮横不讲理，以武力相威胁之意）谁有理，把你村干部就不放在眼里。滩下的机动地，村上决定收回来平分给各家各户，有的人就是不交地，承包费也不给一分，说是王主任给他的地，说的不让他交钱，你就没办法了。纺纱厂的机井是村里花几十万元打的，厂子现在停了，村上还准备用保险公司赔的钱再买点设备，利用现有的人员、技术、经营门路上马。有个人竟然往机井上把电一拉，在村里卖水。我叫人去把电线摘了，这个人便找到我家里，气势汹汹地问我为啥摘他的电线，声言跟我不得毕（方言，不得完的意思），要去乡上县上告状。你看，连一点儿理都不讲！现在雷北村人与人之间结下了死仇，一条巷子的人互相不说话，有的很近的亲戚之间也断了来往。红白喜事，这一派的人不到那一派家里去，那一派也不到这一派人家来。派还不只是两派，有原来支持老领导的，有王建设那一摊子的，还有张庭腊一摊子的，另外还有曾经跟着闹过事，又王建设、张庭腊一齐反对的。这种隔阂恐怕一辈两辈人都消除不了。更不要说，村上的家底都叫董光了，又背上那么多的烂账，十辈子都翻不起身

张拴马还说，过去我们雷北是有名的先进村富裕村，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争着把女子往我们雷北嫁，光在纺纱厂上班的外地姑娘就有上十个嫁给了我们村的小伙子。现在雷北是有名的闹事村、烂杆村，不管啥地方的人一提起雷北，都说你们村闹得凶，越闹越穷。现在人都不愿意把女子嫁到雷北来，有的两个娃都谈好了，父母亲戚就是不同意。说是日子过得穷一点儿都不害怕，就怕不得安宁。雷北现在是又穷又不得安宁，把女子给到那儿倒图了个啥？据我们统计，全村现在就有40多个二十四五到三十的小伙子娶不下媳妇，你看瞎到啥程度了！

张栓马一番话说得人脊梁骨一阵冰凉。这位雷北村现在的当家人并非只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雷北村的现状摸得很清，问题也看得很准，分析得很透彻。在“造反派”登台执政的6年里，全国人民都在满怀信心地发展经济奔小康大步前进，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方针正在促进偏僻落后的西部乡村日新月异大变化，而他们却把一个原本文明富裕的雷北村推向灾难的极限。30年艰难创业，只6年踢踏个精光，还背了一屁股烂债。此时重新崛起，谈何容易？团结奋斗穷则思变的那么一股子劲头在雷北村已经看不到了，有的只是人心涣散，相互敌意，鸡鸣狗盗，邪气横行。“牺牲干部求稳定”指导方针提出者本该是想要打破常规，以独特方式处理雷北问题，取得打倒一个“禹作敏”，换得百姓齐欢呼那样的效果。他绝对没有想到，最终带给雷北人民的却是这样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张有耀不是禹作敏，他在这里犯下了一个有违初衷的错误。

难道雷北村就真的没救了么？

路在何方？路不在脚下。求求管辖着雷北村的省、市、县、镇的官老爷们，发发慈悲，救救雷北！

后记

报告文学是一种跨越新闻和文学两个领域的作品体裁。偏重于新闻的报告文学表现为极强的新闻性，即在事件发生之后最短时间里，采用文学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事件的全过程，加深读者对事件的了解和认识。偏重于文学的报告文学则表现在它的文学性，即通过对某一事件过程或某一人物经历的叙述，反映出某种时代特征或人生哲理，给人以艺术般的享受。这部报告文学似乎介于这二者之间。

作为新闻，这里所揭露的事实内幕至今尚鲜为人知。就是在雷北村所在的大荔县，人们对于“雷北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有耀到底是不是腐败分子或者雷北的“土皇上”，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因此，真实地再现“雷北问题”的全过程，把“牺牲干部求稳定”给雷北村集体和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公之于众，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关注，重新审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或许能够修正错误，惩治犯罪，还张有耀及原雷北村干部们一公道，使雷北群众免遭更大的损失。这是新闻应当担负的职责。如果为了这一目的，这部书的出版就显得为时太晚了。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造反派”的作恶行径已经过了追诉期；“造反派”执政所造成的损失和恶果已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譬如变成灰烬的雷北纺纱厂，即使把那些为非作歹者杀了，也不可能恢复到原物原样。从这种意义上说来，这部书的出版已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不过，这不是新闻工作者的失职。早在2002年作者所写的《“牺牲”的代价》的命运，已经说明“雷北问题”一直是新闻界明令不准逾越的禁区。也不是作者贻误了战机。同样是因为《“牺牲”的代价》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雷北问题”不到出现极其恶劣的后果，亦即那些“造反派”不自行暴露，雷北村不瞎到不能再瞎的程度，“牺牲干部求稳定”指导方针提出者以及忠实追随者们是不会甘愿认错的。于是作者一等再等，等到了这么个“马后炮”的时刻。即使如此，一心只为保乌纱求升迁的官老爷们还会不会幡然醒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一个小小的雷北村，2000多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死活，跟他们的“脸面”和仕途相比，孰轻孰重，他们心里的天平和共产党的宗旨是不一样的。

作为文学，“雷北问题”所反映出来的重要社会历史意义，值得人们广泛关注。尤其值得依然坚持“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的人们高度警觉。雷北村是共产党长期以来树立的全国先进典型，张有耀和原雷北村干部是共产党要人们学习的榜样。极左时期可以不做数，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国务院嘉奖和1986 年党中央授予的“全国先进党支部”以及张有耀、张润叶分别当选第十一、十三、十四次全国党代会代表，总该不会都是瞎了眼睛瞅错了对象看错了人？如果连这些也都不算数，那对我们党的威信该是多么大的损害！更为重要的是，雷北村和张有耀们尽管没有继续做出更大的成绩成为当今的先进典型，但是深入细致的调查证明，他们绝对没有走向反面，仍然一心一意尽其所能地贯彻执行着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奔小康，做出了并不比别人差多少的业绩。在这种情况下，屈服于一股对党和政府不满的恶势力，让他们甚至共产党的组织靠边站，把一个先进村的村民自治以及其它一切权力拱手让出去，让“造反派”长时间胡作非为。这种做法究竟想要告诉人们一个什么样的危险理论和信息？这些似乎不是文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却应当是文学关注的对象。

真理的力量是坚不可摧的！在权力统治一切的地方，单靠一篇文章或一本书解决什么问题，是十分天真和可笑的。如果因为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解决了什么问题，也是非常可悲的。舞文弄墨的都是一些既受人尊敬又被人鄙视的无权无势者，其中很多人也已堕落为比专事仕途的政客们还会看风使舵的可怜虫。尽管如此，我还是执意要把这部书写出来，不仅仅是为了给张有耀以及原雷北村干部正名，也不是想要把那些为非作歹者绳之以法。而是要向人们表明，老百姓并不都是任人捏来捏去的泥巴，那些依靠权势而得意一时的人，也并不是最终的胜利者。也许这本书出版后，“雷北问题”依然旧我，张有耀以及原雷北村干部依然不明不白下去，雷北村也依然一天比一天更糟。但是只要读了这本书的人，能够真正了解了“雷北问题”的真相，知道张有耀以及原雷北村干部还是那种值得我们党骄傲，人民群众称赞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而后或者掩卷深思，或者满腔激奋仰天长叹；那些早已知道或者刚刚醒悟过来自己干了亏心事的人，或者心跳加快了那么一下，或者脸色微微红了那么一下。作者的心愿也就足矣！

当然，我们更希望看到出于党性原则或良心发现的人们，去干他们想要干的事情，促成“雷北问题”的全面正确解决，救雷北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想，“雷北问题”总还是没有到了那种无可救药的地步吧？

这部书稿写成已有半年有余，究竟出与不出很费了一番思索，就在付印之时仍还在犹豫不决。这部书出版后不可能无声无息无人理睬，“雷北问题”既是某些人的一块“心病”，又是罩在很多人头上的一块阴影。过去曾经关心和了解雷北村的人，不管官大官小，知道我在写这么一部书时，都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并期望尽早看到它。同时，也有一些人对这部书出版后我可能遭遇的不测表示担忧。雷北村一位跟张有耀一样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几十年，而今家境十分困难的老党员对我说，老马，我们这事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你不要为雷北的事给你惹出啥事来。张有耀似乎也已被摆布得没了脾气，说起雷北的事，一肚子的苦水直往外冒，但要就此做点什么文章，又连打退堂鼓，说算了算了。我想，我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完完全全按事实说话，既不违犯《宪法》，又不违背《党章》，政治倾向上没有任何问题，你能找我什么事呢？如果因为要治我个什么“罪”而去重新调查一下“雷北问题”，我则求之不得。

我已经为这部书将可能引发出来的一切未卜之事做好了精神准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我为此而付出的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就在这部书稿付印之际，党中央重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话题，以此作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看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事当与我们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存。可是，曾经被原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勃兴同志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雏形的雷北村，如今却成了当地最有名的穷村、乱村、烂杆村。我们是不是先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让它恢复从前的丰采呢？否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又是在唱高调放空炮么？

2005年12月31日

于古城西安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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