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评剧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花为媒》、《牧羊圈》、《打金枝》、《杜十娘》、《人面桃花》、《玉堂春》、《马寡妇开店》等。在现代戏的创作中，评剧也硕果累累。《小女婿》、《刘巧儿》、《金沙江畔》、《祥林嫂》、《江姐》、《洪湖赤卫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国话剧
中国话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植到中国的外来戏剧样式。为与传统舞台剧、戏曲相区别，被称为话剧。中国话剧大体经历了以下5个发展阶段。
新剧时期：1906年，受日本“新派”剧启示，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组织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东京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同年，王钟声等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这就是“话剧在中国的开场”。这种以对话为主要手段的舞台剧被称为新剧，后又称文明戏。以后10年间，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先后出现文艺新剧场、进化团、南开新剧团、新剧同志会等一批新剧团体，演出《热血》、《共和万岁》、《社会钟》等剧目，受到民众热烈欢迎。辛亥革命失败后，新剧逐渐衰落。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予倩。
爱美剧时期：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对新剧启发民众觉悟的力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推崇介绍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1919年胡适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是他们主张的代表。同时，陈大悲、欧阳予倩等人响亮地提出“爱美剧”非职业戏剧的口号，先后成立民众剧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戏剧团体；《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田汉），《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一片爱国心》（熊佛西）、《泼妇》（欧阳予倩）、《一只马蜂》（丁西林）等一批优秀剧目诞生，为中国话剧建立了重要的文学基础。1922年留美专攻戏剧的洪深回国参加戏剧协社，针对文明戏的不良习气，从剧本、舞台纪律、导演制建立等方面大胆改革，推行男女合演，从而形成完整的话剧艺术体制。1925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成立，为话剧人材的培养提供了一块阵地。田汉主持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最能体现20世纪20年代新兴话剧的精神。1924～1930年先后上演了不少反帝反封建剧目，培养了陈凝秋、陈白尘、赵铭彝、郑君里、张曙、吴作人等一批艺术骨干。1929～1931年欧阳予倩主办广东戏剧研究所，出版《戏剧》刊物，组织演出《怒吼吧，中国》等几十个剧目。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被公认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人。1928年洪深创意将英文Ｄｒａｍａ译为“话剧”，区别已陈腐的“新剧”，中国话剧从此定名。
左翼戏剧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29年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从此中国话剧进入以左翼戏剧运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左翼“剧联”总盟设在上海，领导北平（今北京）、南京、广州、杭州等分盟，建立50多个左翼剧团，演出《血衣》、《乱钟》、《怒吼吧，中国》、《香稻米》、《回春之曲》等大量进步话剧，涌现出夏衍、于伶、陈白尘、宋之的等一批新剧作家以及章泯、金山、赵丹、舒绣文等舞台艺术家。1935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立，演出《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武则天》、《太平天国》，40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等大型剧目，舞台艺术水平大大提高。1934～1937年青年剧作家曹禺的著名剧作《雷雨》、《日出》、《原野》问世；1933年中国第一个营业性剧团中国旅行剧团诞生并坚持14年之久；1932～1937年河北定县农民戏剧实验在做话剧尝试；“红色戏剧”在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革命根据地十分活跃，演出《二七惨案》、《八一南昌起义》、《我红军》等几百个剧目，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士气。1935年在南京成立国立戏剧学校，以后14年中培养学生千余名，演出独幕、多幕剧近180出，活动遍及苏、湘、鄂、川等省，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话剧开始了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后，戏剧工作者8月7日在上海上演《保卫卢沟桥》，并迅速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各地宣传抗战。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1938年夏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汇聚武汉的进步戏剧工作者组成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分赴各战区，与各地自发组织的演剧组织及抗日根据地的话剧演出相结合，宣传演出遍及全国城镇乡村，形成空前大普及的壮阔局面。1938年10月第一届戏剧节上演曹禺、宋之的编剧的《全民总动员》，轰动一时，可谓这时期剧目的代表。1939年后话剧运动重心开始转入城市，中国万岁剧团、中电剧团、中央青年剧社等有影响的专业剧团在重庆成立，话剧演出剧场化。《一年间》（夏衍）、《国家至上》（老舍、宋之的）、《夜上海》（于伶）、《雾重庆》（宋之的）等一批优秀剧目诞生。1941年成立的中华剧艺社、1943年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带来营业演出的新特点。从1941年至1945年重庆各剧团连续演出《屈原》（郭沫若）、《北京人》（曹禺）、《天国春秋》（阳翰笙）、《法西斯细菌》（夏衍）、《戏剧春秋》（夏衍、于伶、宋之的）等剧目150余台。1944年2～4月，广西桂林举办了规模宏大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28个文艺团体演出话剧27台，是一次话剧艺术的大展览大检阅。在抗日根据地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大量的文工团、宣传队活跃在农村、部队，《流寇队长》（王震之）、《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等）、《李国瑞》（杜烽）等剧目，突出表现了中国话剧的战斗传统。解放战争时期，话剧活动处于低潮。《清明前后》（茅盾）、《升官图》（陈白尘）、《丽人行》（田汉）的上演是这时期的重要收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7月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成立，中国话剧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党和政府重视话剧事业的发展，先后成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以及各省、自治区、大军区的专业话剧团。《龙须沟》、《茶馆》（老舍）、《蔡文姬》（郭沫若）、《关汉卿》（田汉）、《万水千山》（陈其通）、《马兰花》（任德耀）等优秀剧目大量涌现；焦菊隐导演的《蔡文姬》、《茶馆》显示了话剧的民族化追求，黄佐临导演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介绍了布莱希特的演剧思想；文化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50年代后也出现维吾尔、蒙古、朝鲜、藏语的话剧演出，扩展了话剧艺术领域。随着文艺界“双百”方针的讨论与贯彻，1962年后出现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年青的一代》（陈耘）等优秀剧目。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话剧艺术实践荒疏、与观众割断联系的衰败时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话剧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在突破旧舞台局限、革新戏剧观念、丰富话剧艺术表现力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戏剧创作上的无场次结构、意念化形象塑造、时空跳跃情节、模糊主题等尝试，舞台艺术上的运用面具、中性服装、几何图形布景道具，激光灯光以及打破第四堵墙，缩短与观众的距离，四面观众等形式革新，引起戏剧理论界的关注，出现了一场戏剧观念与形式革新的讨论，对中国话剧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新时期话剧对外开放与交流也更为宽广，自1986年后成功地举办了莎士比亚戏剧节、奥尼尔戏剧节。北京人艺的《茶馆》多次在欧、美、日、港演出，中央戏剧学院的《俄狄浦斯王》出访希腊，均获得很大成功，是中国话剧走向世界的良好开端。
汉剧
汉剧俗称“二黄”,又有“楚剧”、“汉调”两种叫法。它为湖北主要的戏曲剧种。主要流行于湖北省境地内长江、汉水流域以及河南、湖南、陕西、四川部分地区。
汉剧的主要声腔为“西皮”、“二黄”。汉剧唱腔除了以板腔体的西皮、二黄两类声腔为主外，还兼有歌腔、昆曲、杂腔、小调等曲调。在汉剧中,锣鼓地位不可或缺。它打法多样，分为大打、小打和串打。其中，串打配以马锣，节奏感强，气氛强烈，汉剧的角色分为十大行：一生、二旦、三净、四末、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
现存汉剧剧目数有660多，多是历史演义故事和民间传说，如《英雄志》、《祭风台》、《李密降唐》等。汉剧还有很多杂腔小调和丰富的曲牌。专唱曲牌的剧目有《大赐福》、《草场会》、《五才子》等。
川剧
川剧是以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为一体而构成的剧种。主要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流行。早期的川剧有川西、资阳、川北、下川东等不同的支派。目前川剧的主要流派有：旦行的浣（花仙）派、丑行的傅（三乾）派、武行的曹（俊臣）派等。
川剧的表演特点是真实细腻，幽默机趣，乡土气息浓厚。川剧的一大特色是运用托举、开慧眼、变脸 、钻火圈、藏刀等特技来刻画人物性格，展现舞台多彩而神秘的气氛。此外，川戏锣鼓在营造川剧音乐氛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常用的锣鼓有小鼓、堂鼓、大锣、大钹、小锣（兼铰子），统称为“五方”，加上弦乐、唢呐为七方，由小鼓指挥。川剧的角色分工甚多，有生、旦、净、末、丑、杂等6类。
川剧的剧目众多，有2000余种。代表剧目有“五袍”、“四柱”和“四大本头”之说。“五袍”即《青袍记》、《绿袍记》、《黄袍记》、《白袍记》、《红袍记》。“四柱”即《碰天柱》、《水晶柱》、《九龙柱》）、《五行柱》。“四大本头”是指《金印记》、《琵琶记》、《红梅记》、《投笔记》高腔4大本。
芗剧
芗剧是流行于福建漳州芗江一带的地方剧种。其前身是台湾歌仔戏，两者之间有很密切的血缘关系。明末清初大批闽南人随郑成功移居台湾，同时带去了锦歌、车鼓弄、采茶褒歌等曲艺说唱，至20世纪20年代开始融合为小戏演出。后受正字戏、高甲戏、潮剧、京剧的影响，逐渐丰富定型。
芗剧唱腔特点是曲多白少，格律自由，旋律优美，节奏强烈，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主要曲调有七字仔调、杂念调、大调、倍思及其他民歌、时曲。伴奏乐器有壳子弦、大广弦、台湾笛、月琴等。唱词通俗，多用生动的民间语汇，乡土气息浓厚。
芗剧的传统剧目大约有500多个，剧目除取材于锦歌唱本如《陈三五娘》、《孟姜女》外，还吸收了其他剧种的不少剧目，如《薛刚反唐》、《千里送京娘》等。
莆仙戏
莆仙戏原名“兴化戏”，流行于古称兴化的莆田、仙游二县及闽中、闽南的兴化方言地区。其戏班足迹遍及福州、厦门、晋江、龙溪、三明等地市和海外华侨聚居地。据考证，它是在古代“百戏”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莆仙戏的行当沿袭南戏旧规，原来只有生、旦、贴生、则旦、靓妆(净）、末、丑等七个角色，俗称“七子班”。唱腔丰富，迄今仍保留不少宋元南戏音乐元素。莆仙戏的声腔主要是“兴化腔”，综合莆仙的民间歌谣俚曲、十音八乐、佛曲法曲、宋元词曲和大曲歌舞而形成，用方言演唱，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风味。演员表演古朴优雅，不少动作深受木偶戏影响。
莆仙戏传统剧目有5000多个，其中保留宋元南戏原貌或故事情节基本类似的剧目有80多个。其中，《琴挑》、《团圆之后》、《春草闯堂》、《状元与乞丐》等剧目比较著名。莆仙戏的著名剧作家有陈仁鉴、柯如宽、江幼宋等，著名演员有黄文狄、林栋志等。
梨园戏
梨园是古代对戏曲班子的别称。梨园戏就是对流行于福建晋江、泉州、厦门、龙溪等闽南语系地区的古老戏曲剧种上路老戏、下南老戏和戏子（又称七子班）的统称。在发展进程中又分为大梨园（成人班）和小梨园（孩儿班）。
梨园戏的行当早期只有生、旦、净、丑、贴、外、末七个角色，俗称七子班。大梨园则多了老贴和二旦，但一般不超过七人，因角色少，通常要兼扮，所以只能演文戏。梨园戏的表演优雅细腻，有一套极其严谨的程式，如“举手到眉毛，分手到肚脐，拱手到下颏”等，称为十八步科母。
梨园戏的唱腔以南曲为主，在唱念方面，要求“明句读”，讲究“喜怒衰乐，吞吐浮沉”。音韵上保留了许多古语言。方言土腔一律以泉州音为准，但也注意到不同人物身分与地方色彩。常见剧目有《陈三五娘》、《李亚仙》、《胭脂记》、《苏秦还乡记》、《王魁负桂英》、《吕蒙正》、《朱文太平钱》、《刺桐舟》、《燕南飞》等。
上党梆子
上党梆子也叫东路梆子，明末清初起于今晋城一带，因流行于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古上党郡）而得名，当地人称其为“大戏”。清代中叶上党梆子曾流传到山东菏泽和河北邯郸，形成山东枣梆和河北西调两个剧种。
上党梆子的唱腔音调高亢活泼，粗犷朴实 ，音乐曲调丰富，音响强烈。多用直出直人，强烈明快，侧重唱念工夫。表演上粗犷刚健，以板腔体为主，也用曲牌体，同时吸收了啰啰腔、昆腔、赚戏、皮簧的曲调。上党梆子的行当有须生、净角、青衣和武小生。
上党梆子剧本现在存有400余个。其中表现杨家将、岳家军的剧目较多。《闯幽州》、《雁门关》等都是代表性剧目。解放后，表演家们创作和新编了现代戏《十里店》、《山村供销员》等，受到了戏迷的欢迎。
蒲剧
蒲剧即“蒲州梆子”，当地人通称“乱弹戏”，因兴于山西晋南古蒲州（今永济）一带而得名。它是山西四大梆子中最古老的一种，约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间，主要流行于山西及陕西、河南、甘肃、青海、内蒙、河北等省的部分地区。
蒲剧本身在晋南又分南路和西路，在剧目与表演风格上各具特色，人称“南路文雅，西路火爆”。蒲剧音调高亢激昂，音韵优美，长于表现激情，其旋律跳跃幅度大，起调高，大小嗓兼用，素以“慷慨激昂，粗犷豪放”著称。
蒲剧的角色行当有须生、老生、小生、正旦（青衣）、小旦、老旦、大花脸（大净）、二花脸（净）、三花脸（丑）。在表演艺术方面，演员不仅动作宽大有力，且惯用特技表现人物。蒲剧的特技有胡子功、翅子功、翎子功、梢子功（甩发）、鞭子功、椅子功、扇子功以及蹻功（今已废除）、耍纸幡、彩功等，表演极为细腻。
蒲剧传统剧目有本戏、折戏500多个，题材上至远古，下至明清，有文有武，风格多样。传统剧目有《薛刚反朝》、《三家店》、《窦娥冤》、《意中缘》、《燕燕》、《西厢记》、《赵氏孤儿》等，新编历史剧有《白沟河》、《港口驿》，现代戏有《小二黑结婚》等。其中《窦娥冤》已摄制成影片。
晋剧
晋剧即山西梆子、中路梆子，也叫中路戏。因兴起于晋中汾阳、孝义、祁县、太谷及太原而得名。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晋中地区民歌、秧歌等民间艺术韵调，风格特具。
晋剧的音乐风格既高亢激越，又不失清新委婉。其唱腔包括乱弹、腔儿和曲子（即昆曲、越调等）。乱弹分为平板、夹板、二性、流水、介板、倒板、滚白7种，每种板路又有如流水板（大流水、小流水、紧流水、慢流水、二流水）、腔儿（三花腔、五花腔、倒板腔、四不象、苦相思、“二音子”或鸣腔）等变化，演唱时，除“二音子”外，一般都用真嗓，吐字清楚，行腔圆润。
晋剧传统的乐队由9人组成，旧称“九手面”，文场有呼胡、二弦、三弦、四弦，称“十一根弦”；武场有鼓板、铙钹、小锣、马锣、梆子。
晋剧的行当有“三大门”（须生、正旦、大花脸）与“三小门”（小生、小旦、小花脸）之分，各行均有专工戏，其中须生的代表剧目有唱功戏《渭水河》、《困铜台》，功架戏《出棠邑》、《三劈关》；正旦有唱功戏《白蛇传》、《假金牌》；大花脸有唱功戏《明公断》、《沙陀国》，功架戏《海神庙》、《打渔杀家》，武功戏《战宛城》、《白水滩》；小生有唱功戏《告御状》、《火焰驹》，功架戏《长坂坡》、《伐子都》；小旦有做功戏《梵王宫》、《百花亭》，功架戏《凤台关》、《破洪州》。
北路梆子
北路梆子，又名“上路戏”，大约形成于16世纪中叶，19世纪初叶已趋成熟。流行于山西北中部、内蒙中西部、河北西北部及陕西北部，是华北地区较有影响的剧种之一。
北路梆子的行当分三大门（须生、正旦、花脸）、三小门（小生、小旦、小丑）与杂扮。唱腔为板式变化体结构，板式有四股眼（慢板）、夹板（慢二性）、二性、三性（有板的流水）、流水（紧打慢唱）、箭板（散板）、滚白以及垛板、引子、起板、导板等。不少艺人在演唱中还创造了许多花腔（俗称“弯调”），为高亢激越的唱腔增添了感情色彩，富有高原风味。曲牌调式多样，分别用唢呐、丝弦或笙管演奏，乐队分文武场，文场为“四大件”，板胡为主，二弦、三弦、四弦副之，唢呐、笙管由操丝弦者吹奏，武场由边鼓、手板、梆子、马锣、水镲、小锣、碰盅、铰子、狗娃子等组成。表演艺术以严格程式化与生活气息相结合、豪迈壮烈与细致入微相结合著称。
北路梆子的代表剧目有《王宝钏》、《金水桥》、《血手印》、《李三娘》、《访白袍》、《四郎探母》、《劈殿》等，以反映历史题材为主，反映民间生活的较少。
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为河北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有近200多年的历史。它是梆子声腔系统的一个重要支脉，大约形成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在河北全省传唱甚广。它结合了山西、陕西梆子的特点，与河北高腔交流、融合而成。
河北梆子的基本唱腔分慢板、二六、流水、尖板等类。它善于表现激愤悲壮的情绪。音乐氛围强烈、丰富，唱腔高亢悲壮，又不失婉转动听。剧本语句多为河北地方口语，通俗易懂，富有浓郁的河北乡土气息。梆子角色分为生、旦、净、丑四行。
河北梆子剧目有两大类，即传统戏剧目与时装戏剧目。传统剧目代表作有《杨家将》、《庆顶珠》、《宝莲灯》、《铡美案》等。 时装戏剧目代表作有《蝴蝶杯》、《秦香莲》、《南北合》、《春秋配》、《斩子》等。
闽剧
闽剧，又称“福青戏”,流行于闽中、闽东、闽北等福州方言地区以及台湾、南洋等地。辛亥革命前后，福州的儒林班、江湖班、平讲班，互相吸收音乐唱腔和表演艺术，彼此借鉴移植上演剧目，逐渐发展成为“闽班”。1924年，《紫玉钗》一书正式以“闽剧”取代了旧时“闽班”之称。
闽剧的角色分行，早期只有生、旦、丑三个角色，俗称“三小戏”。后来吸收徽班、京剧的分行，角色渐趋完整。演唱时演员均用本嗓，唱腔高昂激越，朴实粗犷。闽剧的曲牌大部分从弋阳腔、四平腔、徽调和昆曲衍变而来，不少唱腔仍保留着弋阳腔的特点，即“一唱众和”的帮腔和“夹滚”。
闽剧的传统剧目有1000多出，大都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演义或古代传奇、杂剧。代表剧目有传统戏《荔枝换江绛桃》、《陈若霖斩皇子》、《双玉蝉》、《贻顺哥烛蒂》、《六离门》、《夫人城》、《闹灯会》及现代戏《九命沉冤》、《海上渔歌》、《红桥》等。
高甲戏
高甲戏又名“弋甲戏”、“九角戏”、“大班”、“土班”，是闽南诸剧种中流播区域最广、观众面最多的一个地方戏曲剧种,源于明末清初闽南农村流行的一种装扮梁山英雄、表演武打技术的化装游行。
高甲戏以武戏、丑旦戏和公案戏居多，演出剧目分为“大气戏”（宫廷戏和武戏）、“绣房戏”和“丑旦戏”三大类，生旦戏较少。它的角色，原来只有生、旦、丑，后来又逐渐增加了净、贴、外、末和北（净）、杂二色，俗称“九角戏”。高甲戏的表演艺术，一部分来自梨园戏和木偶戏，一部分来自弋阳腔、徽戏和京剧。初期节目没有固定的脚本，演员唱做较自由，没有一定的台位，演出时间可长可短。
高甲戏的音乐唱腔兼用“南曲”、“傀儡调”和民间小调，以南曲为主。使用的乐器，分为文、武乐二种。伴奏乐器以管乐、唢呐为主（解放后改用琵琶为主），此外还配有横笛、二弦、三弦等。打击乐器及其打击方法与京剧相同。丑旦戏或轻松场面加用双铃、响盏等。代表剧目有《桃花搭渡》、《扫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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