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扁担答：“我孙子。”
“几岁？”
“三岁。”
“三岁最好玩了。”
“三岁是好玩。”
“孙子叫什么？”
“都叫黑泥鳅。”
三天以后，黑泥鳅就和胖丫熟了。胖丫牵着黑泥鳅的小手，逢人就说：“黑泥鳅还会唱《走进新时代》呢！”人说：“黑泥鳅唱一个。”胖丫就说：“唱！黑泥鳅，唱了给你喝可乐。”黑泥鳅就绞一绞小手，忽然昂头，开口便十分地高亢气壮：“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率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黑泥鳅舌头有一点大，偏是要努力吐词；还受自己气韵的感染，最后要握起小拳头，举起胳膊向天空，拖腔一直要拖到气尽；把听歌的人们心疼得，直抢过去搂在怀里，笑得死去活来；然后，就给黑泥鳅可口可乐、雪碧或者果冻。
蒙童的无知就是天趣。黑泥鳅人见人爱。世上或许有天使，那它们一定只是孩子了。
15
正如孙子黑泥鳅所唱，他的爷爷老扁担，在这改革开放的年头，终于有一点富起来的意思了；虽然顿顿还是馒头就咸菜，毕竟一天吃三顿饭了；也买上贵一点的香烟了；还主动给两个门卫香烟抽；也给过王鸿图；王鸿图笑而不要；老扁担也就明白他的香烟还是比较劣等；但是他自己已经非常满足了。每日里，老扁担皆是坐在花桥苑门房的台阶上，吸烟，阅读，有人叫，就进去收购；收购完毕就出来，再吸烟，阅读，吃咸菜就大馒头，喝自来水。冬天到了，老扁担也肯恳求“老板”了，说：“老板，如果你家有富裕的，就凑合我一件棉袄毛裤。”大家都愿意给，于是，老扁担就成了我们花桥苑人家的拼凑，羽绒袄，毛衣，裤子，皮鞋，手套，皆是我们熟悉的，我们看了就眼熟和亲切，包括他的宝贝长围巾。来年正月十五前后，我们花桥苑就有人念叨：老扁担该回来了。果然不久，老扁担就回来了；大家就要大卖一通破烂，把春节产生的大量破烂都清理出去。春天草木疯长，胖丫忙不过来，叫老扁担进去帮忙除杂草，老扁担也进去；除完，也就退出来。张华开始还有担心，她怕大家对老扁担好了，老扁担会狎昵，会不知轻重；却原来老扁担也还是自甘卑贱，对于我们花桥苑的人家，一律尊敬得郑重，无论男女老少，都喊老板；走道沿着马路边缘，相逢总是退让，言语也总是没有多余。张华也就放心了。
女人总要说私房话；好像怕心思发霉，太阳合适的时候，就要端出来照一照日光。与几个密友一起，张华也会悠悠一叹，道：“唉，真是没有想到老扁担是这样一个男人。”徐迪娜接口说：“要是城市人就好了。”又说：“要是没有老婆就好了。”张华说：“呸呸！就你能？就你会胡说八道？”徐迪娜说：“我替大姐着想嘛。”张华说：“你先替自己着想吧。”好像是日光太强烈，耀了眼睛，心思又收回去了。女人心思的纷纭杂乱，永远都含糊，永远都没有一个痛痛快快，黑白分明。
打开《三国演义》，当头一棒，说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十年代流行到如今的歌曲，也是当头一棒，唱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听家里老人讲家史，好光景从来都不长，都是辛辛苦苦做牛做马地积攒了资本，便又是下坡路，三天两头跑兵荒，躲日本鬼子，淹大水，拖儿带女，颠沛流离，一只包袱跑丢了，里头有两副翡翠镯子；又两只箱子在荒野被土匪劫了，是老太太出嫁的全套金银首饰，包括三副金钮扣。不知道这是中国哲学？还是中国宿命？好东西总是留不住，就像银子有脚，我家老人遭逢乱世的时候，抬了一坛银元，埋在卧室的地下，从门槛开始，正正地朝东方迈了三步，深埋下去，多年之后，遇上六十年代大饥荒，说是挖出银元来救命，却是怎么也挖不着了。居安思危，原是警句，让人知道未雨绸缪的，可也让人没有安稳妥帖的一天，总是心下惴惴。近年来，商厦里出售一种英国皮鞋，说明书上有介绍，说是百年老店，父兄传承，日益做大做好，如今行销全世界。我就不明白英国的这一家人，怎么百年来都可以专心致志地做他们的皮鞋？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家就不跑兵荒？没有遇上土匪？英国屡次的改朝换代，不搞公私合营？不搞国家没收？他们不闹革命？他们不杀富济贫？
老扁担也就是应了中国老话：好花不常开。他的花开也是极其不易，暗算也来得无法躲避。一日，老扁担歪在台阶上打盹，两个破烂，挨挨蹭蹭的，靠近了，从怀里掏出半块红砖来，照着老扁担的脑袋就劈，老扁担顿时发出非人的嚎叫；眉骨就已经被劈开，鲜血哗哗地涌流；裤腰带也被扯走，里头掖着他全部的钱。号称“世纪梦音像”的，是一间小小影碟出租店，守摊子的女孩子，天天看VCD，武打与仇杀司空见惯；这时候，面对真实的打杀，却还是声音都变调了，恐怖地尖叫：“杀人哪！杀人哪！”开发廊的扬州姑娘，开杂货铺子的温州夫妇，开洗衣店的黄陂佬，都跑了出来。两个破烂，凶狠地跑过，还朝大家扬扬带血的砖头，以示威胁；因为这些小店铺，也随花桥苑一起，把破烂都卖给老扁担了。惟有开餐馆的小四川，最近心情烦闷，乡下家里的妻子，带着娃儿跟人走了，想要妻子回来，少说也得上万元的钱；小四川没有这么多钱，这天就在自己的餐馆里喝高了，正好伸出头去看究竟，碰上两个破烂朝他举砖头威胁；怎么谁都敢欺负他呢？小四川一下子发了狠，跑到厨房抓了一把菜刀就杀将过去。川人号称川老鼠，跑得快，两个破烂眼见跑不脱，慌张极了；小四川便得意，追得越发兴起，目嗔眼红，大喊大叫：“杀嘛！杀嘛！个龟儿子都杀了嘛！”几个人死命奔跑，咚咚乱响，额头青筋横扯，双目放射强光，目光里都没有理智了；大街顿时硝烟滚滚，他们所奔之处，人皆兴奋，又怕又想看。警察赶来，首先就抓了小四川，缴了他的刀；这小四川，竟然忘记警察是谁，用刀指了警察，指挥他们抓破烂。两个破烂倒是也抓住了，老扁担的钱袋却已经不在他们身上。破烂们承认他们是忌妒，是想警告老扁担，但是不承认他们抢了老扁担的钱，也无钱支付老扁担的治疗费，他们躺在地上不起来，只是说：警察，你把我们抓去坐牢吧，我们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也还不止是老扁担一个人背时，我们花桥苑也不例外。几日里，我们花桥苑的自行车，接连被盗三辆。三辆车都是一个不当心，没有停入自行车棚，只是上楼取一点东西，人再下来，车就没有了。老扁担和我们花桥苑的遭遇，激起了我们花桥苑人家的义愤，大家都说：“现在真是搞邪了！”饶庆德教授的字好，他主动写了一张宣言，白纸黑字，当头贴在花桥苑的布告栏里。饶庆德教授严厉地写道：警告小偷你这个猖狂的小偷，连日来，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连偷三辆自行车。我们均已报警。并且，我们花桥苑人民，已经提高了革命警惕，在小区四周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你胆敢再投罗网，一定要你有来无回！署名是：花桥苑全体居民
一个多月以后，老扁担才伤愈归来。两个门卫不由分说，就把老扁担带进了花桥苑，要求老扁担以后就在院子里头蹲点，不管有没有生意，都帮忙盯着一点，我们花桥苑也安全一些，你也安全一些，两好合一好。老扁担矬着身子往后赖，门卫很生气，说老扁担你怎么就不讲一点义气？我们花桥苑人家对你这么好，我们最近一连被盗三辆自行车了，哦，你以为小偷进来偷盗，还真的会先去读读饶庆德教授的警告书，写那东西，只是给自己壮胆罢了，都比不过一个大活人整天戳这里。这样，老扁担也就进了院子，在自行车棚旁边蹲点。没有台阶可坐了，张华给了他一只小板凳。老扁担倒是按照门卫的话，做得一点不含糊，只要有自行车不进自行车棚，停在门洞前，老扁担就认真盯着看，直到人家出来把自行车骑上。
谁料想，平地里也会起风波。这个时候，刚刚兴起物业管理公司，花桥苑也进驻了一家，与大家都还陌生得很。大家都弄不明白，这物业管理公司从何而来？谁的主意？我们大家刚刚花钱把住房买下来了，怎么还要每月交钱给这个公司？自古以来，皇粮国税，百姓买房住房，都是交了税的，交税了国家就应为纳税人管理住房，怎么的又跑出来一个非国营的公司强宋收钱？因此这天，物业管理公司的经理来找张华谈话，张华很是不给脸。经理却照样大口大气，说：“老扁担是一个破烂，破烂是不能在我们院子上班的。”
张华说：“你们院子？”
经理说：“我们院子！”
张华说：“拿国家红头文件来看，看谁说是你们院子。”
经理说：“莫急，文件是要有的。现在我们已经在开展工作，老扁担必须清理出去，他是破烂，是不安全因素。”
张华说：“我还认为你们公司应该清理出去，你们是不安定因素。”
经理说：“张华，我是认真的啊！你是烈士遗孀，有头脸的人，我是为你好，老扁担在你这里，关系很庸俗。”
张华说：“你这是放屁。”
经理说：“我不是放屁。我有住户的投诉。”
张华说：“拿投诉给我看看。”
张华根本不相信我们花桥苑的住户会向这个什么公司投诉。经理却真的掏出了住户的投诉信。信是打印的，落款是“若干住户”，信中确实提及张华与老扁担的男女关系，说是一个看自行车棚；一个守候在自行车棚门口；孤男寡女，拉拉扯扯，这样庸俗，对花桥苑影响很不好。张华看了，一把将信纸挥在经理脸上，说：“你有病啊？早把信给我不就结了！”经理辩解：“既然人家是匿名，就是希望保守秘密。我怎么可以随便辜负住户的信任呢？”张华再也懒得理睬经理，立即就跑过去，要老扁担站起来，还给她小板凳；又拖起老扁担的箩筐，一路走出去。张华把箩筐拖到广场，朝四周大声喊道：“尊敬的写匿名信的若于住户们，你们看好了，现在我把老扁担赶走了。花桥苑干净了。我也清白了。你们也不用偷偷摸摸写匿名信了。你们不怕累，我还怕累呢！”
老扁担跟在张华后面，无话，耷拉脑袋，一步三拖的，复又回到我们花桥苑大门口的台阶上，坐在那里。张华喝叱了两个门卫，说：“就你们多事！自行车不存放，被盗活该！我告诉你们，以后就是小轿车被盗了，也与你们无关。你们若是男子汉，就应该去找物业管理，把写匿名信的人揪出来！”
两个门卫也是蔫耷耷的，无话；递了老扁担一支香烟。三个男人，皆是面黄肌瘦，胸部瘪塌，见人让三分的；这里没有男子汉，没有英雄。男人们打了火，互相递去，吸烟了；关键时刻，男人们只有吸烟。
16
这是春节前夕了。大年三十的中午，路上行人稀少，人们纷纷回家，准备吃团年饭。我偶然地来到菜市场，是来看看还有没有小葱卖。卖小葱的女人正在收摊子。她一边卖给我一捆小葱，一边搜罗烂菜叶子，装进塑料袋。她向我申明，她自己是不要这样的烂菜叶子的，毕竟是过年了，她家也是有志气的，也是要万物皆新，喜气洋洋的。女人说这些烂菜叶子，是给老扁担的；老扁担其实没有回乡下，躲在他的“老鼠洞”呢；老扁担今年不敢回去过年了，乡下有人逼债，没有钱就要取他性命。女人说今天我做点好事，收拢一些蔬菜送给老扁担过年，但愿老天爷看见我做了好事。咳！女人说：如今啊！农民真是穷啊！
老扁担早几天就说回家过年去了。老扁担怎么可以不回家过年呢？他家里有妻子儿女等着他，还有他那么可爱的孙子黑泥鳅。一年四季的辛劳奔波，就只有这几天的放松与快乐；就只有这么一刻，迎接春的消息，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赏赐；年年的农民工，把春运的火车挤得满满当当，所有的辛苦钱都花在路上也在所不惜，不也就是为了这大自然的赏赐？怎么可以不回家过年？怎么可以清冷地独在异乡？我的行为，没有更多的想法支配，就是觉得老扁担应该回家过年，而我的手里，正好有足够他来回的车费。
万万没有想到，我的突然出现，并不是好事。老扁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是不相信看见了我，是不相信我会出现在他的出租屋。老扁担的眼睛，一贯浑浊，没有光芒，像是涨水时节的长江，只见浓稠，不见深浅；这个时刻，那浓稠居然顿时变得清亮，有光，有明，有光明的锋芒；那是一种说不出的羞愤！老扁担下意识地张开双臂，想遮挡什么，马上又意识到无济于事，便悲哀地垂下了胳膊。出租屋是太狭小了，我只是人一出现，目光里就有了毛笔，墨水，用废旧杂志写的成本成本的字；成摞的杂志：《收获》、《当代》、《十月》、《钟山》、《花城》、《长江文艺》、《芳草》、《读书》、《文学自由谈》……；一律齐齐整整，挨着四壁堆放；还有许多的书籍；还有一本我的书，是一本厚厚的盗版文集，翻开，扣在床板上。
猝不及防地面对这么一个人在阅读我的盗版文集，我也感到了那说不出的羞愤。
真实竟然是这样一种东西，有着无法面对的冷酷；当你还没有来得及辨析这种真实的时候，人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冒犯。老扁担是一个农民工，从前做扁担，后来做破烂，这是事实；但是在冒犯和被冒犯的一瞬间，我只看见厂两军的对垒；中国古典的两军对垒，可以鸣金收兵的那种君子战争；尽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尊重。原来冒犯之中也会有起敬，也会有神圣感。
我连忙放下了一只信封；信封里头是几张钞票；我听见一个很不像我的声音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有钱无钱，回家过年。回家吧。”
说完，我即刻离去。
是夜，我不能平静；久久地独自坐在自己的小书房。我认识到，人的外在形状，是命运安排的，没有地位，没有钱财，没有事业成就，那都是由不得人自己的；惟有人本身的内容，可以自己决定。人本身的内容，主要是志与气；有志可以帅气，有气可以帅体；这便是为什么有些位高权重声名显赫的人，有时候，你冷不丁一看，他毫无内容，一无所有；而一个老扁担，你冷不丁，便看见了他的一身威严，凛然不可侵犯；这就是他有内容了。这么一想，老扁担在花桥苑几年的固执几年的坚守几年的辛苦努力，都得到了解释。老扁担不仅仅只为讨一口饭吃，他还要表达他正直不苟的立身，要守护他作为人的自尊；他要向花桥苑人们证明，他是一个知错即改的人，是一个有道德廉耻的人；如此，他也自然就有了凛然不可侵犯的一面。
于芸芸众生中窥见老扁担这个人，对我是有巨大震撼的。我确实不能想见，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穷困至极的人，还能保持他的志气。老扁担居住的出租屋，实在比老鼠洞好不到哪里去，却是书香满屋。我辈惭愧，虽有书房，毕竟掺杂了许多功利因素；因要用书，故而有书；若讨饭食的本领完全无须用书，我是否还会有书？我不敢假设。游目四顾，现在的世道，上上下下人物，大大小小人家，凡家室里最大空间，必定是供电视机的；电视机却实在是一件无气无味的实用品而已，何香之有？夜深人静，窗外又是麻将声声。电视机与麻将，都属于个人爱好；我固然可以不爱，别人爱不爱却实在是我不能有好恶的；但若比较一下老扁担，我却还是忍不住感慨万千。
这个冬天很冷，滴水成冰。盼望大雪纷飞，却又没有。干冷，无比枯燥。孩子问：“妈妈，冬天怎么可以不下雪？”
我说：“当然可以。”
天也有自己的秘密，也有自己的随意。天无情无义，无兴亡成败，无艰难曲折，因此，天宏大，永恒，波澜不惊，岁月无恙，可望而不可及。
我是世俗之人，这个我很明白。从我机上到现今，我们世世代代都想过好日子。我们世世代代都在努力，都在辛苦劳动，却已经经历了太多次的失败。到我这里，已经是在一个打倒了富人的社会里，大家都是无产阶级，我完全可以混日子，但在一定范围内，也还是可以坚持个人劳动与创造，哪怕是不足为道的个人劳动与创造。我还是选择了劳动。我总是认为，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享受，是一种体面而优美的生命姿态。花桥苑的房子，装修之后，又年年被酷暑寒冬损坏，房梁骨架都开裂了，无法再装修；国家政策已经改变，单位不再进行福利分房，个人劳动变得重要起来。这个夏天，我寻到汉阳，找从前的亲戚，一个篾匠，打了一张竹床。夜里，我把它扛上顶楼平台，让孩子睡上竹床。孩子望着漫天的星斗，指指点点，寻找银河；牛郎星与织女星的离愁别恨，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孩子带着满头的汗珠进入梦境。我是不能进入梦境的；神仙故事再凄惨，我知道是假的，只有现实是真的。现实的顶楼平台，被暴晒了一天，腾腾热气蒸人；孩子一阵阵被热醒，嗯嗯地难受，要哭；竹床上洇出一趟趟汗水，后背都是密密麻麻的痱子；让人看着，心里痛惜得不行，便赶紧摇动蒲扇，给孩子扇风；连续多少个夏夜，夜夜无眠，双手轮流摇动蒲扇，精疲力竭；迷蒙面对星空，那还是有恨的，恨不得立刻就可以去奋力工作，赚钱，买空调，买房子。我恨不得马上离开花桥苑，我要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安睡的住房。人生一场，上有祖宗下有子女，总是想在人世间得到庇护，想安稳，想风雨无侵；想睡有好梦，吃有香馨，心有远意；想无论春夏秋冬的季节，都与我相好无恶，都有一份默契的亲切。在花桥苑的顶楼住房里，面对风雨侵蚀，我是一个怒而奋起的青年；也还认为这种怒而奋起，是天地正道，是人的志气。
但是，我何曾意识到，如若命运不佳，一切都不能是自己所想，最后还是落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处境，我也能够不改其乐吗？一个人，究竟怎么才算得有志气？
生活不可假设。
我们只能一边活着一边摸索；一边参悟一边改造自己。
王鸿图终于调动成功，到国税局办公室当干部去了。似乎是饶庆德教授夫人的去世，促使王鸿图痛下了决心；他坚决不和饶庆德教授耗了。王鸿图不在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当教师了，他不研究社会体制了，不写论文了。他要让饶庆德教授失去敌人，看他还能怎样战斗不息？国税局是现在中国的最好的单位，还是分配住房的，住房还铺设了中央空调的，还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的，宿舍院子里还有集体食堂的，食堂还是包餐制的：交一点象征性的钱，一日三餐随便吃！如果说体制优越，在国税局，那才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王鸿图就是理直气壮地要择良木而栖，那又怎样？那就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卑鄙小人吗？
王鸿图说：“好吧，就算我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卑鄙小人吧，现在我要搬到国税局去住了，要和花桥苑说再见了，我很高兴我得到了这样的可耻下场。”
王鸿图在自行车棚和张华她们大声说笑，权当告别，这便是王鸿图的风格。
聂文彦开始收拾整理东西，从顶楼楼道上搬出来各种包装箱，里头居然还存放着八十年代时兴的麦乳精和上海蜂王浆口服液。聂文彦累坏了，却也累得笑吟吟。聂文彦坐在楼梯口，对我说：“我把顶楼的东西搬走之后，那里就归你放竹床了。别人家又不住八楼，没有资格使用我们八楼的顶楼空间。”
我打趣她，说：“我也要搬家了。”
聂文彦说：“真的？什么时候？哪里的房子？”
我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还不知道房子在哪里。但人总是要有理想的。”
聂文彦笑了，说：“倒是和你做邻居很好；以后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好的邻居。”
我说：“莫愁，有的。天涯处处有芳草。”
聂文彦坐下来，用手帕扇风，认真地说：“我们要走了，我给你提一点希望好不好？”
我说：“很好。我就是想要希望。”
聂文彦用手帕打我一下，说：“严肃一点。真的。你是一个作家，还在德国开了小说朗诵会，我看你很有前途的。你家里的氛围，应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莫要总是和张华那样的人说话；徐迪娜也不行，也还是一个小市民，充满爱心的样子很造作。”
我说：“恐怕我要辜负你的这个希望了，怎么我就是喜欢白丁，不喜欢鸿儒呢？怎么我就是觉得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呢？当然，这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小市民。”
聂文彦说：“你莫和我痞好不好？你才多大年纪？你经历了多少中国的事情？你对饶庆德和老扁担那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又了解有多深？”
聂文彦眼波一横，神态变得重重的，冷冷的，坐姿也调整了一下，居然有一种不怒自威了；这女人忽然就变了，并不只是我平常认识的那个中年妇女了。
果然，聂文彦说了一番非比寻常的话。聂文彦说：“中国曾经有一个著名诗人叫聂绀弩，想必你是知道的。你可知道他是我们湖北京山人？湖北京山就是我的老家，聂绀弩就是我本家的一个爷爷。他是才子，又是革命先辈，学问渊博，人品高洁，是我们家族的无上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好好学习的榜样。可是，1955年，牵涉胡风反党事件，挨整；1958年，被划右派，劳改；1967年‘文革’被划现行反革命，无期徒刑，坐大牢。最后虽然得以平反昭雪，哪里还有元气起死回生？当然出狱之后，不几年就病逝了。这是大才子大意了，若是懂得小处见大，及早认识中国现实和种种人，或许就不会这么悲惨。”
我自然是目瞪口呆了。聂文彦看着我，眉眼里有慈悲，循循善诱地举例说明中国文人的悲剧。她说：“其实新中国刚刚成立，他们就在互相掐了。1949年，聂绀弩发表了一首诗歌，题为《山呼》，面对新中国的一派新气象，诗人很冲动和感慨嘛，因此诗里面就有这样的句子：‘抱起随便一个街上的孩子，要吻就尽量的吻吧；他不会是地主的儿子，因为地主已经没有了。’马上就遭到了批判，一个年轻诗人，说这首诗歌，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还有思想上的毛病。而不久，这位诗人的一首诗歌，又遭到了别人的批判，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他的诗写道：‘党，你是太阳，我是星，我发热，我发光，都是由于你的力量。’批判的理由是你太狂妄了吧？党是太阳你就是星星了？”
我不禁叫起来：“我认识这位诗人啊，他人很好的啊！他这句诗也不错啊！”
聂文彦说：“他的诗是不错，可是被其他文人一分析就出了错，因为党是太阳我们只能是小草，最多也只能是花朵；这可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啊。聂绀弩的诗难道就大错了吗？”
我又是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聂文彦了。聂文彦无奈地轻轻摇头，说：“你不能理解和相信这样一些细节吧？可惜这不是小说，就是中国的现实；一直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你以为我们与饶庆德仅仅只是一己私怨吗？你错了！你以为我过于警惕他人吗？你错了！你是没有真正懂得中国的现实，不知道害怕。我是真的替你担忧啊！”
我再也不敢嬉皮笑脸了。我一腔由衷的谢意，却不好意思说“谢谢”了。
聂文彦一席话，令我对她刮目相看。我的隔壁邻居，一个不起眼的中年妇女，却是著名诗人的后代，心中藏满历史风雨与处世哲理；民间处处，真是藏龙卧虎啊！我轻浮浅薄，小觑他人，也算自取其辱了。聂文彦这般待我，实在是有慈悲之心；在人情淡漠的今天，我得万般珍惜；文坛前辈们的教训，也值得我万般珍惜。我是小市民，就好好地生存于市井之中吧，好好地靠劳动过活吧；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战而胜；即便命运让人穷困潦倒到某一田地，也可以做到孔子赞赏的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中国的为人处世，原来却足这么的不单纯，这么的奥妙，这么的玄虚，一定要把直线型的生命，开放成一朵重瓣的花，好比洛阳姚黄牡丹，瓣瓣色色，重重叠叠，哪里都是春。
2001年年底，老扁担回家过年了。之后，却没有再来。老扁担去世了。他的儿子来了，模样与老扁担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只是皮肤舒展，笑意轻率，年轻许多。年轻人挑了老扁担的箩筐，坐在了我们花桥苑大门口的台阶上。老扁担的去世，没有详细过程。任人怎么询问，也没有详细过程。就是老扁担有病，长年过度劳累，早就是一身的病；大年三十，吃了年饭就倒头睡觉；初一早上没有起来，一看已经死在床上了。年轻人叙述他父亲的死，好比叙述春种秋收，是一桩大自然的事情：人老了，又穷，又累，又病，熬不过去，便死了。
张华很生气，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话也说不好？”
年轻人便怯怯；再叙述，还是大笔书法，寥寥飞墨；看似薄情，却也自有乡下人的拙朴大气；人死如灯灭，灯灭了，他的那一个世界就黯淡了，消失了；活着的人，还能怎样？
只有老扁担的围巾，是一点人工色彩，是一段春种秋收之外的童话。
老扁担非常喜欢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有一天他在阅读中了解到，老年的托尔斯泰，最后离家出走，只是围了一条他喜爱的长围巾；于是老扁担也就给自己弄了一条长围巾，长年地戴着，还要求他死了以后给他陪葬。老扁担古怪行为，在乡下十分扎眼，惹得村里人人嘲笑，他的妻子为此与他多次大吵大闹。老扁担去世以后，他妻子立刻将那条围巾拆了，让媳妇给黑泥鳅织了一件毛衣。
这真是尘归尘，土归土，绒线归于毛衣，温暖归于孩子；童话是凄凉了一点，倒也挺好，老扁担的围巾，也不可能有，更合情合理的结果。老扁担的围巾，不是妻子、爱人、相好织的，是他自己；看来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与女人有关系，那是一条托尔斯泰围巾。
18
那么，老扁担的围巾，在我们这里，便是不可以嘲笑的了。老扁担孤身一人在这个巨大的城市谋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若实在活得一无所有了，也许就是要依靠一点信。信一点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1949年前后，我祖父的家道，已经落魄得无可奈何了；十二个子女，死的死，枪毙的枪毙，遭横祸的遭横祸，只存活了三个；屋子失火，箱子失窃，刚刚在乡下置买的田地，必须全都放弃，不然就会被划成很坏的阶级成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家祖母，还是和了黄泥巴，捏了一个土地菩萨，顿在灶头；只要家里揭得开锅，全当是在香火供奉。再穷的日子，再背的时运，心还是要往一处寄托，以便获得稳妥安静。人能够稳妥安静了，就大方了，喝稀粥吃咸菜，也十分泰然，不觉得颓废潦倒。我的记忆中，还有我祖母的印象，那时她早已过了古稀高龄，模样与家里那尊百子罗汉一样，胖胖的，瘪瘪嘴，总是一张笑脸；夏夜乘凉，喜欢把衣服脱了，露出背来，叫我们小孩子用指甲给她刮痱子；刮三颗痱子给一分钱。祖母的痱子一颗颗，米粒大，晶亮晶亮，用指甲一刮，就“别”的一响。刮完了痱子，便扑老马入和痱子粉；再转过身来，蹲在她膝前，领取工钱；她就往你的小嘴里抿进一粒生姜糖；小孩子不喜欢吃生姜，祖母就说：“生姜糖又不是我给你们的，是灶上的土地菩萨给你们的，给的时候他还念了一句经，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省了医生开处方’。”我们便信了，便把生姜糖含在口里了；便也记住了土地菩萨的那句经文；后来当然也知道那是一句俗话；不经意中，也把这句话，传给于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一下子就记住了。人生代代的传承；代代的人生态度，都要在有信之中；有信之时，只觉得俗话是经文，经文便也是俗话。我们的宗教在自己心里，无论是一尊黄泥巴菩萨，还是一条托尔斯泰围巾，都是一种信。也正如释迦说的，不可以三十二像得见如来；法是无处不在的，但要你信。
我们凡人，小小的市民，日子是散在的珠子，信是线；用线串了珠子，日子便有了依托；任风雨怎样地变幻来去，日子也总会有秩有序地一粒一粒地过。
新年的三月，我买到新的住房了。我开始收拾整理，日日打包，准备搬家。
夜里，张华来，脸容收敛，端端正正，是少有的稳重认真，说：“我有个事情求你，髓便你做不做；如果你不做，也不用多说；你摇头我就走人。”
我说：“我做。”
张华把眼睛深深地看在我脸上，分明是欣喜我与她的好。张华拿出一条冥纸做的围巾，要我写上品牌名称，却是写托尔斯泰围巾。张华对托尔斯泰不熟悉，怕把名字写错。清明节快到了，张华还是要给老扁担做一做祭奠。不做她心里头怎么也过不去，这几天夜里老是有恶梦。老扁担这个人，清淡到了只是馒头就咸菜，因此张华也不打算扎元宝扎小轿车什么的，麻将电视机美元都不要，连冥币大钞都免去，只是几扎清水纸钱，几本书报，一盒香烟和一条托尔斯泰围巾。张华问我：“这是他的风格了吧？”
原来我以为，只有我窥见了老扁担隐藏很深的一面，现在才发现，人家张华仅凭直觉，早就知道了老扁担的品格。张华是这样的肃然，我自然是不可打趣取笑的了。清明节的扫墓，我只觉得是民间风俗，一向没有当真；一年一度，举行一些祭奠仪式，也是寄托哀思，也算踏青赏春。张华说她也一样，对于清明节和各种仪式，平常也不认真的；只是可怜老扁担这个人，几年来，在花桥苑，受的委屈真是海也似的深，还不谈在他们乡下是如何忍辱负重了；其实年纪也才五十出头，算什么老？这人还是走得太早了，走得又这样孤单与凄若，一条喜欢的围巾都没有给他陪葬的，不祭祭他，不给他送点东西去，那就是天道不公啊。张华这个张花裤子啊，她的道理，说得我还没有办法不服气。人家张华，与老扁担非亲非故，节气惦记得到，般般都做得到，这里头的举止，委实是侠义动人。
我便陪着张华下楼了。我们一起，把祭奠物品拿到花桥苑大门外的台阶上，一一堆好；张华用粉笔将这些祭品划了一个圈；点火焚烧。面对火焰，张华说：“老扁担，这是给你的东西，你来拿走吧。”张华把这句话，一连说了几遍，遍遍都像是在对真的人说话，平静和坦然。我们守候着这堆祭品，直到化为灰烬，看着一阵阵小风，无声地把它们卷走。月华在地，城市朦胧；四周公寓楼传来麻将声声，哗地推倒，达达达地码牌；再哗地推倒，再码牌；随之而起的欢声笑语里头，总让人感觉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急躁与感伤；怎么说呢？人总要玩一点什么吧？怎么说都无奈何，一个民族，千秋万代的江山，就会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的，过成一段又一段的历史。
花桥苑的人家都看见，老扁担的儿子站在台阶上，看人打牌，人们在打“斗地主”；年轻人满脸都是急于参与的表情。年轻人也吸烟，吸的姿势却与他父亲绝然不同；他用嘴角叼香烟，脑袋歪着，眼睛乜斜，一只眉毛高，一只眉毛低，这是不正经的抽烟相。即便抽烟，也是有品相的；做什么都有品相；都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可以做得下贱下流；也可以做得端然有品——无论世上三百六十行。花桥苑人家又开始在大街上去叫破烂了，谁也不肯轻易相信他人；老扁担用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信赖，都随老扁担去了。年轻人不懂，品性不可世袭，信赖也不可世袭，财富也传不过三代；他来花桥苑，是否吃得了他父亲吃过的苦？
张华送我。我们坐在自行车棚喝茶活别。徐迪娜抽泣着跑来，说真是不幸，她的波德也死了；波德一个不当心，欢快地飞进了她家沸腾的排骨藕汤汤罐里。
张华说：“哭什么！死也有死的不同，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有的那么痛苦，有的这样幸福；波德就是一只幸福的鸟。”
张华还是习惯毛式语气，人人都在自己的历史之中。我笑了。之后，我们不说话了，慢慢喝茶。花桥苑的九年，我没有白白度过，处处都大开我的眼界，人人都是我的大世面。生活无处不在，世面也无处不在，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该搬家了。
2002年的元旦，一个朋友来电邮，写道：这个年份好，如此对称与平衡，百年难遇，是数字的好晶相，我们应该有一个好心情。朋友的话，说得何其好！任何好品相，都是难得。我摊开一张金色的贺年卡，用手指，轻轻抚摸2，002，一遍又一遍，轻轻的抚摸，心里想着：好品相当然是难得了！
2004年7月21日一稿
2004年8月3日二稿
写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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