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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开完了会没扭秧歌，演出了一场评剧《小女婿》。

演《小女婿》是为了配合宣传《婚姻法》，《小女婿》的女主角叫筱白玉霜，看的人很多，观众气氛也很热烈，我挤在最前面，为的是看得真切。筱白玉霜扮演一个叫杨香草的村姑，嫁了个小女婿，新婚之夜小女婿尿了炕……我能记得的只有这些，最着急的是那个叫杨香草的女子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唱：

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

杨香草对灯独叹，

我十九，他十一，

什么事他都不懂得……

唱得缠绵柔韧，期期艾艾，行腔总是在喉咙里滚，据说这就是评剧白派的特点，周围人叫好不断，为能见到筱白玉霜本人而激动，我却盼着台上这个女子唱完了快点儿离婚。

宣传《婚姻法》，《小女婿》之外先后还有《刘巧儿》、《罗汉钱》、《小二黑结婚》一类，我都不喜欢，原因是戏里的人物穿的是跟大家一样的衣裳，唱腔太多，不热闹。《小放牛》当时也在演出之列，《小放牛》是老戏，老戏比新戏更受欢迎，因为那些词儿大家都会，能产生共鸣，台上台下一块儿唱，《小女婿》就达不到这种效果，谁能跟着杨香草一块儿“鸟入林，鸡上窝”呢?《小放牛》牧童和村姑的漂亮扮相，欢快舞蹈让人眼花缭乱，少男少女在乡野打趣调侃，和谐自然，符合自由恋爱的精神，加之情节简单，类似街头小戏，有活报剧性质，比筱白玉霜的《小女婿》、新凤霞的《刘巧儿》来得更方便，所以很多单位都排演了《小放牛》，我们的街道也不例外。

演牧童的是张安达，演村姑的是我五姐。

张安达已经五十出头，我的五姐二十将过。

也不知怎的，平时一贯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张安达竟痛痛快快地应承下了这个差使。大概是他太喜欢《小放牛》了。

张安达演《小放牛》轻车熟路，跟五姐配戏竟然没人能看得出他的岁数。张安达嗓子清亮，略带女声，但决不是人们所说的太监的“公鸭嗓”，他的嗓音演少年牧童再合适没有了，就像今天的儿童艺术剧院，很多小男孩的角色都由女演员扮演一样，张安达演小小子儿还真的挺对路。张安达动作轻巧，腿一踢，能踢过头顶，腰一弯，平地就能打个旋子，还会大车轮一样地打把势，把个小牧童演得人见人爱。五姐回家跟父亲夸赞张安达的演技，父亲说张安达是打小练的童子功，是戏虫子刘掌案亲自点拨出来的，在寿康宫当差绝不是混事儿的。

相比较，我五姐的功夫就差了，但她毕竟年轻，长得漂亮，聪明，悟性好，张安达连托带领，不显山不露水地也把我五姐托成了明星，他们的《小放牛》演一场，火一场，拿过区里的大奖，还到中山公园去演过。

我五姐跟我们家其他能玩票的兄弟姐妹不同，她除了会唱《小放牛》，别的全不上道。有一回我父亲拉胡琴，带着她唱《女起解》，“苏三离了洪洞县”，那是个最简单的流水板，连我在旁边都跟着溜会了，五姐却还找不着调儿，父亲奇怪她怎能唱《小放牛》，她说，《女起解》里没有张安达，有了张安达我才会唱!

父亲说，这也是怪了。

张安达的媳妇给我五姐做了一双带大红穗子的绣花彩鞋，我五姐喜爱得不行，演戏不演戏都在脚上穿着，说是轻便跟脚。一段时间，《小放牛》是我五姐的唯一，她整个人都掉进《小放牛》的牛阵里了，魔怔了，二大早就在后院练唱，咿咿呀呀地没完没了，走路都迈着小碎步，水上漂似的从后院漂到前院，坐在饭桌前，拿筷子点着桌沿还在唱：

行来在，青草儿坡前，见一个牧童，

身披着蓑衣，手拿着横笛，倒骑着牛背，

他口儿里唱的俱是莲花落哪哈咿呀咳……

母亲说，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

五姐说，我不能跟张安达比，人家有功底，张嘴就来，我是一张白纸，不练行吗?

我说，张安达演的那个小牧童比《刘巧儿》里头的劳动模范赵柱儿还好看，胡同里的孙大妈、刘婶、赵奶奶都说看上这小子啦，我也看上他啦!

母亲让我住嘴，说张安达是太监，丫头家家不许胡说，怎能动辄就是“看上谁!”

五姐不乐意了，眼睛一瞪，冲母亲说，太监有什么不好，太监也是人，旧社会的奴才，新社会的主人!

母亲说，你跟我瞪什么眼?革命把你革的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说这话你不嫌寒碜，真把你嫁个太监你能答应?你男人可是清华毕业，论学历、家境、长相，哪点儿也没辱没了你!

五姐说，他跟太监也没两样。

母亲不说话了，母亲知道五姐与五姐夫关系不好，原因在我那位姐夫，我那位完颜姐夫练气功，炼丹药，吃五行散，讲的是清心寡欲，抱朴归一，我五姐不认这个，说他是半疯。五姐夫夜夜要打坐，一坐坐到天亮，月光下，对着北斗七星走禹步，属于半人半神系列。

母亲口气缓和下来说，咱们先不说姑爷的事，往后我会收拾他，咱们现在说的是张安达，张安达是个难得的好人，跟咱们家这些年也都是知根知底儿的，咱们也没看不起他不是，但是太监就是太监，他们是不能人道的人，不错，张安达人长得帅气、俊秀，可话说回来了，过去进宫当太监的哪—个不是五官端正，超乎常人的，歪瓜裂枣的能到皇上跟前儿去吗?

我问母亲“不能人道”是怎么回事，母亲推了我一把说，去!

五姐的脸通红。

母亲认为跟我们家没关系的《婚姻法》，没出一两个月便大有了关系，我们家那位情感丰富又多变的“小村姑”提出要和完颜姐夫离婚，谁也劝不住，她也不吵也不闹，就是铁了心地离!

我母亲说不出什么，因为五姐夫跟太监一样也“不能人道”。

很快这个婚就离了，我五姐参加了革命工作，嫁给了在陕西紫阳当过牧童的王连长，连长那时候已经不是连长也不是牧童了，是大干部了。

我那位被“抛弃”了的五姐夫完占泰离了婚却还住在我们家里，照常过着他的神仙生活，他没有工作也不想出去工作，他天津家里有的是钱，据说几辈子也花不完，不愁吃也不愁穿，在叶家被我母亲当儿子养着。后来公私合营，又连着几个运动，老姐夫家里就穷了，再没有钱给寄来了。没有了经济来源却也没饿着他，有我们吃的就有老姐夫吃的，好在他也不正经吃饭，经常“辟谷”，有时候吃三颗红枣就能顶一天。

张安达来我们家定要到五姐夫的屋里去，看看五姐夫有没有什么要换洗的衣裳，该拆洗的被褥，他拿回去让媳妇洗，洗过浆过，熨平整了再送回来。他的天津乡下媳妇做了什么新鲜吃食，也都想着给老姐夫送点儿过来，论远近，他们到底都是属于同一地域的，甭管是静海的穷太监还是津门的阔少爷。

我跟着老张去过一回张安达家，是为他们家老太太过世三周年去的。去张安达家，我是正差，老张是陪衬，毕竟我代表着叶家宅门，老张是跟差。但是一出街门立刻就变了，老张变成了正差，我成了跟随。他走前头我走后头，他甩着手，我提着蒲包水果……我说，老张唉，我怎么觉着秩序有点儿乱。

老张说，不乱!

进金太监寺胡同往西，路南一座干净精巧的小院就是张安达家了，门口有石头门墩，上头雕着两个歪着脑袋的小人儿，很像是《小放牛》里头的牧童哥。进门之前老张拉住我，再一次叮嘱千万别忘了他交代的事儿，我说，你放心，我忘不了。

老张交代我，到了张家，眼睛往房梁上瞅，他们家房梁上若是放着一个升那就对了，听人说太监的“根”又叫“宝贝儿”，用油纸包着，垫着灰，就搁在那里头，吊在房梁上，任何人也不能碰，太监死了的时候取下来，安在原来的地方，随主人一块儿埋葬。这个工作对死者来说非得至亲至近的人做不可，别人信不过，稍有闪失，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就不完全了。刘掌案没儿没女，张安达是他的徒弟，所以刘掌案去世后，他的“根”是张安达亲手给安放的，放的时候张安达可谓毕恭毕敬，小心翼翼，第一“根”要紧贴着肉，不能有空隙，第二“根”得摆正了，不能歪……决不是草草一搁了事。这些都是老姐夫告诉我的，那是在张安达死了之后……

可是当时我对这些并不了解，傻乎乎地问老张，房梁上头是什么“根”。老张说是“男根”，我说，有“男根”就得有“女根”，他们家“男根”在房梁上，那“女根”在哪里?

老张说，不知道!

就跟想看张安达上厕所一样，老张对太监的私密细节非常感兴趣。

张家院里栽着丝瓜和葫芦，还有一棵石榴，葫芦架底下有石头桌子，房檐下头挂着鸟笼子，笼子里头不是什么好鸟，普通的红子罢了。屋里有八仙桌，太师椅，老榆木的，结实而耐用。北边墙上挂了一副对联，“牧笛一吹春柳韵，杏花齐放彩霞云”，好像也没脱开《小放牛》的意境。里屋紧靠南窗一盘炕，炕上有躺箱、炕桌，炕下靠西墙有梳妆台，门后有脸盆架子，架子上有大铜盆，盆沿上搭着白手巾，整个房间擦抹得一尘不染，连那砖地也闪着幽幽的光。没有堂皇阔绰，有得是简约舒适，但从格局看又一丝不乱，沿袭着传统，沿袭着规矩，让人想起紫禁城内乾清宫的西暖阁来。这怕就是张安达的心劲儿了，当过太监的心劲儿。

看得出，张安达在宫里当太监的时候一定是向往着安稳的小康生活，向往着一夫一妻，《小放牛》式的浪漫，独门独户的小院。热腾腾的炸酱面，母亲安逸，儿女绕膝，自己是尊贵威严的一家之主；可是过上了一家之主的日子又脱不开宫里的套路，脱不开习惯的束缚，就像是把熟粽子解开剥了，它还是个粽子，再变不成米饭一样。

老张谱摆得很大，进了门腆着肚子跟大爷无异，但张安达心里明镜儿似的透亮，孰重孰轻一点儿不糊涂，他把我往正座上让，尽管我还是个孩子，也一日一个“格格”地叫，让他的媳妇出来先跟我见过了再招呼老张，这让老张很没面子。

张安达的媳妇低着头几乎不说话，眼睛也不敢朝我们看，张安达说什么她就做什么，谨慎而温顺。我不知该管张安达的媳妇叫什么，张安达说她叫李增春，我便叫李增春，李增春终于冲我笑了笑，下兜齿儿，嘴还有点儿歪，模样一般。李增春能给太监当媳妇，并且无怨无悔地跟太监过了这么些年，这让我对她充满了好奇，母亲的“人道”教诲让我懵懂地感到了两口子之间的事儿，这是不能对人言说的，那些个苦辣辛酸也只有李增春自个儿明白了。若干年后我看了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那里头有给太监当媳妇的康顺子，可我总不能把她和李增春联系在一起，也不能把庞太监和张安达扯到一块儿。其实人跟人挺不一样，太监和太监也不一样。世间的事儿，“葶历似莱而味殊，玉石相似而异类”，难以一言概之。

张安达的媳妇李增春身子骨很单薄，小脚，头发花白，看年龄比张安达大不少，俩人站到一块儿明显的不般配。李增春给我们倒了茶就进到厨房再没露面，是个沉静识体的女人。

张安达家用的茶碗很讲究，是粉彩薄胎美人荡秋千的西洋瓷，老张问是不是皇宫的旧物，张安达说是他在崇文门鬼市上淘换来的，没花两块钱，便宜!崇文门外的鬼市自解放前就有，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末，地点在花市附近，黎明出摊，天亮走人，买的卖的谁都看不清谁，每个摊上点着盏半明半暗的小灯，地上铺块布，摆着东西，谓之“鬼市”，又叫“晓市”。东西中有贼的赃物，也有潦倒大宅门的珍藏，碰巧了还真能买到好东西。后来老张回唐山之前我跟着他逛了一回“鬼市”，没买回什么东西，只买了两条板凳，老张说这东西在乡下很实用。

那天，老张跟张安达说他唐山家里给分了地，他梦寐以求的回家当地主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计划这个月就跟我们家把账结清，回家当他的“老太儿”去。“老太儿”是唐山话，老太爷的意思，出自《三侠剑》里的杨香武。杨香武是乾隆年间河北的大侠，跟窦尔敦、黄三泰们是同时代的人，戏台上的杨香武一口唐山话，通常由武丑扮演，装扮和《三岔口》里的刘利华差不多，穿着黑紧身衣，绣着满身五彩花蝴蝶。传说杨香武的轻功十分厉害，曾经有过“三盗九龙杯”的经历。两军对峙，兵对兵，将对将，双方要互通姓名，刀下不杀无名之鬼。杨香武出自民间，没有堂皇的名号，便自报“老太爷杨香武”，唐山话，“老太爷”就成了“老太儿”。后来人们就戏称唐山人为“老太儿”，老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太儿”。同是“老太儿”，老张跟人家杨香武却差得远，老张有点儿小自私，有点儿小蔫坏，还有点儿弯弯绕的小肚鸡肠，没有杨香武的侠义豪气。老张说厨子老王也想回山东，现在解放了，各自家里都有了很大变化，也不知道老婆孩儿过得咋样，岁数大了，不回家咋着呢。

张安达说是该回去看看，人走千里万里。那根儿还是跟家里的老坟地连着呢。他静海的家里已经没了人，虽然有几个远房侄子，但是他没给过人家什么接济，到老了回去人家未必肯接纳。在北京好歹他跟前还有个闺女，他的闺女张玉秀现在在北新桥副食商店工作，也算是干部了。

我们走的时候李增春从厨房出来了，这一会儿工夫她给我烙了七八个糖火烧，用布兜了，塞到我手里。我不要，老张说，拿着吧，好歹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张安达说，知道你们家有专门的厨子，不稀罕，可这个是我们静海的家常火烧，味儿自然是不一样的，也没什么好东西给小格格拿着，让格格空着手回去，怪不落忍的。

我提着火烧跟着老张往外走，张安达的媳妇送到了影壁跟前就止住了步，张安达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外，站在台阶上看着我们，直到我跟老张朝北拐弯，他还在朝我们挥手。

张安达的礼数真多。

老张问我朝房梁上看了没有，我说看了，他们家没房梁，只有白纸糊的顶棚。老张肯定地说，那“宝贝儿”就是藏顶棚里了!

我问老张，“金太监寺”跟张安达有没有关系，老张说有屁关系，这个胡同自打明朝就有了，张太监住这儿也是碰巧。我说张安达准是看上了这个地名才买的房。老张说，他躲还躲不及，但凡有比这儿便宜的，我敢担保，张太监绝不会在金太监的地盘上住，甭管是明朝还是现在!

在我童年的思维中，一直是把“金太监寺”和张安达连在一块儿的，宽展的胡同，安静潮湿的小院，剥落的砖墙，藏匿于深处的故事……常常让人浮想联翩。

今天的金太监寺胡同不知还存在否?

我把糖火烧拿回家，母亲尝了，说半发面，又酥又脆果然好吃。厨子老王不以为然，掰了一块在嘴里捌了半天说，《小放牛》味儿。

我不知道糖火烧怎么会和《小放牛》搅到一块儿去了。

(五)

我五姐自嫁了“紫阳牧童”以后再没跟张安达一块儿演过《小放牛》，不是她不演，是再没机会演了，她在商业局工作，是搞行政的，严肃得厉害，跟谁都没个笑模样，好像谁都是她的下属。她回来动辄便批评我母亲落后，忘掉了南营房穷人出身的根本；批评她的前夫完占泰谲诡幻怪，醉生梦死，没有谋生技能，整个儿一个少爷秧子。我当然也在她的批评内容之中，她说我小小年纪，鬼精鬼精，心思全没用在正道上，一脑门子封建残渣，都八岁了，还没有加入少儿队。那时候的少年先锋队叫少年儿童队，不是我的记忆出了毛病，的确是如此，参加过“少儿队”的人现在大多七老八十了，想必他们还不会忘记这个名字。那时候的队歌是郭沫若写的，“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而不是现在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现在的队歌是电影《英雄小八路》的插曲。

我当时反驳五姐说，我怎么鬼精了，我连“人道”都不懂!

母亲扑哧乐了，五姐捂着肚子歪在炕上说，你快给我一边儿待着去!

母亲将一个包袱给五姐抱来，打开都是婴儿的衣物，有连脚裤、老虎鞋、老虎帽、绣花斗篷，母亲说是张安达的媳妇给做的，说想的是五格格该用上了。张安达猜得没错，五姐姐的确要生孩子了，肚子大得像鼓，气儿都喘不匀了，两条腿肿得像大萝卜，自个儿都快顾不过命来了，还批评我“封建残渣”!

没过多久，五姐生了一对双胞胎，小鼻子小眼儿的两个小“村姑”，“紫阳牧童”的后代。

五姐添了千金，我妈作为姥姥给送了一对小银镯子、小银锁，本来这里头根本没有完姐夫什么事儿，他也过来凑热闹，拿着两块小破石头让我母亲一块儿送去，说石头来自陕西楼观台，楼观台是老子讲《道德经》的地方，是道教祖廷之一，亲耳听过老子教诲的石头不是一般石头，是有仙气有道行的灵石，有这样的石头与孩子相伴，孩子将来一定有仙风道骨。

听过老子讲话的石头到了我五姐手里，她看也没看，隔着窗户就扔出去了，他们家窗户外头是自由市场的鱼市，两块灵石降贵纡尊混杂于污秽腥臭之中，命也如斯，想必也是一番劫难了。

那对小丫头长大后并没什么出息，刚上四年级便双双留级，小学念了八年，初中念了四年，不爱学习爱臭美，一门心思在吃穿打扮上，高中开始搞对象，两个人加起来搞了百十来个，最终一个嫁了“无职业”，一个嫁了南京来的卖“盐水鸭子”的。

我说那样的石头怎能随便扔呢，老姐夫摇摇头说是“缘分”，缘分不到，不能强求。我说，老姐夫，什么时候您又转到佛教来啦!

我的老姐夫和他的朋友张安达后来的日子过得都不太好，跟那对小双胞胎不同，他们的日子过得有点儿被动。

他们的共同悲剧在于都没有工作，张安达曾一度在街道办的纸盒加工厂糊纸盒，计件制，张安达一天糊不上一个鞋匣子，用他的话说是连一两豆芽菜钱都糊不出来，就不干了。我看过写溥仪在监狱糊纸盒的书，也是糊不到一块儿去，我不明白了，怎么紫禁城出来的主儿在动手方面都这么差呢?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

我的完颜姐夫跟张安达不同，他是有条件而不愿意工作，数学系毕业，在当时是大学问了，但他的学问于他的人生经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今天吃了绝不想明天，这位金世祖后裔活得很模糊，他对我说，模糊也是学问!九十年代我听说了“模糊数学”这个词，真佩服老姐夫的英明!但用我五姐的评论是，打着不走，拽着出溜，完占泰这个人没治了。

懂得“模糊”的老姐夫糊过火柴盒，给外贸工厂画过灯笼，挣得不多，够吃就行，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简朴的生活正合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准则。老姐夫一直活到九十二岁，21世纪无疾而终。

张安达偶尔来串门，仍旧不空着手，有时候用手绢兜一兜花生米，有时候用黄糙纸包几块熏肠，熏肠不是现在超市卖的灌了淀粉的熏肠，更不是哈尔滨的美味红肠。是将猪小肠缠绕起来煮熟熏制的，小贩背着木盆，沿街吆喝，跟酱猪肝、猪心、猪尾巴一块儿卖，不过价钱更便宜罢了。再有的时候张安达会带来他闺女熬的豆酱，即把猪皮、黄豆、咸菜丁煮过，等凝固后浇上醋蒜汁吃，是一种实惠鲜美的家常小菜。

厨子老王回山东老家了，老王在，他又会不屑地说是《小放牛》水平了。

张安达是来陪我那位嗜酒如命的老姐夫喝酒的，其实他平时根本不喝酒。

我时常地想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话来，“涌泉”似乎太猛太快太直接，张安达的报答是“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如同筱白玉霜缓缓的唱腔，于悠悠静夜中似有似无，不绝如缕。

知己犹未报，鬓毛飒已苍。

渐渐地，张安达很少到我们家来了，他的小脚媳妇李增春死了，张家就剩下他和闺女相依为命了。我佩服张安达的远见，接纳了这个叫做张玉秀的女儿，有这个女儿跟没这个女儿是大不一样的。张安达不是刘掌案。

张安达的房子，自己住了三间，将其余几间租出去了，当时叫“吃瓦片”，可是那点儿租金十分有限，够不上每月的嚼谷，得靠女儿接济，就这，还落了个小业主的名声。张安达的女儿结了婚在和平里住，姑爷是运输公司的调度，两口子都是善良人，就想把张安达接去一块儿住，让张安达安享晚年。

张安达到我们家跟老姐夫商量，去还是不去，老姐夫说去，现在身体硬朗自然显不出什么，将来一旦落了炕，跟前还是得有人，他遗憾的就是自己这辈子没个一男半女，想想未来总是个事儿，谁管呢?

听老姐夫这么一说，张安达就把金太监寺的房子卖了，卖了两千块钱，两千块在那个年代是笔巨款，溥仪写了本《我的前半生》，稿费不过五千，张安达把这笔钱在自个儿手里攥着，住在闺女家，他一分钱不掏，他认为闺女养活他是应该的。

张玉秀在和平里的房是两室，厕所公用，水房公用，做饭就在楼道，谁家吃什么全体居民都知道，谁家没开火，全体居民也知道。五十年代的居民楼多是这种水平，住惯了小院的张安达哪儿能习惯筒子楼，他不能习惯没有隐私的生活。

他一辈子都是在隐私中度过的。

他和闺女睡觉隔了一道门帘，他睡外间。小两口睡里间，虽说他是太监，但毕竟他是运输公司那位的老泰山，里间睡的是女婿，不是皇贵太妃。他的觉少，睡得灵性，周围稍有动静他会激灵一下坐起来，这是当差多年的习惯。不隔音的筒子楼害苦了他，头上的顶棚都是相通的，先是里间，后是隔壁，各种各样奇妙的声音让他几乎无法入睡，都是以前没有听过的声音，敬懿太妃是寡妇，她的宫里晚上没这些声音。后半夜楼里好不容易安静下来，顶棚的耗子又开起了运动会，咚咚地跑，蹬得房顶往下掉土。

谦恭的张安达不是永远谦恭的，在女儿面前，他显尽了“老太儿”派头，养闺女图的什么，不就图有人尽职尽责地孝顺，无条件地伺候，自己理所当然地当“太上皇”吗?问题是他的闺女不是皇上，所以他的“太上皇”当得就有点儿打折扣，有点儿窝囊。

在家里，“太上皇”张安达不是个好说话，好伺候的主儿。

老北京人，向来是早晨一壶茶，空着肚子喝够了再吃早点。有这习惯的一般都是清闲的大爷，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为生活苦奔的不在其中。到了张安达这儿就有点儿麻烦了，无论早晨多忙，也得让闺女把茉莉花茶沏好了，把油饼豆腐脑买来，才能去上班。按说这条件不高，可那个时候没有煤气，没有电磁灶，每天得劈柴笼火，火上来再烧开水沏茶，这么一折腾闹得见天张玉秀天不亮就得起来。张玉秀跟张安达商量，能不能用暖壶的水沏茶，张安达说不行，隔夜的水泡不开，茶叶都在碗里漂着，那不是喝茶，那是泡干菜。张安达说他在寿康宫当差，从来都是三更就起来，没睡过囫囵觉，也没觉得不自在，到了闺女这儿怎就不行了呢?再说，她的妈活着时候天天都是早早儿把茶沏好了搁那儿，十几年，也没见她提出过什么困难。

喝茶这件事不能更改!

女儿两口子上班，中午回不来，张安达不吃剩饭，自己也不做饭，让他在炉子跟前炒菜，没门!别说他，连他的师傅，专门负责御膳的刘掌案都没干过这个，连看门的老张、厨子老王都回家当“老太儿”去了，他难道连老张、老王都不如?谁见过“老太儿”自己下厨做饭的?不能掉这个价，就是说不能给小的们当使唤人，吃什么是次要的，关键是太爷的架子得端着。

女儿有女儿的办法，中午让老爷子在街口小饭铺包饭，想吃什么随便点，月底由女婿去结账。饭铺的饭跟御膳房不能比，翻不出多少花样来，没两个月，张安达就吃腻了。在饭铺里夸赞人家的饭食实惠，味道好，回到家就跟女儿翻脸，说饭铺的饭不是人吃的，饺子一两六个，半个巴掌大，还是萝卜馅，他什么时候吃过萝卜馅，他根本就不吃萝卜，宫里当过差的人都不吃萝卜，吃萝卜出虚恭，大不敬，那是要掉脑袋的事儿。御膳房的小饺子小手指头肚大，小包子十八个褶儿，龙须面下到锅里自己会转圈儿，就是酱咸菜也得切出花儿来，好吃不好吃的模样得讲究，天下万物都有自个儿的品相，饭铺弄些个“大不列颠”搪塞人，他们做着不嫌寒碜，他吃着嫌寒碜。要是刘掌案还活着，知道他吃萝卜馅大饺子，非得笑话他不行。女儿说，老爷子，您就将就一下得了，刘掌案要是知道您今天有大饺子吃，恨不得从棺材里坐起来跟您要俩吃呢!

张安达不想将就，他将就一辈子了，在亲人跟前他要恣意舒展，把扭曲了的人生再扭过去。很多时候他什么也不为，就是想找点儿不痛快，不痛快在哪儿找，在晚饭桌上找，因为只有在晚饭桌上，一家子才能凑齐了。

姑爷将一块肘子夹到张安达碗里说，爸，你吃这个。

张安达的筷子停了，不快地对女儿说，我是谁，我是老家儿，是一家之主，跟一家之主就这么你我他仨地说话，不怕折了寿?

女儿给女婿翻译父亲的意思说，以后跟爸说话得说“您”，不能说“你”。对别人称呼父亲的时候得说“悠”，不能说“他”。

姑爷是广西人，翻着广西大舌头“怹、怹”学了半天，终没将这个字说利落。

吃着吃着，张安达的筷子又停了，看着女儿半天不说话，女儿心里发毛，不知老爹爹又翻出什么新花样。张安达说，秀儿，我记得你不是属猪，是属兔的吧?

女儿说对，是属兔的。张安达说，属兔的你吃饭吧叽嘴干什么，吧叽吧叽，馕糠似的，饭桌上就听见你一个人的吧叽声。

坐对面的姑爷赶紧收拢了腮帮子，老丈人说的是女儿，指的却是他。

吃完饭，姑爷一边收拾饭桌一边讨好地问老丈人明天晚上想吃什么，张安达在等着女儿给点烟袋锅，听了姑爷的问话说，你们上一天班够累的了，吃点儿简单的吧。

姑爷问什么简单，张安达说，贴饼子熬小鱼儿。

看姑爷直发愣，张安达说，饼子在上鱼在下，一锅都熟了，省事儿!

为这锅省事儿的“贴饼子熬小鱼儿”，姑爷特意请了半天假，折腾得地覆天翻，做出来一锅连鱼带刺的腥棒子面粥。张安达自然拒绝吃那不伦不类的“混账”，女儿另外给做了一碗羊肉热汤面了事。热汤面还没吃完，张安达提出想吃天津西边杨村的糕干，女儿心疼姑爷，说，杨村糕干得上天津买，他们单位明天不休息。

张安达说，他们是运输公司，运输公司难道就没有一辆车上天津?

女儿说，去天津不进城也买不来，再说了，为一包糕干，小月科孩子吃的，也不好张嘴求人。

张安达说，老人都是小月科孩子，人生就是个圆，活着活着就活回去了，你刚来北京的时候，抱在你奶奶怀里，专吃杨村糕干，连你娘的奶也不吃；你奶奶到最后，躺在炕上，除了吃糕干，也是其他什么都不吃。

女儿无助地看着姑爷，姑爷痴呆呆地没有表情，他还没弄懂“糕干”是什么东西。

张安达愿意看女儿、女婿诚惶诚恐的模样，他对这种模样太熟悉了。女儿、女婿的无所适从，对他来说是一种得意，一种由内心深处生成的快感，这种感觉是他从少年时代便缺少的，久久盼望的。女儿、女婿越经不起这折腾，他便越发折腾，目的只有一个，随时向别人提醒自己的存在，显示自己在家中无可动摇的重要地位，家里无论是谁，对他都应该绝对服从，为他无条件地服务。

孤古乖怪，真是一种别路心态。

女儿每天战战兢兢，如同哄小孩，下班总得给张安达带点儿好吃的，半斤槽子糕，一个黑崩筋儿西瓜，一串糖葫芦，几个“驴打滚儿”，老爷子要是高兴，槽子糕便“赏赐”给了姑爷，老爷子要是不高兴，糖葫芦说不准就能从地上飞到顶棚里去。

整个一个“作(zuo读一声)”!

女儿不跟爸爸计较，她希望一辈子活得不容易的太监爸爸老了老了能幸福。

孩子们越是周到，张安达越是不满，越是不满，越是融不到这个小家庭里去，没事就一个人瞎琢磨，女婿姓王，将来女儿有了孩子也姓王，他可是姓张，姓张的住在姓王的家里名不正言不顺，不合规矩，这就好比溥仪出宫，无论如何是不能住到他的丈人郭不罗蝾螈家去的，尽管郭家的房子不少，也有钱，可那儿不是他落脚的地方，后海的醇王府大而无当，也没什么直接的亲人了，可他还得奔那儿去。张安达有点儿后悔将金太监寺的房子卖了，可是不卖他又靠什么养老，他真正的家又在哪儿呢?

张安达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恍惚了。他不愿意在“家”待着，女儿还没上班他先走了，女婿下了班他还没回来，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地坛，在地坛的长椅子上一坐一天，看着树影移动，感受着太阳从胸前照到后背……

在一次会议上，张安达的女儿见到了我五姐，说了她父亲的情况，我五姐以她的想法理解张安达，说张安达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哪天她去好好做做张安达的工作，劝劝他，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儿子、女儿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问题是，我那个为革命而忙碌的五姐，转过脸就把这个应诺忘了，害得张玉秀等了大半年也没等来“做工作”的我五姐。

我的老姐夫告诉我，张安达最大的障碍在厕所。

我认为老姐夫的分析不错，当初张安达上我们家的时候，被看门的老张强行着灌了几壶水，为的就是看太监上厕所……张安达住在筒子楼，厕所是公共的，左边一溜一排蹲坑，右边一溜一排尿池子，都是无遮无拦的公开，这让张安达尴尬而难堪。

至少，地坛的公厕有隔断。

(六)

1958年，我们家前边的两进房子被征用，宽敞的广亮大街门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后进的游廊被从过道砌死，西边开了一个偏门。以便我们家人进出，门牌号也由2号改为2号旁门。从此，前头三分之二的房子与我们无关了，我们家只剩了第三进的四合院和后头的花园，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和石榴树。

父亲抑郁了许多日子，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怹同意的，悠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了人又唉声叹气，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呢?父亲说，君子为人，唯善以宝，我何在乎那些房子，只是这“旁门”让人不快，有左道旁门之嫌，叶家人什么时候走过旁门?

母亲说，旁门就旁门吧，这个旁门比我娘家的正门要大多了，家里就这几口人，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越来越旧，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

母亲说得没错，我们家的房屋院落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廊柱掉了漆，露出了里面的麻；沟眼不通，一下雨院里全是水，如同北海的水榭；十几间屋子，除了东厢房不漏，其余下雨就得找盆接，几乎每间房子的顶棚都像地图一样，有一圈一圈的水渍；后院园子里的草都长疯了，常有一只胖刺猬沿着过道到前面来溜达，见了人小眼一翻，慢慢腾腾地再逛回去，好像它是这儿的主人。母亲说狐黄灰白柳是家神，狐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灰是耗子，白是刺猬，柳是长虫，家里有这些东西是兴旺象征，它们都得罪不得，所以那只刺猬就在我们家幸福地自在地生活着。

也没见我们家兴旺起来。

我们家越过越没有人气儿。

父亲年纪大了，白胡子在胸前飘荡，谁能指望一个白胡子老头能干什么呢?母亲婆婆妈妈的，除了柴米油盐，对别的没兴趣。哥哥们娶妻另过，姐姐们嫁人出阁，家里只剩七哥哥和我，可是这个老七就会画画，连换灯泡都不会……

同学们都不愿意到我们家来，说我们家像庙，像《聊斋》里闹鬼的地界儿。

隔出去的前院跟后头比是两个世界。没出两个月那些房子便修缮一新，窗户纸全换成了大玻璃，还安了纱窗，廊子都上了绿漆，重新铺了地砖，重新刷了墙，正屋开了后窗，院里搭了天棚，运来了许多椅子和床，还有一盆一盆的绣球花，好多的人进进出出，好多的东西摆摆放放，总之那个院子彻底变了，变得意外、陌生，从气味到格局。

有一天，前头敲锣打鼓，放了一阵鞭炮，来了些领导，住进了十几个老头老太太，老人有能动的有不能动的，个个都像碰不得的老祖宗。工作人员也不少，扫卫生的、做饭的、采买的、护理的，俨然像一大家子人，比我们家红火多了。

母亲不再让我往前头跑，说敬老院好歹也是个单位，哪能让闲杂人等随便出入。我告诉母亲，曾经是饭厅的东屋现在住了仨老头，一个是小学教员，一个是卖灌肠的，还有一个就是张安达。母亲惊奇地说，张安达是有闺女的呀，他怎么会住进去了呢?

我说，那他就住进去了呗，太监是没后人的，他为什么就不能住进去?

母亲说，那张玉秀呢，她当着干部却让她爸爸进敬老院，这不合适!这个张安达也是，跟咱们前院后院地住着，也不说过来言语一声，倒显得生分了。

住在前院的张安达一直也没到我们家来串门，老姐夫说张安达是不好意思，张安达内心认为凡是住进敬老院的都是走投无路，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他沦落到这份上不好再跟叶家走动，怕让叶家失了身份。

张安达是多虑了。

但是我跟张安达的交往却一直没断，放了学就爱往张安达那儿跑，跟三个老头一块儿玩牌，我们玩的是“打百分”，也叫“升级”，我跟张安达打对家，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就像张安达跟我五姐唱《小放牛》似的，严丝合缝，不出破绽。老头们玩扑克，耍赖、反悔、偷牌、换牌，比小孩还小孩。张安达在外人跟前平和顺良，他让着任何人，跟谁也不争，对什么事儿依旧是“依着您”，好像这才是他的本性，这种性情渗到他的骨子里去了，他觉得这样反倒很正常，很习惯。所以，我印象中的张安达至死都是不张扬，好说话的老好人。

他女儿张玉秀嘴里的张安达不知是谁。

在敬老院里，张安达不再刻意避讳自己的太监身份，太监住敬老院，理所当然，他不住这儿住哪儿呢?没人提出异议。

张安达在敬老院有自己的单独厕所，即将最里头的坑隔开并且很人性化地装了一扇小门，蹲坑上摆放了可以坐的座便椅。小门一关，里头自成一个小世界，谁想看太监怎么上厕所是万万不可能的，就是我们家看门老张跟张安达一块儿上厕所，怕也是达不到目的。北京人在厕所问题上向来不讲究，到了七八十年代，北京撤销私用厕所，为便于管理，统一改成公厕，那些蹲坑旱厕依旧是大敞亮，堂屋一般，倒是痛快，倒是无隐私，谁拉什么屎随时可以一览无余，彼此间可以聊天，可以交流手纸，清洁工到点清洁，刷完了这个坑你挪个窝，换到另一个坑去就是了。张安达在五十年代就有了自己如厕的“单间”，级别不低，玩牌的老头们戏称张安达的厕所是“御膳房”，张安达一去厕所，他们就说他上御膳房做饭去了，这回做的不知是稀还是干。

张安达在敬老院上上下下人缘很好，他手脚勤快，有眼力见儿，肯给任何人帮忙，在所有的人跟前，张安达永远把自己搁在最底下。

张安达说他住敬老院是不愿意给闺女和姑爷添麻烦，我说，我老姐夫正在吃政府救济，没有收入，国家每月发八块钱，要论住敬老院，老姐夫完全够条件，我动员他过来跟您做伴儿吧。个人瞎琢磨，女婿姓王，将来女儿有了孩子也姓王，他可是姓张，姓张的住在姓王的家里名不正言不顺，不合规矩，这就好比溥仪出宫，无论如何是不能住到他的丈人郭不罗蝾螈家去的，尽管郭家的房子不少，也有钱，可那儿不是他落脚的地方，后海的醇王府大而无当，也没什么直接的亲人了，可他还得奔那儿去。张安达有点儿后悔将金太监寺的房子卖了，可是不卖他又靠什么养老，他真正的家又在哪儿呢?

张安达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恍惚了。他不愿意在“家”待着，女儿还没上班他先走了，女婿下了班他还没回来，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地坛，在地坛的长椅子上一坐一天，看着树影移动，感受着太阳从胸前照到后背……

在一次会议上，张安达的女儿见到了我五姐，说了她父亲的情况，我五姐以她的想法理解张安达，说张安达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哪天她去好好做做张安达的工作，劝劝他，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儿子、女儿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问题是，我那个为革命而忙碌的五姐，转过脸就把这个应诺忘了，害得张玉秀等了大半年也没等来“做工作”的我五姐。

我的老姐夫告诉我，张安达最大的障碍在厕所。

我认为老姐夫的分析不错，当初张安达上我们家的时候，被看门的老张强行着灌了几壶水，为的就是看太监上厕所……张安达住在筒子楼，厕所是公共的，左边一溜一排蹲坑，右边一溜一排尿池子，都是无遮无拦的公开，这让张安达尴尬而难堪。

至少，地坛的公厕有隔断。

(六)

1958年，我们家前边的两进房子被征用，宽敞的广亮大街门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后进的游廊被从过道砌死，西边开了一个偏门。以便我们家人进出，门牌号也由2号改为2号旁门。从此，前头三分之二的房子与我们无关了，我们家只剩了第三进的四合院和后头的花园，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和石榴树。

父亲抑郁了许多日子，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怹同意的，悠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了人又唉声叹气，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呢?父亲说，君子为人，唯善以宝，我何在乎那些房子，只是这“旁门”让人不快，有左道旁门之嫌，叶家人什么时候走过旁门?

母亲说，旁门就旁门吧，这个旁门比我娘家的正门要大多了，家里就这几口人，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越来越旧，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

母亲说得没错，我们家的房屋院落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廊柱掉了漆，露出了里面的麻；沟眼不通，一下雨院里全是水，如同北海的水榭；十几间屋子，除了东厢房不漏，其余下雨就得找盆接，几乎每间房子的顶棚都像地图一样，有一圈一圈的水渍；后院园子里的草都长疯了，常有一只胖刺猬沿着过道到前面来溜达，见了人小眼一翻，慢慢腾腾地再逛回去，好像它是这儿的主人。母亲说狐黄灰白柳是家神，狐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灰是耗子，白是刺猬，柳是长虫，家里有这些东西是兴旺象征，它们都得罪不得，所以那只刺猬就在我们家幸福地自在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