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第十章 春秋战国无信义

春秋战国期间，出现率最高的字就是“义”字，然而，春秋战国又最不讲信义。在这个时期，作为人类普适的文化现象———信义，面临前所未有的被解构的危机。这种不讲信义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敌对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友好国家之间，甚至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承诺让出一个城池却不交割，答应出兵援救却又按兵不动，言称买对方的某种宝物却不付钱，将某某骗来却羁押起来，以为人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最早的“自然法”———口头承诺或文书承诺几乎失去效力。例子俯拾即是:

十二年，齐管仲、隰朋死。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奚、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

《史记·秦本纪第五》晋闹粮荒，秦支援晋，想必两国定下了口头承诺，待秦有急用，晋会反过来支援秦。然而秦真的闹粮荒的时候，晋非但不支援粮食，反而乘机出兵伐秦，不讲信义到极点。

秦的不讲信义的事情就更多了，比较有名的是秦索要赵国的和氏璧，答应割15座城池给赵，却不实施承诺，幸亏蔺相如机智，才得以完璧归赵。

春秋战国几百年，不讲信义的乱战登峰造极，食言、失信与欺骗，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部东周列国志，充满着血腥的斗争与杀伐。读之让人压抑，让人窒息，让人呆若木鸡。

作为华夏子孙，我们对春秋战国这段历史不能不怀有愧怍之感。我们最应该躬身自省，我们自古就缺乏集体协作精神，缺乏通过非武力的方法实现利益协调的胸怀与技巧，遇到利益纠葛，非用武力解决不可，以至于产生了对武力的严重依赖性，无法摆脱，像吸毒者依赖毒品。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实例实在是太稀少了。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之中，或是以腐败与不公正为代价拼命保持既得利益格局，或是坐以待毙，消极等待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武力打乱格局，重新摆平那些春秋·铜胄已经失去相对平衡的各种利益关系。所谓“窝里斗”，在这个历史时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肤色相同、操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体一致的文化传统的龙的传人都嗜斗成性，弄得华夏大地几乎无一天无有杀伐，无一天无有争斗。被分封的数十种上百股政治势力，互相之间根本不能和平共处。大家都怀有这样一种心理:宁可承担巨大风险争夺全部利益，也不愿意降低风险稳拿属于自己的几百分之一的利益。换言之，地方自治在中国行不通，非中央集权不可。分享不如独享，分权不如集权，名义上的天子不如握有实权的帝王。这种价值取向被广泛认同。

欧洲或日本的地方分权比中国稳定得多，解决地方势力纷争所采取的手段也并非仅仅是武力。这是他们迅速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艰难，原因同样在于此。权力过于集中，行动过于一致，染指权力的人数过少，扼杀了地方乃至个人的积极性，使得很难自我调节，也使得中国始终处于国强民弱的状态，社会发展极不谐调。在许多场合，皇权的破车根本拉不动方圆如此辽阔的大地，所以中国文明的步伐格外缓慢。儒家是讲伦理道德的，但道德在中国恰恰是个致命的弱点，中国只存在封闭的道德体系，不存在开放的道德体系，单纯靠封闭的道德体系（只涉及特殊人际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而不涉及一般的人际关系，这样的道德体系是封闭的道德体系）治理国家，卒难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