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大的国耻。

除了耻辱而外，焚书坑儒还是一个强大表征:中国人善于“破旧立新”。把存在的文明消灭掉，建立新文明，这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一种思考方法。秦始皇破天荒地实施了这一思路，并将之留传后人。

焚书起源于博士淳于越与李斯的一场辩论，这是士大夫与官吏之间的一场辩论。要害问题有两个:一个问题是文化可不可以传承?另一个问题是，士大夫可不可以议论学问与朝政?两个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将对中国社会的演变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这个问题，西方基本上解决了。而中国，却在两千多年中苦苦地寻求答案而未得。

关于第一个问题。博士淳于越认为，没有听说过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李斯针锋相对地说，五皇各有不同，夏商周也是各行其制，并不存在“师法古人”的问题。淳于越阐释问题不太清晰，李斯对他的反驳纯属狡辩，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说别的，周朝对殷朝的继承就是有目共睹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李斯声色俱厉地指出，不能让士大夫们乱发谤言，不能让他们“入朝

心里指责，出朝街谈巷议”，一句话，就是必须堵住读书人的嘴。惟如此方能维护帝王尊严。

中国由封建政治转换为皇权专制政治，如此大事，只小小的一个回合就中止了讨论，一锤定音，书籍大多被焚毁，实在不可思议。中国的新政治制度就是在没有充分酝酿的情况下草草开场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许多辛辛苦苦集累起来的文明被付之一炬，不得不从头再来。许多文明在瞬间倒退了千年甚至数千年。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也许有人认为，中央集权并非突兀而起，已经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准备酝酿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足以支持秦始皇的孟浪和专断。中国地大人众，哪种政治制度更有利于统治，大有商榷余地。然而，秦始皇不容商榷，狠狠地下达了焚书令。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也是焚书的必然后续步骤。坑儒起因于侯生、卢生发泄了一些对秦始皇专制不满的言论并离他而去。这气坏了秦始皇，非追究不可。秦始皇让御史做了一个花名册，上册的四百六十多人悉数被活埋。秦始皇长子扶苏好意进谏劝阻，恳请父皇三思，结果被发配到北方上郡监督蒙恬的军队，秦始皇死后扶苏被赵高所害。

秦之前，再残民以逞的统治者也没有能够制造出钳口封舌之锁，把民之口封杀得严严实实。在一定程度上，言路还算是敞开的。竹简（秦律杂抄）显然，秦始皇对此极为不满，听他人之言而惴惴，闻街头巷议而惶惶。坑儒的真正目的是以酷刑诛士大夫之心，从而以儆效尤。试想，四百多人被活埋，那场面也够惨烈的了，谁还敢言?正所谓诛人诛心者。

有意思的是，历史与秦始皇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被秦始皇焚的“书”，恰恰成为西汉之后各朝各代皇帝的统治依据，成为被奉为圭皋的道统。被坑之“儒”也恰恰成为帮助皇帝巩固江山的栋梁，不仅不能“坑”，还要重用———当然后来的儒也学乖了，不再像淳于越那么动辄露出“反骨”，“反骨”渐渐变为了媚骨。阿谀奉迎，卑躬屈膝，无所不用其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秦的迅速灭亡与其焚书坑儒的暴行具有最直接的关系，其他都是次要的。即使是从维护集权统治的需要考虑，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也非上策。任何统治，如若一无道统支持二无群臣捧附，终将难于长久。秦始皇仅依靠李斯等少数几个人为其鼓噪，仅凭赤裸裸的杀人暴政维持统治，当然难于持久。

人们都知道“要历史地看问题”。问题是，即使历史地看问题，焚书坑儒也是不可饶恕的。与世界其他地方同时期文明相比，显然中国的文明中缺乏民主的胚芽与人道主义关怀。秦始皇的权力空前的畸形、残暴，充满了血腥与反人权、反人类。他的严密统治完全是以民众为假想敌的，他制造了一个牢笼，不许民众越出牢笼一步。这样的政治，没有丝毫“进步性”可言。至于统一了度量衡，那属于政治之外的问题，兹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