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二十章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中不多见的亮点之一。之所以“汉”能够成为“中国”的同意语，与文景之治的盛世不无关系。文景之治接近于很早就在中国人心中扎根的乌托邦，那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历史上，由两个皇帝共同构筑一个盛世，除去“文景”，就只有清朝的“康乾”了。接连出两三代明君的概率本来就微乎其微，何况当时中国的大一统皇权体制刚刚建立不久，权争难于平息，出现盛世实属不易。其实到了景帝，文帝的德政已渐式微。景帝的治绩无法与文帝相颃颉。史家将“文”、“景”并列，固然有其道理，但也稍嫌牵强。所谓盛世，按照形成原因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好皇帝造就的，一种是政治惯性造就的。汉文帝属于前者，汉景帝属于后者。当然，成就汉文帝的也不乏惯性的因素。然而用“好皇帝”的标准对照汉景帝，汉景帝就要相形见绌得多。在司马迁的价值王国中，“好皇帝”比“政治惯性”重要得多，因此，在他心中汉文帝比汉景帝分量重得多。

《史记·孝景本纪第十一》是本纪中篇幅最短的一篇，相对来说，平抒直叙，写得也平平，给人以应付差事的感觉，流露出作者对汉朝皇帝一蟹不如一蟹现实的无奈。

“好皇帝”总有好运相随，德行差的皇帝常有厄运相伴。似乎司马迁隐隐约约相信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德政的式微，表现在景帝已经不再有文帝“日行一善”的自觉。汉景帝在位16年，发生了许多天气异象，包括日食、彗星、地震，此外还有蝗祸等自然灾害，汉景帝面对这些不利，采取的多是“大赦天下”，而较少罪己。至少在表面上，景帝比文帝的罪己少得多。说中国皇帝拒绝忏悔始于汉景帝，虽不中亦不远矣。对于文帝的优长，景帝没有能够全面继承下来，更谈不上发扬光大了。汉景帝统治时期，冤假错案明显上升。比较有名的是周亚夫受辱之后含冤绝食而死;晁错乃景帝心腹大臣，却被用来当作应急退敌的筹码，成为稳定政局的替罪羊。

景帝统治时期，酷吏横行。具有代表性的是宁成与周阳由。宁成，南阳人，汉景帝时任济南都尉、中尉，贪暴残酷，民曰:“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周阳由，汉景帝时任郎官，暴虐残酷，蛮横放纵。宁成、周阳由等酷吏宵小蟹行，为非作歹，为“文景之治”涂抹上了一缕灰色。

文景时期，是否真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府库钱财“无法周亚夫像计数”、粮库的粮食装不下只得“任其腐烂”，不得而知，但“文景”时期百倍强于秦朝的战乱不断，则是毫无疑问的。

“文景之治”得益于三方面因素:一是汉文帝采取了“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百姓得到喘息;二是汉文帝取消了肉刑与“诽谤罪”，拓宽了言路;三是汉文帝投入治国的时间多于投入策划权谋的时间，没有人为地制造过多的内讧，政治形势平稳，形成典型的太平盛世。

在大一统皇权体制下，以上三条，都极难做到。仅做到取消“诽谤罪”这一条就难于上青天，没有几个皇帝有勇气这样做的，遑论认真执行了。所以，司马迁才动情地发出“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之感慨。

可不是，中国历史上就是治世少而乱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