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二十八章 太史公的感慨

鲁国是春秋时期道德最先崩塌的一个诸侯国。正是这个残酷的现实刺激与造就了孔子。

管中窥豹。鲁国的混乱乃华夏大地分封制度式微的一个缩影，值得今人予以探讨研究。

司马迁在结束对鲁君世家的描述之后是这样总结的:

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如也。”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嫡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鲁周公世家第三》太史公对不讲道德的无义杀伐深恶而痛诋之。国家将亡，必出妖孽（《礼记·中庸》）。鲁国确实出现了许多妖孽，庆父最为典型。庆父作乱，竟然根源于他与庄公夫人哀姜私通，为男女私情而把鲁国的政治搅得溷浊不堪。他与哀姜合谋派卜杀死了公。鲁人群起而攻之，逼迫庆父自杀，哀姜也被杀死。在庆父生前与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鲁国篡权弑君或臣子互相杀戮的消息不绝于耳，让人难以足闻。孔子大声疾呼:礼崩乐坏!然而于事丝毫无补，事情愈演愈烈。

没有谁能够力挽狂澜，阻止礼崩乐坏的颓势———包括接连出现的圣人、亚圣及他们的弟子。

寻常史家往往以“历史必然性”搪塞，以为“礼崩乐坏”是历史之必然，不如此才是反常。甚或认为，礼崩乐坏是“历史进步”，孔子螳臂当车，乃不自量力的小丑。不然!历史有宏观微观之分。宏观之历史，其来有自，没有力量可以改变;而微观历史并非天然地、自发地遵循它应该遵循的轨迹运行。并非可以将“历史必然”的咒符套用在一切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上，如是，历史学家就无事好做了。大凡历史事件，分为两大类:必然的与偶然的，换言之，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与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

显然，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是偶然的，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因而是反动的（与有些人所说孔子是反动的恰恰相反）。“礼崩乐坏”最深刻的原因存在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中。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喜新厌旧的价值取向。喜欢变换，不喜欢保守。没有一样东西，中国人能够自古保守至今。这种情形，放置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

最应该保守的当然是维持分封制的血缘秩序。然而就是按血缘传承社祠，也保持不长，总是有人出来瓦解规则，重新“洗牌”。大一统皇权专制不去镇压“洗牌”者，就无法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认为秦始皇的郡县制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天大的误会。

从世界范围考察，绝大多数国家把分封制延续了下来，近代资本主义恰恰是与分封的封建制接轨，而不是与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接轨的。分封的封建制所积累起来的地方自治意识与自主意识，乃资本主义之基础。资本主义很难与大一统皇权制度接轨，因为在那种制度中自由的空隙太小了，不足以酝酿出积累资本的意识与冲动。可见，封建制比大一统皇权专制离现代社会制度更近。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诞生于封建城邦之中。

那么，中国人好变的习性从何而来呢?这是一个巨大而又从来无人过问的问题。

仅仅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是找不到圆满答案的，必须综合地理、文化、人种等多种因素一起考察。最重要的因素是:生存环境的特殊性使得中国人不必太依赖集体的协作，以家庭为本位足以完成生产作业自古交换就不发达，只有食盐等少数消费品依赖交换，绝大多数消费品可以自给自足。自给自足的结果使得中国人契约意识淡漠，不善于共同制定契约，遵守契约。中国人把个人利益看得很重，为了个人利益，不惜践踏契约。前文所说的中国人喜欢“变”，其实就是追逐个人利益的一种表现。只有“变”，才能打乱利益格局，实现利益再分配，以便混水摸鱼。经久积习，渐渐地，中国人就习惯于在“变”中求生存了。正是由于“变”的心理作怪，春秋战国作乱犯上、弑君杀父的事情屡见不鲜。庆父的肆无忌惮是有文化背景的，他并不孤立。

按照世界的通则，权威与权力是分立的，这是封建制的基础。但是中国人非常不适应这种分立。在中国，一部权威、权力分立的历史几乎等同于二者合一的历史。当权者不甘心在自己的上方高悬碍眼的权威之剑，必欲取而代之。秦始皇的“统一”中国，说到底不过将权威与权力合一，将封建制瓦解，将旧的权力秩序打乱罢了，岂有他哉。其结果是自由的缝隙被堵塞，发展的空间被剥夺，相对的竞争被削弱了。

司马迁当然不可能想到这些，但他确实隐隐约约对中国人的“变换”之疾之频，有些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