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第三十一章 史家弊端与司马迁之缺失

对历史进行道德评价为史家之传统，也是史家治史之弊端。孔子滥其觞。公元前598年，楚国以杀夏徵舒为由讨伐陈国，杀死夏徵舒之后吞并了陈国，群臣祝贺，惟申叔时唱反调。楚庄王听了申叔时的议论之后欣然从晋国接回陈灵公的太子妫午，让他治理陈国。孔子读了这段历史发出了感同身受的叹息:“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陈杞世家第六》）孔子并未提及维护诸侯国的意义这个根本问题。后来的史家无不步孔子之后尘。汉代史家荀悦说:

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同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汉记·高祖第一》唐代史家刘知己说:

更广三科，以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史通·书事》司马迁亦未逃脱这一窠臼，以自己的道德观覆盖整个史实，“彰善瘅恶，以树风声”。即使对政要人物的通奸之类的事情也绝不放过。《史记》中多见这类记叙。同一篇中竟然出现两处。其一:

厉公娶蔡女，蔡女与蔡人乱，厉公数如蔡淫。七年，厉公所杀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长曰跃，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是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庄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传公。《史记·陈杞世家第六》其二: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衷其衣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史记·陈杞世家第六》把道德看得如此之重，正是中国史家的一大悲哀。

道德是维护稳定社会秩序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限定在“社会”的场合，放置到政治的场合，情况就不一样了。道德并不是维持政治稳定有序的第一要素，甚至在某种场合不能认为它是稳定政治秩序的机制。道德在政治领域的作用要大打折扣。无论是孔子抑或是司马迁，他们竭力赞许的济世弘道的清廉政治家，无一例外地都属于“个案”，形成不了持恒起作用的“机制”。他们的事迹沁人心脾，激荡魂魄，但对于引导与改变历史走向丝毫无补。

民主政治的根就在于限制政治家的恶德，不使他有机会滥施淫威。民主政治不是改变政治家的品德，而是制约与限制其行为。民主政治的施行是以政治家皆有私心为前提的。既然人皆挟私，就要想办法将其私心限制在最小限度之内。这就需要建立竞争机制、民选机制、制约机制、监督机制及其与之配套的其他机制。或有辩家诘难:司马迁不可能超越“历史局限”，中国人更不可能超越“历史局限”。

不然。民主政治的雏形，在司马迁之前———不，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在西方流布了。这充分说明，民主政治的思路不一定严格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同样可以产生出民主政治的思路。这一思路的本质是解决“机制”问题，而非个案问题;是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而非权宜之计;是解决政治体制问题，而非政治家人格问题;重点解决怎样执政问题，而非如何避免权力旁落问题……历史并不“局限”任何民族清版《史记》书影做这一系列的思考。之所以有的民族做了这一思考，有的没有做，有的深刻，有的肤浅，自有夙因，绝非“历史局限”四个字解释得了的。

政治家是恶的，是有贪欲心理，有独裁欲望的———在这个前提下怎么办?是把精力花费在恶中择优，还是考虑建立一种机制，制约与限制政治家的恶德?中国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包括许多伟大思想家都做了如是选择。建立机制的思路被抛至九霄云外。在窄狭的范围里恶中择优，何其难也。选啊选，几千年来，选出了几位中意的呢?倒是无数皇子在争权夺利中命丧九泉，连最起码的生的权利也不复存在了。最终，道德的命运如何呢?这实在是个令人汗颜的难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