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第三十二章 道德悲歌

一曲古今中外罕见的道德悲歌:

十八年，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为太子娶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而自取之，更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齐女，生子寿、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母死，宣公正夫人与朔共谗恶太子。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及闻其恶，大怒，乃使太子于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且行，子朔之兄寿，太子异母弟也，知朔之恶太子，而君欲杀之，乃谓太子曰:“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界盗见其验，即杀之。

寿已死，而太子又至，谓盗曰:“所当杀乃我也。”盗并杀太子，以报宣公。宣公乃以朔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为惠公。

《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道德高于生命。太子明知路途艰险，去必亡，仍然手持白旄使节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子寿劝说未果，偷了太子的白旄使节替太子赴死，这居然感化不了太子，他还是随后赶到，让大盗将自己砍死。

透过这曲道德悲歌，分明嗅出了一丝邪味。太子太轻视生命了。不知他人读后作何感想，我心里并不舒服。太子之死，并未换来太平盛世。毋宁说他的死引来了连年的战乱:

太子死后，左右两公子对子朔被立为国君（即卫惠公）甚为不满，公元前696年，发动兵变攻打惠公，改立的弟弟黔牟为国君，惠公逃至齐国。公元前689年，齐襄公受周天子之命讨伐卫国，诛杀了左右公子，拥惠公回国。黔牟逃至周。公元前675年，惠公对周接纳黔牟不满，联合燕国伐周……

太子之死引发的连锁反应，恐怕是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道德反被道德误，太子的死导致的是道德的进一步崩坏。他死后13年，卫国没有宁日，死人无数。太子的亡魂又怎能在地下安宁?

太子死后所发生的一切既是对太子愚蠢行为的辛辣讽刺，又是当时政治体制的鲜明写照。诸子百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至今熠熠生辉。然而，在建立政治运行机制上，却幼稚得惊人，政治溷浊不堪，无秩无序，无章无法，无依无凭，无善无恶，一切凭君王的个人好恶而定。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讴歌太子们的侠肝义胆与高风亮节，显得十分滑稽。用死去殉自己的理念，并不一定具有道德价值，尽管对个人来说，死是最高的付出，是最高的道德实践。在这里，道德被分裂开来，一部分变为“殉职”，另一部分变为“戕己”。这种悲壮的道德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愈演愈烈，登峰造极时，演绎为不“戕己”就不足以弘扬道德。不少人以死为道德的最高追求，不必以死为代价的场合，也非死不可，否则就没有完美地实现自己的理念。至于“理念”是邪恶的抑或是善良的，根本不予考虑。兽头陶母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道德也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维护生命的存在。动辄视死如归，视生命如草芥，就脱离了道德、价值、理念等范畴的基础，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个人道德与制度文化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个人能力实在无法与无所不辖的机制相抗衡。所以，最值得关注的，永远不是个人之睿智、之高尚，而是制度与机制之完善、之合理、之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