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第三十五章 董狐之笔

可以认为，记载春秋战国史实的典籍基本是可信的。替暴君、昏君扬恶弃善或文过饰非的事情并不多见。这一段历史虽距今较为久远，然而可信度却大于其后的历史。董狐与同时代史官相比，高明在他敢于在当事者就在眼前的情况下，直书其丑，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且，董狐也并非孤独一枝，与董狐之笔相媲美的还有太史直书崔杼的恶行。读《史记》，深感鞭挞暴君昏君的笔墨多，而歌功颂德的笔墨少;揭露腐败丑恶的多，描述太平盛世的少。被司马迁歌颂的多是他心中的道德完人，而非权力拥身的君王。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没完没了的杀戮，我们找到了中国人“窝里斗”习性的渊源。关于“董狐之笔”，司马迁是这样记叙的:

盾遂奔，未出晋境，乙丑，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于桃园，而迎赵盾。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盾复位。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视于朝。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晋世家第九》董狐的肝胆卓识、奇言瑰行与天壤同在，与日月同辉，其清名永为后人铭记。

斯时出现董狐并非偶然，说明再溷浊的封建制，也留有一丝民主的缝隙（“分封”本身就有权力分散之含义，与民主相合），不像大一统皇权专制，一丝缝隙也不留，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政出一门，一切皆由皇帝一人掌握，再耿直的史官也只剩下了唯唯诺诺。三轮铜盘西周、东周，史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权势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践踏已经成为全体认可的共识。这主要是因为有天子高高在上，形成一定程度权威与权力的制衡，尽管后来“权威”沦为了形式，还是有胜于无。董狐之笔，放置到后来任何一个皇帝那里，都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从这个角度看，东周以降几百年历史的惨无人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说明政治游戏的无序，缺乏有效的机制;另一方面，说明史官秉笔直书，不殉私情，没有他们的努力，也许我们永远得不到信史。先秦，中国政争基本属于明争，秦之后，除了朝代交替之外，政争多为暗斗。权力的高度一元化与政争形式上的变化，对史官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史官畏手畏脚，不再敢按照客观情况直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董狐、太史的生存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以清朝为例。乾隆好大喜功，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征书三千四百余部，然而被定为禁书的竟然多达三千一百余部，能留存下来的只是极小部分。历史像是柔弱的女子，任由强权大汉奸污凌辱。在这种情况下，史书的质量与真实性便可想而知。

董狐之笔，乃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浓重的一笔。那些倒果为因、指鹿为马、阿谀奉迎、为特定目的而修史的衮衮圣崽，在董狐、太史以及司马迁面前会不会无地自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