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第三章 对权力义务准则的第一次破坏

经过短暂的所谓“德政”黄金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德政破坏者，那就是禹的儿子启。

相传启建立了中国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夏。夏结束了“尧、舜、禹”的黄金时代。当有扈氏不服他的权力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用武力进行镇压。启还作了一篇叫作《甘誓》的讨伐檄文，召集六军将领，向他们发布讨伐令。结果在甘地消灭了有扈氏。

从此，政治协商（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手段）基本不见了。出现不服从的政治势力，不是斡旋协调想办法消除不和，而是诉诸于武力，用武力统一分歧，求得强制性的一统———这一切肇始于启的征讨。尧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远古民主雏形，仅昙花一现就渐渐式微了。

其原因甚多，其中一条是，没有宗教的制约。没有宗教，没有高于人的神的制约，人（特别是政治家）是很难控制自己行为的。如果政治家被赋予了用武力征讨政敌的特权，权力与义务之间的平衡也就被瓦解了。权力就逐渐变成野蛮而又粗暴的单纯支配，权力的支配对象则全部沦落为附庸。如果权力与义务是对偶与平衡的，权力就难以实施野蛮与粗暴的支配，因为一旦出现野蛮与粗暴，自然会出现替代他的势力。而对此能够起到监视与维护作用的，非宗教莫属。夏，是个动荡的王朝。

夏启（画像）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沉湎于玩乐，被弈放逐。这本身就

说明血缘继承政治秩序先天的痼疾———无法避免不谙政治或恶德昭彰的人掌权。而这个问题，在民主政治中几乎不成为问题。太康死后，弟弟中康继位，中康执政的时候，大臣羲氏与和氏饮酒作乱，胤奉命讨伐。就这样代代相传，最后传到了桀。桀既无德行又凶暴残忍。

他囚禁了汤，但后来又放跑了他，这说明桀虽然残暴，但比起后来的政治家却温和多了。桀自己也对放跑汤后悔不迭，悔不当初一刀砍了汤。结果汤推翻了夏，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商。

巧合的是，商的最后一代执权者———纣重蹈了桀的覆辙，囚禁了姬昌又放虎归山，结果姬昌父子推翻了商，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周。周颠覆商与商颠覆夏的过程逼肖之至。这样就引申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重复出现，是中国历史最明显的一个特征。这两次教训使得中国一代代政治家深深懂得了“除恶务尽”的道理。政治角逐胜负的关键是武力震慑，以德威感召人是不行的（然而，后来还是出现了更大的仁慈者———项羽!）。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古代的民主政治何以如此短促，何以消失了之后就永不再现了?

答案只有一个———中国人把自己设定在价值坐标的顶端了，得到了权力，就与“天”平起平坐了（不像西方多数国家，权的上面还有神），脱离了管束，脱离了制约，可以恣意胡为。

中国古代的政治没有把游戏规则交给神来监督。换言之，由人来制定政治游戏规则，也由人来瓦解这些规则。用时下的话，运动员身兼裁判员。没有一个东西高居于“人”之上，监督人的一切承诺与协议。黄帝敬天，那属于个人品德问题，黄帝无法让他的后继者也像他一样敬天。黄帝恐怕想不到，掌管天地四时的大臣羲与和氏只顾享乐，把每年的四季节气都搞乱了。黄帝保证不了他的后人都像他一样敬天悯人，这便是症结之所在。在百姓与政治家的头上，没有一个通管的权威，让人服膺，因此，人所制定出来的规则，轻易就会被人瓦解。人的野性是自发的，人的自我约束则需要一种机制。

中国人对“人”的认识最典型的表述是“混沌初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并没有给“初辟”设置一个先验的主体。中国的历史，发韧于“混沌”自开，给人以突兀而起的感觉。既然人是突兀而起的，人自己就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终极，有权力附身之后，便不可一世，任性胡为，绝不会相信，实际上人是应该受到制约的，人并非是世间存在之终极。

宗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示人们:你是有罪的，你是卑微的，你应该服膺万能的神或上帝（具体因民族而异）!当然，如果是政教合一的，宗教有等同于无。不过即使是政教合一的，也会溢出一部分功能，恩泽人们的心灵。诚如汤比因所说:要消除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只有通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革命性改变。这种心灵的变革也无论如何要借助宗教来实现……。对人的本性来说，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汤比因、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可惜，中国始终没有完成这种“心灵的变革”，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