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第四十二章 胡服骑射与移风易俗

赵国在武灵王的时候，因引进“胡服骑射”而日渐强大，终于成为令人瞩目的大国。春秋时代，诚心诚意地攻“他山之石”以为己用并获显著成功的，首推武灵王。武灵王是经过艰难的说服工作之后，才推行了“胡服骑射”的。武灵王有过如下的慷慨陈词:

……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骑射。

《史记·赵世家第十三》武灵王励精图治、求强求变的精神可嘉，他在赵国由弱变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可圈可点。然而，他的关于“胡服骑射”的论述却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按照武灵王所说，伏羲神农注重教化，不行诛罚;黄帝尧舜注重刑罚，却不失仁慈;夏、商、周各有法度。所以礼不必只有一种方式……

武灵王的主张并不是新鲜货色，是从“移风易俗”而来。殷周以降，中国人对礼法风俗的理解一直是偏于“变”而疏于“守”。像武灵王那样主张“变”的大有人在，而呼吁保守风俗者却少而又少。司马迁是赞扬武灵王的，然而武灵王的话是有问题的。

武灵王的上述言论，最大的毛病在于，他将礼法、制度与民风、民俗混为一谈了。即使就“风俗”而言，也绝对不能一概而论。风俗有可变的部分，也有不能轻易改变的部分，总的说，稳定是“风俗”的主要特质，“变”则是偶然发生的。如果本末倒置，动辄改易，就无民俗民风可言了。

以赵国的地理位置而言，学习胡人的文化，未可厚非，提倡“胡服骑射”也符合实际情况，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问题是，武灵王对民风民俗的认识大有问题，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错误《春秋》书影认识。正是由于错误认识的累积，使得中国成为民风民俗的贫乏国。一方面，中国历史久远;另一方面，中国的民风民俗缺乏历史的传承性，追溯其源，往往不过几十年历史。泱泱大国，却拿不出几样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精粹来。无论是服装、饮食、建筑，还是节日、婚丧、嫁娶，几乎清一色都是现代化的，难以寻找出传统的蛛丝马迹，就像假造的古董，处处表露出做作的瘢痕。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难通过民风民俗证明自己的民族属性，很难寻找出民风民俗上的依据。这对于提高民族凝聚力是十分不利的，也使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具有如此悠久的文明史，世之罕见）的中国人尴尬万分。

酒经久而醇，民俗民风亦经久而醇。能够不动的尽量保持其原貌，才能保其醇朴的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