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第四十四章 评司马迁《史记·魏世家第十四》篇末论赞

战国初期，魏国一度是最强的国家，至战国末期一衰再衰，终至不堪一击。其故何也?司马迁在《魏世家第十四》的篇末论赞中，仰天追心，感慨万端，亮出了自己的看法: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记·魏世家第十四》司马迁之哀婉，并非仅仅针对魏国，也适用于燕国等其他被秦灭亡的国家。此论历来为史家所诟病，有人认为司马迁激奋之极，故作此语。实际上无须为司马迁辩护，这短短数语，恰恰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与社会发展观。许多批评司马迁的人，历史观并未脱离司马迁之窠臼。

无论对司马迁的论赞作“庄”的理解抑或作“谐”的理解，都是站不住脚的。六国为秦所灭，首要原因既非六国的政治不够修明，没有惟才是用，也非“天方令秦平海内”。

六国亡于秦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不存在诸侯国和平共处的社会土壤与共同协商的政治氛围（这一点与西方大相径庭，欧洲的诸侯国在大多数时期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春秋百国、战国七雄，非问罪即杀戮，非攻城即征伐，不曾有一日安宁。杀来伐去，最终势必弱肉强食，归于一统。即使秦不消灭六国，也一定有一强者充当这一角色。不仅强国有强烈的争斗意识，弱国同样有争斗意识。六国“合纵”期间仍然纷争不停，一日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合纵”。从未有人认真想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哀民生之多艰”之类比战争重要得多的事情。即使贤明的君王，也是三月不战则病，一定要找个借口释放一下多余的能量。执是之故，春秋战国期间，为缁铢小事大动干戈的事情屡见不鲜，每每有未受某某的礼遇便发兵攻城的荒唐事。“政治”公众事务的本意沦为了强者股掌中的玩物，怎么好玩就怎么玩。

从春秋五霸的霸权之争，到秦国吞并六国之战，数百年间，无一日没有战争，无一日没有杀伐。从诸侯国的封建制政治格局形成之日起，就存在战争这样一种瓦解它的势力，使这一格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由秦国来瓦解，是一种偶然，这种偶然寓于以下的必然性之玉鹿中:中国人好斗、不安于划分好的势力格局，总想觊觎他人的利益;中国人不善于和平共处，都想争当强者;中国人不习惯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缺乏对共同利益的敏锐嗅觉与洞察力……以上种种，大体决定了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

司马迁虽然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但他总比许多至今仍盲目歌颂秦始皇的人高明得多。司马迁并不是简单地看待秦始皇称帝，他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结论如何不论，这种思考殊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