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失其鹿,群雄竞逐;欲振颓纲,云谁克补?就在此时,陈胜、吴广乘机横空出世。
“世家”为王侯传记,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了世家,后人多认为是司马迁惺惺惜惺惺故。持此论者多引用司马迁如下说词: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通观《陈涉世家》全文,与其说司马迁赞美陈涉,不如说司马迁感慨不施仁政的专制皇权的脆弱,不堪一击。司马迁用反衬法抒发了自己的胸臆:陈涉既说不上聪明,又没有超人的能力,但强秦在他面前,一捅即破。强与弱的转化实在是太神奇了。所以,我们与其简单地把《陈涉世家》视为陈涉的赞歌,不如当作秦朝的挽辞与警世鸣钟。
在分析从陈涉起事到秦灭亡这段历史时,司马迁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陈涉起事基本属于“首创”,在秦朝之前的封建社会里,从未出现过如此规模的民众起事,更没有成功之先例。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另外一种机制,即内部调节机制。那时更换君王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鲜事。遇到昏聩的、愚钝的或者与国家大为不利的君王,自有一股力量积聚起来中止其权力。如果做一统计定会发现,春秋战国时期通过这一机制更换君王的事件绝不在少数。而君王被百姓(或借助于百姓力量)推翻的事件,一件也没有发生。这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把一切变革之路———哪怕是微小变革———都给堵塞得严严实实,针鼻大的孔隙也不留。水壶的盖子还要留一个孔以排解气压,没有这个孔,达到一定温度,非把盖子崩到空中不可。秦朝的政治体系就像没有留汽孔的水壶,水开了,水壶便爆炸了。春秋战国的政治体制都是留有汽孔的,所以没有秦朝那样的危险。春秋战国归于一统,并不是水壶爆炸所致,而是诸侯国之间兼并的结果,这完全属于另外的性质。
通常认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皇权专制是“历史的进步”、“历史的必然”。这种认识大有问题。至少在政治体制上,秦朝较之春秋战国,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在实用性上,都大踏步地后退了。后退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民主”程度大大降低,政治由一定程度的多元转为一元,一定程度的“多言堂”为“一言堂”所取代。至高至尊、为所欲为的皇帝把“水壶盖子”上的汽孔给严严实实地封死了,“爆炸”成为早晚的事情(形成周期性的“农民起义”)。秦之后,平均不到百年就有一次大“爆炸”,动辄死人数十万,上百万。遑论房屋被烧毁,文明被破坏。
秦朝只维持了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了,后来的专制王朝都比秦朝长寿些,这是因为后来的王朝越来越有经验,有一套补救措施,但无论怎样弥补,最终还是要“爆炸”。因此,中国两千年专制王朝,农民暴动、农民战争如河沙穴蚁,无法计数。政治体制在破坏———建立———再破坏的循环中延续着。新建的王朝毫无新意,都仅仅是更换皇帝的姓氏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秦末出了陈涉、吴广,与其说值得赞扬,不如说应该哀叹,表明定期不定期的“大爆炸”已经开始了!司马迁并未给陈涉、吴广以特别的赞扬,甚至未给《陈涉世家》写论赞,而司马迁对自己所钦佩的人物———如孔子、微子、句践、吴太伯、齐太公、鲁周公、燕召公、卫康叔等都是充满溢美之词的。不宁唯是,司马迁在《陈涉世家》中对陈涉、吴广及其部下的残暴、野蛮与窝里斗多有揭橥:
其一,葛婴在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后来听说陈涉已经自立为王,旋即杀死了襄强,主动向陈涉汇报事情的经过,毫无隐瞒。按说不知者不为过,然而陈涉知道此事之后马上处死了葛婴。其二,将军田臧等人密谋:周章的军队已经溃散,秦军迟早要来,不如以精锐部队抵御秦军。代理王吴广骄横,又不懂权谋,不杀了他,我们的计划恐怕无法实现,于是假托陈涉王的命令杀死了吴广,把吴广之头献给了陈涉,陈涉非但不治罪田臧一干人,还加封田臧为上将军。
其三,陈涉自立为王不久,围打郯城时,陈涉任命武平君畔为将军,督率郯城下的各路军马。秦嘉拒不接受这个命令,自立为大司马,并对他人说:“武平君年轻,不懂军事,不要听他的!”接着假托陈涉王的命令残酷地将武平君畔杀死了。其四,陈涉称王之后,原来一位与他一起耕田的伙计闻听陈涉称了王,前来投奔他。把守宫门的长官将他绑了起来,经反复解释才松绑,但仍不肯通报。陈王出宫被他看见,他高喊陈涉的名字,陈涉这才召见他,与他同乘一辆车子回宫了。这个伙计被宫殿的豪华惊呆了,说了一些陈涉不爱听的话,加之总是提及往昔的事情,惹得陈涉很不高兴。在下臣的劝说下,终于把这个伙计杀死了。
其五,陈涉大军退回到汝阴下城父时,陈涉的车夫贾庄杀死了陈涉,投向了秦军。……可以想像,若陈涉成事取代秦二世,当上张楚皇帝,那么无论在专制方面还是在残暴方面,都会比秦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很简单,陈涉起事,惟一动机就是“取而代之”。再加上陈涉、吴广都没有么文化,人治的随意性也只会在秦始皇之上,而不会在其之下。
综上所述,将陈涉列入世家,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一个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