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第五十三章由“汉初三杰”迥然不同的命运所想到的

汉初三杰韩信、萧何、张良，命运迥然不同:韩信命运不济，功高而被诛;张良命运最佳，无灾无祸而寿终正寝;萧何命运处于中间，安全运转到死，但也不乏灾难。

不同结果，盖因“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帝王治术在起作用。汉初三杰的不同命运，其来有自。张良对此熟稔在胸，所以抽得一个命运的上签;萧何对此似懂非懂，所以抽得一个中签;韩信对此完全不懂，所以抽得了一个下下签。韩信之所以被诛杀，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善伐人而拙于自保，把帝王当作了“人”，把战功作为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常理度韩信像之，终为帝王所不容。萧何虽不谙自保之术，还能采纳门客之言，侥幸未罹大祸。张良创造性地发明了“道引”、“辟谷”、“从赤松子游”等自保之术，卓为有效，汉高祖、吕后等都基本没有找他的麻烦。

张良战战兢兢，时时提防，不敢有片刻的松懈。

韩信、萧何、张良以及曹参、陈平等一干人，把汉高祖与萧何的国君与相国的关系推广为一般的君臣关系，大大丰富了帝王的治人之术与大臣的自保之术，构成了近乎完整的中国式人治体系。曹参是位一石两鸟的专家。曹参用美酒布下迷魂阵，沉迷其中，本态不再，而是以醺醺醉态面君王，从而躲避开君王的注意。他的无为而治，看似一种治国策略，其实是一种自保策略。萧规曹随，包含着曹参稳健、保守（此处的“保守”为褒义）的一面，也暗含着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少做事总比多做事少些致祸的机会。某种意义上，曹参的“无为而治”不失为保持政治清明的一种办法。

自保之术也是“术业有专攻”，术必己出方才有效。如果陈平机械地模仿张良或曹参，醉酒踉跄，或使用“辟谷”、“从赤松子游”等已被用过的伎俩，必被狡诈多疑的刘邦识破，反而弄巧成拙。中国的皇帝很少事必亲躬的，大多数皇帝采取直接治人（具体说是臣）、间接治国的策略。治住了人，国（江山）就跑不掉了。具体的国事由臣僚们去操劳，皇帝落得个无事一身轻。当然，皇帝慵懒，也不是好事，明朝就是因皇帝慵懒而被李自成与满人颠覆的。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由于不可避免的改朝换代，每一个王朝都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调整君臣关系等关乎社稷存亡的大事上，对于治理国家、开发民智、促进生产等几乎无暇顾及。君臣之间的掣肘，消耗掉大量的能量，这是几千年来专制王朝换来换去却始终在原地踏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谓忠臣、良将，主要是相对皇帝而言的，而不是相对社会发展而言的。可以说，在中国的皇权专制体制中，从来就没有发育出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机制（这一点与西方大不相同）。在中国，只有“治世”与“乱世”之别，而无“落后”与“先进”、“进步”与“倒退”、“发展”与“停滞”、“保守”与“革新”（指社会变革意义上的保守与革新）之分，甚至“正义”与“邪恶”、“人性”与“非人性”等概念几乎是同一的，没有很明显的差别。

从这个角度看，元明清三代，虽然距离汉朝有一两千年之遥，但一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