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第五十六章 伯夷、叔齐

———两位国宝级人物

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列传之首，可谓独具匠心，意义深远。司马迁写伯夷、叔齐是“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伯夷、叔齐，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其事并不重要。对于影响深远而又史料不详的历史人物，我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道理很简单，这样有利于保护历史资源。远古的历史，信史与传说是难以区分的。神话本身是虚的，然而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实的。伯夷、叔齐这两个神话式的历史人物，备受孔子称赞，孔子为他们发出过真诚而又悲壮的啸音。既然司马迁立志“穷天人之际”，当然不会放过半神半人的伯夷、叔齐。

伯夷像奇怪的是，《伯夷叔齐列传第一》仅为袖珍小篇，故事情节也很简单，就是他们拒绝王位，让国出逃。反对武王伐纣，叩马而谏，未果。待天下宗周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后饿死于首阳山。要点有二:一个是让权让国;一个是扣马而谏，企图阻止武王伐纣。史家（包括司马迁）历来重前者而轻后者。我独重后者而轻前者。让权、让国，志虽高洁，终属个人道德价值取向问题，并不具有普世的意义。争权、争国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是怎么个争法。中国的争权、争国———包括司马迁在世时的权力之争———是以残酷地索取性命为代价的。只要提及改朝换代，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血淋淋的场面，总要与无数百姓的牺牲联系在一起。为了权力换主，就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这一点让伯夷、叔齐实在想不通，看不惯。于是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回避权与国。但谁会效法他们呢?不能说一个没有，但一定是寥若晨星。历代皇帝在对子女进行教育的时候，都要给他们讲述伯夷叔齐的故事，但丝毫没有减轻皇子之间的钩心斗角。尽管伯夷、叔齐的故事烂熟于胸，争权、争国时还是绝不手软。不能怨伯夷、叔齐的故事不够生动、典型，只能怨权力、江山太有诱惑力了，单薄的道德怎可以与之颃颉?有比伯夷、叔齐更早的鄙夷权力的清高之士: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瞀光而谋。瞀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乏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杀木周水而死。汤又让瞀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随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遂负石而自沈于庐水。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卞随、瞀光皆视权力如粪土，宁死不让权力附身。伯夷、叔齐的叩马而谏就不同了，触及到了“政治”本质。无论伯夷、叔齐是否历史上实有其人，他们反对武王伐纣的思路是极富价值的。他们反对的不是英明的武王，而是没有意义的“以暴易暴”。问题复杂在武王是个明君，而被他伐的纣王是个昏君，武王之举“顺乎天而应乎人”，乃“替天行道”。昏君不伐，他怎么会倒，昏君不倒如何救民于水火?无疑，这个诘问是很严厉的。然而还有一个更严厉的诘问:一旦形成了伐昏君的模式，如何保证伐昏君的人成功之后不是昏君呢?这太难保证了。一旦胜利者暴露出凶残的本质，伯夷、叔齐“以暴易暴”的偈语不就兑现了吗?如此，“易暴”就真的不如不“易”了，省得生灵涂炭，百业凋敝。以伯夷、叔齐的智慧当然解决不了这个超级悖论，但他们已经察觉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潜在危害，已属不易了。

是伯夷、叔齐杞人忧天吗?非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实了伯夷、叔齐担忧的巨大价值。后人———包括讥讽伯夷、叔齐的人———只知道沿着“以暴易暴”的思路走下去，并不知道“何以解忧”。于是形成了思考的真空，不去思考非暴力的政治途径（非暴力的政治途径是存在的）。从思想认识高度看，伯夷、叔齐远远高于他们的后人。

令我深思而又不得其解的是，假若当年武王不对殷纣施以暴力革命，该当如何?正常的作法是联合起来规谏，然而如果规谏者不以武力做后盾，必招致不测。这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悖论。归根结底，中国的政治是被权力充塞着的，没有留下丝毫的空隙，不容权力之外的因素置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完全封闭的体系一定会腐败。要瓦解一个腐败的政治体系，除了砸碎它，别无选择。然而砸碎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砸碎了旧的，新的马上变旧，并迅速地腐败起来，还得等待更新的势力来砸碎它。砸来砸去，把文化传统砸没了，把道德伦理砸没了，使民族凝聚力涣散了，让国家变得贫弱了。更恶劣的后果是，习以为常之后，人们就再也不去思考和平的、文明的、进步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家的选择机制了，使我们错过良机，与先进文明失之交臂。

伯夷、叔齐的拒绝暴力思想，超前了三千多年，不失为华夏民族历史上最为璀璨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