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第五十七章 能人政治

———中国政治之凸征

中国的政治，主要靠强力政治家布谋实施，调度左右，而非靠制度与规则惯行框定、规范、划一，所以随机性极强。遇到能人而昌盛，否则则谙弱———大率如此。

西周的兴起与强盛，就源于周文王、周武王的慧眼识人，使人尽其用。在争国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不在于哪一种政治势力代表先进的文明因素，而在于哪一个政治势力能够聚拢人才。聚拢人才的一方必胜，哪怕这一势力是反动的。春秋的齐国两度强盛，主要原因在于两度使用了能人，先是使用了管仲，后又使用了晏婴。

管仲成为了“能人”的代表。诸葛亮就是通过自比管乐（管仲、乐毅）昭示自己清高的。

“齐候”鉴管仲的智慧、人品与能力不容质疑，而且发现管仲的伯乐———鲍叔牙也确实是慧眼识珠。连管仲自己都说:“生我者父亲，知我者鲍叔也。”管仲帮助齐桓公登上了霸主地位。

100年后的齐国，晏婴再次让诸侯国不敢小觑齐国。晏婴成为智慧的化身，几乎家喻户晓。关于晏婴，司马迁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史记·管晏列传第二》这个故事可以看作是“能人政治”的绝妙注脚。一个赶车的“御夫”可以在伯乐的力荐下，一下子升迁为“大夫”。这个御夫在“大夫”的位置上称职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能人每每成为史家竭力赞美的偶象。作为个人，我同样对能人景慕不已。但从政治体制考查，我不喜欢“能人政治”。这种模式的成本极其昂贵（每一个能人的被用，都是以漫长等待为代价的），完全没有主动性。而且能人政治很难持续，管仲、晏婴在则齐国强，管仲、晏婴不在，则只能眼睁睁看着齐国衰落下去，束手无策。

现代政治的特点是一切政治家行为趋于“制度化”，有章可循，根本不必苦苦等待某位“能人”或救世主出现。特殊的天才人物出现更好，不出现也无妨，对政治局面影响并不大。现代政治只需要人才，不需要天才。天才不常有，人才总是有的。所以，现代政治是异常平稳的，不因个把人而产生了不起的波动。从这个角度看，能人政治的传统非但无助于现代政治的推行，反而是实施现代政治的一个桎梏。

管仲、晏婴人品与才能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政治体制并无丝毫值得留恋之处。